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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不断地贷款给他们。”各个不同的记者用比较克制的语言指出了同样的情况，不过官方为这笔贷款提出的辩论仍然完全是经济方面的，公众和参议院的注意力大半都被引向它的经济方面。
但是，当这个协定在众议院内展开辩论时，重心却改变了。这个议案于5月14日先由众议院的一个委员会加以审议，然后在1946年7月8日由该委员会向众议院提出报告。参议院探讨过的那些熟悉的理由再一次受到彻底的审查，不过新的重要的理由也增加了进去。财政部长文森在5月16日为协定作证时说，当前除了把世界划分为俄国与英美两个经济集团以外，没有别的选择。这个意见为批评这个议案的人提供了新的弹药，因为他们断言，这样，事实上美国是同英国结盟去对抗俄国。
从这时候起，贷款辩论的主要争论是，这笔贷款事实上是否会使美国承担起从政治方面支持英国反对苏联的义务，倘使是这样，那末这么做是好事还是坏事。6月17日，众议院委员会对这项协定提出了赞成的报告，不过有五名议员签名的一份少数派报告却宣称：“这笔贷款对于英美的帝国主义分子将是一种推动力。往后，人们将告诉美国人说，这笔贷款是为英帝国未来的全部需要和希望提供美国金钱、枪炮和青年小伙子的预先作出的保证。”
但是当美国反对俄国的舆论强硬起来，开始把斯大林的政府看成迅速解决世界问题的最大障碍时，这种议论便失去了效用。也许，俄国的帝国共产主义毕竟既威胁到英国的利益，也威胁到美国的利益；也许，美国有义务领导自由世界，并加强自由世界来反对共产主义；也许，通过给予英国的一笔贷款所取得的政治利益同那些经济利益同等重要；也许，政治利益甚至更为重要。如果是这样，那末财政贸易协定便完全有理由予以通过了。在美国和俄国政策之间的冲突变得公开以后——先在外长会议的4月会议上，后在5月间关于德国的问题上——愈来愈多的国会议员开始这样看待这个问题。
然而，到最后一刹那，对贷款谈判的新看法引起了另一个障碍。英国在巴勒斯坦的政策曾经激起美国犹太人和美国政府中重要人士的反对。这笔贷款会不会变成赞同英国的巴勒斯坦政策的一种表示呢？美国的各个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很快便断定它会这样，因而对国会议员们施加了压力。
7月8日当众议院展开辩论时，由于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国会议员索尔·布卢姆的一篇声明，巴勒斯坦这个问题多少已经缓和了。布卢姆本人是犹太人，曾经严厉地批评英国的巴勒斯坦政策，不过他断言，这笔贷款是一个应予分别考虑的不同的问题。“我知道，”他说，“这笔贷款对我的国家是会有帮助的。作为一个美国人，我将投票支持对我的国家最有利的措施。”
众议院全体会议上的辩论几乎完全集中在政治问题上，不过语调显然是新的。拥护贷款的人并不争辩说，这笔贷款将支持英国对抗俄国；相反，他们这时倾向于把这场全球性的斗争看成是美国和俄国之间的一场直接斗争。用众议院多数党领袖众议员约翰·麦科马克的话来说：
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在注视着这次表决的结果，因为就它们而言，美国是在世界各国中承担起领导者的地位——积极的领导者的地位呢，还是按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时期那样，再次退回到孤立主义中去，这一点完全取决于这次表决。
如果我们闭上眼睛……如果我们的公职人员由于漠不关心、捉摸不定或胆小怕事，没有为我们国家的利益做应当做的事，那末我们就使那些用友好的眼光望着华盛顿的国家别无其他选择，只能屈从于莫斯科的势力范围。
这笔贷款大半就是靠了这样的议论，才于1946年7月13日以二百十九票对一百五十五票获得通过的。两天以后，国会的法案由杜鲁门签了字，财政贸易协定立即生效了。
要夸大这场辩论对于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性，那是很困难的。大约直到1946年5月，美国政府和人民主要都被一种欲望鼓舞着，那就是想摆脱战争加在他们身上的特别责任。官方的计划要求从战时关系渐次过渡到新的国际安排中去，人们希望这种安排将为全世界取得和平与繁荣。美国人的意见始终没有为联合国感到后悔，不过在1945年和1946年的头几个月，人们普遍希望和相信，对外经济政策应当通过这个新的国际组织的不同附属机构去实行，而所有其他特别的义务和牵连都应当尽快地摆脱掉。
这笔对英贷款的讨论，促使美国人的情绪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里是一个实际的问题：临时的、特别有利的经济援助应不应当给予英国？新的国际经济机构的活动，应不应当由通过其他渠道的国家政策的决议来加以补充？退回国内并依靠联合国的合法渠道，并不象原来希望的那么容易：英国需要援助，而俄国则拒不合作，甚至还进行威胁。经过不少混乱和辩论以后，国会在投票表决这笔贷款时，事实上表决了恢复战时同英国所建立起来的那种特别关系，并且决定以积极的经济对抗措施去面对俄国人的挑战。
应该把这场辩论同1939…1941年孤立主义者和干涉主义者之间的那场辩论对照。两次辩论基本之点都是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两次辩论都是深刻的传统观点受到总统提交给国会的议案的挑战；两次辩论的问题都是同美国对英国的支持特别有关。不过1939…1941年的辩论时间比较长些，最后是被日本人打断了。战时经验的影响，以及美国人对共产主义所感到的特殊敌对情绪的影响，从这一件事上反映出来：这一回，国会自行决定来承担起新的义务。然而我们也应该记住，1946年承担的义务较小。争论的问题不是军事援助而是经济援助，而且美国舆论直到1947年才开始支持对俄国的扩张采取军事和政治行动。
支持英国的这项决定，标志着美国政策的一个真正转折点。战后从欧洲撤退的思想，在1946年7月以后便很快消失了。美国出面来领导自由欧洲对抗俄国和它的卫星国，成为美国政策的一个新目标。而当美国政府决定在联合国结构以外推行国家的政策时，把联合国当作医治世界疾病的良药的信心，也不可避免地消失了。不过所有这些改变都是逐渐形成的，当时人们并没有彻底了解。一些拥护对英贷款的人还希望，这笔贷款会成为对俄国的一笔同样贷款的先例。还有些人则把协定中所体现的自由的经济目标放在第一位，而把政治观点看作次要的或是不幸的。
然而，就这种种混乱以及对这项决定的含义作出的这些错误解释适当地加以考虑以后，我们说美国国会在表决这笔贷款时，有一半是有意识地回复到战争岁月里国际经济关系中所特有的那种经济政策从属于政治政策的做法，这种说法似乎也是公正的。按照传统的银行家的判断，当国会批准这笔贷款时，他们最关心的倒不是英国财政方面是否健全；相反，他们所关心的是英国在政治方面对于抵抗共产主义是否健全。在1946年7月以后，这一点愈来愈明白地成为美国政府在考虑给不给予贷款时所依据的标准了。
美国和俄国之间为清算租借帐目，并为向苏联提供额外贷款所举行的谈判的命运，反映了美国态度的逐渐改变。官方的记录在1952年还无法获得，不过根据报纸上的报道，谈判的经过如下。早在1945年1月，斯大林便提出将来要向美国借款的问题，说明俄国大约需要六十亿美元的贷款，以便顺利地进行战后的重建工作。这项提议遭到美国的拒绝，理由是这么大一笔数目是无法筹措的。1945年8月，俄国人再次提出，不过提出的总数已减为十亿美元。这个要求是向对外经济管理局提出的，但是不久以后作为战后美国政府行政方面改组的一部分，对外经济管理局被撤销了。它的档案移交给了国务院，从那时起国务院便承担起对外经济政策的责任。根据官方的说法，在那阵混乱中，附在俄国人的十亿美元贷款的要求后面的公文不见了，因此被人们忘记了，直到1946年2月底左右才偶然又被发现。
当这个束之高阁的俄国建议被发现以后，美国政府发出了一份照会说明情况，并且提出，讨论一笔贷款应该同清算租借帐目和广泛地讨论俄国的对外经济政策联系起来。这是同英国和其他盟国的谈判所遵循的同样程序，可是俄国人却把它解释为美国财政侵略的一个明显的事例。其实美国人是建议来讨论一下俄国同东欧卫星国家的经济关系，因为一系列条约保证俄国在那里享有特别有利的贸易条件。这是不能接受的，俄国人在3月15日发出的一份答复中就这么说了。
大约一个月后，美国送出了一份答复，催促迅速开始谈判，同时，作了某种努力来应付俄国人对美国原来建议的异议，不过国务院仍旧坚守着无歧视贸易这一理想，不同意放过俄国在东欧所推行的政策。
在进出口银行判定继续等待下去同俄国达成协议是毫无益处的时候，情况就是如此。5月9日宣布，临时指定作为对俄国贷款的那笔十亿美元的款项，将改用作对法国、中国和意大利的贷款。但是美国政府尚未明确地、无可挽回地决定不向俄国提供贷款，只要斯大林回心转意，接受美国的贸易原则的话。杜鲁门打算做的就是要求国会把进出口银行贷款的法定限额提高一下，增加十五亿美元，如果能商定出令人满意的条件的话，为俄国，也许还为其他国家的贷款，提供一个余额。
不过，这正是对英贷款的辩论在参议院到达高潮的时候。政府决定，当对英贷款还悬而未决时，要求国会授予更多的对外贷款的权力将是不明智的。因此，暂时什么事也没有做，尽管美俄两国政府之间就贷款和租借债务问题不断交换外交照会。
随着时间的推移，同俄国达成任何协议的机会迅速暗淡下去了。1946年7月18日，杜鲁门宣布，他不打算要求国会在当前的这届会期里提高进出口银行贷款的限额，这一决定有力地排除了在1947年以前给予俄国一笔贷款的任何可能性，因为该行已经把它的全部资金差不多都贷出去了。1946年10月，美国再次邀请俄国人为结算租借帐目开始举行谈判。10月26日，斯大林在接见一个美国新闻记者时，对“俄国是否还有兴趣想从美国获得一笔贷款”这个问题作了肯定的答复。但是俄国却很顽固地希望取得一笔没有附带条件的贷款，而美国则同样顽固地坚持：任何贷款都必须作为一项全面经济解决的——部分。随着两国之间政治关系的日益恶化，任何一方的立场都不可能指望会有所改变。因此，俄国只好不要贷款，而美国则眼看着全世界根据自由的原则进行国际贸易与金融汇兑的希望逐渐消逝在外界的黑暗中。
不过，我们必须再一次留神不要言过其实，说经济和政治政策的新阵线已经迅速产生并且泾渭分明。美国政府中有些重要人士继续希望，尽管发生了这一切，还是有可能同俄国人达成一种谅解。当马歇尔国务卿于1947年6月提出他那著名的由美国给予欧洲经济援助的建议时，他并没有把俄国和东欧排除在外。诚然，在随后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当有人问到他时，他很明白地把俄国也包括在可以接受这种援助的国家之内。可是俄国拒绝马歇尔计划，这才决定了东西方经济和政治的对立。在那以前，尽管一次接着一次的行动迫使美国人愈来愈明确地公开反对俄国，美国人却还是踌躇不决而且抱有希望。
在对日作战胜利日以后的七个月里，盟国之间的真挚友谊中相当明显地出现了忽冷忽热的局面。外长会议在伦敦举行的第一次会议（1945年9月11日…10月2日），并未确定同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芬兰签订和约的原则，而是陷入僵局，不得不休会，表面上是由于程序问题，其实是因为俄国对东欧和远东的政策同英美的政策发生了抵触。为了力求打开僵局，美、英、俄三国外长从12月16日到26日又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在那次会上，贝尔纳斯提出，在决定占领日本的政策中，俄国应起一定的作用。俄国人作为报答，同意作出某种姿态，以满足英美在东欧的要求。会上还商定关于同意大利以及同俄国在东欧的卫星国缔结和约的程序，因而看来扫除了障碍，有希望恢复盟国之间比较真诚的合作了。
可是这种诚挚的关系不久又恶化了。波斯政府于1946年1月率先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提出一项争端，指控红军未从波斯北部各省撤出。英美支持波斯的申诉。俄国人作为对策，则指责英国在希腊和印度尼西亚的政策，并支持叙利亚由于英法对地中海东部诸国的军事占领而提出的抗议。尽管外长们在12月举行的莫斯科会议上达成妥协，但那项妥协却顶不住这些事件所激起的猛烈的宣传战。旨在使三大国的政策和行动步调一致而作出的努力，变得日益支离破碎，相反，彼此在联合国的论坛上互相责骂，从而使双方越来越难以合作与妥协了。
然而，在波斯、希腊、印尼和地中海东部诸国的这些最初的争论平息下去后，1946年3月间似乎出现了暂时缓和的现象。双方在确定德国工业水平的问题上达成了协议，这标志着四大国在对德国制定共同政策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此外，在1946年3月和4月间，俄国军队撤离了波斯和满洲，这一行动消除了引起摩擦的重要根源。但是，这些行动并非出于双方意见基本一致。俄国政策的直接目标仍然几乎到处同英美政策的目标相矛盾。这个局面在双方就和约问题尽力协商时变得很明显，当时这种努力几乎毫无成效，以致不得不在1946年4月25日再次召开外长会议。
外长会议的第二次会议同第一次相比，有一点重大的区别。由于美国国务卿坚决主张公开外交，严格保密的做法被放弃了。结果，外长会议上的讲话和辩论变得象在联合国已经常见的那样，成为专门对公众（尤其是国内人士）进行的宣传。在这种情况下，要认真致力于通过妥协来达成协议是不可能成功的。
因此，从1946年4月底起，正确的看法似乎是，承认大国之间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抗衡代替了早先的力求合作，宣传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外交，国际关系的中心从会议桌上转向互相抗衡的四大国管制德国的军事司令官们的行动，因为德国正是战后世界上利害关系最大的地方。此外，美国逐渐取代英国，成为苏联的主要对手。当俄国人巩固他们对东欧的控制时，美国却如同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有些勉强地在财政上支援那些非共产主义的政府。
我们可以说，在大战初结束的时期，世界上有三个显著的要害地区。首先，最突出的是俄国的边境地区，那就是：俄国通过红军得以控制的东欧和中欧的部分地区，中国境内为共产党人占据的那些地区，红军占领的满洲与北朝鲜以及同俄国南方接壤的国家——土耳其和波斯。表面上看来，斯大林对这些地区的政策并不一致，至少在短期内如此，但他在每一地区都谋求扩张俄国的势力。除了武力征服与吞并外，他施展了种种不同的策略。英国人和美国人则力图限制俄国势力对这些地区的扩张，并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因此，在俄国边境地区问题上，双方采取了针锋相对的行动，同时展开了一场喧嚣的争论，这个情况就构成当时国际外交的主题。
第二个要害地区是西欧。那里，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联合政府统治着所有被解放的国家。在大战结束后的几个月中，种种经济问题，尤其是为全体居民解决粮食这个根本问题，大有成为支配西欧生活之势。从政治上来说，法国当然是最重要的大国，因而法国人试图充当英美与俄国之间的调解人，而且也有些成就。俄国人和西方大国都试图争取到西欧的同情与支持，但是在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进行的斗争，决不象这时在东欧与中欧进行的斗争那样剧烈。当时，法国、比利时和荷兰政治活动的内容是：共产党同非共产主义政党的策略、美国的贷款、俄国运交的小麦、制订宪法以及殖民地政策。只要共产党人不搞革命行动，西欧的事态发展并不会对三大国的关系发生决定性的影响。在美国和英国的外交政策中，一个重要的因素肯定是害怕西欧发生共产主义革命。同时，俄国的政策也可能受到希望西欧发生革命这种想法的影响。但是，这种希望和恐惧并不反映迫在眉睫的问题，首先必须解决的是关于俄国边境地区问题上的那场斗争。况且，西欧的政治传统是鼓励民族独立，对过去的回忆也促使当地的政治家和公众抵制外来的干涉。结果，西欧各国能够安排好自己的事务，很少受到大国的干涉。
世界上的第三个要害地区是，大国以前的属地那一大片弧形地带，从地中海东部地区经过印度一直延展到东南亚和印度尼西亚。这里，战前欧洲人的政治统治受到了发展中的民族主义和社会革命的联合挑战。帝国主义大国，诸如英国、法国与荷兰，感到不得不作出让步，尽管在程度与速度上有所不同。此外，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近东发生摩擦，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在印度互相冲突，这是促使该地区政治地位发生变化的另一个因素。同时，波斯、马来亚、印度支那和印度尼西亚的少数民族问题几乎具有同样的爆炸性。
德国和中国每一国都是极其重要的特殊例子。在德国，俄国的边境地区与西欧相交迭。所以，德国发生的事态将在整个欧洲大陆引起巨大的、很可能是决定性的反响。当俄国和美国日益疏远时，两国为争取德国的支持而展开了一场斗争。这场斗争起先采取迂回曲折的方式，因为人们对大战记忆犹新，不可能一下子忘却，如果为了拉拢德国人而作出某些姿态，那几乎自然而然会使其他欧洲国家日见疏远。尽管如此，在1946年年底以前，莫洛托夫和贝尔纳斯仍然几乎不加掩饰地争着去讨好德国人。
同时，战后世界上的这两种主要力量在中国也相互交迭：苏联的扩张和亚洲的革命在这个国家汇合起来，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