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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新近显示的军事威力所引起的重要政治变动，不仅仅限于巴尔干各国和波兰。在匈牙利，1944年10月15日，当摄政——海军上将霍尔蒂——公开宣布他打算向红军投降后，发生了决定性的动乱。德国人得以在这一决定全部实行前就完成了一次武装政变。霍尔蒂遭到逮捕，被送往德国，德军接管了布达佩斯和匈牙利西部。可是一部分匈牙利军队，在米科洛斯将军领导下，根据霍尔蒂的声明采取行动，投奔到俄国人这一边。12月23日，米科洛斯将军在俄国的保护下，成为临时政府的首脑。盟国开始和这个新政权谈判订立停战协定。该协定于1945年1月20日签字。各项条文几乎和保加利亚停战协定的条文完全相同，只增加了这一条：匈牙利的赔款规定为三亿美元，分六年以商品偿付。其中一亿美元指定给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两亿美元给俄国。
俄国军队在1944年秋天只解放了捷克斯洛伐克东部一小部分地方。8月间，华沙的波兰人开始起义时，斯洛伐克人也起来反抗当时统治他们国家的纳粹傀儡政府。由于红军未能及时到达以阻止德军占领斯洛伐克，他们的起义于9月间完全失败了。但是，尽管华沙发生的事件和斯洛伐克发生的事件表面上很相似，结果却完全不同。贝奈斯在伦敦承认领导起义的斯洛伐克全国委员会的权力，俄国人则承认贝奈斯政府的权力。的确，根据1943年12月的苏捷条约，一个捷克官员代表团于8月从伦敦奉派前往莫斯科，准备担任捷克斯洛伐克解放区的民政工作。斯洛伐克的军事挫折使得这个代表团的到达有点为时过早，可是这种挫折并未造成象华沙起义以后所产生的那种敌意或者互相责备。在归入苏联军事活动范围的国家中，只有捷克斯洛伐克没有在1944年给盟国的外交家带来棘手的问题。贝奈斯和他的同僚们似乎走对了路，能够完成同西方与东方都保持良好关系的这一艰难的功绩。
芬兰也顺利地和苏联人谈妥了条件。芬兰政府于8月25日请求停战，战斗于9月5日停止，停战协定于1944年9月19日签字。停战协定的条款和对罗马尼亚与保加利亚的条款很相似。除了在遥远的北方，把包括佩特萨莫的重要镍矿在内的一个地区割让给俄国外，其余则恢复了1940年的边界。成立了一个盟国管制委员会，对苏赔款规定为三亿美元，苏军最高司令部的无上权力规定得非常明确。有一点是不同的：芬兰被迫把某些军事基地永久割让给俄国。
在我们简略地概述了红军进入东欧时所出现的种种政治变化以后，有两个事实显得很清楚。第一，俄国人并没有露出想要建立由共产党独揽大权的政府的迹象，相反，到处成立了包括各种不同人士的“人民阵线”，使共产党和社会党、农民党以及其他的政党联合在一起。第二，停战条件使得俄国人可以不受限制地控制以前的敌国的经济生活，并且俄国对这些国家的政治事务的潜在影响差不多也同样巨大，因为俄国可以借口它们在军事上或者经济上不合作，而任意进行干涉。我们还有一点看不清楚，而且很可能是斯大林本人还没有断然作出决定的一点，那就是俄国将怎样利用它的支配地位。暂时，斯大林的兴趣似乎主要是在军事方面。他为红军觅取并获得了粮食和其他补给以及劳务，他从那些苏军攻入的国家的军队方面取得了直接的军事支援。人们有理由推测，斯大林对东欧的计划并不比1944年的计划走得更远。一切发生得很快，至少是斯大林可能没有料到会碰上这样突然的和广泛的胜利，不能立刻决定如何尽量利用他所获得的利益。
从盟国合作的观点来看，不能不感觉到两个痛心之处。关于波兰的问题，始终没有达成一项解决办法，而俄国势力在巴尔干的突然高涨，使丘吉尔感到很不安，尽管罗斯福对于西方势力在东南欧黯然失色，即使不是全不在意，至少看起来是不太关心的。
紧跟着1944年夏天在法国和意大利的胜利，英美在这年早些时候那么显著的政治分歧有了暂时的缓和。当年6月，博诺米取代巴多里奥，成为意大利政府的首脑，因此丘吉尔在意大利的政策受到了挫折。法国人民普遍表示愿意，甚至急于支持戴高乐将军和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这使罗斯福对法国的政策也遭到了严重的挫败。由于丘吉尔和罗斯福都承认了这种新的形势，他们早先在探讨对法意两国最合适的政策时发生分歧的一些争执大部分都消失了。
1944年7月，戴高乐访问华盛顿后，盟国承认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为法国国内实际上的权力机构。于是开始谈判，以确定这个委员会和盟国军事当局之间的关系。到8月25日，已经就民政和司法、通货、检查制度、平民救济，以及对于缴获的战争物资的处理这一类问题达成了协议。但是，美国政府很慎重。在签订这些协议时发表的一项官方声明强调，已授权艾森豪威尔同戴高乐的委员会的成员打交道，“只要他们继续得到正在为打败德国和解放法国而战斗的大多数法国人民的拥护”。赫尔和罗斯福以往的不信任感反映在进一步的规定中：“一俟军事情况许可，将给予法国人民以自由选择他们的政府的机会。”
可是这些限制不过是文字方面的一种烟幕，借以掩盖美国政府从一种已经维持不住的立场上的后退。随着事态本身的发展，戴高乐的深得人心已经没有理由再可怀疑了。他已经成为法国抵抗的显著的象征，因此受到法国人民的欢迎。于是，10月23日，美国、英国和苏联正式承认戴高乐将军为法国临时政府首脑。同时，建立了一个包括巴黎在内的内地区域，在这个区域里承认临时政府拥有最高权力。此后不久，在11月11日，法国被邀请为欧洲谘询委员会的成员。这一姿态是承认法国有权成为一个欧洲大国。在这方面的一个更为明白无误的步骤是（8…9月）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达成的协议，应使法国同英国、美国、俄国和中国一起成为拟议中的安全理事会的第五个常任理事国。
解放后的比利时的政治问题和法国的不同。比利时首都解放以后，比利时流亡政府于1944年9月8日从伦敦回到布鲁塞尔，他们几乎立刻就必须面对一个棘手的问题。1940年，利奥波德国王没有和流亡政府一起离开祖国，他的敌人指责他同纳粹勾结。事实上，他们这样说并不是毫无根据的。是否应该让他保持王位，很快就成为一个激烈争论的问题。由于瓦隆…法兰德斯民族的对抗以及保守派…左派的斗争，这个问题更形复杂了，他们正好环绕着国王这个人大做文章。等到1944年9月20日成立了摄政体制后，问题遂暂时搁置，可是争端不会长此平静，在此后几个月中继续给比利时的政局带来麻烦。
在意大利，（1944年6月）罗马解放后立即就职的博诺米内阁，初上台就试图争取放宽停战条件。丘吉尔在8月间防问意大利时决定，应采取某种行动来减轻意大利人深受苦难的经济的和其他的困难。临行之前，他发表了一封给意大利人民“鼓舞和希望”的公开信。可是具体行动只有在取得美国同意后才能实现。结果，对意大利的救济成为9月间第二次魁北克会议议程上的一项问题。
另一方面，希腊则完全交给英国人处理。的确，美国人直截了当地不参预希腊的事务，除了一个办理救济的小组以外，还不准在这个国家里使用任何美国军队。1944年8月丘吉尔访问地中海时，趁机会见了乔治·帕潘德里欧——希腊流亡政府新任命的总理。这次会晤的结果，丘吉尔似乎认为帕潘德里欧正是推行英国政策的那种人。假使办得到的话，他会安抚共产党领导的抵抗运动，而不让它在这个国家里掌权。
在丘吉尔会见帕潘德里欧的时候，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阵线（即民族解放阵线）的代表经过长期的犹豫后，才参加了希腊内阁。这是英国计划能够成功的好兆头。只有盟国军事当局和两支对立的游击队（即全国民主同盟和全国人民解放军）之间的关系尚待解决。这一问题由1944年9月26日在卡塞塔签订的一项协议予以处理。按照这项协议的条款，希腊的两支游击队和希腊流亡政府都承认地中海盟军最高统帅威尔逊将军的军事权力，并接受他派来的一位英国将军在希腊担任指挥。
由于这些初步安排的结果，当德国人开始退出希腊时，小规模的英国部队登陆并没有遭到任何反抗，他们把退却中的德军追逐到南斯拉夫边境。民族解放阵线拥有全国人民解放军这支武装部队，有力量夺取政权，可是它没有这样做。它承认希腊流亡政府代表的权力，虽然有时颇为勉强，但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阻碍1944年10月18日在雅典重新成立内阁。然而，全国人民解放军仍然是国内人数最多的武装力量，只要希腊各党派之间对政治和社会政策的根本问题还争论不休，就不能排除左派发动军事政变的可能性。
英国人敏锐地觉察到这种可能性，于是尽快加强政府中非共产党党派所掌握的武装力量。第一步是把原来在意大利作战的一旅希腊军队调回雅典。他们于1944年11月9日到达。第二步是解散游击队，代之以新的国民近卫军。英国人努力贯彻这项行动，结果在1944年12月初突然引起了一次政治危机。民族解放阵线和全国人民解放军不想和平地放弃他们的统治地位，于是诉诸武力。战斗持续了一个多月，这使丘吉尔万分惊慌和狼狈。
如果人们比较一下英美势力范围内那些国家中的事态和俄国势力范围内那些国家中的事态，那末最显著的差别是，西方势力范围内所显露出来的固有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感情，它们表达的范围要大得多。虽说英美的政策无疑有一部分关系，但这不仅仅是英美政策的结果。还有两种因素也发生了作用。一是法国、比利时或者甚至意大利这类国家的政治传统——在这些国家里政党有悠久的历史，能够获得公众的广泛参加；二是这些国家具有可以自豪的令人尊敬的民族传统。第二个区别是，除了意大利外，西方国家需要同一些正式列入盟国的政府打交道，它们的主权必须多少受到尊重。俄国人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芬兰是同以前的敌人打交道，在那些地方他们合法干涉的权力由于停战条件而大大扩充了。在波兰和南斯拉夫这两个归入俄国作战范围的盟国里，俄国人的政策所面临的困难和障碍，可以和英美在西欧的遭遇相提并论，虽然他们在南斯拉夫遇到的这种困难，在1948年以前还是隐而不露的。
解放了的欧洲的种种问题，都和取得胜利后怎样处理德国这个问题有关，并且在某种意义上说来，在同这个问题对比之下，都相形见绌了。希特勒已经很好地表明，德国有能力组织和统治欧洲大陆，各大盟国都急切地要使这种事不可能重演。可是，同意这个总的目标比较容易，要决定究竟应该采取何种严格的惩罚与预防措施，那就困难得多，而在战争还没有取得胜利，以及还不能准确地预料到德国投降时国内的军事和政治形势的时候尤其如此。
虽然如此，盟国却试图有先见之明并取得一致意见。在莫斯科召开的外长会议（1943年10月）曾决定成立一个欧洲谘询委员会。在德黑兰，三大国决定把未来的对德政策交给这个机构去研究。德国问题事实上是那么困难，委员会自由处理的权力又那么小，以致盟国的欧洲政策的其他问题一般都通过别的渠道去处理。欧洲谘询委员会以1944年1月14日的第一次正式会议开始它的工作。它面临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第一个是为德国拟订一个无条件投降的文件；第二个任务更困难，德国投降后，战胜国的对德政策应如何取得一致。
在谘询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上发生了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使得英美当局的详细计划有好多个月都无法进行。英国人提出了一项建议，主张把德国分为三个占领区：东部的俄国区、西北部的英国区和西南部的美国区。此外，柏林应由三大国共同占领。这一建议不能使罗斯福总统满意。他希望美国人占领英国人划归他们自己的德国西北地区，另一方面，英国人却顽固地坚持他们原来的方案。艾森豪威尔提议不必试图划分各国的占领区。他认为在联合参谋部里加上俄国和法国的代表不会造成无法克服的困难，这样的合作比任何其他控制德国的方法有更多的好处。如果四个国家全面合作确实太困难的话，他认为英美合伙关系在战败后的德国继续下去是合适的，可是这个提议被美国否决了，大概因为它过分含有英美合作对抗俄国和全世界所有其他国家的意味。
关于分配占领区的争执，并不是缠住欧洲谘询委员会的唯一问题。美国政府内部对战后德国的政策，正进行着一种隐蔽的争夺权力的斗争，这也使欧洲谘询委员会受到严重的妨碍。陆军部的代表直截了当地断言，对德国的占领和军管是“军事问题”，应该完全由军人处理。结果，美国政府各部之间在努力协商有关德国前途的政策时，碰到了军方代表顽固的捣乱。因为华盛顿发生了僵局，欧洲谘询委员会的美国委员常常得不到本国政府的任何指示，甚至在次要的问题上也是如此。
尽管有这些阻碍，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1944年4月，罗斯福同意接受英国关于划分苏联占领区的建议，到7月底大家对所有三个区的详细界线已经意见一致，剩下没有解决的只是两个西方占领区之中哪一个划给英国和哪一个划给美国。在同一个月里，有关各方就德国投降的条款也达成了协议，大体上是以一项美国草案为基础的。
这样费力地达成的协议中，关于盟国对德政策这个比较重大的问题却完全没有作出决定。第一步显然是各国政府必须决定应如何处理德国。英俄两国政府1944年夏天在这方面究竟取得多少进展，到1952年还没有公开发表，可是到底它们两国有准备或者没有准备都不是重要的因素。相反，美国政府因为内部的争论和犹豫不决，甚至妨碍了盟国共同对德政策的讨论。罗斯福总统那种不正常的行政方法和国务院在美国政府中的缺乏威信，应该对当时的这种情况负责。
美国人不能在对德政策上作出坚定的决议，确实不是由于未曾努力。在国务院内部，各种专家小组经常细致地和长时间地研究过这个问题，可是这些辛辛苦苦拟就的建议必须和来自政府其他部门的别的计划展开竞争，其中最显著的是财政部的计划。为了设法解决这种情况所造成的混乱，罗斯福于1944年8月25日设置了一个内阁委员会，负责审阅当时呈递上来的所有计划，并且向总统提出建议。委员会的成员是国务卿、陆军部长和财政部长，后来又加上罗斯福的私人朋友和总助理哈里·霍普金斯。
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没有能取得一致意见。主要的争论点在于是否把德国人看作不可救药的军国主义者，只有不让德国人控制用于进行现代战争的工业基础，才能使他们成为世界共同体的爱好和平的成员。大家同意德国应该被解除武装，纳粹党和一切有关的组织应该解散，战犯应受惩罚，对受害的国家应赔偿损失，以及盟国当局应于战事结束后无限期地管制德国的教育和交通。可是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则认为，只要德国拥有庞大的工业设备，它重新发动侵略战争的危险就依然存在，他主张盟国拆除德国的工厂并关闭它的煤矿，把德国改变成一个农业国。这一计划引起陆军部长亨利·L·史汀生的激烈反对。他说毁灭德国的工业会破坏欧洲的经济，并将严重伤害德国人的感情，以致不能带来和平，反而会促成未来的战争。
1944年9月6日内阁委员会成员和总统一起开了个会，也未能解决这一争端。罗斯福指出战后英国经济将发生严重困难，并建议鲁尔的原料也许可以送到英国去炼钢。这算是对摩根索破坏鲁尔矿山的建议的修改，但并不表示总统已经接受了史汀生向他提出的论点。一般说来，罗斯福觉得德国人罪有应得，该吃点苦，并且完全不顾经济情况，准备把整个欧洲随同战败的德国一起拖倒。当摩根索说破坏鲁尔的工业潜力会给英国工业消除一个重要的竞争者，因而有助于英国的复兴时，罗斯福似乎已经认为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可是就赫尔和史汀生所知道的来说，罗斯福在离开华盛顿前往魁北克去会晤丘吉尔时，对于提交给他的这两种对立的建议还没有拿定主意。
1944年的夏天和秋天对丘吉尔说来是令人焦虑的几个月。展望东方，他看到俄国的势力遍及巴尔干各国并向中欧发展，象一条雄伟巨大的冰河，所到之处使东欧小农国家中西方势力的温暖空气化为雪。展望西方，他看到美国站在梦想不到的实力高峰，被自己新发现的力量这种新事物吓住了，不知道拿它怎么办才好。更糟的是，他看到国内，英国的力量和国民经济在战争中受到了多么严重的损害，认识到要避免困难或者灾难，就必须从美国获得援助，甚至在欧洲和亚洲的战事结束后还有此必要。
在这种情况下，需要运用巧妙的政治手腕。他可以设法和俄国人谈妥条件，给他们的扩张规定一个双方同意的限度；他可以利用英国人在国际政治方面的见识和经验为英美联盟效劳出力，尽可能使美国人睁开眼睛高瞻远瞩，象他那样看到世界事务的现实；他还可以运用自己的辩才，努力说服罗斯福，在当前的从战争过渡到和平的艰难时期中，美国在经济和其他各方面支持英国和英帝国是明智的。丘吉尔开始忙于这些工作。结果就是他同罗斯福在魁北克和海德公园举行的会议（9月11…19日）以及他同斯大林在莫斯科举行的会议（10月9…20日）。
1944年9月，丘吉尔和罗斯福随带他们的军事和其他顾问在魁北克开会时，空气中还弥漫着德国早日崩溃的希望。确实，在正式会议结束以后，丘吉尔认为还值得和总统在海德公园逗留到1944年9月19日，认为可能会出现某种惊人的新发展，象一年前紧接在第一次魁北克会议后发生的意大利的巴多里奥的投降那样。结果却是在阿纳姆打了个败仗（9月17…25日），使他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