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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国家的区域性联邦——例如，斯堪的纳维亚、多瑙河流域以及巴尔干半岛诸国的这类联邦）。丘吉尔计划把这样的欧洲作为一个单位并入一个更大的世界性组织。他在1943年3月21日（当时艾登在华盛顿）所作的一次讲话中，建议创建一个欧洲委员会和一个亚洲委员会，从属于一个包括战时联合国家在内的世界性组织。
1943年5月，当丘吉尔在华盛顿出席“三叉戟会议”的时候，他找到了机会来畅谈他关于战后世界的想法。在和美国政府领导人的会谈中，他大略谈及一个设想，主张建立一个世界性的组织，下面分设几个区域性的委员会。这次他提出三个委员会：一个是太平洋地区，一个是美洲，还有一个是欧洲。另外，这位首相还建议，世界各国都要把武装力量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照常服役；另一部分则固定由区域性委员会调遣，用以对付在他们负责的地区内任何可能出现的侵略者。此外，他还详细谈了英美两国亲密合作的必要，他建议两国之间采用某种形式的共同国籍，在战后继续保留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并通过系统的程序，商议外交政策。
丘吉尔对于战后世界组织的意见不一定是英国政府的意见。关于英国在国际性组织方面有些什么要求，内阁在1943年似乎并没有取得任何正式的一致意见。就英国公众而论，一般说来远不象首相那样热衷于计算力量均衡和国家利益。在英国同在美国一样，人们十分普遍地希望有一个较为美好的世界；而且在这两个国家，这种理想主义的表现形式也很相似。英国大多数人对于俄国人英勇地抗击希特勒深怀感激，英国公众不理解为什么战时的联盟在胜利后定要散伙，他们衷心希望不要发生这样的事情。对于一生遭受两次世界大战的深重苦难的这一代人来说，通过某种国际联合的形式造成一个充满良好愿望和通情达理的世界，并非什么荒诞不经的幻想。他们知道俄国人民在战争中遭受了更大的苦难，因此，看来完全有理由期望在苏联也普遍存在同样的看法，而民众渴望和平之心将会在分隔俄国和英国，分隔美国和英、俄两国的理论和实际的鸿构上架一座桥梁。
在1943年春天和夏天的那几个月里，美国官员把许多心思花在战后的国际秩序问题以及美国在未来的任何国际组织中的位置问题上。起先，罗斯福倾向于接受丘吉尔关于建立区域性组织的计划，但是国务卿赫尔极力反对这一建议，并逐渐使总统转而相信他的想法。赫尔反对区域性组织的意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他担心区域性组织的实际结果将为各大国创造势力范围。他认为它本身就很糟，是未来战争的孳生地。此外，他认为英、俄可能利用区域性组织来建立贸易壁垒，排斥美国同世界重要地区的贸易，从而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
他的第二个主要反对意见是：他认为美国公众不会支持美国参加欧洲或亚洲的区域性委员会，反而会坚持一种改头换面的孤立主义，把美国参加国际事务的积极活动局限于西半球。
这些论调使罗斯福信服。到1943年8月，他已明确地改变了主意，现在他赞成创建一个单一的世界性国际组织，这个组织要使四大国——美国、英国、俄国和中国——有占优势的发言权。与此同时，丘吉尔已经不再相信有可能建立一个能在俄、美两大势力之间保持均势的有效的欧洲政治单位了。可以猜得出有两个理由使他改变想法的。最重要的一个是：在“三叉戟会议”（1943年5月）和“象限会议”（1943年8月）之间的几个月中俄国政府和英国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和恶感。没有俄国的同意，联邦欧洲的计划几乎没有成功的希望；而俄国人已极其明确地表示他们反对任何扩展到中欧和东欧的联邦计划。
迫使丘吉尔放弃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独立的战后欧洲联邦这一希望的第二个理由是：美国政府拒绝接受区域主义。从丘吉尔的观点看来，美国人的态度中有许多似乎不现实的东西，但是接受美国在战后规划中的领导地位有一个很大的好处，那就是美国将不得不积极参与战后的国际事务。在丘吉尔看来，英俄关系中存在的困难问题越多，似乎越有必要统一英美的政策和计划。因此，牺牲这个虽然对英国说来吸引力大得多，而实际上十之八九行不通的计划，以换取美国在战后世界的积极合作，看来还是合算的。
英国在1943年8月第一次魁北克（或称“象限”）会议上接受美国的战后计划的背景就是这样。8月21日，国务卿赫尔提出一份宣言草案，建议尽早在一个切实可行的时间（预计在战争结束前）建立一个世界范围的国际组织。艾登赞成把这个宣言作为同俄国谈判的基础；后来，在会议结束前，丘吉尔也接受了它。
丘吉尔一旦接受了美国的草案，便实际上放弃了他曾经一度有过的推行独立的战后政策的任何希望。丘吉尔决定把他的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而不再依靠英国自己的力量，也不再依靠一个友好和统一的欧洲的支持，今后必须去同俄国势力抗衡的，将是美国，而不是重整旗鼓和经过改组的欧洲。
俄国对于战后世界组织的看法必定还是一个有待揣摩的问题。“三叉戟会议”’和“象限会议”之间的这段时间（1943年5…8月）的特征是，俄国与西方两盟国之间关系极为紧张。在“三叉戟会议”上作出的把进攻法国北部的时间推迟到1944年的决定使斯大林对于西方满腹狐疑。丘吉尔和罗斯福是不是真的在使德俄相斗，以收渔利？他们是不是要等这两个国家都已筋疲力尽时再用武力介入欧洲大陆来推行一套和平解决办法，象1919年那样再次把俄国排斥于欧洲事务之外呢？俄国人一定是这样看问题的，这些俄国人不承认横渡英吉利海峡进攻有确确实实的困难，对于士兵生命的牺牲也不象西方人那样神经质。而且，马克思主义的教导把这一点讲得很清楚：在掠夺成性的资本家和苏联之间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友谊。英国和美国的那些老奸巨滑的资本家利用德国人来为他们打这一仗而同时又利用俄国人来为他们打另一仗，这岂不是理所当然的吗？至于租借法，可以解释为是一种使这场搏斗旗鼓相当从而确保俄德这一对西方盟国的孪生敌人同归于尽的手段。另一方面，租借物资的交货在1943年夏天才扩大规模，其实那时候俄国最窘迫的时期已经过去。难道这只是因为美国人计算错误，正在无意中把红军搞得过分强大吗？
当然，这几个月里支配斯大林及其顾问们的行动的思想和忧虑的是什么，我们无从得知。但是，看来完全有可能，俄国领导人的头脑里确实在权衡轻重，在单独与德媾和以及继续同西方联盟这两者之间进行抉择，而今这种同盟除了使得俄国人和德国人流血以外，简直没有别的。根据发表过的零星的、然而可信的证据，俄方代表在1943年夏天同斯德哥尔摩的低级德国官员进行过对话，想了解能否找到对双方都适宜的媾和的基础。但是希特勒对于谈判并不认真感兴趣，因为谈判可能被当作是他这方面软弱或绝望的表示；同时，由于双方人员都无权代表各自的政府作出保证，俄国人的这次主动行为没有结果。相反，当1943年7月5日德国人打破了继斯大林格勒进攻战之后的暂时沉寂，在中线发起一次大规模进攻的时候候，激烈的战斗又开始了；在一个星期里，俄国人挡住了纳粹的推进并发动了反攻，这场反攻在整个夏天一直在胜利进行。
到1943年8月24日，斯大林同意举行拟议中的英、美、俄外长会议，这时可以认为，俄国政府已明确决定同西方两国联盟把战争继续打下去。此时，俄国工业在生产军备方面的杰出成就以及庞大的红军日益增长的信心和技能已打开全面战胜德国的前景。即使不靠冬季气候的帮助，俄国军队也已显出有能力向德国人进击；即使没有在1943年开辟法国第二战场的情况下，希特勒的军队也抵挡不住俄国的进攻。战胜德国，不管有没有盟军在西面的直接帮助，将意味着斯大林可以有理由希望，一个强大的德国所必然构成的对苏联安全的威胁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一点是同希特勒谈判媾和所不能得到的。消灭德国的军事力量还使俄国人有可能在东欧和中欧各国建立友好的政府；的确，在各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俄国的影响很可能强有力地遍及整个欧洲大陆。
估计斯大林是在1943年7月下旬或者8月的某个时候，咬紧牙关决定把战争打到底的，如果这个推断是正确的话，那末他在大致相同的时候还必须作出另一个同样重大的决定：单独干到什么时候？同英美两国在政策和战后规划方面协作到什么程度？显然，从斯大林的观点看来，只要同德国的战争还在继续，就不能冒险同西方盟国公开决裂。不但租借物资是俄国战时生产的重要补充，而且英美军队的支援在帮助红军摧毁希特勒力量方面有着实际的价值和更大的潜在价值。可是，从事情的表面来看，似乎斯大林没有必要接受美国关于战后国际组织的计划，也没有必要同意在被解放国家建立民主政府的这种公式，而他在1943年10月和11月的莫斯科会议和德黑兰会议上却就是这样做的。
俄国政府在同美英政府达成有关战后问题的口头协议时心里盘算些什么？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妄加推测是愚蠢的。不管是什么道理，反正这是俄国政策的动向；而且，甚至在1943年10月外长们到莫斯科开会之前，已经有迹象显示俄国人有意于合作了。比如，俄国人同意了对意大利采取的措施，俄国极力克制自己，没有批评英美政府给予巴多里奥的支持。9月3日，波斯加入联合国家宣言，没有遭到俄国的任何反对。这似乎表明，斯大林眼下不打算寻找通往波斯湾的出口了。还有，1943年9月16日，苏联政府正式告知西方盟国，日本企图在俄国人和希特勒之间调停，而斯大林当即拒绝了这个提议。但是，事情并非都是一帆风顺的。当美国起草的关于战后国际组织和安全的宣言草案第一次提交俄国人时，他们不肯接受，反对美国人意欲把中国与其他大国一起作为宣言的共同发起人；美国想在波兰流亡政府和俄国人之间进行调停的提议，在拖延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也被拒绝了。
“象限会议”结束后，英美政府对各自关于战后世界的希望和计划都互相摸得很透了，双方还都希望能够说服俄国同它们一起来制订和维护一个和平解决办法。是美国人带头同俄国人开始了有关战后计划的谈判。这样开始做后，在他们1943年同斯大林打交道中，始终贯穿着两条线索。一条是：罗斯福相信，假如他能见到斯大林并同他推心置腹地谈一谈，他将能消除一些俄国和西方盟国间由猜疑造成的障碍。罗斯福对他个人的魅力颇为自信；但同时也深信，他的提议显然是通情达理的，没有任何人，甚至斯大林，能够拒绝得了。
他准备在小事情上对俄国人慷慨大方——譬如说意大利海军问题——并认为这种慷慨不应当因为讨价还价而受到损害。他希望（并情愿把所有的赌注都下在这个希望上）一旦他向斯大林证明美国确实愿意友好合作之后，这位俄国领袖会放弃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而支持他罗斯福关于建立一个自由、民主与和平的世界秩序的计划。俄国人毕竟还是可以得到很多好处的。他们肯定需要时间和其他国家的帮助来重建他们自己疮痍满目的经济。而且，罗斯福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他认为所有的人，本性都是好的，都是善意的；他不相信一旦友好的气氛占了上风还会有什么国家利益的矛盾不能解决。要么和解，并由一个国际机构来执行和平仲裁；要么打一场新的、破坏力更大的战争。那么谁还会轻率和盲目到这种地步，不愿意选择前者呢？
中心问题看来似乎比较简单：要打破以往事件所造成的苏联和其他国家之间的互不信任。而达到这一目的最迅速和有效的办法就是通过个人接触和坦率的讨论把斯大林从一个同盟者转化为一个朋友。这位总统也许从来也没想到过，斯大林可能以全然不同的心情来对待这种会见，他可能不把罗斯福看作一个推心置腹、慷慨豪爽的朋友，而是看作掠夺成性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毫无理性的代表人物，或是看作美帝国主义的一个居心叵测的狡猾的代理人；或者就算罗斯福想到过这一点，他也会置之不理的，因为他难以相信人家会把他真正的为人如此丑化。他信心十足，认为只要斯大林同他面对面坐上五分钟，就一定会认识到自己过去是多么错误。因此，罗斯福不放过任何机会试图安排一次同斯大林的私人会晤，尽管一再遭到拒绝和推延，他仍然坚持这种努力。
影响美国对俄国态度的第二个重要考虑是希望在对日战争中得到俄国的帮助。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对于日本在满洲的军队甚至可能会在日本本土已被征服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继续作战这种危险深以为虑。即使这种可能的情况终于不发生，如果俄国军队向满洲的日本人进攻，如果俄国人同意让美国空军在西伯利亚建立基地，那对于美国的对日作战来讲也显然是一大帮助。俄国在远东的军事合作必定会减少美国人的生命损失并缩短战争时间；而这些正是美国参谋长们评价政策的标准。
就这样，尽管美国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日益增长，但在1943年整整前十个月中，美国政府却扮演了一个求爱者的角色，追求着斯大林这个故作羞态的情人。没有斯大林的同意，罗斯福对于未来的一切美好希望都将成为泡影。此外，英美两国的许多人士对于西方国家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对待俄国布尔什维克政府的态度都心中不安，并且隐约地怀有一种内疚，因为俄国在战争中牺牲的人数超过了英国和美国。自由主义者和左翼分子感到，西方国家在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这些事情上可以向俄国学习许多东西；保守主义者觉得可以把战时俄国的一些事件解释为俄国已放弃革命蠢事并回复到旧俄传统。诸如此类的感情、希望和信念的线索都影响美国在1943年期间对苏联所采取的态度，英国的态度也受到影响，只是不那么显著罢了。
在斯大林同意举行三国外长会议之后，会议的议事日程、时间和地点马上就开始谈判商定。英美方面费了许多唇舌，想说服俄国人同意在英国或某个中立地方举行会议，但斯大林坚持要在莫斯科开会。9月10日，西方盟国作了让步。因此，莫洛托夫、艾登和赫尔于1943年10月18日在克里姆林宫会面，讨论了初步的程序问题；第二天就举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议。
带上会议桌的第一个问题是怎样缩短战争的时间。俄国人想知道英美关于在1944年进攻法国的计划是否依然未变，并提议三巨头立即对土耳其和瑞典施加压力，要土耳其参战，要瑞典允许盟军在对德战争中使用其空军基地。美国人提议为“穿梭轰炸”作出安排，那就是，为使美国飞机在攻击德国东部的目标后能在俄国加油和重装弹药，然后在返航时再攻击其他目标，应当在俄国设立美国的空军基地。另外，美国人想在西伯利亚建立气象站，还提议订一个协定来改进美国和俄国之间的空运。
赫尔认为军事问题处于他的职权范围之外，他把这些事情交给和他同赴莫斯科的约翰·R·迪恩将军办理。迪恩以及丘吉尔派在英国参谋长委员会的私人代表陆军上将黑斯廷斯·伊斯梅爵士能向俄国人保证，进攻法国北部的计划在1944年春实行，并概述了正在进行的各种准备。不过，他们的确还强调了一下魁北克会议上讲定的条件，除非德国的空中力量被大大削弱，除非德国在法国和低地国家的后备军不超过十二个师，外加一个新的条件，即除非德国人在进攻开始日之后的两个月内抽调不出十五个以上的师来对付登陆部队，就不能实施进攻。俄国人对这些情报表示满意，尽管他们对于拟议中的进攻的具体实施日期仍然不得而知。
俄国人“原则上”同意美国关于穿梭轰炸、气象站和改进空运的提议，但是很勉强，他们后来又为这些提议的实际执行设置了重重障碍。确实，莫洛托夫曾试图不把这些事情载入会议的正式记录，而只是在赫尔自己出来干预之后才同意把它们也写进去。
土耳其和瑞典问题被送交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以及罗斯福和丘吉尔研究决定。10月28日，在会议行将结束的时候，一个否定的回答送到了莫斯科。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觉得，如果按照苏联关于土耳其和瑞典的提议去做，势必要动用“霸王”计划和意大利战役的物资；但是俄国人不服，他们对提议之遭到拒绝愤愤不平。在会议已正式结束，但英国和美国的外长还在莫斯科等候好天气起飞时，发生了多德卡尼斯事件，再一次使土耳其问题突出起来。11月2日，英国政府和俄国政府商定，由艾登设法立即取得土耳其空军基地的使用权，然后两国政府再对土耳其施加压力，迫使它全面参战。
在这三方之间的军事谈判沿会议的正式渠道进行的同时，艾登和斯大林还秘密举行着意义远为重大的谈判。形势在意大利的发展使英国人担忧，使美国人恼火。盟军不但没有攻下罗马并迅速往北向亚平宁山脉前进，反而陷在南部，面临具有潜在优势的德国军队。丘吉尔已在开始设法向意大利增调登陆艇和部队，使两栖部队能在德国防线的后面发动侧翼攻击；但是美国人象往常一样，仍不愿意答应做任何有可能干扰“霸王”计划的准备工作的事情。
在同斯大林的一次会见过程中，艾登向这位苏联独裁者摆了这些事实，并说明新的形势可能迫使“霸王”计划的日期推迟一、二个月。斯大林表现得出人意料地富有同情心，并对红军从英美方面的作战行动中得到的支援异乎寻常地表示了谢意。斯大林的态度鼓励了丘吉尔，他想，也许能说服俄国人支持他的军事政策而反对美国人的政策。毕竟，在莫斯科外长会议上提出土耳其参战问题的正是俄国人，而且斯大林似乎对于为在意大利和东部地中海进行更大规模的作战而推迟“霸王”计划的前景并不愤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