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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便在巴黎同德国人进行了进一步的商谈，结果产生了著名的“五月议定书”。根据该议定书的条款，达尔朗象上文指出的那样同意把叙利亚贮存的军需物资让给伊拉克，准许德国和意大利飞机在叙利亚着陆和加油，并答应德国人可以经由叙利亚的公路和铁路向伊拉克运送物资。关于北非，双方商定，德国人可以利用比塞大港和比塞大…加贝斯铁路为部队运送给养，法国将从法属北非向德国人提供运输及其他补给品，法国政府还将宣布原则上准备允许德国海军舰只和商船使用达喀尔港。作为对这些重要让步的酬劳，法国人可以在叙利亚和北非与西非进行某种程度的重整军备，使他们可以更为有效地保卫他们的殖民地，防止英国人可能发动的进攻。这完全是一项单方面的交易，只有假定达尔朗是觉得必须让德国人知道他能够为他们带来好处，从而增强他个人的地位，这样才解释得通。他还必须设法让法国人知道，他的合作政策将会改善他们的命运，因此他要求释放更多的战俘，削减占领费用，并取消法国东北部的特殊体制。作为报酬，德国人同意把占领费用削减到每天三亿法郎（这一让步并不要德国人花费分文，因为他们已经在法兰西银行中积聚起许多存款单），稍许放宽一点法国两区之间的来往限制，并给予法国重新装备几只鱼雷艇的权利，总的说来，同达尔朗提供的十分重大的利益相比，这些报酬实在少得可怜。
他在5月23日的一次广播中为他同希特勒的谈判辩解，一开头便保证说，德国人并没有要他交出法国的舰队。“谁都知道，”他说（这一点至少是真的），“我不会把它交给任何人。”也不存在把殖民地送给德国或是对英国宣战的问题，但是，法国必须为它的错误，为过去的懒惰与合法化的混乱，为不负责任的宣战，为从前盟国的过失，为一个“在我们已经无力作战时还要继续作战，后来又只想到逃跑的”政府的过失付出代价。这些话以前已经说过那么多次，以致这时可能已经不能打动人心了。达尔朗在结束时说，法国的前途取决于同希特勒进行的谈判。“法国不得不在生死存亡之间作出选择。元帅和政府选择了生存。”实际上，不问是什么选择，当时都还不曾作出：达尔朗的话说得稍微早了一点。
美国政府听到达尔朗同德国人谈判的消息大吃一惊，连忙象在1940年10月的危机中那样对维希施加了影响。1941年5月15日，警卫人员奉派登上停泊在美国港口的法国船只。罗斯福总统发表了一项声明，重新提起法国政府所作的关于他们决不会同意同德国进行任何超出停战协定条件范围的合作的保证。总统宣称：“美国人民几乎不能相信，法国现政府竟会参与一项含蓄的或公开的自愿联盟的计划，这一计划显然将把法国及其殖民帝国，包括法属非洲各殖民地和它们的大西洋沿岸地区在内，拱手让人，从而对西半球的和平与安全造成了威胁。”在维希，李海也在警告贝当，指出他对德国人作出的让步所含的危险。亲德派发表了激烈的评论便证明了他的警告所产生的影响。7月间，《画刊》谴责美国大使是“一种新型的外国独裁者”；12月30日，《新时代》把作为1941年特征的观望主义说成是“战争煽动者李海”的“可悲的影响”所造成的结果。
维希政府的其他成员看到达尔朗显然是心甘情愿地要使法国投到德国一边去，几乎也同样感到吃惊。他们把魏刚和布瓦松从非洲召回维希。在6月3日举行的部长会议上，魏刚强有力地施展出他的影响来“粉碎”五月议定书，并且得到布瓦松的支持。在这种压力下，贝当被说服拒绝批准这些议定书，并提出了一些建议，把德国人想要得到的让步同法国两区之间的界线问题联系起来。德国人当时正准备进攻俄国，并没有打算在这个问题上使用更大的压力，因此，五月议定书便成为一纸空文。
使这场谈判未获成功的法国观望主义，也在德国人方面莫名其妙地反映出来，他们也不愿意对维希作出任何重大的让步。甚至在他们需要什么法国的东西，又不准备用武力夺取时，他们也不愿意用钱来购买。也许困难是部分在于他们尚不能决定要用什么政策来同维希打交道最为得当，因为我们发现里宾特洛甫在1941年8月指示阿贝茨，在谈判时应采取缓慢的拖延政策。但是，在有一点上，他们却是绝对的、一贯不变的。他们继续逼迫维希把魏刚从北非撤换掉，阿贝茨早在1940年12月就提出过这项要求。在德国人看来，魏刚是一个潜在的危险，而达尔朗则认为魏刚是他的竞争对手，是他推行政策时的绊脚石。维希的阻力被克服了，魏刚于1941年11月被免职，虽然接替他掌管兵权的朱安将军继续推行他的政策。尽管五月议定书没有搞成功，德国人还是能够从法属北非为他们的部队取得食物供应、卡车和军火，不必为这种种便利而对法国作出任何让步。
总的说来，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达尔朗的殖民地政策到处都证明是一场彻底的失败。它给维希带来的只是损失；它损害了他个人的威信；而且从长远的观点来看，甚至对德国人也没有带来多大的好处。在1941…1942年秋冬两季，入侵俄国占去了德国政府的大部分精力，但是到了德国高级领导有时间就法国问题作出新决定时，已不大会对达尔朗有利了。
1941年上半年，法国政局的总的均衡状态出人意外地变动很少。巴黎和维希的政客和报刊，同联盟和军团这两个组织一起，都在遥相厮打，但是，因为双方都被限制在自己的区域里，所以不能短兵相接。达尔朗从维希通过他的殖民地政策企图得到德国人的垂青，戴阿和巴黎的合作分子通过他们亲纳粹的热烈宣传力图胜过达尔朗，德国人自己则把赖伐尔搁在冷藏库里备用。贝当和他在维希的亲信小集团置身于这场在四周肆虐的狂风的寂静的中心，他们甚至在这样一个狂风暴雨的季节，还一心想建立民族革命计划所拟定的那种新社会秩序。至于法国人民对战争的态度，齐亚诺说的一句很有特征的话也许并不太错。他说，维希和巴黎的唯一差别是，在巴黎的人说：“希望英国人打赢”，而在维希，他们却说：“希望那些英国猪打赢。”李海于1941年3月向罗斯福汇报说，法国非占领区有百分之九十五的居民，占领区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居民，都希望英国获胜。这种情绪在当时自然并不能有效地影响事态的进程。改变法国的形势，使之重新动荡不定，并对维希、巴黎的合作分子和占领当局提出许多新问题的，是1941年6月22日德国入侵俄国。
6月30日，维希同俄国断绝外交关系，并召回法国大使加斯东·贝热里，不过却小心地使自己的动机同德国人的动机有所区别，说所以要断交的理由是，因为所谓苏联外交人员和领事在法国进行活动。总之，维希的报刊和舆论继续坚守观望主义的政策。弗罗萨尔的《口号报》（1941年6月20月）承认形势中有难以估计的因素，并宣称：“我们正处在一场严酷、猛烈的斗争的开端。”《加罗纳报》（1941年6月24日）认为，法国必须置身于这场戏剧之外，一定要采取沉默的态度。德拉罗克也说，法国“应居于局外”。甚至莫拉斯也宣称，法国必须把为祖国的这场战斗或是交给革命的十字军，或是交给反革命的十字军。这种态度当然并不意味着对共产主义有任何同情，而且人们在表达这种态度时往往总要连带把布尔什维主义猛烈谴责一番。维希的总倾向是认为，应该同情对俄国作战的德国人，而贝当所要干的却远远超过这种倾向。在1941年8月12日的一次广播讲话中，他把纳粹说成是“在东方捍卫文明”。
巴黎的合作分子自然最卖力地要求法国应毫无保留地站在德国一边。有一群人开始组织一个反布尔什维克军团（法国反布尔什维主义志愿军团）。他们代表了戴阿的全国人民联盟、多里奥的法兰西人民党、波拿巴主义分子康斯坦丁的法兰西同盟、比卡尔的法兰西主义，还包括革命社会运动的德隆克尔、《上枷示众》的皮埃雷、丰特努瓦、让·古瓦、萨比阿尼，以及其他一些人。颇有意思的是，在法国所有报纸发表以前，7月6日的德文《巴黎日报》上首先刊登了这个新军团的消息。戴阿和多里奥自动要求参加反布尔什维克军团。在巴黎和其他地方成立了招募站，并且对据说是蜂拥而来的大批志愿参加者大吹大擂。可靠的数字很难查出，但是，招募工作似乎比原先希望的要慢得多。然而，到8月底，总算有一群人准备出发到东方去接受进一步的训练了。在出发前举行的检阅上，一个叫科莱特的志愿兵开枪打伤了赖伐尔和戴阿，这个人就是为此而参加军团的。这件事使人对军团是否可靠不免有所怀疑，可能就是为此而推迟了军团的出发时间。法国掀起了一阵同情科莱特的浪潮，赖伐尔和戴阿也请求赦免他，于是将对他判处的死刑改为终身监禁。9月4日，军团的第一个分遣队在拉博纳上校的率领下，由凡尔赛悄悄地出发了。
合作分子圈子以外的公众舆论仍然是不太热心。在维希的许多支持者看来，在叙利亚进行的斗争似乎同法国的利害关系较为密切。莫拉斯写道，法国人为法国在叙利亚战死总比（他暗示说）为德国在俄国战死要好些。人们对于东方战事的进程自然是满怀兴趣地、有时还不免流露出一些希望地注视着。在德国报道大捷的公报的鼓舞下，人们最初的料想是德国人会迅速而彻底地取得胜利。随着战事继续下去，各种各样的舆论都出现了。甚至《法兰西行动报》的军事评论员也表示相信俄国有能力继续抵抗下去。俄国的广阔幅员和俄军兵力的雄厚给法国舆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法国人忘不了拿破仑在俄国冒险的下场。德拉罗克著文谈到一个“令盟国失望和给入侵者设下许多陷阱的”俄国。1942年1月，《费加罗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俄国的秘密”的文章，在亲德派中激起了很大的愤怒。该文分析了俄国军队的实力，强调指出沙皇传统——“独裁者严厉统治下的奴役，对祖先土地神秘的信仰”——的恢复。到了1941年底，情况已经很清楚，俄国战事的延续，意大利在非洲的失利，以及人们开始十分怀疑德国最后能否取胜，正使维希的团结变得很紧张。还有种种迹象显示，一旦出现分裂，贝当将站在哪一边：例如，在11月6日的一份电报中（答复拉博纳上校的一份报告），这位元帅对志愿兵参加德国征伐布尔什维主义祸害的十字军表示祝贺。
德军进攻俄国在法国内部所产生的最为重大的后果就是，使共产党参加了战争。为了领会这种变化的重要性，必须回顾一下法国共产党在停战协定签订时的立场。在1940年5月和6月那些危急的日子里，当时已成为地下刊物的《人道报》也加入了从政治地平线的各方面发出的那片和平叫喊中，但是，只有极左和极右两翼的喊声是一致的。5月26日的《人道报》宣称：“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建立一个和平的政府。”法国共产党人认为法国的战败等于是共产主义战胜法国帝国主义，并且根据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去设想和平。他们认为，在权力全面瓦解以后，他们就有可能领导一场反对“应为这场战争负责的人”的民众运动来夺取政权。他们遵循着同纳粹友好的党的路线向德国当局交涉。要求取消官方对《人道报》的查禁。他们鼓励法国工人同德国士兵友爱提携，号召工厂恢复正常生产，谴责“某些雇主”进行经济破坏，并宣称他们愿意在德苏联盟的基础上同德国人合作。德国人并没有十分令人鼓舞地接受这些殷勤，因此共产党的报刊和组织不得不仍旧在地下。1940年7月10日（尽管大概是8月间才写成的）多列士和杜克洛署名的一份告法国人民书避免直接提到纳粹，但是，却斥责英国人在搞阴谋诡计，并主张欧洲和平，缔结一项法苏友好条约。《人道报》宣称：“我们通过一项同伟大的苏维埃国家友好的政策以谋求法国的安全”，同时还说，苏联的“绝对中立”是防止卷入任何新的战争冒险的保证。它宣称，苏联是没有定量配给证、没有种种限制、没有排队、没有失业的唯一国家；苏联的粮食供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任何封锁都阻止不了苏联将粮食运到法国来。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后，共产党用面包与和平这个纲领在俄国夺取了政权，现在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后，他们也要依靠这两个口号来取得法国。对于帝国主义战争的攻击，当然仍在继续，戴高乐被斥责为英国金融的代理人。1941年，共产党加强了反贝当政府的宣传，尽管英国依然是主要的敌人。1941年6月20日，德国入侵俄国的前两天，《人道报》还从地下对维希发出的反英大合唱帮了一下腔。它宣称：“戴高乐和贾德鲁驱使法国人替英国人送死。”
德苏战争的爆发，一夜之间就使整个形势完全改观。共产党人尽管如此突然而意外地进入了同占领国家敌对的状态，开始时却具有很大的便利，因为他们已经是一个地下党，积极进行抵抗的全部组织都可以立即行动起来。所以他们能够组成第一支有效的游击队，后来便发展成为通称法兰西袭击队与游击队的那个团体的核心。
但是，游击战还是将来的事情。抵抗是从一些孤立的破坏行动开始的，第一次对德国军队一个成员的袭击于1941年8月21日发生在巴黎地下铁道。德国人大肆逮捕嫌疑犯，尤其是犹太人。8月23日，他们宣布，如果破坏行动和袭击占领军人员的事件继续发生，就将对扣押的人质进行报复。8月31日，巴黎各报第一次奉命以头版显著的地位刊登枪毙八名在押犯的报道。9月间，贝当在广播中向占领区的法国人发出呼吁，要他们为了人质停止袭击德国人。10月5日，德国人宣布了第七十五次处决，处决的人数逐步上升。10月20日，第一个德国高级军官，南特的驻军司令霍尔茨中校彼杀死了。德国人于是对该市征收了一笔沉重的罚金并实行宵禁，同时处决了五十个人质。几天后，一个德军少校在波尔多被杀死了。贝当和达尔朗在电台发出呼吁，戴高乐也从伦敦无线电广播中呼吁停止暗杀德国人，但又有五十个人质被枪决了。本来打算接下去再杀一百个人，然而维希一再提出强有力的抗议后，总算有了一些效果。红衣主教热利埃宣称，枪决人质使全世界的良心都为之颤粟。皮舍告诉德国人说，这种规模的报复正使共产党人和其余的居民之间产生一种团结一致的感情。
尽管每次袭击德国人之后，就实行宵禁，征收罚款和枪毙人质，但是，袭击德国军人的事件并没有停止下来。维希提出一种看法，认为这类袭击是外国人、犹太人和共产党人干的。莫拉斯在《法兰西行动报》上写道：“这些炸弹和子弹都是从别人那儿来的。我们的同胞不可能犯下这种性质的罪行。”看来很可能在这一阶段这些事情多数是共产党干的，不过它们却被利用来作为采取进一步反犹措施的借口。1941年12月16日，德军司令官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宣布向占领区的犹太人征收一百万法郎的罚金，把“犹太…布尔什维克犯罪分子”放逐到东方去强迫劳动，并且处决一百名犹太人、共产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维希一反常例，发表了它提出的一份抗议书，其中讲到“全体法国人民感到深切不安”。在其他情况下，舆论本来可能会不赞同对孤立的占领军成员进行袭击的，可是现在它无疑已被德国人的人质政策激动起来，舆论的同情也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变化。而且，由于宣布一切分散的抵抗运动都是共产党人干的，德国人便为共产党恢复了它在德苏联盟时期丢失了的爱国名誉。
除了上述这些活动之外，很难对1941年的抵抗行动作出估计。肯定有许多小的抵抗组织正在兴起。《法兰西行动报》抱怨说，戴高乐主义在乡村里也有所发展。但是，在这个阶段，对自由法国的同情如何普遍，这种同情又引起了多少行动，还很难说。一个英国谍报组织在法国建立起来了，伦敦自由法国组织的第二局在德瓦弗兰（帕西上校）的领导下，正派遣代表到法国来同自发地兴起的各个分散的小抵抗组织建立联系。到了1941年底，非占领区的三个主要运动，战斗、解放和法兰西袭击队，都同伦敦的自由法国民族委员会取得了联系。还有许多往往是昙花一现的地方性团体。在占领区，情况则要困难得多，而且在1942年以前也没有做出什么成绩。尽管有一些个别的英勇献身行动，抵抗运动还只是处于初期阶段。人们还不清楚它在一般民众中得到了多大的支持。戴高乐在1941年11月11日发出的静默五分钟的号召，据说也没有获得多大的响应。不过，有些迹象表明，法国的舆论在1941年正在发生变化。李海海军上将7月间汇报说，贝当的声望正在下降。这个元帅于8月12日发表的讲话反映出一种希望幻灭的伤感情绪：“几周以来，我感到有一阵不祥的微风正从法国好几个地区吹了起来。不安的情绪正悄悄地出现在人们的心头……有人对我的政府的权力产生怀疑。……复兴的力量正在丧失信心。……只有在舆论的赞同下，才能对法国进行统治。……今天这种舆论已经出现了分歧。”9月间，当元帅访问非占领区的主要城市里昂时，他受到的接待是冷淡的。至于占领区的法国人，莱昂·贝比于1941年12月在尼斯的《警觉报》上写道，他对来到里维埃拉的巴黎朋友的无知感到震惊：“他们不信任自己的报刊和无线电台，但是，他们却收听外国广播。他们对贝当的伟大工作一无所知，对政府的每一项行动都作出错误的解释。”
维希面临着对它自身的权力以及对德国人的日益增强的反抗，于是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措施。新的法庭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成立起来，进行合并，加以改组。冈内的军事法庭（根据1941年9月24日的一道法令设立的）和承办黑市犯罪行为的特别法庭（1941年3月21日设立，分别在巴黎和冈内两地开庭）于11月间把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