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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里，不过，法国舰队的主力当时都集中在土伦。情况已经摆明，摩洛哥、突尼斯和阿尔及尔是不会参加自由法国运动的了。其中阿尔及尔最为重要，因为根据法国宪法，它是法国本上的一个组成部分。将近1940年6月底时，英国政府派出了达夫·库珀和戈特勋爵到拉巴特去，希望通过一些显然有资格代表英国政府讲话的人同地方当局直接接触，可以使他们相信英国将继续进行战斗，还远没有战败。如果摩洛哥或北非愿意脱离波尔多政府的话，他们还受权可以代表英国政府作出某种保证。诺盖将军拒绝接见他们。米特尔奥塞将军显然已经决心为贝当守住叙利亚了。他的参谋长德拉米纳上校逃往巴勒斯坦，加入了自由法国，但是驻叙利亚的法军大部分宁愿支持那位将军走相反的道路。索马里的颇得民心的前任总督勒让蒂约姆与德拉米纳上校意见一致，认为自己至少可以把吉布提团结起来继续抵抗，可是，新任总督热尔曼太顽强，他对付不了。于是，勒让蒂约姆便单独投到戴高乐方面来。在马达加斯加、法属圭亚那、安的列斯群岛以及圣皮埃尔岛，都没有参加这一新运动的任何明显要求，并且无论如何，这些法国殖民地，以及法国在印度的属地和在太平洋的岛屿，都离开战场太远，在作战努力中还不会首先考虑到它们。剩下的就是法国在西非和赤道非洲的其他两处大属地了。这两处成为策划和宣传的第一个目标。采取行动的地点选定了达喀尔，虽然宣布支持自由法国的第一处法国殖民地实际上是新赫布里底群岛。这是一个英法共管地，它的法国总督索托于1940年8月9日作出了抉择，实际上得到了整个殖民地的支持。
1940年8月29…30日夜间英国和自由法国远征达喀尔的部队从英格兰出发。然而，在这以前，法国在赤道非洲乍得省的驻军司令勒克莱尔上校和该省的总督法籍非洲人埃布埃已决定参加到戴高乐这边来。法属赤道非洲的总督布瓦松不很得人心，他起先采取了骑墙的态度，但是，维希当局及时提出的任命他为驻达喀尔的法属西非总督这个较高职位的提议，使他决心倒向一边。他在7月15日乘飞机离开了布拉柴维尔，把他在赤道非洲的职权移交给了于松将军。这项任命很糟糕，因为于松显然比布瓦松更加不得人心。这个机会没有被错过，德拉米纳来到布拉柴维尔，开始奔走游说，争取支持，他没有遇到什么重大的障碍。结果是，埃布埃根据同自由法国和英国当局达成的协议，于8月26日公开宣布乍得省接受戴高乐的命令。两天后，德拉米纳被拥戴为中刚果的临时总督，与此同时，乌班吉沙里也宣布依附自由法国。几乎在此同时，喀麦隆通过一场大胆而又不流血的政变也被争取过来了。该地的总督布律诺直接对法国负责，他很早便表现出具有同埃布埃一样的精神，受到了维希的警告，说将派安内来接替他。勒克莱尔获悉，只要在杜阿拉显示一下武力，就能解决问题。这时普利文也从伦敦赶来同他会合，以便代表戴高乐在西非进行一场政治运动。勒克菜尔和普利文另外带领大约三十个法国人乘独木舟悄悄地离开了尼日利亚，在黎明前到达杜阿拉。等到该地居民一觉醒来，他们发现四面八方都贴满告示，宣布归附自由法国。有人叫喊了几声，但是并没有严重的反抗。这队人从杜阿拉又向首府雅温得进发，这一次由欣然倒戈的当地武装部队陪同着。布律诺在雅温得还一无所闻。雅温得不久便完全顺从形势，而英国发表的一项声明，承认对喀麦隆的委任统治权仍旧保留在法国的名义下，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9月3日，在塔希提岛和马克萨斯群岛举行了公民投票，戴高乐以五千五百六十四票对贝当政府十八票的多数获得了这两处属地对他的运动的支持。9月9日，印度法国属地的总督路易·邦万加入了自由法国。最后，9月19日，在当地很重要的新喀里多尼亚岛被新赫布里底群岛的法国总督索托几乎是单枪匹马地争取过来了。除了圣皮埃尔岛和密克隆岛是1941年12月在特殊情况下争取过来的以外，新喀里多尼亚岛是参加自由法国的最后一处殖民地。为了完成争取法属赤道非洲的工作，自由法国军队在勒让蒂约姆的率领下于1940年11月从喀麦隆攻入了加蓬。11月5日，他们取得了利伯维尔，11月12日又取得了让蒂尔港，两处都没有发生重大的战斗。
争取到法属赤道非洲和喀麦隆对盟国的战争努力是一项很有价值的贡献。这两处地方不仅拥有极为重要的经济资源，盛产木材、植物油、棉花、咖啡、可可和其他殖民地产品，而且还提供了一条通过盟国领土直接横越非洲由空中和陆路经由苏丹同开罗和中东交通的途径。它们的依附自由法国运动可以使盟国一方面对尼日利亚的安全，另一方面对比属刚果的安全都大为放心，比属刚果当时已经决定不顾比利时本土的溃败，仍继续进行战斗。戴高乐最初知道法兰西帝国有一部分已露出可能即将加入他的事业的迹象，是在他刚要率领部队前往达喀尔，或者是在他航行在公海上的时候。这必然给了他很大的鼓舞。在他于9月23…25日进攻达喀尔被击退并且遭到了损失以后，他正需要这样的鼓舞。
在远征达喀尔失败以后，参与这一战役的部队都撤退到弗里敦。戴高乐没有立即返回英国，而是利用这个机会巡视了法兰西非洲帝国中投到他的事业这边来的那些省。他在非洲逗留了两个月左右。的确，据信他当时曾考虑要把他的总部永远搬到布拉柴维尔去，只在伦敦留下一个权力有限的联络使团。英国方面出于政治和行政理由不赞成这个意见。由于达喀尔事件，戴高乐的威望预料可能会蒙受一些损失，然而，尽管如此，他在非洲巡视期间，却仍然受到极为尊敬和热情的欢迎。
1940年10月27日，戴高乐在布拉柴维尔宣布成立一个“法兰西帝国防务委员会”，由他本人、贾德鲁将军、米塞利埃海军中将、德拉米纳将军、费利克斯·埃布埃总督、勒内·卡森总督、医疗大队的西塞将军以及从1941年1月起参加在内的达让利厄神父组成。其中贾德鲁将军在法国沦陷时是法属印度支那总督，可是，因为他不赞成停战协定，维希政府便撤换了他，他和他的妻子在英国人的帮助下逃了出来，乘船到英国去。他到达伦敦时，戴高乐已经出发远征达喀尔去了。自由法国运动内部当时有一种为难的感觉，因为他在法国陆军中官阶很高，远在戴高乐之上，而且他以前对戴高乐也一无所知，在从印度支那赴英国所必经的长途海程中所能听到的也极为有限。但是，当贾德鲁在乍得省第一次会见戴高乐时，这种疑虑顿时便消失了，因为他当时从态度和行动上都表示，他已把戴高乐看作是这项事业中自己的上级。
卡森教授在停战协定签订后不久便参加到戴高乐这边来。他是法国退伍军人联合会的主席，又是个法学博士，他曾作为一个专家参加日内瓦国际劳工局的工作，1940年6月，从法国逃出来参加了自由法国。西塞将军当时是法属赤道非洲医疗大队的长官。达让利厄神父早年是一个法国海军军官，曾建立过出色的功勋，后来在1920年成为加尔默罗会的一个白衣修士，1939年当选为大主教。战争爆发后，他在上级主教的同意下，应召返回海军，后来在瑟堡被俘，但是，他逃出来后就去英国。他最初以随军神父身分参加戴高乐的部队，后来又重返海军，并在达喀尔负了伤。
戴高乐在下令成立该委员会的同时，还发表了一项宣言，其中并没有放过维希政府，也不曾放过它的元首贝当，不过对后者只是含蓄地提到。宣言开始时声称，千百万法国人目前正期待着一些不曾患过“不可饶恕的恐惧症”的“名副其实的领导人”，那种恐惧症已使他们目前的所谓政府同德国缔结了停战协定。宣言断言，“真正的法国政府已不再存在了”：
在维希成立的妄自僭称为政府的机构是违反宪法的，并受侵略者控制的。在受人奴役的情况下，这一机构只不过是，事实上也正是法国的敌人用来损害法国的荣誉和利益的一个工具，因此，必须有一个新政权来承担指挥法国继续战斗的任务。
成立帝国防务委员会那项法令的文本是用法国政府法令的惯常措辞写就的，比较无懈可击。它宣布：“从敌人控制下获得自由的帝国各地”将“根据1940年6月23日以前”（即同德国的停战协定签订以前）“制订的法国法律”加以治理，“直至有可能成立一个不受敌人支配并具有正常性质的法国政府和法国人民的代议机构时为止”。也许值得注意的是，这项法令还规定，“由自由法国的领导人，必要时同防务委员会磋商后，作出决定”。
当戴高乐和英国政府之间于8月7日签订那项正式协议时，他们曾讨论过是否可能成立一个帝国防务委员会的问题。英国政府暂时同意了这一建议，条件是需要有适当的人选来组成，并且应当在其他方面都有利时成立。然而，戴高乐10月27日在布拉柴维尔发表那项声明，事先并没有通知英国政府，因此引起了相当惊讶，而同时发表的宣言则引起了一些令人为难的政治反应。在一段时期以来，日益明显的是，戴高乐想使他的运动获得较大程度的承认与权力的这种并非不合情理的愿望，超过了英国政府愿意给予的那种程度。当宪法专家们就一些细致的要点展开辩论时，维希政府的合法性可能仍然是含糊不明的，但是，大多数法国人不管愿意不愿意，无疑都在行动上仿佛接受了它的管辖权。人们无论怎样想入非非，也不会把戴高乐当作是法国政府。此外，土伦的法国舰队也是一个经常存在的危险。万一维希政府向英国宣战，那支舰队一定会不顾海军上将达尔朗在签订停战协定时所作的含糊的保证，而会服从该政府的命令的。最后，尽管维希和联合王国已经断绝了外交关系，但维希和美国之间，甚至维希和加拿大之间的外交关系却毫无改变。美国和加拿大的代表留在维希，这对英国政府来说显然具有很大的军事价值，同时华盛顿的国务院感到有必要对自由法国运动采取的总的态度，又使情况进一步复杂化了。
尽管出现了这些困难，戴高乐在1940年12月24日还是正式接到通知说，英国政府准备就一切有关同接受戴高乐权力的法国海外领土合作的问题，同他在10月间宣布成立的防务委员会进行会商。这既包括自由法国部队与英国部队在反对共同敌人作战中相互联系的事宜，也包括同这些法国领土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有关的事宜。同时，英国政府还向戴高乐表明，不能把这看作是他们对戴高乐的任何宣言或讲话所引起的各种宪法与法律问题表示了任何意见。
英国政府曾一再公开作出保证说，任何集合到全体自由法国人的领袖戴高乐麾下来支持盟国事业的法国领土，根据英国作战努力的需要，都将获得经济援助，其规模将与类似情况下英国政府对英帝国的殖民地所提供的相同。英国完全履行了这项保证。他们立即同所有有关的法国殖民地和省区进行了具体细节的谈判，并于达成协议后马上签字。早在具体文件签字之前，对自由法兰西帝国的实际援助便已全面展开了。英国方面通过委派领事和其他官员，以及通过扩大派驻自由法国运动的总代表团去办理必要的工作。总代表团由爱德华·斯皮尔斯将军（后为爵士）率领，于1940年6月成立，总部设在伦敦，1940年底，在布拉柴维尔、杜阿拉和拉密堡都设立了分部，还在开罗设一个很大的中心。法国方面由于缺少训练有素的官员和专家，遇到了一些可以理解的困难。
戴高乐巡视自由法国非洲领土后（在这期间他抽空飞往开罗去同韦维尔举行会谈，并派贾德鲁在那里作为他的代表，负责处理全部中东事务），于1940年11月底返回伦敦。这时，他觉得必须花些时间改组他的总部。同时，他催促英国政府作出安排，把其他一些法国属地争取到他的事业方面来，尤其是吉布提、圣皮埃尔、安的列斯群岛和法属圭亚那。他声称，所有这些地方的大多数人民都是拥护他的。但是，英国政府迫于政治和军事上的种种考虑，暂时不得不把对这些领土的行动只限于海军力量所能实现的有效的经济封锁。与此同时，韦维尔在利比亚对意大利人顺利发动的攻势，也使英国和自由法国的事务暂时显得不重要了。尽管如此，一支自由法国部队却在非洲战役中以寡敌众，建立了显赫的功勋，因此，英王在给韦维尔的一封祝贺信中也特别提到“我们的自由法国盟友”的英勇行动。为了配合韦维尔在非洲进一步作战的战略计划，一支自由法国人的分遣队，包括骆驼队和机械化部队，在科洛纳·德奥纳诺中校率领下，攻打了费赞绿洲中的一个沙漠前哨基地木祖克。这次战役以及随后于1941年3月攻占南部沙漠中库弗腊的战役，完全是由自由法国部队进行的。两次行动给计划和实现它们的自由法国官兵带来了极大的荣誉。第一次出征从乍得境内的拉密堡出发直捣木祖克，当时必须在走过九百多英里的杂树丛和沙漠地带后，立即突击一支全副武装、深沟高垒、粮草弹药十分充沛经得起长期包围的守军。自由法国这支特遣部队取得了全面的成功，虽然它的指挥官身先士卒，在英勇绝伦的作战中阵亡了。由于摧毁了木祖克的意大利飞机和机场，夺取了意军防地，从而清除了韦维尔左翼的潜在威胁。
接下去向库弗腊推进中，自由法国这支纵队必须在极难通行的地区行军六百多英里。由于意大利人严阵以待，拂晓时的一次突袭不能取胜。自由法国部队把库弗腊围困了一个多月。尽管以极大的管理技巧节省给养，这次军事行动还是几乎失败，只得考虑撤退了。在最后一刹那，他们取得了一个战术上的有利条件，突破了敌军的防卫，于是，在一场正面攻击中占领了库弗腊。意大利人在利比亚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交通线被切断了。在埃塞俄比亚，也有一小股自由法国部队在英国普拉特将军的指挥下作战。外籍军团中的分队、殖民地部队、阿尔及利亚骑兵、炮兵，以及一队法国轰炸机在厄立特里亚同英国人一起攻打克仑，后来又在马萨瓦作战，戴高乐还亲临马萨瓦前线。在取得胜利以后，戴高乐致电英国首相，再次宣布“自由法国部队将参加对我们共同敌人的战斗，直到取得全面胜利为止”。丘吉尔在复电中对自由法国的支援，代表英国政府表示感谢，电文说：
你们在为共同事业尽力中，从不畏缩，从不示弱，获得了国玉陛下政府的最大信任，你们体现了千百万对法国和法兰西帝国的前途毫不灰心的法国男女同胞的希望。
自由法国部队的这些军事胜利，对于稳定自由法国运动和英国政府之间节拍多少有点不大正常的关系起了不小的作用。不幸的是韦维尔从班加西的撤退和希腊的沦陷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心理反应。自由法国的军官失望之余，不谨慎地批评了英国将领的指挥才能，甚至还批评了英国人的勇气。
关于盟军进入叙利亚以前伊拉克发生叛变和中东的其他事件，我们已另有记载。英国当局在部署叙利亚战役时，曾与戴高乐商定，以前在利比亚作战的自由法国一个旅应参加这次军事行动。据报道，法国高级专员当茨将军对德国人彻底屈从的做法已在他自己的部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他的部队不管怎样下定决心追随贝当和确保自己的切身安全，却越来越不以为然地看着德国人对法国当局日益加强控制。将近1941年5月底时，科莱上校率领他所指挥的大约五百名招募来的彻尔克斯族士兵越过国境，投到贾德鲁的麾下。上文已经讲过，贾德鲁当时是戴高乐在中东的公认的副手和代表。自由法国的那师人从埃及开入巴勒斯坦。6月8日，盟国部队进入了叙利亚。
从3月起，戴高乐本人呆在西非的时间居多。他完全知道在叙利亚使用自由法国部队的意图，但是，因为他的行踪不定，英国人无法同他天天商讨战场上相互配合的详细计划，因此，详细计划便由盟军在叙利亚的总司令威尔逊将军就地同贾德鲁将军和德拉米纳将军共同制订。
贾德鲁于1941年6月8日盟军开进叙利亚时，以自由法国的名义发表了一项声明。这项声明是由贾德鲁和地位相当的英国官员详细拟订，并经英国政府批准的。它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其中声称，自由法国正在进入叙利亚和黎巴嫩以解放这些领土，结束委任统治制度，并给予它们以要求已久的独立。声明答应将同叙利亚和黎巴嫩签订一项新的条约来规定它们同法国的关系。这项声明由当时英国驻开罗的大使迈尔斯·兰普森爵士在同一天代表英国政府另外发表的一项声明予以保证。后来，这项声明以及英国政府所作的保证引起了严重的纠纷。
当时的直接意图是鼓励当地居民以及从他们中招募来的部队摆脱当茨的束缚以支持盟国。同自由法国情报部门的报告和期望相反，它并没有收到这样的效果。所有当地招募的士兵在抗击自由法国军队时至少和他们同英国人作战时一样斗志旺盛。平民们的态度也大致相似。虽然很少有人愿意支持自由法国，一般居民们对英国人又没有表现出显著的热情，可是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政治家们则想要自治。有些黎巴嫩政治家热烈欢迎英国对贾德鲁声明的保证，这一来倒勾起了法国人从前的全部猜疑和嫉妒。他们以为英国正在耍阴谋，想在近东挤掉法国的地位。甚至在1941年8月7日利特尔顿致函戴高乐以后，这种猜疑还是没有消散，利特尔顿大臣在信中说：
我很荣幸向您再次保证，英国在叙利亚或黎巴嫩，除了打赢战争以外别无其他利害关系。我们决不想侵犯法国的地位。自由法国和英国双方都保证使叙利亚和黎巴嫩独立。当这一必要步骤不受损害地实现以后，我们欣然承认法国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应享有比任何其他欧洲国家更优越的地位。
在敦刻尔克大撤退和1941年春英国从班加西首次撤退以后的日子里，近东的政治领袖们曾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