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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死去的那名定居者举行的葬礼上，代办处的政治部负责人摩西·谢尔托克讲了话，他威胁说，如果对定居地的搜查继续进行下去，那么就要遇到有组织的反抗，在下一个月，哈加纳的负责人伊拉休·戈隆布也作了同样的讲话；高级专员向总指挥官发出警告说，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最重要的是在目前避免采取会引起同犹太居民发生严重冲突的任何行动。我们已经看到，在1941…1942年间，中东的英国军事当局把犹太复国主义者看作是保卫他们的民族之家的热心的同盟者，因此比巴勒斯坦政府对他们更有好感。而今战争已到低潮，犹太复国主义者已经开始为他们自己的未来战斗作准备，中东总司令说：
到1944年1月，犹太代办处对政府的态度已强硬到如此程度，以致任何同比尔特莫尔计划的方针有抵触的行动或者任何实施白皮书的行动，都遭到了反对和阻挠。犹太代办处在某些方面来说，僭取了一个独立的犹太政府的权力和地位。它不再想否认隐藏武器的地窖，而是宣称不仅有权持有武器以备自卫之用，并且有权抗拒合法当局方面对他们进行侦查的任何尝试。事实上，这是公然反抗政府，也可以说到了叛乱已经存在的那种程度。
有人发表过这样的看法，1943年曾经有一个机会可以使犹太复国主义的领导转入温和派之手，然而这个机会是“可悲地”丧失掉了，当时在英国显然有人向韦茨曼提出要求，要他重返巴勒斯坦再度执掌领导大权，但是他对这些要求没有反应：
他有一个儿子在皇家空军作战时死亡，他自己有眼病，又是一个负有重要战争任务的化学家，这一切都加强了他的天生惰性＇原文如此＇，而使以本…古里安为首的政敌有利。韦茨曼在一年后才去巴勒斯坦，那时，本…古里安已经巩固了他充当未来的以色列领导人的地位，而韦茨曼则不过是犹太人派驻英国的大使而已。
在这一时期，本…古里安和韦茨曼之间的确有过一番实力较量，此事首次公诸于世是在1943年10月26日，前者辞去犹太代办处执行委员会主席之职。犹太复国主义总理事会投票结果，在三十二票中有二十八票不同意他辞职。结果派了一个代表团到伦敦同韦茨曼商定，本…古里安可以在1944年3月2日收回他的辞呈，这才解决了分歧。本…古里安对韦茨曼施加压力，看来是想迫使他接受比尔特莫尔计划作为他那时对英国政府谈判的基础；当时，成立国家的要求在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政界中已占支配地位，韦茨曼显然是屈服于这一要求。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处在各种压力之下，这种压力来自国内犹太复国主义和修正派两方面的煽动的猛攻，来自军事部门想从沙特阿拉伯更进一步取得石油开采权和飞机降落权，也来自他们在中东的外交代表，这些代表报告说，犹太复国主义者在美国的煽动正在阿拉伯国家引起日益严重的反响。1942年由参谋长联席会议派往中东的一位阿拉伯问题专家哈尔福德·霍斯金斯中校在1943年1月23日报告说，除非采取行动减轻紧张状态，不然他担心在战争结束前巴勒斯坦会发生冲突，从而使整个阿拉伯中东陷入混乱。
在4月和5月，国王伊本·沙特通知罗斯福，尽管别人竭力促使他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向美国提出抗议，可是他还是克制着，没有这样做，这纯粹是因为他不希望使美国或联合国家在这个时候为难。同时，国务院也已开始同英国讨论霍斯金斯提出的建议，即发表一个联合宣言，保证到战争结束后同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双方充分协商后，才对巴勒斯坦问题作出最后决定，但如果在战争结束前双方能取得协议，那就是最理想的了。在这期间，韦茨曼同罗斯福作了一次长时间的政治会谈，当时萨姆纳·韦尔斯也在场（其时任副国务卿，是个热心的亲犹太复国主义者）。他后来写道：在战争发生以前和战争发生以后多次同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的会谈中，他听见总统，“一个坚信理智和自身利益有感染力的人”向他们表明他的希望，一旦巴勒斯坦建成了一个犹太共和国，邻近的阿拉伯国家就会被物质利益诱使同它结成联邦——特别是运用外国资本来开发它们的天然资源——它们将会抛弃它们的民族主义偏见。
至于韦茨曼，他说圣约翰·菲尔比在1941年就已向他提出，丘吉尔和罗斯福应该把他们对于犹太复国主义纲领的支持同对伊本·沙特的财政支持和扶植他成为阿拉伯世界“盟主”的打算结合起来；1942年3月11日，丘吉尔曾邀请韦茨曼同罗斯福讨论这个计划，以便在战争结束时付诸实施。韦茨曼现在向总统坚持这样的论点，即如果要谋求阿拉伯人同意犹太人的民族之家（按照犹太复国主义者所作的解释）。阿拉伯人当然要拒绝；但一旦他们知道这个犹太民族之家已经得到丘吉尔和罗斯福两人支持时，他们就会默认，但是如果他们察觉到这种支持有点儿漏洞的话，他们的态度就会变得“否定、傲慢和破坏性的”。他说罗斯福叫他不要担心他的同情和要解决问题的愿望，并特别提到伊本·沙特，“他认为此人狂热而执拗”。
另一方面，科德尔·赫尔则说，这时总统“为国王伊本·沙特的强有力的性格所吸引，渴望同他缔交”。5月26日，科德尔·赫尔向伊本·沙特转达了总统的口信，“赞赏国王的有益的合作和同情的谅解”，表示希望有关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能在战争结束以前对巴勒斯坦问题达成友好的谅解。他还说，在任何情况下，美国政府的意见是：“未经同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充分协商，不能作出改变巴勒斯坦基本情况的决定。”7月，总统指示霍斯金斯向伊本·沙特建议，要他同韦茨曼或犹太代办处的其他代表进行商讨，同时他邀请国王或其王室中的一员在不久的将来访问美国。然而伊本·沙特在8月份拒绝会见韦茨曼，他说未经同其他阿拉伯代表商讨，他不能代表巴勒斯坦说话，更不能把这个国家“交给”犹太人，即使假定他一瞬间愿意对这样一个建议予以考虑。同时关于这些转弯抹角的谈判也已在美国泄露，足以引起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反击：纽约市的一位国会议员犹太复国主义者伊曼纽尔·塞勒于8月18日写信给罗斯福，以进行一次国会调查相要挟，“除非国务院不再荒谬地反对巴勒斯坦成为犹太人的安身之处”；他指责霍斯金斯和另外两名官员曾经“为出卖巴勒斯坦效劳”；作为“处于绝境的最后一着”，他呼吁总统在魁北克会议上（8月17…24日）为“巴勒斯坦犹太人的家园”向丘吉尔说项。在美国陆军部的反对下，霍斯金斯建议的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英美联合宣言暂不公布，8月22日，罗斯福和丘吉尔决定双方政府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9月27日，罗斯福告诉霍斯金斯，他认为巴勒斯坦应置于一名犹太人、一名基督教徒和一名穆斯林的联合托管之下，使它成为所有这三种宗教的一个真正的圣地。在那年的晚些时候，国务院认真地考虑了这个意见；但由于那时不存在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在共同的、友好的基础上携手的可能性，过早地企图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有使近东陷入混乱的危险，暂缓采取行动，等待一个更为有利的时机，乃是上策。
然而，对于处境窘困的国务院来说，来年也不可能是“有利的时机”，这也是势所必然；因为1944年11月就要举行总统选举，根据选举制度，只要得到了一个州的哪怕是最微小的多数就可以在选举团里囊括该州的全部选票，这就鼓励了压力集团进行疏通活动。就象下面所说的那样：
纽约占四十七票，而选举总统只需二百六十六票。纽约州投这个或那个党的票（那是一千三百多万人口中相对少量的票数就可以决定的）将会在选举团内造成九十四票上下，这就清楚说明为什么纽约州的政治斗争是总统竞选的关键，而在较小的程度上，象宾夕法尼亚（三十六票）、伊利诺斯（二十七票）和俄亥俄（二十三票）这样的大州，也都具有这样的作用。在过去的四分之三世纪中，没有得到纽约州的选票而当选为总统的只有一次。……
纽约、伊利诺斯、俄亥俄以及人口稠密的马萨诸塞和新泽西等州，通常都是“难以逆料”的，也就是说，在一场势均力敌的选举中，它们都可以仅仅由于几千张选票之差而转向这个或那个党，大约百分之九十的美国犹太人都集中在这几个“难以逆料”的州以及密执安和宾夕法尼亚，但后面这两个州在政治上并不是那么难以逆料的。
由于预计选举是势均力敌的，任何一方也担不起风险来让强有力的犹太复国主义压力集团把犹太人的选票投给他的对方；1944年2月1日，国会两议院面临由两党成员发起的决议，这些决议回顾了1922年的一份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的民族之家的决议等等，然后继续说：
由于欧洲的犹太人遭到残酷迫害，已经清楚地表明有建立一个犹太人家园的必要，以便为大批受迫害而无家可归的人提供避难所：因此，需要通过决议，美国进行斡旋并采取适当的措施，以便达到下列目的：为犹太人自由进入巴勒斯坦打开门户，要有殖民定居的充分机会，以便犹太人能最终把巴勒斯坦重建为一个自由和民主的犹太共和国。
在决议进行辩论前，传来消息说丘吉尔已向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暗示，他将欢迎国会承认他们的要求。这则消息出现在2月4日的纽约《每日新闻》：
阿巴·希莱尔·西尔弗博士今天在华盛顿对坐在午餐席对面的首都记者透露，几天前丘吉尔告诉犹太复国主义领袖钱姆·韦茨曼博士说，他认为他自己是“巴尔福勋爵的政治后嗣”……就个人来讲，他是反对著名的1939年5月的英国白皮书的。但是丘吉尔必须在美国国会认可之后才能在那个布满了宗教和种族偏见、胆怯和古老的帝国观念的政治地雷的危险战场上向他的英国对手们进行交锋。
从2月8日到2月14日，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了对决议的公开意见听取会；但在23日，陆军总参谋长马歇尔将军经陆军部长和国务院同意，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秘密会议上作证。3月4日，据宣布，为了军事上的原因，他已要求议院延期采取行动。为了弥补这一点，罗斯福在3月9日接见了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紧急委员会副主席斯蒂芬·怀斯和阿巴·希莱尔·西尔弗两位博士（他们两人都不是本地生的美国人），后来他们发表了如下的声明：
总统授权我们声明，美国政府从来没有对1939年的白皮书表示赞同。对目前把巴勒斯坦的大门向犹太难民打开这件事，总统是感到高兴的。总统也感到高兴，将来达成协议时，那些寻求一个犹太人的民族之家的人将能得到充分公正的待遇，这是我们政府和美国人民一向怀着最深切的同情的一件事，目前，鉴于几十万无家可归的犹太难民的悲惨处境，我们的同情尤为深切。
由于阿拉伯各国政府曾经对国会辩论的决议提出过抗议，现在又对总统和两位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的谈话提出质问，国务院指示它在中东的外交代表指出，总统的声明中提到的是犹太人的民族之家，而不是国会决议中的“犹太共和国”；并且指出，“虽然美国政府从来没有赞成过白皮书，这是事实，但是我们的政府从未对与之有关的问题表过态，这也是事实。”政府的意见是：未经同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双方进行充分协商前，巴勒斯坦的基本情况不应变动。“总统受到双方的包围，他通常总是不时同犹太复国主义者和阿拉伯人两方面会谈。怀斯和西尔弗两位博士相信总统已向他们作了保证。国务院并没有作出保证。”
4月24日，英国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发表了它要向1944年的年会提出的报告。该党对巴勒斯坦的政策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1930…1931年执政期间除外）一直是亲犹太复国主义的。下面是报告中的一段：
巴勒斯坦
在这里，我们半途停顿下来了，在相互冲突的政策之间无所适从。除非我们准备让犹太人，如果他们愿意，进入这块小小的土地，进入的数目要能使他们在居民中成为多数，“犹太人的民族之家”肯定是没有希望的，也是没有意义的。在战前，它已有强有力的理由。目前，在出现了灭绝人性、处心积虑的纳粹德国计划要把欧洲犹太人全部杀光的种种无可言状的暴行之后，它就更具有不可抗拒的理由了。这里，在巴勒斯坦，当然是有以人道为根据的理由去促进稳定的定居，以利于人口的转移。在犹太人移入的同时，要鼓励阿拉伯人迁出。要对他们的土地用重价来补偿，对他们在别处的定居要妥善安排并给予慷慨的经费资助。阿拉伯人有他们自己的许多广阔土地；他们不应当要求把犹太人从巴勒斯坦这个小地区排除出去，它的面积比威尔士还小。的确，我们也应当重新考虑通过同埃及、叙利亚或外约旦达成协议以伸展目前的巴勒斯坦边界的可能性。此外，我们应该争取美国和俄国政府对执行此项巴勒斯坦政策的深切同情和支持。
这个声明引起了巴勒斯坦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双方的许多评论；在特拉维夫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本…古里安宣布犹太复国主义工人运动对这个声明丝毫没有参加意见：
犹太复国主义的殖民计划毫不涉及任何关于阿拉伯人口转移的方案，没有必要使阿拉伯人迁走；当然由于政治的和经济的理由，伊拉克和叙利亚可能需要增加人口，它们会对鼓励阿拉伯人迁离巴勒斯坦感到兴趣。然而，犹太人移民和犹太人殖民不可在损害阿拉伯人的情况下进行，这仍然是犹太复国主义既定的根本政策。
他们显而易见已作好准备要悍然侵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在其祖先曾经住了几百年之久的这块土地上居住的基本权利——委任统治和巴尔福宣言本身都对保护阿拉伯人的“公民权利”提出过保证——对于其他部分有政治觉悟的阿拉伯世界的见解，他们也视而不见。这些人再过一年多一点时间就要执掌英王陛下政府，而竟不自觉地表现出对整个中东的政治情况毫不知情，实在令人吃惊。他们无疑已被他们党内的那些富有才华的犹太人的雄辩和顽强不屈引上了歧路。在美国的两个政党内也都有同样情况，共和党（它也曾在政治上乱七八糟）在它的6月份的代表大会的竞选“政纲”中包括了下列“政策要点”：
为了给数以百万计的被暴政逐出家门受苦受难的犹太男人、妇女和儿童一个避难之处，我们要求巴勒斯坦向他们开放，实行不受限制的移民和拥有土地，以便按照1917年巴尔福宣言和1922年共和党国会的决议的整个意图和目的，把巴勒斯坦建成为一个自由和民主的共和国。我们谴责总统未能坚持要求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当局贯彻执行巴尔福宣言和委任统治的规定，而只是在口头上支持那些规定。
据说国务院认为这个宣言是不负责的，不是建设性的；但是民主党人觉得有必要照此办理，所以他们在7月20日通过的竞选纲领上同样也说：“我们赞成开放巴勒斯坦，实行不加限制的犹太移民和殖民，也赞成那种能导致在那里成立一个自由和民主的犹太共和国的政策。”由于伊拉克政府立即表示他们对此深为关心，科德尔·赫尔在7月26日把一份备忘录交给总统，备忘录说，“在竞选中两党领袖实行克制，避免就巴勒斯坦问题发表可能引起阿拉伯人的感情激动或者打破巴勒斯坦本身岌岌可危的均势的声明，那是贤明的”。然而，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纽约州长杜威10月12日会见西尔弗博士后，“衷心赞同”该党政策宣言中关于巴勒斯坦的政策要点，并且重申“赞成按照巴尔福宣言把巴勒斯坦重新建成一个自由和民主的犹太共和国＇原文如此＇”。在同一天，共和党参议员塔夫脱写信给陆军部长史汀生，询问陆军部反对2月份国会两院关于巴勒斯坦问题决议的理由是否还存在。第二天，史汀生回答说：
我觉得在我们部内，很多官员仍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觉得这一决议的通过会干扰我们的军事努力。然而，我的确觉得导致我以前反对通过这一决议的军事方面的考虑目前已不象当时那样是一个强有力的因素。我认为，目前政治上的考虑要重于军事上的考虑，因此，这个问题应在政治基础上而不是在军事基础上作出决定。
民主党人“处境不妙”；10月15日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大会上宣读的一封罗斯福发来的信，引述了民主党纲领中关于巴勒斯坦的政策要点，并补充说：
一旦这项政策可以付诸实施，我们就将努力寻求合适的方式方法使之生效。我知道犹太人曾经在多么长的时间内多么热切地争取并祈求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犹太共和国。我相信美国人民支持这个目的，如果我重新当选，我将帮助实现这一目的。
巴勒斯坦问题在盟国圈子年（谢尔托克在纽约《犹太边疆》8月份的一期上这么写）进行讨论这一事实证明，尽管白皮书远没有被放弃，但是它的基础已经动摇。
同阿拉伯人实行妥协是行不通的，因为“阿拉伯人准备提出的最宽的条件还远远及不上我们不得不坚持的最低限度”。犹太复国主义者政治努力的重心必须到别处去寻求，“在我们和大国之间的范围内。……问题的关键是由英国作出决定还是由国际方面作出决定。……我们的责任是坚持我们的要求的国际性，并同每一个与这一问题有关的国家打交道……特别是三大国。”
可是谢尔托克在结束时说：“现实把犹太复国主义者带回到英国，把英国作为他们政治努力的支点。”在1943年7月和8月，一项把巴勒斯坦团的一营犹太士兵调离巴勒斯坦执行任务的决定引起了一些骚动，可能由于这营军队的调动同军火案审判之前的调查碰巧在同时发生，因此犹太报纸把它说成是蓄意削弱国内犹太武装部队的企图。然而，在11月26日，犹太代办处要求英国政府和美国政府及时组织一支犹太队伍以便在进攻欧洲和解放欧洲时发挥作用；第二年4月份，英国各政党的五十三名议员在下院提出一项动议，要求组织一支由英国或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