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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俄国人占领该地区时，已被“遣返”德国去了。不过，不难想象，有一点可以便这个地区被称为德国以前的领土，因为除格罗德诺这一城市外，由于第三次瓜分波兰，它从1795年到1806年曾经是普鲁士的领土。两次大战间的波兰东北部的其余地区（除维尔纳外），则作为白俄罗斯占领区常务专员公署管辖区的一部分而被归入奥斯兰。再朝南去，沃林的大部分地区和波列西那南部则彼归入德国驻乌克兰专员公署的管辖范围。
1939年9月德苏谈判期间，曾讨论了以残余的领土成立一个波兰国的可能性，但是俄国人最后决定反对这个方案。然而，德国人并没有放弃这项计划，他们认为这项计划可能有助于说服西方国家，继续对德作战是毫无意义的。
1939年10月6日，希特勒在对德国国会发表的一篇演说中，详细地说明，既然德国和苏联已经共同承担责任，要使前波兰国的领土变为“一个和平发展的区域”，他赞成立即举行和平会议。希特勒在这篇演说中概括地说明的德国对征服区所抱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波兰国，其组织形式将防止它再一次成为反德活动的温床或反对德国和俄国的阴谋的中心。”
10月1日希特勒和意大利外交部长齐亚诺的一次会谈，多少说明了他本人在此阶段对于成为总督辖区的那片土地的未来所抱的想法。齐亚诺得到的印象是，希特勒对于这片土地的地位还不曾作出明确的决定，但原则上，他是愿意允许它有一种将会“保证波兰国民生活和平发展”的“国家形式”的，只是要满足几个条件：边境必须如此划分，以保证所有的日耳曼人都能回到德国境内，即使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同波兰居民混合在一起的话；这个国家决不能成为一个反德的宣传和阴谋的中心；它永远不得成为一个军事大国；它必须承认德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占有支配的地位；它还不得成为德苏合作的障碍。对于齐亚诺所询问的，未来的波兰是否应是一个主权国家，希特勒并没有回答，但是他解释说，他无意“直接接管波兰生活”，因为“这个国家的苦难”是“骇人听闻”的。希特勒还补充说，“在同西方国家和平解决以前”，在德国的“人种局面”“由于大规模人口移动而有所改善”以前，他将不“允许有任何形式的国家组织”。10月6日，希特勒向国会发表演说的那天，齐亚诺会见了莱埃，莱埃肯定地告诉他说，将在“德国的真正边界”和布格河之间那片纯粹是波兰人的地方建立一个波兰国。莱埃说，这个国家将是“一种保护国，由于它包括诸如克拉科夫、琴希托霍瓦、华沙和卢布林等一些大的波兰中心，它可以……被称为‘新波兰’”。
因此，纳粹概念中的“新波兰”是一个傀儡国，而操纵其活动的线则牢牢地掌握在德国人手里。他们原来的意图似乎是要建立一个和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保护国相类似的当地政府，但是由于他们没有能找到一个波兰领袖愿意扮演哈恰那样的角色——更谈不上扮演吉斯林那样的角色——这一目的失败了。这样，尽管希特勒对齐亚诺作了上述声明，他们还是不得不直接接管波兰领土。此外，鉴于西方国家对希特勒的和平提议没有反应，他们于是认为不值得再煞费苦心去虚构一个独立的波兰国了，而戈林10月19日发布的指示也表明，到这天为止，不管原来的意图曾经是什么，总督辖区已被当作一个应当尽可能快速而全面地加以掠夺的区域了。
希特勒在10月12日颁布的“关于波兰占领区的行政管理”的法令任命汉斯·弗朗克为总督，赛斯…英夸特为他的副手。行政机构的总部设在克拉科夫，弗朗克从罗兹迁到那里，在11月初正式就职。他通过10月26日的一道法令，已经把总督辖区分为四个行政区，分别以克拉科夫、卢布林、腊多姆和华沙为中心，这些行政区进一步又分成市区和郊区。在大战的第一个冬季和1940年春季与初夏这段时期里，纳粹分子似乎仍然不能确定，是把总督辖区作为一个单独的实体维持下去为德国的利益充分使用其资源和人力呢，还是把它完全纳入大德国体系，对他们最为有利。强迫波兰人和犹太人从合并区移入总督辖区一事，似乎表明有保留总督辖区波兰特征的意图。克拉科夫大学的教授们在接近1939年底时，全体被驱逐出境并拘留在德国，可是到1940年2月又获准重返家园，这也是有其意义的。几星期后，据说波兰医师也获准在华沙和其他城市里负责医疗工作。另一方面，从文官政体成立之初，就有迹象表明有一种德意志化的意图——例如，据报道波兰一些纪念碑的拆毁，以及德国学校的开办，其规模似乎远远超过总督辖区日耳曼族人和德国官员们的需要。
总督辖区的确切的地位始终没有十分清楚地规定过，但是到1940年年中，关于在该区实施德意志化政策的任何怀疑全都消除了，虽然朝着既定方向的进展并不如预期的那么迅速。残酷镇压和恐怖政策的种种措施，甚至还有标志着德国对总督辖区统治的后期的大屠杀，都是由弗朗克执行的。他后来交给逮捕他的美国人员大约四十二册日记，其中仔细地记下了他在波兰的所作所为，而这些日记在纽伦堡审讯时恰恰成了控告他的最有力的证据。弗朗克在波兰犯下的“灭绝种族”的罪行，希姆莱也有份，因为根据1939年10月7日的一项秘密法令，希姆莱奉派全面负责德意志化政策，包括清除“外国人口中对德国以及对日耳曼族人社会可能构成威胁的那些集团的有害影响”。
说明对总督辖区的政策的那些指示是由弗朗克和希姆莱予以解释和执行的，其中有政治、社会、文化与宗教、经济、生物、物质和精神等方面。在政治方面，总督辖区被当作德国的一个殖民地，并应由各“劣等”民族予以承认。在社会方面，第一个目标是清除犹太人和波兰知识分子。在文化方面，波兰的所有高等学府都将予以撤销，只容许波兰人接受初等教育和职业教育，而且这种教育还得在德国人的监督下用德语来进行。他们还采用了各种措施去破坏教会的影响。在经济方面，遵循的政策就是戈林的指示中所规定的代表德国在损害当地居民的情况下进行掠夺。在生物方面，“悄悄”采取的措施在于消灭犹太人和降低波兰人的出生率。在物质方面，从属的居民忍饥挨饿，还受到残暴的迫害。在精神方面，非日耳曼族人的种种最卑劣的本能都受到了鼓励。
德国人曾充分利用1939年入侵后的脱节和混乱现象，采取措施迫害波兰的知识分子。希姆莱后来吹嘘说，当时德国警察“就得有那股蛮劲……去枪毙几千名波兰的头面人物”。除此以外，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在1939年下半年，有大批波兰知识分子，主要是从克拉科夫地区，被押送到各拘留营去。可是，尽管德国的政策很严厉，它们并没有防止地下组织很早便在两次大战间的整个波兰领土上广泛地建立起来。这在1940年初使德国领袖们大为烦恼。他们感到如此忧虑，以致1940年5月在德军进犯低地国家和法国的时候，他们遵照希特勒想在东方保持和平的愿望，下令对波兰地下运动采取“特别绥靖行动”，或称“A。B。行动”。因此，6月15日，地下组织有几千名成员遭到逮捕，并且根据弗朗克的命令于10月间被提交战地军事法庭审判，其后差不多有一半人被处决了。
德国当局在占领波兰后，立即开始招募身强力壮的波兰人，特别是农业工人，到德国去工作。到1940年年中，各合并区身强力壮的工人的供应很快就变得枯竭了，而志愿办法在总督辖区只取得了部分成功。弗朗克于是在1940年夏季下令，采用强制手段进行招工。1941年和1942年间，他不断表示自己对于为此目的所采用的拦街兜捕这类办法的有效性所感到的得意。象他在1942年8月向绍克尔保证的那样，他在1942年12月能够汇报说，总督辖区已经为德国提供了九十四万余名工人。
早在1941年9月，弗朗克就已经知道，总督辖区居民的生活已经下降到接近饥饿的水平。可是，过了将近一年，在柏林举行的一次会议以后，由于戈林在会上把德国粮食情况的严重性告诉了他，他使总督辖区在原来已经过分的需要量之外，又承担了为德国提供五十万吨做面包用的谷物。1942年8月，他指示下属说，这笔贡献必须全部“在牺牲外族＇非日耳曼族＇居民的情况下”作出，还进一步指示他们说，“这项工作必须冷酷无情、毫无同情心地完成。”
正象后来显示出来的那样，为了德国的经济利益，从波兰人的生产劳动中榨取最大的好处这一迫切需要，是德意志化的全部计划之所以在总督辖区暂缓进行的主要原因。可是，后来的记录说明，最终打算强加于波兰的灾难却始终没有为那些德国领导人所遗忘。弗朗克于1941年4月在克拉科夫发表的一篇讲话中宣称，“那一天将会到来，那时维斯杜拉河从发源地到出海处的整个流域将同莱茵河流域一样是德意志的。”可是，在总督辖区推行德意志化政策的方式却要由希姆莱去决定。实际上，这就成了希姆莱和弗朗克之间在管辖权方面发生许多剧烈争论的根源。1941年3月间，总督辖区建立了民族登记制度，目的是为了德意志化，或者如有必要，也使那些日耳曼后裔“重新德意志化”。然而，希姆莱和弗朗克两人在1942年初显然都对德意志化进展缓慢感到关切，于是朝要求达到的方向采用了更为有效的措施。希姆莱于3月间访问了克拉科夫，在那里向弗朗克说明了他的计划。他说，目前的打算是，“日耳曼族定居的岛屿”应该从欧洲国家迁移过来，而且“无论如何，首先要做到的是沿着桑河和布格河建立一个强大的移民区，把波兰那些外族地区包围起来”。他还告诉弗朗克关于他要把东欧移来的日耳曼族家庭安顿在卢布林省和扎莫什奇省的计划。在随后的几个月中，他对这些计划作了进一步的修订。8月4日，重行定居计划在弗朗克面前进行了仔细的讨论，目的是要在11月份予以执行。计划朝前开展了，第一批移民在圣诞节前迁入了扎莫什奇地区。可是，很明显的是，赶走当地居民所用的野蛮手段在波兰人中引起了震惊和对抗，因为他们自然害怕这就是把全体波兰人从总督辖区大规模驱逐出去的开端。这年冬季，当移民工作在卢布林区继续进行时，波兰人对他们遭到驱逐所感到的惊恐使他们大批逃往森林去参加游击队。实际上，这对波兰人的影响是如此严重，以致弗朗克后来在1943年6月19日呈给希特勒的一份长报告里对希姆莱所采用的方法大发牢骚。
在斯大林格勒的局势转变以后，弗朗克似乎已开始意识到俄国的胜利对德国的含义了，因为他在1943年作出种种为时已晚的姿态，想博得波兰人的好感。那年上半年他不断同希姆莱争斗着，想阻止党卫队的暴行进一步引起总督辖区公众的反抗。这两个纳粹领导人在1942年显然曾达成过一项协议，允许盖世太保对活跃在两次大战间的波兰全境的波兰地下运动采取协调的措施，不过希姆莱同时也曾答应过，在采取行动之前，把所有准备对总督辖区实行的措施提交弗朗克批准。可是，弗朗克认为希姆莱没有遵守他的诺言，因此感到十分不快。在总督辖区里，形势很快就变得无法控制，这是很清楚的。地下运动的组织已达到那么高度的发展，而且正以那么广大的规模展开活动，以致德国人毫不怀疑，要恢复任何一点秩序，就必须采取广泛的措施。弗朗克通过上文提到的6月19日呈给希特勒的那份长报告，曾希望说服希特勒利用其对希姆莱的影响去减少党卫队部队在波兰的暴行，并允许弗朗克采取某些办法，旨在面临俄国人挺进的情况下取得波兰居民的某种合作。在这份报告中，弗朗克把细节罗列出来，借以说明全体波兰人民对德国人态度的极度恶化正是弗朗克本人推行的政策的直接结果，而希姆莱所推行的政策更加深了这种恶化，同时他建议改变一下，施行一种较为明智的政策。
弗朗克由于斥责纳粹发动的反对司法独立的运动，早在一年以前便已失去了希特勒的宠信，因此他的请求未见得会比希姆莱的请求更受到重视。但是，即使他的呼吁获得成功，当然为时也太晚了。从1939年最初入侵波兰以后，弗朗克、希姆莱和戈林所推行的政策在这几年中已经产生了一种累积的影响。实际上，到这时候，任何可以设想出来的政策还会对波兰人起一点点作用，那是很可怀疑的。波兰人通过在德国人手下的经验，对德国人理所当然怀有的仇恨已在受压迫的民众中间扎了根，并且加强了大家共同抵抗的决心。从这时起，德国占领的历史就是一部德国当局和波兰地下组织的报复性暴行和反报复性暴行的历史，而暴行的残酷程度随着红军向东欧的挺进也日益增长。
如果德国和苏联的领导人在1939年9月瓜分波兰以后，指望波兰人对占领当局会俯首帖耳地服从，那么他们真是过分低估了他们那些受害者的气概和决心了。因为波兰人有着搞秘密活动的传统，这至少在三次瓜分波兰时就有了，同时地下斗争的技巧也经历了好几代的发展。他们习惯于采取种种无声无息的反对办法去应付德国和俄国的统治。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波兰的大多数英雄，包括约瑟夫·毕苏茨基在内，全是因为在地下战斗中的功绩而受到波兰人的爱戴。所以，在战争的初期，波兰人竟能在那次大战间的波兰全境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地下活动组织，并加以巩固，使之成为一个完全拥有政府各部、议会及军队的秘密国家，而这些政府部门、议会及军队全隶属于波兰流亡政府，并同它保持着联络。这并不出人意外，虽然当时在盟国看来，似乎是难以置信的。
在1939年遭到来自西方和东方的入侵以后，波兰人在两次大战间的波兰全境组织了许多独立的地下部队，继续同占领国家进行斗争。主要的部队是由前波兰国的四个主要政党组织的。农民党党组织及其军队（即农民大队）在农村地区实力最强，他们代表德苏占领下的波兰的农民进行他们的大部分活动。社会党党组织及其军队则在市区和工业区比较活跃，因为有组织的工会和合作社战前在那些地方就是有影响的。除了这两个主要的团体外，国民民主党和大主教民主党也都有它们独自的政治组织和军事组织。
在大战开始后不久，几个仍然留在波兰的军官，包括“格罗特”（罗韦茨基）上校和“博尔”（科莫罗夫斯基）上校在内，从西科尔斯基将军那里接到命令，要他们把这些各种各样的独立的部队整编为一支统一的力量。这就是勇不可当的波兰“国家军”的由来。到1944年华沙起义的时候，它已发展成为一支拥有三十八万人的兵力，而在组织方面则和独立的波兰的行政区相符合。这个军事组织最后同一个民政机构和“政治代表组织”配合起来，置于流亡政府派来的一个代表的权力之下；整个结构通过无线电和信使同伦敦保持着持续不断的联络。如同信使之一卡尔斯基后来说明的那样，波兰秘密国家的目的是要使战前存在的波兰（即以1935年宪法为基础的波兰）延续下去，并且要维持政府的行政结构，为最后的解放作好准备。如果这意味着波兰人坚决不承认德国或俄国的占领，那么同样正确的是，以西科尔斯基将军为首的波兰流亡政府的领袖们坚决认为，战后的波兰政府应该具有同1939年9月以前执政的政府迥然不同的政治性质。
这个秘密国家是通过那个“政府代表”和派驻波兰各个地区的代表来行使其行政权的。每个地区设有十二个处，相当于波兰流亡政府的那些部。国家军司令“格罗特”（罗韦茨基）上校（后升为将军）本人就归伦敦的波兰军队总司令指挥。地下国家的统一则是通过四大政党——社会党、农民党、天主教民主党和国民民主党——的合作而实现的。这些政党都有代表参加那个地下“政治代表组织”或波兰的议会，另有代表参加伦敦的流亡政府。据卡尔斯基说，另外还有一个部门帮助维持民众对占领国家的那种决不屈服的态度，并消灭所有通敌分子。虽然各种政治力量的合作是相当牢固的，足以给人十分深刻的印象，但是始终并不是平静无事的。在几个主要政党中，有些派系甚至在早期就不赞同地下组织领导人们的政策。尽管这些政党在为国家军提供人员方面进行合作，他们仍然对各自的独立的军事组织保持自行控制的权力。
这个秘密国家的规模和实力通过它的种种活动便显示出来，其中有些活动上文已经提到过了。例如，有组织的教育竟能在地下进行，尤其鉴于一旦被发现，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惩罚，所以这看来几乎是不能相信的。然而，在小学德意志化，中学和大学又被德国人关闭以后，波兰人继续按照波兰的传统教育他们的子女——就当着盖世太保的面，秘密地开班上课和举行考试。这个波兰地下组织和国家军中的其他各种活动是设有秘密印刷厂，它在整个大战期间继续印行了许多种出版物，还有国家军生产武器的秘密工厂。军事法庭为审讯战犯和纳粹头子而行使其职权，许多死刑判决都执行了。从一致抵抗德军的态度中发展起来的那种坚强不屈的程度，后来使波兰人可以夸耀说，他们是自始至终没有产生过一个吉斯林的唯一国家。博尔…科莫罗夫斯基将军着重地指出了国家军和大战前的波兰陆军之间的区别。他说，以前，军队的骨干是由职业军人的一个核心组成的，他们不参与政治，也不加入政党。可是，国家军的政策是，允许每个士兵只要在共同斗争中始终服从总司令的命令，就有尽情从事他所挑选的政治活动的全部自由。然而，博尔…科莫罗夫斯基将军提出的这个政策，大概主要是出于需要而不是由于自由原则，因为“博尔”是一个属于波兰贵族传统的军官，类似于支持毕苏茨基在政变后独裁时期执行的萨纳恰政策而后来又自行接过控制权的“那些将军们”。他对于各政党给予的支持的依赖迫使他把自己的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