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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和（或）意大利的干涉。但英国的海军实力敌不过德、意、日加在一起的海军实力。即使法国站在英国一边，它们的联合海军力量也只比反共产国际公约的伙伴德、意、日的海军实力稍强一点。因此，如果美国的巨大海军力量不投入英法一边，英法联合海军实力有限，就得让1938…1939年的外交去担负起这样的任务，以制止反共产国际国家公然结成反对它们的海军同盟。
考虑到强国在军用飞机方面的实力对比，外交手腕就更有迫切的需要了。空中机动性的臻于完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时期技术和工业进步的最大成就之一。不过，飞机的作战范围并不是无限的。飞机固然几乎不能用来保卫从一个大陆的某个终点基地到另一个大陆的某个终点基地间的海洋通道，但用之于在欧洲打击这些基地本身却是足够完善的。轰炸机的攻击价值是各不相同的（例如，由于大小、速度、装备的差异），其效能取决于它们可能遇到的战斗机、高射炮火等的防卫力量。
1939年初，单是德国拥有的可以作战的第一线军用飞机就比英法加在一起的还多。在德国的总共大约二千四百架第一线飞机中，轰炸机差不多和战斗机同样多，而英法合计约二千架飞机中，轰炸机航空分队就没有那么引人注目。如果我们再把意大利为数不足一千架的第一线飞机同德国的第一线飞机加在一起，那末轴心国的空中联合优势就超过了英法的联合力量，比率大约是二比一不到一点。如果把拥有一千多架飞机的日本也计入轴心国阵营，轴心国的空中优势就比英法的联合力量相应地又大了一些。因此，象计算相对海军力量一样，通过对相对空军力量的计算，就看出英法联盟较之德意日联盟是处于劣势，除非即刻能使苏联或美国站到英法这一边。1939年初，消息灵通的专家们一致认为，从军用飞机数目上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胜过苏联。苏联在飞机数目上的绝对比重（三千到四千架）和英法的空中力量加在一起，会同反共产国际国家的联合空中力量恢复均势。另一方面，拥有一千五百架战斗机的美国，不论它作为英法的一个亲密军事盟国可能会多么有用，但除非它本身遭到挑衅，它是不可能被拉进这样一个同盟的。
既然反共产国际国家到了1939年已积聚起数量上几可与英法相匹敌的强大海军，又有一支占优势的空军——更不用说地面部队的悬殊了——英法这两个西欧国家就必定要考虑通过谈判同苏联结成联盟来改变这种危险的不利处境的可能性。苏联同西欧国家一样而不同于美国，早就很清楚它已处在受轴心国进攻的危险之中。英法政府对苏联政府作出建议的犹豫不决，以及它们后来为时已晚而又不热情的尝试的失败等，将另外记叙。在英国人和法国人的考虑之中，三个起了阻碍作用的主要问题似乎是：（1）尤其是1937年大规模清洗武装部队以来，苏联在军事上的价值值得怀疑；（2）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同苏联交往不足取；（3）苏联本身就有领土野心，去鼓励它的野心是不明智的。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在这个赞成或反对同苏联达成谅解的关键问题上，英法政府在制订政策的时候，曾对各强国的国内经济结构和对外贸易结构作过任何对比考察而受其影响，虽然对于国际形势要作出现实主义的评价和处理本应当考虑到这些问题。
事实上，苏联的情况不同于其他六个强国。那六个强国的工业实力有赖于它们的供应线以及其帝国各部分之间交通的安全，而唯有苏联对外部交通线安全的依赖程度不及对本国领土安全的依赖程度。可以表明这一点的是——虽然不能就此作出结论——它的进口额无论从总计数来看或以每百人计算都比较低。在1938…1939年，不仅苏联对外部世界的实际依赖程度很低，而且外部世界也不能把苏联看作是不可缺少的贸易范围。苏联既无强大的朋友，又成了反共产国际集团扩张主义国家敌视的焦点，看来最有可能成为这些国家的侵略的牺牲品。因为，正如日本在中国的军事胜利使日本占有更广阔的基地可以从那里出兵进犯苏联领土，同样地德国在慕尼黑的不流血胜利也打开了德国进攻苏联的大门，因为德国占有慕尼黑打断了把这两个旧世界最大的大陆强国分隔开来的缓冲国链条中最重要的一环。
另一方面，对英法说来，如何保住它们的供应线和帝国交通使之不受任何干扰，乃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它们按每百人计算的进口品超过了其他任何强国，尤其是英国的贸易分布十分独特，遍布世界各大陆。确实，英法拥有高效率的海军，而且——由于它们在世界范围占有领土——它们占有海军基地的优势，可以利用这些基地保护许多大洋航线。但在1939年，在大西洋上拥有制海权已不象在十九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那样意味着在远东海域拥有实际控制权。鉴于日本有强大的海军，在作战范围上又得到它的南太平洋基地（即它的委任统治地）的加强，英国通往大洋洲的贸易航路就特别易受攻击。因此，如果西欧国家遭到日本的攻击，它们就会发现日本是一个可怕的对手，但没有迹象表明，惧怕挑起日本的攻击是英法政府对于寻求同日本深恶痛绝的苏联结成联盟一事踌躇不决的原因之一；因为——除了苏联也是英法的保守政治家们所猜疑的对象外——看来英国参谋长们正在对这样一个假设进行仔细的分析，即不但有德国和意大利的进攻，而且有日本的进攻，这无论如何都是意料之中的。
慕尼黑以后人们最担心的不是日本，也不是意大利，而是德国。但所有这三个强国都在三十年代的不同阶段采取了步骤，单方面改变了它们领土的政治疆界，而且没有遇到过什么有效的抵抗。确实，正如戈林向一个外国外交家夸口时说的：“你只要砰地在桌上捶一拳。接着各个民主国家在国会里发表几次演说，就什么事都没有啦。”胜利是累积起来的，随着一个接一个的胜利，也就愈益得寸进尺地提出更多生存空间的新要求。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过了二十年，这个从前的战败国同意大利和日本一起，不只是准备提出修改条约和帝国主义的要求，而且准备并乐于付诸实施，这是怎么成为可能的呢？要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必须考察德国新近获得的工业和军事实力，并与其他强国相比较。首先必须到这样的一个事实中去寻找，即德国在三十年代便把它的广泛的工业潜力日益转向生产作战武器。有两个问题需要阐明：第一，在1938…1939年前生死攸关的二十年中改变了强国相对工业实力的变化是什么；第二，这些变化如何才能解释？
第三章 强国的工业力量对比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若干年，当工业的严重失调得到调整、大陆欧洲摆脱了史无前例的货币混乱而出现了比较有秩序的金融局面、战败国的工业和战胜国的工业都和新的领土解决结果相适应时，一些强国——虽然不是全部——很快恢复了它们战前的工业产量。以一国的工业有形生产量的指数作为衡量该国工业实力的主要尺度，全世界1923年生产的工业品超过了1913年，各强国工业品产量超过1913年的年份是：意大利和美国，1922年；法国，1924年；苏联，1926年；德国，1927年。唯有日本的产量从未降低到战前水平以下。而英国则是强国中最后一个于1929年达到——而且还不是完全达到——它的战前产量的国家。各国以及全世界的有形工业产量指数在1913年以后（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领土）的变动情况见下表：
表II 工业产量（1928年=100）
年份 日本 美国 意大利 法国 苏联 德国 英国 世界
1913 37 63 63 79 70 89 107 73
1921 65 61 61 43 13 65 73 60
1922 68 77 67 61 17 70 87 73
1923 71 92 72 69 26 46 95 79
1924 76 86 82 85 30 69 98 82
1925 82 95 92 84 50 81 93 88
1926 92 98 102 98 70 78 72 90
1927 93 96 95 86 82 98 103 96
1929 110 107 111 109 118 101 106 106
在截至1929年的这一时期，日本的工业进步最大，其产量几乎比1913年增加两倍，意大利和美国的工业也取得了很大进步，其产量各比1913年增加了近一倍。战争本身对日本就是一个最大的恩惠。日本在战争中被剥夺了许多它原先可以进口的工业品，加以外国对它的商品的需求很旺，它就发现了迅速推动自己工业发展的极为有利的条件，在采矿、冶金和造船方面更是如此。由于战争而建立起来的许多工业生产能力后来也只是一部分成为多余。因此，日本从战争结束时大大改善了的处境起步，其工业生产发展的速度类似于二十年代意大利的增长速度。
影响工业发展速度的因素是什么呢？产量至少是由三个因素中的一个决定的：（1）工业生产能力，即工厂，尤其是资本设备；（2）一国之内，或其贸易范围之内的原料供应；以及（3）可资利用的人力（包括工时）的数量及其劳动生产率。
在日本和意大利，一半以上的劳动力从事农业，和比较成熟的工业强国相比，总人口的实际收入很低，因此几乎全部收入都用于购买供直接消费的商品，于是购买以及从而生产投资货物或资本货物就受到非常严格的限制。但是要增加整个工业生产，包括提供更多的消费品在内，就绝对有必要在机器方面和建立工业生产能力方面进行投资。这就陷入了真正的困境。一方面，由于没有足够的工业，总产量和实际收入很低，另一方面，由于普遍贫困，要人民少消费多储蓄也就日益困难，因而工业只能慢慢地建立。而日本和意大利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很高，普遍贫困更有日益严重之势。
但与意大利形成对照的是．日本有记录的储蓄显然达到了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之间。这个特别高的比例更突出了另一个特点的意义。因为储蓄不只取决于收入水平，还取决于收入的分配；而在所有强国之中，日本的收入分配是最不均的。日本在战争刚结束的时期受国家控制的银行奉行扩张主义货币政策，日本政府、尤其是日本商人，都能得到用于开发国内资源的低息贷款。这笔支出创造了新的收入，在收入不均等的条件下，结果是创造出储蓄，取代了原初国内投资项目借以获得资金的贷款。
然而，国内产量的扩大在某种程度上要看能否获得外国的机器和设备。虽然出口有所增长，可由其收入支付一部分必要进口品的费用，但外汇拮据的情况却不能完全避免。日本和意大利不同，它幸运的是在战后初期还有战时积累起来的黄金和外汇结余可花。当这些结余花完时，它就和意大利一样不得不利用外资，即借助外国人的存款了。截至1929年，美国在意大利的私人投资已达到一亿二千一百万美元，其中一半投资于公用事业。美国在日本的私人投资达六千一百万美元，其中五分之四是美国公民在日本制造业中拥有的投资。美国除了在有形资产方面的投资外，还为意大利和日本政府在美国出售公债券，为日本出售的债券总额是美国在日本的私人直接投资的八到十倍。外国贷款对日本经济日益增加的重要性还可以从这样一点看出来，即在1923…1929年这一时期付给外国人的利息和日本债券债息以及外国在日本的企业的净收入几乎增加了一倍。这些贷款有一部分浪费在进口额外的消费品上了，这部分无助于提高生产能力，但其他部分确实用来进口投资货物，尤其是用来进口工作母机，即用在进口制造机器的机器上的。日本战后时期的工业化虽然不是全部，但却主要靠的是私营工商业家的主动性。人们曾经看到，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给几乎所有惹人注目的经济增长提供资金的”是政府。日本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开办纱厂并把铁路收归国有，其明显的目的是鼓励日本偏僻地区的经济发展。国家在八幡拥有最大的钢铁厂；国家拥有军火工厂、制造军舰的船坞、纺织和成衣设施、一支吨位很大的商船队；国家并同私营工商业集团合办电力公司、无线电公司、殖民地开发公司和银行。在这方面，当时存在着许多政府直接投资的机会，政府可以用借来的外国资本安装机器和设备，并通过“政府开支超过税收”的手段从就业不足的大批大批农业过剩人口中吸收“额外的”人就业。这种扩张政策的真正危险在于，吸收到就业行列中来的额外的人的收入总要同用于购买食物和各种消费品的现有收入相竞争，因为食物和各种消费品的供应从短期来说是不会随着一个新钢厂的建立，一条新铁路的修建等等而以同等步伐增加的。
由于工业生产能力有限而在扩大生产方面出现的暂时性障碍同原料匮乏引起的障碍只有程度上的不同而已。日本和意大利许多工业原料都极为短缺。因此，在工业扩张时期（1922…1929年），意大利的进口量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多，日本进口额几乎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出口额——其中日本约百分之六十是丝织品和棉织品，意大利百分之二十五是丝织品和棉织品——增加的百分比略高一点。但这两个国家的贸易收支赤字仍然相当大，用无形出口的收入抵补不了。日本企图制止外汇收支的恶化，因而强行增加出口并通过关税以及更直接地通过限制对被认为是国家经济生活所不需要的交易提供进口信贷以限制进口。但这些措施没有一项是完全奏效的。在整个二十年代，意大利和日本的外汇收支都有逆差，它们的外汇率始终存在着压力。之所以没有由此而导致崩溃，没有危及国内的工业扩张，乃是由于外部世界准备把存款转移到这两个国家去。
只要外部世界准备为意大利和日本弥补国际收支赤字提供资金，真正限制工业扩张的因素就既不是工业生产能力，也不是原料，而是人力了。人力绝对缺乏的情况当然是不存在的，但是恰好需要的那种劳力，即有知识、有干劲、有技术的劳力却严重短缺。工业就业的先决条件是那些将要被吸收进工业的人应当具备一定的教育和训练水平，而且，还有一个必备条件，那就是围绕着工业活动的各种服务要顺利进行。运输组织工作效率之低，治安机关及地方和国家行政方面的松垮状态和腐败现象——这一切都取决于人而不是取决于设备和原料——都必须予以克服，才能取得工业的真正进步。在这方面，意大利、日本以及其他正在工业化的国家是在向前迈进的，但它们的人民中的一个重大缺点是，组织能力、技能和适应性不及西欧那些比较成熟的工业国家和美国的人民中普遍。这个缺点也抑制了意大利和日本工业产量的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美国同日本一样，也没有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不利影响，美国二十年代人口的年增长率也同日本和意大利一样，虽然是下降的，但仍旧很高。不过相似之处仅止于此。美国在过去就建立了巨大的工业，它有天赋的丰富自然资源，它有高度熟练的工人阶级和朝气蓬勃、富于进取心的实业界和管理人员，他们准备冒险并在技术上应用科学知识和新发现来进行实验。但是从长远来看，美国产量的增长也受到可以利用的生产能力、原料和合适的劳力的制约，不过在短时期内，这些限制远不象欠发达国家那样严重。战后初年的繁荣有助于把它的工业从战时体制调整到平时轨道上来。继繁荣而来的是1920…1921年的萧条，这次萧条虽然严重，但为时不久，因为一旦紧缩通货降低了价格水平，美国企业家对生意有利可图的信心很快就恢复了。无论在国内国外，仍然有待于完成的任务是太多了。工业家开始用更好的机器更换过时的机器，并提出扩大现有工厂的订单，尤其是在电机技术、汽车及化学工业方面，看来所有这些工业都提供了特别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由于人口增长和从农村地区向城市地区的高速率迁移而使建筑物和住房建造方面有了投资出路，这就有力地支持了美国工业生产的恢复和一浪高一浪地向前发展。加之，欧洲遭受战争蹂躏地区的巨大重建任务和世界许多地区工业化的巨大任务给国外投资提供了机会。美国的私人国外投资支持了外国对美国机器的需要，这种需求反过来又有助于增加美国的工业产量。
然而——而这一点是美国和正在工业化的较穷国家之间的巨大悬殊——在产品和就业的各个等级上，美国的储蓄都自然增长，不但足以支付国内机器的更新和工业生产能力的扩大，而且还能支付国外的重建和工业发展。美国非同寻常的生产力可以从这样一个事实看出来，按平均数计算，从1925到1930年，美国在全世界自然增长的储蓄中所占的比重是百分之四十二，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则占世界储蓄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一到三十五。美国制造业工业生产力的加速发展可以从二十年代投资景气过程中每个人工时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来衡量。即使在1929年，当美国工业产量达到最高峰时，既不能说在可以利用的工业设备方面的障碍使得进一步扩大产量一般说来已不可能，也不能说，劳力供应方面的障碍广泛地存在着。
法国同意大利一样，其某些地区已被堑壕战彻底破坏，战后的当务之急是重建工厂和设备、房屋、铁路等等。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因为法国的人力资源已严重耗竭。为了克服人手的短缺，二十年代法国成了移民的主要接受国，尤其是接受来自波兰、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移民。到了1929年，战争所引起的这一可怕差距已经得到弥补，这是多亏移民中年轻男子占着绝人多数。但是，尽管有移民，还是劳力的短缺而不是原料的短缺限制了重建的速度。由于归还了洛林德语区，法国得到了几乎和洛林法语区一样多的铁矿储量，由于暂时获得了萨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