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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是盟国政治手腕的胜利。
达尔朗在北非建立了政权，这并没有结束政治上的困难局面，但随着战局不稳而来的紧迫的压力则逐步减弱，处理政治问题的更多的正常渠道又重新建立起来了。克拉克和艾森豪威尔乐意地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突尼斯战役的进展上。在政治上同法国人打交道变成了文职官员的责任，最终变成了罗斯福和丘吉尔的责任。
起先罗斯福觉得艾森豪威尔和克拉克同达尔朗达成协议是犯了大错误，但11月14日艾森豪威尔发来一份长长的电报，里面提到了已经到手的种种直接的好处，终于使得罗斯福相信他们那样做是正确的。丘吉尔的怀疑则更为显著，但他觉得他没有办法不接受艾森豪威尔的安排。另一方面，斯大林却在分别发给罗斯福和丘吉尔的电报中热烈赞同与达尔朗打交道。
在战役进行的头六个星期中，严格的政治检查使得在北非发生的事态的详情不能为英美公众所知。被战事上振奋人心的消息分散了注意力的报界，只是对已作成的政治安排表示了相当温和的异议。但政治检查和战事新闻的分心都不可能长久持续下去。罗斯福希望表明美国的立场，同时也想避免严厉的批评，因而于1942年11月17日发表了一项声明，重申他关于法国事态的基本观点。他说：“未来的法国政府将不是由法国本土或法国海外的某个个人来建立，而应该由因联合国家的胜利而获得解放的法国人民自己来建立。”根据这一原则，罗斯福声称，同达尔朗达成的协议是一种“临时的措施，完全是因为战事的压力才这样做的。”他的声明以叙述同达尔朗合作所获得的军事利益来作为结尾。罗斯福私下希望达尔朗很快能被赶下台，但在突尼斯的战斗结束之前就推翻这一已作出的安排，又被认为是不明智的。
对达尔朗的不信任和不喜爱在英国比在美国要厉害得多，但丘吉尔可以声辩说，整个事情都由美国负责，因此英国政府不应立即采取任何行动来改变这种情况。
罗期福和丘吉尔所作的这些努力有助于防止公众舆论强烈反对同达尔朗作成的交易。但是在许多人中间终于还是留下了不满意和不信任的回味，这些人认为同历史上有法西斯主义污点的人妥协简直是不能容忍的。后来在关于戴高乐和吉罗在北非争权夺利的问题上，这种感情就公开化了。
在北非，罗斯福11月17日的声明进一步动摇了达尔朗的地位。这位法国海军上将原来希望并打算让维希政权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直到贝当这个年迈的元帅能够从德国人手中把自己解放出来并恢复他的法国国家元首的合法地位时为止，他认为自己是代理贝当行事的。这样的一种想法就意味着达尔朗的权力将扩大到那些仍然忠于维希政权的法兰西帝国的所有部分，然而美国人也好，英国人也好，都不乐意让他的权力有这样的扩大。
即使在北非，美国人和英国人也觉得要接受达尔朗的政策是越来越困难了。从一开始，认为可以让法国人自己解决他们自己的政治问题的想法，实际上是行不通的。早在11月20日罗斯福就插手了，当时他下令，不管达尔朗同意不同意，要艾森豪威尔释放北非的全部政治犯。到了1942年12月底，由于任命墨菲和英国的议员哈罗德·麦克米伦作为艾森豪威尔的拥有否决法国行政官员命令权力的两个特别政治顾问，盟国对法国政策的监督就变成经常性的了。不过法国的官员们几乎毫无例外地都很不乐意听从外国的指挥。他们中间很多人开始耍弄两面派手法，对责令他们做的大部分事情表面上显得非常驯服，但是却不把英、美人的建议付诸实施。他们自称对当地情况拥有特殊的知识并侈谈阿拉伯人不满的危险，如果象褫夺犹太人公权等等的维希法律被撤消的话。结果，盟国的压力未能使北非法国行政当局的现存政策发生什么显著的变化。
原则上吉罗不参与政治活动。他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军事问题上，实际上他也很少和那一帮曾利用过他的名义在登陆前搞密谋的人来往。当然这一帮密谋者是怀恨在心的。11月7…8日晚在阿尔及尔搞的政变失败了；他们被美国人和吉罗本人所抛弃。达尔朗把担任公职的大多数密谋者都解职了，包括马斯特将军在内。他们在社交方面受到了忠实的贝当主义者的严峻排斥。他们中有些人马上就想到戴高乐，希望他能够也乐于支持他们。从戴高乐的总部来的一个使者于11月19日到达阿尔及尔，并与部分不满分子接触，很快就达成了谅解。
戴高乐起先对英美在北非登陆的反应是，在电台上发表演说欢迎盟军。但是同达尔朗达成的协议激怒了他，特别是看来他和他的追随者有被排除出北非的可能的时候。为了寻根究底，戴高乐认定由他去美国访问一次并试图与罗斯福达成谅解将是有益的。正当他整装待发去华盛顿的时候，达尔朗遇刺的消息传到了英国，他的这次旅行很快就取消了。
1942年圣诞节的前一天，一个曾经参加过11月7…8日阿尔及尔政变的青年人开枪打死了达尔朗。这件事情的政治背景是很错综复杂的，而且有人企图遮掩整个事件，所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在那时只作了既不完全而又被歪曲的报道。根据后来的调查，可以肯定，这次谋杀就是先前策划起义以支持盟国登陆的那一伙中的几个人所密谋进行的。两个被认为最有直接牵连的人是，亨利·德·阿斯蒂埃和一个颇为神秘的人物，科尔迪埃神父。德·阿斯蒂埃和科尔迪埃神父两人都是戴高乐主义分子又是保皇党，他们的这种混合身份乍看起来似乎不可思议，但在当时却是非常合乎逻辑的。他们的希望是，一旦达尔朗被清除，法国王位的觊觎者巴黎伯爵将能把所有法国分裂的派别统一到他的旗帜下。但这一计划成了泡影，因为巴黎伯爵一发觉美国人不会同意这个计划时就缩手不干了。
这些情况在当初是不知道的。官方发表的公报暗示说轴心国的特务要对达尔朗的被刺负责；而法国的官员互相隐瞒重要的证据，不让公众知道。结果，一种神秘的气氛笼罩了这次谋杀事件；法国当局极不象样地匆匆忙忙于12月26日只经过非常草率的审讯就把凶手处决了，这种做法丝毫也无助于消除很快就在阿尔及尔传播开来的种种猜疑和谣言。
达尔朗之死又把法属北非的未来政局置于纷乱多变之中。那些组成所谓帝国参议院的法国高级官员想把达尔朗的权力交给诺盖，但艾森豪威尔在罗斯福授意下声称吉罗是唯一可以接受的候选人。吉罗自己不想要这个职位，但在稍经劝说之后同意接任达尔朗的职务。
吉罗执掌政治和军事领导权后，法国北非当局和戴高乐之间的关系的问题重新又开展起来了。更为重要的是，维希政权和贝当的“民族革命运动”的整个合法性问题也得做出决定。尽管这样，随着达尔朗从北非政治舞台上消失，方始看来有希望为这两个法国不同派别之间的和解铺平道路。
还在11月8日之前，戴高乐就表示愿意同吉罗达成协议，当他听到达尔朗遇刺的消息时，戴高乐就提出同吉罗会晤，以便建立一个单一的法国政权。但吉罗想到他答应过诺盖不让戴高乐进入北非的诺言，所以没有接受这个建议。实际上，吉罗仍然认为自己是贝当的代理人，因而不愿意接受戴高乐提出的彻底清洗维希官员的要求。
罗斯福和丘吉尔几乎从一开始就急于促成这两个法国人之间的和解，在1943年1月举行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他们也朝这一方向努力过。戴高乐一开始拒绝接受邀请到卡萨布兰卡来，后来虽然在英国人的强大的压力下改变了主意，但安排他与吉罗之间的会晤未能取得任何协议。
在随后的四个月里，吉罗在北非的地位逐渐受到削弱。盟军的压力限制了他在军事和政治两方面行动的自由。在突尼斯的作战进度由于时值泥泞和不利于机动的漫长冬季而迟滞下来，以致原来认为法属北非很快就会不再成为战场的想法失去了现实意义。为了对付这种新形势，约于1月中旬把法军直接置于盟军统帅之下，这就违反了艾森豪威尔与吉罗在直布罗陀签订的协议。
另一方面，在这几个月里，随着戴高乐在整个法兰西世界中威望的提高，戴高乐派在北非的势力不断地扩大并增强。戴高乐同法国本土的法国抵抗运动的关系大大加强了他对付吉罗的地位。戴高乐和他的对手比较，在政治上也更加明智，而且他拥有更好的宣传机器，充分利用了吉罗的态度所提供的机会，谴责吉罗庇护法西斯分子和民主的敌人。英国外交部给予戴高乐的支持有助于抵消美国人对吉罗的支持。戴高乐还由于苏联人和法国共产党的支持，加强了自己的地位，尽管这是使美国人更加坚定地反对他的部分原因。
美国政府冷淡地看着戴高乐在北非影响的增长，而一些最高一级的官员则尽一切力量支持吉罗日趋下降的威信。可是，随着在北非的政治检查的放松（这种放松是在突尼斯的战事迟滞不前引起人民失望的时候出现的），在美国，对正在北非采取的政策爆发了一场广泛的批评。即使在国务院内部，也有一些人认为同戴高乐达成协议将是明智的，而美国政府的各个部门则在北非当地自相矛盾地进行工作，即有些支持戴高乐，有些则反对他。结果，在阻止戴高乐主义力量的增长方面，美国的反对毫无成效；而在突尼斯胜利（1943年5月13日）之后，军事安全的需要再也不能作为疏远戴高乐的一个理由了。
尽管美国政府喜欢吉罗，但他们却不喜欢他企图保持维希政权合法性的政策，美国官员对吉罗不断施加压力，劝说他改变他的政治原则。可是吉罗相当顽固，只肯慢慢地让步。直到1943年2月底法国全国委员会在伦敦为和解提出了一个新的基础之后，吉罗才迟迟于1943年3月14日在电台上发表了一次演说，接受自由与共和的原则。
这些步骤消除了所有谋求联合的表面的思想上的障碍，并标志着反对贝当的民族革命运动的最后决定；可是在戴高乐与吉罗之间达成协议的进程却由于双方个人之间的摩擦和猜疑对方没有诚意而受到阻碍。直到1943年5月30日，戴高乐才到阿尔及尔同他的对手直接谈判。经过几次会晤，他们于1943年6月3日同意建立一个由他们共同担任主席的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名义上，吉罗与戴高乐在委员会里各有相等的代表，可是从一开始就有些由吉罗任命的委员在有争议的问题上倾向于支持戴高乐。吉罗乐意只管军事，并且他还有意让开，到美国去作了一次长时间的正式访问，在此期间戴高乐加强了他在北非的地位。这样一来，几乎从一开始，在阿尔及尔的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就接受了戴高乐的领导。
从某种意义上说来，法国长期不统一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几乎所有在法国的抵抗组织都已效忠于委员会，除少数加勒比海的属地以外，全都受委员会控制。不过，事实上，派别活动在委员会内部几乎还是象以前那样如病毒般地继续存在着。戴高乐让吉罗分享即使是名义上的领导也颇不甘心。他很快就着手去除掉吉罗，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就成功了。吉罗于1943年11月9日向委员会辞职，并于1944年4月9日被劝说以法国陆军总司令的名义退休了。
在阿尔及尔成立的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在盟国之间引起了它的国际地位的问题。戴高乐非常急切地要别人承认这是个流亡政府。但罗斯福和丘吉尔都不愿意给他这样一种地位，尽管英国政府一如既往地采取了较为友好的态度。虽然作了种种努力，谋求在措词上达成一致，但事实证明，还是有必要发表各种不同的文本，规定各国政府与法国委员会的关系。
美国在1943年8月26日发表的声明中，直截了当地承认“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管辖那些承认它的权力的法国海外领地”。英国政府声明说：“本国政府同情地注意到该委员会希望被认为是一个有权确保管辖和保卫全部法国权益的政体。英王陛下政府的意图是尽可能对这一要求施加影响。……”苏联政府则毫无保留。苏联政府8月26日的声明宣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政府……已决定承认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是法兰西共和国国家利益的代表，同时也是所有反抗希特勒暴政的法国爱国者的领导。
在突尼斯的胜利后，接下来是委员会的建立以及三个主要盟国政府对委员会的承认，这一切使法属北非的复杂的政治局面得到了解决。尽管（也许恰恰因为）美国人反对戴高乐，英国人给他的支持也经常是不那么热情的，戴高乐却获得了在被占领的法国本土以外的，几乎是对所有法国人的领导地位。戴高乐与罗斯福和丘吉尔进一步的关系不再依据北非的局势而转移，而是要依据法国本土解放后奉行什么样的政策而转移了。北非现在已经变成一泓死水，盟国合作或不合作已不再那么重要了。
尽管在突尼斯境内的法国部队未能抵御德国空军和地面部队的进攻，但盟国对于在德国人能够集结重兵之前就占领整个突尼斯抱有很大的希望。迟至1942年12月1日，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还估计可在年底以前占领突尼斯，而到1943年1月底就可将所有轴心国部队赶出整个北非。直到12月24日，这些希望才确定放弃。就在那一天，艾森豪威尔很勉强地决定，在更多的给养、部队和空中掩护得以集结之前不再努力向比塞大和突尼斯进军。这样一迟延，给了德国人以相当大规模地向突尼斯派遣增援部队的机会，以致这个战役开始具有十分新的规模了。
但是，在1942年11月和12月初，还没有预见到这一挫折。英美战略家们以为在北非将很快地、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因而他们需要对下一步做什么作出决定。他们面临的问题是相当棘手的。除了在北非以外，美国在其他地方都没有集中大量兵力，可以进攻德国。当7月份作出进行“火炬”行动的决定后，美军在英国的集结便突然中止了。这一集结是在1942年4月商定进行的。马歇尔将军反对使大量兵力长期搁置在不列颠群岛上，他已经相信英国人不愿渡过海峡去进攻法国北部。甚至原定担任空袭德国的美国空军第八航空队，也是慢慢才成长起来的。到那年年底，这支航空队没有在德国国土上投下过一枚炸弹，只对法国和低地国家进行过一些规模相当小的空袭罢了。
美国在兵力部署上放慢脚步使英国感到失望，同时也有点惊慌。丘吉尔担心，如果美国不坚定不移地承担对德作战的义务，那末极可能再一次把兵力转移到太平洋地区去。他知道，进行“火炬”行动的决定作出以后，马歇尔将军的计划已被否定。他也知道，马歇尔是最积极主张先击败德国这一基本战略的美国人。马歇尔原来打算在1942年进攻法国，当他眼看他的这个计划被抛弃后，他可能得出结论，认为在1943年对德战争方面可能仍旧无所作为，因而可能把美国部队调往太平洋方面的战场，这种危险似乎是存在的。
为了防止局势向这方面发展，丘吉尔开始坚决主张在1943年有可能进攻法国。1942年11月9日，也就是在北非进行第一批登陆的第二天，丘吉尔竭力劝说英国的参谋长们在1943年有必要同德国人在欧洲大陆上作战。英国的参谋长们不愿同意这一作战任务。他们主张通过进攻西西里、撒丁和意大利，结合对德国心脏地区进行的猛烈轰炸，在地中海开展“火炬”作战计划。丘吉尔预料，这种小心翼翼的战略不会使美国人感到兴趣，而且还可能激起俄国人极大的怀疑和失望。
1942年11月24日，他们得到通知，要英国准备在1943年接待不超过四十二万七千人的美国军队，这个消息证实了英国人的忧虑。上述数字表明，在下一年中被派赴大西洋彼岸的美军只不过是空军部队而已。丘吉尔立即打电报给罗斯福，问他“兜捕”计划——进攻大陆的代号——是否已经取消。11月26日，罗斯福复电说，美国人无意取消“兜捕”计划，但北非的作战必须优先予以考虑。电报的结尾说：“我们在西南太平洋承担了比我几个月前预料的要沉重得多的作战任务，但是只要船舶和其他资源许可，我们将尽可能快地继续进行“波莱罗”计划（指美军在英国的集结）。”这段话对首相说来似乎是个不祥之兆，它意味着仿佛太平洋战区可能将比欧洲战区处于优先的地位。
1942年11月，美国最高统帅部的态度是犹豫不决而且令人迷惑的。金海军上将以及美国海军中大部分人的兴趣，主要是在对日作战方面，夺取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战斗仍然处于紧急关头。美国海军在对德战略方面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受下面这个问题的支配：“它是否允许在1943年对太平洋战争作出更大的努力？”因此美国海军善意地倾向于建议，欧洲的全力出击应推迟到1944年再进行。美国空军将领们则希望有机会让他们证实一下战略轰炸的可能性，而且，在他们情绪较高的时候，他们还希望单独用炸弹来把德国和日本毁灭。所以，阿诺德将军也主张推迟横渡海峡的大进攻。
至于马歇尔，他相信1943年在法国登陆是不可能的。英国人不愿意着手进行这项计划，兵员和物资分往北非，以及俄国人将被逐回乌拉尔并丧失大量军事有生力量的前景（因而使希特勒有可能集中更大兵力来对付在法国的登陆），这一切都使他感到“兜捕”计划最早得在1944年才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与此同时，他还决定不再在地中海地区发动任何新的攻势。他认为任何这类行动将消耗人力和物力，可能会使横渡海峡的进攻不得不推迟到更远的时候。他的战略计划是将英美的对德进攻暂时推迟将近一年的时间，另一方面，在1943年可以抽出较大一部分美国军事力量来投入太平洋方面的战争，象美国海军迫切希望的那样。
马歇尔对中国方面的战事也非常关心。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和新几内亚丛林中对日作战遇到许多困难，这更使美国参谋总部相信自己原来的想法是正确的，那就是击败日本人的唯一经济的办法是动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