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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人带来向会议提出的建议中，有一项是主张成立一个由英美各军种委派代表组成的常设军事计划组织，英国的计划要求每一国控制整条战线中的一定防区，这个计划组织就是设想出来作为可以协调每一国的军事任务的手段。但是采取任何行动的决定权则仍将由各国政府和它们各自的军事司令部掌握。显然，在远东成立盟国的那些统一的司令部，使任何这类计划不能巧妙地发挥作用，但是罗斯福逐次提出的关于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来控制每一战区内“盟国”司令官的建议，是以如何将两国政府现有的资源分配给各战区为根据的。
在随后的讨论中，这两个初步建议被混合起来，于是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概念便成了处理这一问题的唯一合理的方法而出现了。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同罗斯福原来的概念不一样，因为它具有世界范围的权限，它同英国的建议也不一样，因为它不只是具有拟订计划的权力。
然而，在阿卡迪亚会议上指定给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权限基本上只是后勤方面的。委员会奉命去“解决以战略方针为根据的广泛的军需计划”，“发布一般的命令，规定分配现有的武器的方针”以及“解决海外行动的先后次序等这些广泛的问题”。这样指派给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相当有限的权力范围，既反映了英国原来的建议，又反映了英国政府不愿意过多放弃他们本国军事行动的独立性而把它交付给一个未经考验的机构的心情。但不久就变得很清楚，控制作战物资和控制作战行动是分不开的，因为在没有物资供应的情况下，什么事也办不成。因此，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不久便被迫要求有扩大其权力，使之涉及全盘的“战争的战略指挥”。委员会职权的这一新规定于1942年4月21日获得了批准。
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成立的方式以及这个新机构逐步维护其指挥战争的权力的过程，使得一个要不然便会成为大麻烦的问题几乎化为乌有。但是我们不能指望盟国中的小国会赞同一种实际上把他们从最高司令部的核心会议里排除出去的安排。在阿卡迪亚会议期间，关于仿照1918年的盟国最高作战会议的方式建立一个包括所有盟国的团体的问题，大家议论纷纷。小国由于期望建立这样一个会议而坐失时机，尽管这个机构在最初成立时似乎规定只具有军事技术方面的有限权力。
成立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这项协议，引起了这个新机构应在何处集会的问题。很明显，美国人在供应和人力方面都占第一位，而委员会最初的任务就是负责供应和人力的分配。这就为委员会设在华盛顿提供了充分的理由，而美国首都又正介于欧洲战区和太平洋战区之间这一点，则可以举出来作为第二个理由。因此，英国人也同意新的委员会正常的工作地点应该是华盛顿。
实际上，直到阿卡迪亚会议闭幕以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才正式成立起来。其理由之一是，美国军事管理机构需要作出某种初步的调整。珍珠港事件发生前，美国不存在一个相当于英国参谋长委员会的机构。一个由总统、国务卿、陆军部长、海军部长、陆军参谋长和海军作战部长组成的作战会议不定期地开会。同时，还有一个陆海军联合委员会，负责研究总统交办的专门问题。但是在美国陆海军的高级指挥官中，没有正式的、延续的、日常进行磋商的机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直到1942年2月才正式成立起来。
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在华盛顿举行会议的这项决定，意味着在大多数会议上英国参谋长们将由代表前往参加。英国委派来参加这个委员会的第一批代表是从已经在华盛顿的人员中就近遴选出来的。代替帝国总参谋长陪同丘吉尔出席阿卡迪亚会议的约翰·迪尔爵士留了下来，成为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中英国方面的高级成员。他代表丘吉尔本人，而不是代表英国武装部队的任何一个军种。他的任命起先在美国人中引起了一些问题，因为他们对于军事问题竟然和政治混合在一起不很习惯。迪尔因为具有一个政治身分而遭到反对。后来，美国任命（1942年7月）威廉·D·李海海军上将作为总统的私人代表参加委员会，这样才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结果表明迪尔的任命是特别幸运的。他成功地赢得了马歇尔将军以及他的全体美国同事私下的信任和友谊。其程度是任何其他的英国代表从来没有赢得过的。代表皇家海军、皇家空军和陆军的其他英国代表经常更换，而且都没有象迪尔所发挥的那种个人影响。
从1942年1月起，在整个战争年代里，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一直每周召开全议一次，有的还不止一次。在正常情况下，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总是预先分别考虑尚未解决的问题，然后再在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会议上把两国的不同观点进行比较和调整。然而，认为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分歧经常甚或通常总是按国家界限发展的，那就错了。各军种之间的分歧常常掩盖了国家之间的分歧。这种“国内的”分歧在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会议上毫不顾忌地表达出来。
重大的战略决定则在罗斯福和丘吉尔于战争的年代里定期举行的会议上共同作出。在这种时候，英国的三军参谋长总在场，并且代替了他们在联合参谋长委员会里的代表。只有可以称之为盟国行政机构的日常工作，才委托给了华盛顿的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但是日常的行政工作是政府的实质，该委员会赋予英…美的军事合作以一种内容和持续性，而这一点是任何其他方法都不大可能办到的。鉴于英国代表同他们在伦敦的上级经常保持电讯联系，他们能够天天有权把英国最高司令部最近的想法告诉美国人，同时也能把美国人的计划和意见通知英国人。随着情况的变化，委员会能够在已经商定的总的战略结构内就英…美资源的支配作出一些调整。此外，委员会还经常检查英…美的作战计划，并且在所有主要的问题上起草建议供罗斯福和英国的战时内阁批准。一个秘书处和指派来对军事努力的特殊方面提出专门意见的许多小组委员会，确保了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成员获得可以得到的最为精确的情报，使他们能够据以提出建议和作出决定，从而大大扩大了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实际重要性。
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后来行使的最显著的法律权力是监督盟军司令官的权力，例如在1941…1942年对韦维尔将军或是在1943…1945年对艾森豪威尔将军。随着联合司令部在战争中变得重要起来。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相应地侵入了各国军事行政机构的权力范围。国家最高司令部和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之间人员的交叉，避免了任何冲突的可能性。的确，象马歇尔和迪尔那样的人有时一定忘了他们是作为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成员在行使职权呢，还是作为本国参谋长委员会的成员在行使职权。
英美两国协同作战的利益对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成立起了支持和促进的作用。然而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权力主要在于控制作战物资流向各战区的能力，而不在于命令盟军司令官发动某一作战行动或战役的权力，这样说似乎是公正的。的确，战争的后勤和作战是非常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要分清这两者实际上是办不到的：供应品、船只、部队、飞机和战舰是所有战役中的决定性因素，只有在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同意把这些因素部署到全球去，这一项或另一项军事计划才能成为切实可行。
在阿卡迪亚会议上，并没有作出任何努力使俄国人也来参加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公布出来的文件也没有一项表明俄国人曾经想经常参加委员会的磋商。苏联的制度不适宜于参加委员会的工作，因为斯大林不愿意把作出战略性决定的权力委托给别人，苏联的独裁者也不准备把红军的作战行动置于任何一种联合指挥之下。更为重要的是，俄国同日本还没有处于交战状态。新的联合委员会的成立是由于需要平衡并支配英美两国对轴心国两端的作战努力。只要俄国人的全部作战努力是集中在一条战线上对付一个敌人，他们在这方面便不会有份。等到俄国人准备加入对日本作战时，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已经是一个正在发挥作用的机构，似乎有种种理由使这个顺利地进行工作的组织存在下去，而不想把操不同语言、民族利益又同英美两国大不一样的人包括进去，从而冒分裂的风险。
到阿卡迪亚会议举行时，英国在基本的军用补给品方面已经要依靠美国了。丘吉尔访问华盛顿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确保一种圆满的制度，以便在美国、英国和其他需要者之间分配美国的战时产品。经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商定以后，这个问题就成为会议的下一个议题了。
和往常一样，英国人有一些明确的建议要提出来。按照他们的计划，应当成立一系列英美联合委员会，上文所提到的军事计划委员会仅仅是其中之一。其他的委员会是：补给委员会，除负责监督军需品的生产外，还负责办理原料的购买和分配工作；军需品分配委员会；船舶管理委员会；以及作为一种可以成立的补充机构，一个协调经济战措施的委员会。罗斯福总统对于设置一个具有这么大职责的补给委员会的建议不大赞成，结果双方商定只立即设置一个联合原料委员会，而把计划和扩大生产的责任留绐各国政府当局。关于成立一个联合船舶调度委员会的建议则没有遭到反对，但是成立一个联合经济战组织的建议却被抛弃掉了。
在这些问题上达成协议并不困难。但在军需品分配委员会的组织工作上却发生了长时间的、有时是很激烈的争执。当然，潜在的争端是谁得到什么，以及什么时候可以得到。美国军官们大叫大嚷地要求获得各种陆军和海军装备。许多人感到，他们的需要应该首先得到满足，只有剩余的项目才应该给予英国或其他盟国。但是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的头几个月里，已经没有什么剩余了。如果接受了这样一项原则，那末美国人运交给英国和俄国的物资就会停止或减少到微不足道的地步。实际上，美国陆军和海军的负责人始终没有直截了当地驳回盟国对大国战时生产的要求，但是他们经常受到下级很大的压力，因为凡是可以生产出来的东西，这些下级全都要，甚至还不够，英国人当然认为，美国提供给他们的供应品不应中断，也不应作大幅度的减少，这是最根本的，对于这一目的，他们是准备全力以赴的。
因此，围绕着拟议中的军需品分配委员会的权力和组织问题所形成的辩论是紧张的、长时间的。英国原先的建议是以军事上分区负责的原则为基础。他们提议美国战时生产的一定部分应该分配给英国，就象根据《对俄国供应第一号议定书》已经对俄国所做的那样。然后，英国的一个军需品分配委员会就把英国政府可以获得的全部供应品分派给军事上由他们负责的地区内的各国和各军。与此同时，美国的一个委员会则对供应了英国和俄国的需要后剩余下来的美国产品作出同样的安排。根据他们原来的建议，英国在军事上负责的地区包括欧洲被占领的国家、近东以及英国的自治领和殖民地。拉丁美洲和中国则交给美国人去负责。
这种意见没有能获得出席会议的任何一个美国人的赞同。他们决心自己来控制美国战时所有产品的分配，不过在一些特殊的问题上，他们却愿意让英国人拥有发言权，并且愿意承认这项总的原则，即供应品应该送往需要最为迫切的地方去。美国人特别主张成立一个单一的军需品分配委员会，由它按照新成立的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战略指示把英美两国生产的产品分配到世界各地。鉴于美国生产的潜力很大，而且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又设置在华盛顿，这样—个建议实际上肯定将使美国人对所有各战区的军事计划具有主要的发言权。英国人极不愿意接受这项建议，因为这将意味着他们在军事问题上全面地牺牲了他们的自主权。
这场争论直到1942年1月14日会议的最后一天才告一段落。结果，双方达成了一种不很稳定的妥协办法。成立了两个委员会，一个设在华盛顿，一个设在伦敦，分别以哈里·霍普金斯和比弗布鲁克勋爵为首。华盛顿委员会负责处理美国制造的全部军需品的分配，伦敦委员会则负责处理英国制造的全部军需品的分配，虽然一致通过的文件并未作明确规定，哈里·霍普金斯却声称，他的委员会将被视为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下面的一个小组委员会。
英国人极其勉强地接受了这个建议，而且是有条件的。他们同意对这种安排先试行一个月。实际上，这种安排在战争的年代中一直有效。英国人和美国人之间为军需品分配问题发生的摩擦并未结束，但是对可以生产出来的军需品的分配又商议不出一个更好的办法来。总而言之，这个办法还是行之有效的，它为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发挥其影响提供了最为有力的基础。鉴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是通过华盛顿的军需品分配委员会去安排美国军需品生产的，他们的决议能够并且的确导致军事行动。比较起来，伦敦委员会起的作用较小。它实际上有点象华盛顿委员会的一个分会，而不是在阿卡迪亚会议上用书面形式商定的那个对等的机构。原因是英国的军需品生产比美国为少，必要的原料要靠华盛顿配给。因此，华盛顿委员会通过给予和不给予原料和制成的军需品，实际上控制了不少英国的战时生产，而伦敦委员会对美国的经济则没有可以与此相比拟的支配力。
尽管如此，伦教委员会在自己的范围内却享有实权。欧洲各国的流亡政府同英国人的关系就跟英国人同美国人的关系相去无几。的确，它们依赖英国施舍的程度甚至更大。同时，除加拿大，英国各自治领的军事装备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靠英国的生产和供应品的分配。然而，和美国巨人比较起来，英国的确是微不足道的。阿卡迪亚会议上通过的决议的结果就是为英美的联合军事管理设立一个机构，把战争的最高指挥权可靠地交给了华盛顿掌握。鉴于两国之间资源的对比，对它们共同的努力无法轻易地设想出任何其他的结果来。
在后来物资缺乏的那几个月里，美国军事领袖们不愿意把他们的要求置于和其他盟国的要求相同的基础上，这经常造成了一些冲突。英国人感到美国的军事需要应当“取决于”对物资用途所作的统计和周密的计算，正象他们对美国施舍所提出的每一项要求都不得不取决于他们所说明的理由那样。另一方面，美国的陆军和海军自然感到，他们对本国的产品享有优先权，在他们看来，英国和其他的盟国能够得到从美国的军事需要方面可以匀出来的那部分物资就应该感到满足。任何书面的协定都没能消除美国和英国在这个问题上意见的分歧，不过摩擦始终没有变得十分严重，从而未危及阿卡迪亚会议上所制订的行政方面的合作和一体化的主要轮廓。
要成立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就需要对美国的军事机构进行初步的调整，然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才能顺利地行使职权，同样，英美联合作战努力中的经济机构也要求美国国内的经济部门进行一些改变。在这两方面，美国人都从英国人所提供的意见和英国实践中可以采用的范例得到了很大的好处。因此，比弗布鲁克勋爵在鼓励美国官员对军需品生产要有远大抱负方面起了主要的作用。1942年1月13日会议正要结束时成立的战时生产局，接受了广泛的权力去执行罗斯福向全国提出的那项扩大了的生产计划。美国经济动员的成就和它与盟国作战努力的结合将另行加以叙述，这里只需要作为阿卡迪亚会议期间着手处理的另一个问题而提一提。
阿卡迪亚会议的一个主要方面在于它对舆论界，特别是对美国舆论界的影响。丘吉尔的到来立即便加以宣布。他和罗斯福在会议的第二天还接见了新闻记者。白宫举行的圣诞庆祝活动为罗斯福和丘吉尔两人公开露面和公开宣布提供了机会。的确，美国报纸上经常获得一连串充满人情味的报道。新闻记者的创作才能用大量有关商讨过程的猜想和臆测把官方公布的简洁的公报加以铺张，但战略性的决定则一点也没有透露。
白宫在丘吉尔抵达后第一次发布的公告中有下面这么一句：“……应当把日前在华盛顿举行的会议看作把俄国、中国、荷兰和＇英国的＇各自治领等正式包括在内的进一步会议的预备会议。”这引起了大量的猜测和评论，大多数新闻记者都预期会成立一个包扩所有国家在内的盟国作战会议。这种猜测大大掩盖了会议在英美两国合作方面实际取得的成就的意义，直到若干时间以后，报上的评论员才不再期望这个政府间合作的机构会进一步扩大，把其他国家也包括进去。
丘吉尔正在大西洋西岸逗留的期间，公开发表了两次演说。1941年12月26日，他在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讲了话，四天以后，他在渥太华的加拿大议会里也讲了话。两次演说都受到热烈的欢迎，并通过无线电和报纸作了最为广泛的宣传。
这种宣传对于美国公众的心理所产生的实际影响是很难正确地估计的，但有一点似乎很清楚，即白宫宣传人员在透露点滴重要新闻方面所采取的自由政策，用意至少部分在于向美国人提醒英国在战争中听起的作用并巩固英美两国之间的良好感情。美国和英国的报纸对于会议事项的评论都是一致赞扬。报刊上一点也没有透露出会议期间所产生的意见分歧。
到会议结束时，英美两国出席会议的人都有不少事情可以自相庆幸。英国人获得保证，美国的部队主要将用于对德作战，美国的军需品供应也不会中断。至于美国人，他们几乎在发生争执的各点上都可以获得胜利。此外，历史上最亲密、最有效的战时联盟的基础已经坚定可靠地奠定了。英美的结合比任何一方在会议开始前所期望的还要密切。尽管美国人在大多数联合委员会里都占有优势，这是无可怀疑的，但两国都把自己本国的武装部队置于一个联合的全面的指挥机构之下，从而放弃了对本国武装部队的部分控制权，这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