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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种乱七八糟而缺乏诚意的方针，给美国的批评家们以可乘之机，因此，在1942年5月到9月间的石油谈判中又出现了一个时期半僵持的局面。西班牙各省在4月的第三周正式奉到通知：将自5月1日起对石油实行极端严格的限制；同时，西班牙政府也准备搞一场声势浩大的反美宣传运动。4月28日，正好放行一艘油船，及时制止了这次危机。此后一段时间，情况就比较顺利了，虽然在1942年7月又发生了一次危机，当时，国务院未经与英国政府商量就参照他们自己在马德里的石油代表所提出的六十三万七千吨的数字，决定把西班牙进口削减到一年四十万吨。但是，在英国大使的强烈抗议下，美国同意西班牙可以进口到其油船吨位的最高定量，即每年约四十九万吨。所有这些困难都妨碍了盟国的采购和出口。
象上面已提到的，就是在这段时间，人们认为国务院应该注意避免采取任何将会驱使西班牙投入轴心国怀抱的行动。1942年11月，在北非战斗开始时，丘吉尔和罗斯福向佛朗哥将军提出了友好的保证；1943年1月，总参谋长曾指示，那些凡是为维持合理的战时经济所必需的物资，应该在采取一切适当的安全措施的条件下，供应给西班牙，但这并没有带来任何迹象表明国务院的态度有所软化。在葡萄牙，为钨的斗争当时正达到顶点，盟国不久就发现，在这场钨的争夺战中，他们必须把伊比利亚半岛看作一个整体。如前所述，在葡萄牙，钨的价格到1941年底已经上涨到六千英镑一吨的惊人数字。葡萄牙政府终于恐慌起来了，于是，在1942年2月建立了一种由政府专利的制度，规定所有产品包括出口税在内，都应以每吨一千五百英镑的价格出售给政府的金属贸易管理委员会。接下来便同盟国进行了几个月的谈判，但是葡萄牙政府的讨价还价能力受到了如下事实的限制，那就是萨拉查在1942年1月24日已同德国人签订了一个秘密协定，保证他们可以得到二千八百吨钨的出口许可证。这个协定无疑有利于德国，因为德国所控制的矿比英国少，而且大部分要靠从独立的小生产国家那里采购。到了6月，葡萄牙政府设立了金属贸易管理委员会以收购这项矿产，并随即制订了有关交售与该委员会的钨在各交战国之间进行分配的计划。1942年8月24日，英国被迫同意了葡方规定的这些条件，虽然他们相信这对他们是严重的歧视。盟国要钨，有谋取供应和优先购买这两方面的原因；由于来自中国的供应切断，以及美国和英国（在某些项目上）军备生产的大幅度增长，盟国的储备减少了。8月24日协定的主要条款是：应为英、美签发数达四千吨钨的出口许可证；“自由买卖”的钨则应按百分之七十五的比例分配给德国，百分之二十五分配给盟国；英国、美国和德国所控制的矿，其生产的钨应按每吨八百英镑的价格卖给金属贸易管理委员会，而再以每吨一千二百英镑的价格买回，至于“自由买卖”的钨，其买进和卖出价格都是每吨一千二百英镑（一百二十埃斯库多）。据说理由是“自由买卖”的钨生产成本较高。协定还承认英国拥有七处矿的开采特许权，美国拥有一处，并承认在1941年有九百四十五吨产量记录的五家德国公司。上述双方都必须每吨付出三百英镑的出口税。配给德国百分之七十五比例的钨是一种表示中立的姿态，据辩解说，鉴于盟国控制的矿比德国的多，这样分配是公平的（这是一种和北欧中立国所奉行的“正常战前供应”原则很不相同的中立原则）。1943年期间，盟国更有理由对这种状况感到不满。据悉1943年5月8日，萨拉查又一次向德国人承担义务，答应再向德国提供二千一百吨，而没有通知盟国，当时他正在同盟国就签订供货协定一事进行谈判。美国政府立即开始谈论要采取报复措施，但是，出于战略上的考虑，这个计划被认为是不相宜的。萨拉查抱怨盟国耽误了货物的交运；然而，看来他要为自己的行为辩解是有点感到为难的。他于是答应给盟国分配了百分之五十的“自由买卖”的钨。1943年中，全部钨的产量下降了，而由于官方所订的价格低，运交到贮存库的数量也比预期的少了。但有充分的材料证明，收购来的产品都在用以保证德国人获得其全部配额，以致盟国所得到的甚至比原来所许诺的份额还少。盟国还确信，他们所得到的都是低级的货色，而且当德国人对某些矿山提出所有权的要求都得到了承认，盟国提出的类似的要求却遭到了拒绝。
在西班牙，钨的问题却向着不同的方向发展，那是由于西班牙政府允许各交战国自由采购。1941年底，英国断定先买权是一件紧急的事；德国人也很快表示，他们准备不惜一切地进行角逐作为回答。从1942年1月起，联合王国商业公司奉命买下一切可以到手的钨，因而价格迅速上涨，结果生产也突飞猛进；然而，整个看来，价格的上涨并没有使盟国感到不快，因为它逐步地把德国人挤出了市场。价格从1941年2月的每吨六百七十五英镑上涨到1942年3月的每吨四千零六十三英镑。于是，西班牙政府把钨的价格定为每公斤一百八十比塞塔（即每吨四千五百英镑），包括产品税一百比塞塔，后来减少到五十比塞塔。在1942年的前几个月间，联合王国商业公司实际上没有遇到很强的竞争；轴心国和瑞士在第一季度平均每月购买十五吨，在第二季度每月购买二十九吨；到8月份，联合王国商业公司所购买的已占西班牙整个销售量的百分之七十五。但是，这时，一度被排斥于市场外的德国人又卷土重来，在9月份购买了九十五吨，10月份买了一百十五吨。到1942年底，他们一年买进了一千五百吨。双方为了使所采购的钨运出西班牙，都需要弄到出口许可证，而西班牙政府通过商务部，越来越强调坚持要以必要的进口作为发给出口许可证的条件。由于整个夏季一直存在着阻碍盟国提供石油和橡胶的种种困难，因此导致了西班牙相应地停发钨的出口许可证。西班牙的工业和商务部长卡塞列尔直率地对英国官员说，如果佛朗哥将军能得到足够的橡胶和石油来维持西班牙的经济生活，西班牙将永远不会让德国人进入他们的国家；但是，美国以及罗马和柏林都应该懂得，西班牙决不会因受恫吓而将它的货物割让予人，而不考虑它本国的需要。此后不久，他给盟国现有采购的钨颁发了出口许可证，以换取英国同意提供五百吨橡胶。德国人发现不容易搞到供应品，只得借助于走私，从西班牙搞到一些，还利用种种方法，包括用黄金以及伪造或掳获来的外国纸币，继续采购。
由于葡萄牙的限制，西班牙和葡萄牙在这场钨的争夺战中联系在一起了，在西班牙钨可以售得较高价格，这就鼓励了葡萄牙人从事越境走私，盟国有一切理由欢迎这种事态发展，因为葡萄牙的限制使他们比德国人更为恼火，而且他们在西班牙拥有的资金一般也比德国人多。与此同时，到1942年底，西班牙钨的生产惊人地增长到每月近二百吨。经济战尔虞我诈的情况从来没有比这场暗中活动的斗争表现得再淋漓尽致了。在这场斗争期间，伊比利亚半岛上爱好和平的独裁者，除了利润以外，对其他一切他都熟视无睹。两个交战集团既彼此各显神通以相竞争，又相互模仿。在葡萄牙进行秘密采购，可以从金属委员会手中夺去一定数量的“自由买卖”的钨；双方部可以从对方的矿区盗窃到矿砂；贿赂能够使敌方控制的矿山生产放慢下来或者完全停产。这样得来的钨可以走私到西班牙，或者作为另一种矿产出口，也可能卖给金属贸易管理委员会再转卖给有关方面。施加暴力，收买官员和敌方的代理人，进行破坏与欺诈，当然还有暖昧的魔法和大肆夸张新闻报道部成为这一出闹剧的丰富多采的伴奏。人们永远吃不准，是否因为德国需要钨就可以证明盟国花钱有理；德国为取得供应而进行激烈的争夺倒确是盟国进行反击的主要原因。显而易见的是，这里并没有什么简单或便宜的解决方法，虽然美国人从未放弃他们对“大棒”的信念。西班牙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助于盟国的。1943年，情况已经摆明，德国人打算在西班牙集中全力采购钨，西班牙政府允许盟国可以用其所拥有的比塞塔资金的百分之八十来购买钨，而不用于传统的贸易。结果，到1943年秋，德国人就被赶出了西班牙的钨市场。但是，这一胜利确实是付出了代价的：在西班牙的这场斗争达到高潮时，盟国为每吨钨付出了大约七千五百英镑，1943年中，他们共买进了三千三百三十五吨，而德国人只买到大约九百吨。正如塞缪尔·霍尔爵士所说的，这段故事读起来就象是军事行动的一个篇章。
1944年故事进入了最后一章：盟国（主要是美国）对佛朗哥施加的压力，以及盟国（主要是英国）对萨拉查施加的压力，使德国从这个半岛获得的钨供应量被削减得微不足道，虽然这个胜利的取得仅仅是在英美攻入法国，使交通实际上陷于停顿以前不久的事。
对于西班牙钨的供应的最后争夺使英、美在策略问题上的分歧发展到顶点，并在美国人自身中间引起了长期的争论。整个故事涉及到美国的政治紧张问题以及国务院里观点的分歧，这些都在本章的主题之外。简单地说，当时的形势是，美国政府极想满足政治上和情感上的这种愿望，即对西班牙钨向德国出口实行百分之百的禁运。可是佛朗哥不肯这样做，而且由于他自己的威信和政治上的利害关系，也不能走得这么远。然而到了1944年3月，他却准备将这项出口削减到一个象征性的数目，这一数字是英国政府乐意并且实际上很想接受的。到这个时刻，危机已经经过了几个艰难困苦的阶段。1943年11月中，国务院决定对西班牙钨向德国出口强行实施全面禁运，虽然在那一阶段还没有直接以制裁相威胁。及至12月中旬，情况已很清楚，西班牙政府不打算响应美国在这些方面的建议。英国大使支持美方的要求，但认为这不是明智的做法，鉴于盟国已把德国人大部分逐出了西班牙钨市场，况且对西禁运的结果将只会使西班牙的钨转移到葡萄牙去，而在那里美国人此刻还不愿实行类似的禁运。再者，盟国这时正在对西班牙施加压力，提出若干政治要求，并希望在这些谈判中取得有利的结果。根据菲斯的记述，1944年1月12日实施对石油的禁运的决定是由国务院作出的。霍尔的看法是，海斯关于在这时对西班牙采用经济压力是否明智这一点上，还未被说服。不过他要向各有关方面说清楚他的确切主张似乎是有困难的。可是当关于清算西班牙由于内战而欠德国的债款尾数的谈判细节公布后，采用经济制裁的呼声又大大增强了。这笔债款尾数在1941年2月确定为三亿七千二百万德国马克。1943年秋，西班牙决定自俄国前线撤回其“蓝色师团”，并提出了一个反要求，要求支付该师出兵用费和在德国的西班牙工人的工资共计二亿二千万德国马克。可是他们在1943年11月却付给了德国一亿德国马克，其中大部分是要用于采购“传统”的货品，而不是用于战略原料。然而1944年1月中发现西班牙商业部长已作了一项秘密安排，根据这项安排，一亿德国马克，即四亿二千五百万比塞塔全部用于购买钨、水银和纺织品。以及供给德国大使馆作为经费。不仅如此，1月25日还获得这样一个惊人信息，说是如果联合王国商业公司在二十四小时内不同意购买圣卡姆巴钨矿的全部产品，那么它每月一百二十吨的全年产量就要卖给德国人了。霍尔赞同海斯的意见：必须立即采取行动，最好的办法是在2月间中断石油的装运，但既不对外宣布，也不事先向西班牙政府解释。
看来西班牙商业界与商务部有联系的人士还在积极努力，要从政府处理这笔四亿二千五百万比塞塔的结余中发一票横财。霍尔于2月28日会见了佛朗哥，在这次重要的会谈中似乎说服了他接受英美所提的条件；但佛朗哥没有作出具体的承诺，只是两次提到关于这笔比塞塔尾数的处理将取决于外交部长，而且他谈话的整个口气似乎暗示钨的问题不久便会得到圆满的解决。不幸，石油禁运的消息当天晚上便“泄漏”给了华盛顿报界，尽管国务院否认泄密的责任。外交部长霍尔达纳将军不得不申明，任何让步现在看来将显得是对美国压力的屈服，而且也是西班牙人自尊心所不能容忍的。但是西班牙政府还是在2月初对钨的出口实行禁运，以待最终的解决。2月21日霍尔达纳提议暂时把对德的钨供应限制在大约占总产量的百分之十。但是，危机一直持续到4月底，美国坚持要全部禁运，而英国则对拒绝西班牙的建议表现出愈来愈大的不耐烦，而这些建议表明了实质上的胜利。盟国的资金正在迅速地消耗，因为这段危机期间，在美国的坚持下，照常实行对钨的优先购买，以致4月27日联合王国商业公司与美国商业公司不得不请求它们的大使馆允许它们停止采购。丘吉尔给罗斯福的私人信件帮助结束了一种已经变成有点荒唐可笑的局面。最后达成的协议是，德国到6月30日为止不应得到多于四十吨的钨，在1944年余下的六个月中不应得到多于二百四十吨。
英国为了要葡萄牙禁止钨的出口而对萨拉查博士所施加的压力，也经历了同样令人气忿、虽则不是那么引人注目的过程。盟国参加亚速尔协议的谈判代表把钨的问题记在心头，但考虑到葡萄牙对于德国可能进行报复的关切，并不催逼它作出改变。但是，从1943年11月起，美国人便力促英国要求葡萄牙至少在1944年把对德国的钨供应维持现状，并且提出一些明显的暗示，指出英方出于感情上和其他原因，对葡萄牙人太宽宏大量了，因而美国可能不得不采取报复措施以限制对葡萄牙的供应。实际上，从这一阶段起，英国的压力还在继续，但当时的问题却是通过无休止的讨论，来寻求一个具体的办法，而不是实施制裁，由于葡萄牙在政治范围内是一个同盟者，或至少是一个乐于提供帮助的非交战国，这就排除了对它进行制裁。自然，没有必要急于缔结一项新的供应…采购协定，而且到1943年底，人们已经知道，盟国对这一问题的缄默态度正在引起葡萄牙人的忐忑不安。于是在1944年最初几个月里，双方进行了冗长而无结果的商谈。有一段时间，萨拉查认为，盟国从未澄清他们自己的立场，而且未能使他们自己或使他信服地证明从葡萄牙输出的钨的数量曾对德国工业有过明显的效应。1944年2月和3月英国的一些强硬电文，直截了当地表明，英国内阁坚持认为葡萄牙在充当德国货源供应者从而延长战争方面负有责任。萨拉查最初似乎满不在乎，大谈其作为中立者的道义立场。这是建立在下述假定上的一种古怪的立场：即如果他用左手帮助了一个交战国，那么他就必须用右手给另一个交战国以相称的帮助。他埋怨英国议会和英国广播公司对他的批评。另一方面，他也对巴西政府的抗议感到震惊。然而到1944年5月底出现了一些退让的迹象，但这些退让却由于葡方又提出全部赔偿和对应让步的要求而复杂化了，而这些要求在6月初大都撤销了。萨拉查在盟军诺曼底登陆前夕才最后同意禁运；于6月12日公布了新的规章。规章禁止钨的提炼、移动、转移和输出，并规定截至这一规定公布日期为止所开采的钨，一律应于6月25日前交给金属贸易管理委员会，由该委员会按当时价格收购。
关于钨的故事就这样结束了：盟国在伊比利亚半岛采购了约一万五千吨，总值按一般估计为一亿七千万美元，由英国和美国均摊。正常的市场供应数量可能还不到这一庞大数额的十分之一。
第五节 要塞欧洲：最后的攻击
封锁并没有为盟国赢得战争；当热衷于经济战的人们断言封锁将会赢得战争时，在伦敦和华盛顿一度出现过不恰当的乐观情绪，但是甚至在战争还没有结束以前，封锁就已经落得有点声名狼藉了。阿瑟·哈里斯爵士在1947年总结一种官方的怀疑主义时，写道：“除了人造石油工厂这一仅有的例予以外——而且这些工厂只是在战争的最后一年才成为一个真正的症结——经济专家们的论点一直被证明是谬误的。”可是，事情的真相是，这些批评很容易错误地解释了经济战的整个特性，在谈到经济战时往往有着这样一种倾向，如同许多人在谈到两次大战之间的国际联盟一样，仿佛它是一种已被证明为有效的现成的武器，只要使用它，就有效果；然而，它却象国际联盟一样，只不过是一种七拼八凑起来各自为政的力量的标记。它的使用效果将取决于它应用的范围和技巧。单靠封锁——或者经济制裁——不能造成一个强国的军事瓦解，而这个强国的储备、士气和本国产品都足以使它无限期地继续生存下去，纵使在一个降低的生存水平下。因此，经济战的胜利必须以下述情况为先决条件，进攻者方面必须在经济和其他资源上具有充分的全面优势，俾使他们能用军事进攻的方式使防御国资源枯竭。简单地讲，所谓经济战所包含的意义是，它能够提供消耗敌人或者是最后一击的手段，而不是进攻的主要承担者。
如果我们承认这个假定，即军事行动本身通常必须提供能耗尽交战国经济资源的最有效和迅速的方法，从这点讲来那种特别贴上“经济战”标记的进攻形式就必然是取得胜利的补充和附属的手段，而且只有在敌人基本上由于经济消耗而软化之前就已经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的这种情况下，才能说这种进攻形式是失败了。因此是否可以说，在这个意义上盟国的经济战政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于最后击败轴心国作出了明显的贡献呢？
否定这个结论是由于这样一种假定，即经济战的主要目的是发现敌人的致命弱点，即发现敌人的经济体系中某些主要的脆弱部分，由此可以对其整个体系给以迅猛致命的一击。这种假定由于其具有引人注目的性质，对于业余的战略家来说，是有吸引力的，而且在战争中，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