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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中登上圣座。他还从耶路撒冷前往开罗，受到了苏联公使的迎接和国王法鲁克的接见。他拜访了亚历山大的正教大主教，并在这位大主教和安条克的正教大主教陪同下回到了贝鲁特。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君士坦丁堡的正教普世大主教在整个正教会中是地位最高的大主教，且在1月份出席过莫斯科理事会，但由于苏土关系在此期间严重恶化，莫斯科大主教的周游访问中却引人注目地把他漏掉了；据推测，这次访问并不仅是对近东各大主教的莫斯科之行作礼节性回访，而更其是一个政治计谋的一部分；要把他们对“第二罗马”君士坦丁堡普世大主教的效忠转移到“第三罗马”莫斯科去。
1945年5月法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冲突使苏联政府的立场变得暖昧不明，因为它新近在1944年12月同法国签订了条约，但是它又保证过要支持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独立。在英国公开干涉这场冲突之前，苏联的重要评论似乎只以莫斯科电台的一篇引人注意的声明为限，它说为首作乱的是叙利亚国民党的“法西斯”领袖；但在英国干涉之后，苏联政府却向掌握战后和平和国际安全组织主动权的法国、英国、美国和中国政府发出呼吁，要求它们采取“及时的措施，制止军事行动，并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据一位法国人士说，苏联驻埃及公使在阿拉伯联盟理事会6月4日开会时，向埃及外交部长递交了一份照会，声称苏联政府期望阿拉伯人民摆脱英、法两国的支配，它将不允许把法国从近东排挤出去，而使英国取而代之。
总的说来，苏联与西方大国的战时结盟使它获得机会，把它在中东的外交代表权和宣传活动扩展到前所未有的地步。在波斯，它恢复了革命前的一个世代里沙皇俄国在北部诸省拥有的势力；这种由于俄日战争的失败而黯然失色的势力，现在却因红军近来节节胜利而有所加强。7月13日，苏联军方的报纸《红星报》就曾断言，“英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势力从1941年以来已经日益衰落；英国担心其他大国被石油吸引而渗透进来”。美国战后在中东的利害关系尚难断定。主动权操在莫斯科之手；一俟远东的战事结束，它的意图何在，便见分晓。
第七卷 大战和中立国
第一编 经济战
第一章 英国的努力（1939…1941年）
第一节 1939年的形势和前景
1939年以前重整军备期间，英国和德国的领导人都深信，在战争条件下，德国的经济是很脆弱的。德国方面，就它的四年计划大肆吹嘘，要保证达到一种自给自足的程度，使德国人民和战争机器都不再依赖外国的供应；而英国方面则正确地认为，德国要能这样摆脱依赖将是由于物资的储存，而不是由于使用代用品；严密的封锁将会逐步破坏它的经济资源。内维尔·张伯伦在1938年4月的伦敦几次讨论中告诉法国代表，在不久将来的德国战争中，封锁将成为英国最有效的武器。另一方面，希特勒在1938年的党代表大会上说，他已完全成功地使德国不依赖他国，“封锁德国的这种主意，现在可当作一件完全无效的武器把它埋葬了”。
1939年9月至1941年12月之间经济战的进程，并没有使双方较乐观的预言家感到满意，有时专家们因此受到指责。事实的真相是，由于经常受到政治和军事事件的无端干扰，这个战场上德国的防卫计划与盟国的进攻计划都未能完全实现。究竟是不是误解了还是仅仅忽视了这个问题中的一些必要条件，这就很难说了。战争头二年，这一形势多半有利于德国。然而，英国尽管屡遭挫折，仍然继续深信经济封锁能起作用；虽然法国人通过封锁部同英国进行合作一直到1940年6月，但他们把主动权和具体执行权基本上交给了他们的英国盟友，而且他们似乎始终都认为英国是过于乐观了。德国政府竭力设法从他们毗邻的中立国那里取得经济援助，但由于地理环境的原因，他们对盟国的经济反攻，主要局限于用潜艇和水面攻击舰来袭击商船。法国沦陷后，美国的支持使经济攻势范围更大，效力更高，但在珍珠港被袭以前这种经济攻势一直主要是由英国策动和负责的。
1921年后，帝国防务委员会在伦敦经常考虑未来战争中的封锁问题，但在二十年代里（主要由于美国的态度），对于封锁在欧洲未来战争中的效用，还存在着相当大的怀疑。从三十年代初起，德斯蒙德·莫顿少校（后来成为爵士）领导下的工业情报中心一直在为未来的战争奠定经济情报的基础。1936年下半年，这些相当一般性的研究工作就集中用以专门准备应付可能同德国进行的一场战争。“经济战”这个名词已在1937年被英国计划制定者们所采用，并于1938年2月成为政府的部门名称的一部分。这个政府部门将在未来战争中对德国施加经济压力。选用这一名称而不沿用“封锁”这一惯用的词，是有双重用意的。“封锁”一词有着某些别扭的涵义：国际法中“封锁”至今仍是指按十八世纪战争形式对敌方海岸、港口所设置的紧密包围圈，但在布雷、潜艇攻击与空战的二十世纪条件下，它早已成为不切实际的东西了。因此认为有必要另找某一新名词来表述能够切断敌人供应的那些复杂方法。同时也希望那个名词能表明，并促使人们对这个问题采取一种新的更积极的办法：即经济压力会成为而且也会被认为是一种进攻性的战斗行动，并将充分利用从敌后发动进攻的各种新手段，这些手段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也没有使用过。总之，经济战的目的就是，使用一切方法来瓦解敌人的经济，使之不能继续作战。慕尼黑时期，经济作战部曾作过一次预备性的动员；在随后的十二个月中，它的计划经过修订和精心的制作，并于1939年9月3日正式成立该部，它有一个经过仔细挑选的工作班子，有一个明确阐明的纲领，还有大量收集来的德国经济情报研究资料。
大战的第一个冬天，在还不能指望其他盟国的军队取得早期胜利的时候，伦敦确实有一种夸大经济战潜力的倾向。出于同样的、但却更为深思熟虑的宣传上的原因，德国也夸大地报道了击沉盟国商船的事件。在整个“假战争”时期，人们曾设想过德国经济由于封锁而正在受到沉重的打击，而且在法国陷落后，英国三军参谋长们似乎过分地指望德国即将出现石油短缺和其他的物资匮乏，从而得到一些慰藉。但如果说这些希望毫无根据，那也是把问题看得过分简单化了。英国专家们认为，德国以其不足的资源来对付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它的经济情况是岌岌可危的，这种想法并不算怎么大错。他们的希望之所以成为画饼，是因为直到德国进攻苏联之前，还没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
德国在1933年至1939年所作的准备足以发动1939年9月和1940年4…6月期间短促的“闪电战”。在这两个短暂阶段的激战中所取得的快速胜利，意味着德国的储备并没有受到严重的压力。战斗中得到的战利品，以及从毗邻的罗马尼亚、瑞典和瑞士这样一些小的中立国所得到的越来越多的供应，足可抵偿它的消耗而有余。但其结果却使德国人有些自满，而且令人惊奇的是，在以后几年里由于重新装备不力而使作战处于不利地位的是德国，而不是它的敌国。
这种情况应该这样来解释：希特勒并不曾想让自己卷入总体战，而且在1939年前，他相信只要能迅速地在军备方面超过法国和英国。他就可以不经过持久战而达到目的。他希望通过巧妙地利用共产党对西方大国的猜疑似及英法对苏联的不信任，来避免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从后来德国进攻俄国的失败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一定是受了他自已关于苏联政权根本不中用这种宣传的欺骗。无论如何他似乎感到满意的是，只要德国一旦获得了军备上的优势，西欧各国的和平主义情绪和革命失败主义就会阻止他们去赶上德国，而且，只要在1936…1939年之间取得军备优势，他就能设法使他们采取默认态度（如在1938年）或者使他们在军事上遭到失败（如在1940年）。德国并没有准备好打世界大战；但希特勒也并没有打算要打一场世界大战。
另一个观点是：由于仍然有可能要进行持久而激烈的作战，德国只有经过长期周密准备，说不定要拖到1945年或更晚些时候，才可能冒战争的危险。战后对前德国参谋总部人员，包括对国防经济军备局局长托马斯将军（1933…1942年）所作的审讯表明：这个观点确实是强烈地向希特勒提出过，而且1937年11月8日希特勒对武装部队高级将领的讲话所具有的戏剧性（正如《霍斯巴赫回忆录》所记载的），好象并不是由于他决定要冒战争的风险；而是由于他决定要提早发动进攻。这个决定使之有必要在现存的基础工业的结构范围内尽快地成倍增加机器、军需品和武器的生产。它使全国钢铁总生产量无法有任何巨大的发展，以适应以后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可能会出现的大量长期的需要。也许部分是由于过分自信，但主要是出于国内的各种政治上的考虑，直到大战爆发，德国钢铁消耗量中约有百分之三十，一直是供民用的。发电量和合成油生产的发展，以及为供应德国许多合成产品所需的原料和对新煤矿的开发，也同样受到限制。在1939年9月德国已无疑作了很好的安排足以对付它所面临的紧迫任务。它的战争物资，同它的敌国相比较为充裕，而且就绝大部分而言，也更为现代化。德国采取了一些步骤，来疏散靠近边界的易受攻击的工业区，并开始将军火工业集中在较近中部的地区，同时在储存与增加国内重要的战争物资的生产方面也作出一些努力。但它的力量让宣传给夸大了（1939年初，希特勒声称，在重整军备方面，德国早已花费了九百亿马克，他这句话好象是站不住脚的），德国根本无法打一场长期战争。而在这场长期战争中，盟国军备工业将由于美苏两国的军备工业而得到增强。
英国对经济战所抱的成功希望，主要是根据对德国储存情况所作的估计，而且又设想到德国的军火工业虽然足以对付摆在他们眼前的任务，但是扩展机会却不大。国社党政府继1932年的小小复苏之后，所制定从1933年至1936年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经济恢复到危机前的生产水平。到1936年或多或少达到了这一预期的目标，接着又开展了详尽的工业普查，为重整军备规划打下基础。当时德国工业的转向重整军备，达到了保持“充分就业”和多少满足了国民愿望这个重要的附带目的。与此同时，为解决有关财政问题采取了一些措施，通过诸如冻结工资水平、红利等方法，每年可获一笔储金，主要用于迅速发展军火生产方面的投资。对于主要原材料供应在1936年也已做到自给自足。要在（四年计划）内实现这一目的的公开宣传，当然骗不过英国的计划制定者，德国仅是在很少几种基本材料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在这些基本材料方面加快了代用品的生产。比较重要的缺门材料，也有了不同规模的储存。前一种情况，主要的注意力是放在生产进口物资的代用品上。这些进口物资是矿物油类、橡胶、铁矿石（靠开发本国低级资源）和纺织品（使用合成纤维）。但在1939年9月，国内自产的这前三种物资仍不到百分之三十，虽然被服供应是充足的。战时，德国可以依靠其自身取得至少和它和平时期产量相等的煤、氮和电力供应。到1939年9月，德国在粮食上对外国的依赖已降低到只有百分之十一。然而德国在铁矿石、有色金属、铁合金以及液体燃料供应方面却存在着严重的问题。1938年，德国铁矿石总进口量达二千一百九十二万八千吨，其中包括来自瑞典的八百九十九万二千吨，来自法国的五百十万吨。自1919年以来，德国在高级钢材生产方面主要依赖瑞典北方的矿石，而在战时条件下，依靠瑞典的数量较少的进口就无法维持了。那时德国国内也没有开采铝土矿，而且在铁合金中，国内也不生产钼、铬、锰、钨或钛。但是，大约二分之一的铅，大部分的锌，以及三分之二的钴，则是由国内的资源供应的。
战前，英国估计在大战开始的头十五个月内，德国不需要进口大量有色金属，并预料首先发生严重短缺的将是铜与铅。根据德国的资料，现在知道这些估计基本上是正确的；大战爆发时，德国的储存量为：能供应七点二个月的铜（按照1939年和平时期的消耗率），十三点六个月的锑与三十个月的钴。就矿物油类来说，情况看来很紧张，以致盟国专家们怀疑他们自己的数字出了差错。1938年，德国从欧洲以外的产地就进口了大约四百四十万吨石油，所有来源的总供应量达七百十万吨。到大战爆发时，国内生产已增至三百万吨，并正在从罗马尼亚运进四十五万吨。但即使实行最严格的节约措施，德国也会发现，战争一开始，封锁就会使它失去正常供应量的一半左右。再说，德国只有二百五十万吨那样少的储备（英国人口较少，1938年进口一千二百万吨，1939年9月还有六百五十万吨的储备）。
短暂的波兰之战以后，在1939…1940年冬季，德国经济还没出现额外的紧张现象。没有激烈的战争意味着德国在其已制成的武器装备或库存方面还没有出现急剧的枯竭现象，它也没有作认真的努力去增加（或准备以后增加）军备生产的总数量。看来毫无疑问的是，它在波兰势如破竹的胜利证实了下面这种假设，即以现有的工业基地和经受过考验的军事力量，来对付随之而来的任何战事都是绰绰有余的，况且，巧妙的外交还将防止额外的负担。当时“照常营业”的口号已被普遍接受，而且德国领导人在1939年10月和11月还作过一些颇为得意的声明，说是没有必要转向更严格的经济制度。盟国原先估计，敌人在经济上曾作过全面的努力，现在自然被这种事态给弄糊涂了；为切断德国进口所采取的那些强硬措施，看来没有获得应有的成效，因为它们所设想的那个德国国内消耗率实际上并没有出现。在这个期间，盟国不曾轰炸工业目标；破坏计划没有起什么重要作用。法德边境的战争，倒产生了某些经济战的结果，它导致萨尔工厂区实际上陷于停产。因此，德国钢产量从1939年1月至8月每月平均刚刚超过二百万吨，到10月、11月和12月下降至一百八十万吨。另一方面，萨尔和亚琛地区原煤的大量减产，则由于取得波兰…西里西亚的供应而得到了充分的补偿。
第二节 1939年9月…1940年6月盟国的封锁
这个时期盟国对德国所施加的经济压力，由于当时环境的限制，几乎完全采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封锁方式。不管怎样，这一模式，既然到那次大战快结束时还在起作用，那就是一个好办法。部分是由于在这场新的大战头几个月里或多或少地采用了1917…1918年的整套封锁方案，这才使人们相信封锁确是十分有效。封锁的目的在于控制三类货物的通过：德国来自海外产地的进口货；德国从毗邻的中立国进口的当地土产品或制成品；还有德国的出口货。
来自海外的货物，要么直接通过德国港口，要么间接假道一个毗邻中立国，才能到达德国。战争一爆发，禁运品（实际上指交战国所宣布的、可被敌人用于战争的任何物资）即处在盟国海军的控制之下。实际上，直接由海路运往德国北部各港口的全部供应物资，立时被切断了。通往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波罗的海的北方航线，由设在柯克沃尔的禁运品控制基地和北方巡逻舰队所控制；途经英吉利海峡的南方航线，则被设在拉姆斯盖特的基地和在韦默思的补充基地所扼制。地中海上交通，被设在直布罗陀、海法和稍后设在马耳他的诸基地所控制。盟国在战争爆发时所颁布的禁运品清单，涉及范围极广，除了医疗用品、某些制成品和烟草以外，几乎包括德国所有的进口货。在“绝对”禁运品和“有条件的”禁运品之间，理论上仍然保留着区别。有条件的禁运品，主要包括诸如食品、粮食、衣服等物品，这类物品可兼作民用和军用。但是，英、法两国政府沿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作法，规定“连续航行”的原则也适用于这两类禁运品（因而使敌人运输的最终目的地成为没收这两类物品的依据），并实行勒令有嫌疑的中立国船只转驶到盟国检查禁运品的各控制基地的办法，以保证进行全面检查。这些做法使得昔日的论争（至今仍未失去其全部意义）又重新抬头了。从盟国的观点看来，按照二十世纪的战争条件和公认的先例，这些做法是有道理的；但中立国多次正式提出的抗议，其目的是既想保留一种地位，又想向本国和德国舆论界表明中立国举动的不偏不倚的立场。这样讲一般或许是公道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立国对盟国实施封锁的抗议，如果说背后有什么真正反感的话，更多的是出于民族尊严（如意大利和日本），或生怕引起德国的报复（象挪威和荷兰），而不是专门注重于技术性的法律问题上面。不管怎样，英国的做法是以交战国控制禁运品这一普遍公认的权力作为基础的；并没有宣布过正式的封锁。
盟国政府除了在海上实地拦截货物以外，还采用了其他各种控制手段。按照在1939…1940年间的冬天所制订的计划，联合王国、自治领、印度和其他英帝国属地的出口都实行了出口许可证制度加以控制。战争一爆发，“对敌贸易”法令就禁止英国商行和个人同设立在或派驻在敌国境内的敌方商行和代理机构接触。这一禁令并不一定适用于住在中立国的人（仅仅因为他们是敌国侨民）。但是另一方面，它却可适用于那些资敌的中立国国民。商务部经常公布在中立国内通敌的人员名单，不准英国商行和英国人同这些人做生意。各中立国从来对这种“法定名单”（俗称黑名单）没有很大的好感。而且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它也不能列出美国商行的名单；但是，禁止英国人同外国商行接触，显然是属于联合王国本国权力范围之内。列出名单的方法，除了用以防止英国人资敌的眼前目的之外，还进一步起到使许多中立国商行不敢贸然同德国做买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