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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德国的后备劳动力，至少是后备男子，实际上已经消耗光了，要提供更多数目的人给武装部队，就只能以牺牲工业为代价。可是工业生产，至少是兵工部门，总得设法维持下去，甚至还得提高，以满足对军备的日益增长的需要。采取了种种不同的措施，力图补救这种局面。工业生产进一步集中在那些据认为对作战关系重大的工厂里，其他的工厂则部分或全部停工。发起了一场宣传运动，提出“以二顶三”的口号，来强调加强工业奋战的必要性，强调国内战线上的工人有责任发挥作用来支援正面临着“德国军队有史以来最艰苦、最巨大的义务”的武装部队。训练计划也予以扩大，以便有助于把技术工人替换下来应征入伍，还作出了努力把德国最后的一些后备劳动力搜罗无遗。然而，不论这些措施取得了何种程度的成功，德国承担的义务所需要的全部劳动力，终究无法指望都搞到手。于是，剩下来可以大幅度增加劳动力的唯一方法，就是充分利用外国劳工了。
这就是绍克尔的主要目标。
这项新的、庞大的劳工动员工作的目的，是把我国作战的武装部队在阿道夫·希特勒的领导下为我们征服和取得的全部丰富、巨大的资源，用于武装部队的装备，也用于增加祖国的营养。被征服地区的原料和富源，以及人们的劳动力，应全部认真地用于对德国及＇其＇盟国有利的工作。
然而，征募劳工的机会已经不象战争初期那样多了。在波兰，由于德国一开始占领后就实行了一种残暴的劳工政策，这时要照先前那种规模进一步调拨劳工已经办不到了。在东南欧，由于那个地区在农产品的生产方面对德国很重要，大多数剩余的劳动力非保留下来不可。在西欧，占领后很普遍的广泛失业现象，这时多半已经不复存在。后面这一改变的原因很多，其中包括：所有可以多少用和平方法说服的人，都已经移居到了德国；把德国的定货包给了彼占领国家的厂商，以及许多国家的政府都采取了行动，把当时现有的工作全派给了所有寻找工作的人。只有在苏联被占领的地区，还有相当未经挖掘的劳动力来源，可是即使在那里，把劳工调往德国去也受到某种顾虑的限制，其中最重要的是，俄国已经把技术工人同战斗部队一起撤退了，而德国又希望在它控制下的地区维持生产。
绍克尔在他的劳工动员计划中，强调了苏联被占领区作为劳动力来源的重要性。他说：“可是，必须着重指出，已经又为德国找到了数量惊人的外国劳工。东方占领区是可供这种用途的最大来源。因此，必需立即最最充分地利用已征服的苏联领土上的人力。”然而，西方的动员工作也不容忽视。他又说：“另一方面，按照现在可能实现的情况，需要的外国劳工总数有四分之一可以从德国以西的欧洲占领区内获得。”不过，“从友好国家，还有从中立国家获得的劳工，只占总需要量的一小部分。实际上，在这方面，只能考虑技术工人和专家。”
绍克尔推行的更加残酷的招工政策取得了相当的成功，至少在他初就职后的那段时期内是如此。靠了从花言巧语的哄骗到公然的逼迫这种种不同的手段，言巧语的哄骗到公然的逼迫这种种不同的手段，他把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运到了德国。在1943年6月23日的一封信中，绍克尔声称，在他管理下的头十二个月中，有三百六十三万八千零五十六个外国人被送到德国经济部门中工作。虽然这并不说明德国雇用的外国人的总数有了等量的增加（因为有许多人回乡、患病或由于别的缘故而脱离了劳工队伍），但是雇用的外国人的人数的确从1942年5月底的四百二十二万四千人增加到一年以后的六百二十六万人。1942年春天和夏天，德国军队一直不停地开进苏联的领土，便利了招募俄国劳动力的工作，因此虽然在1942年春天只有微不足道的人数受雇在德国工作，但是到1943年初，据估计大约有一百五十万人在那里工作。绍克尔推行的政策的全面成功，从表2列举的数字上可以看出见下文，原著第235…236页。。平民劳动力的总数，截至1942年5月31日为止的那一年中，曾减少了五十万人以上，在此后的十二个月中又增加了大约一百万人，尽管为武装部队的进一步动员工作并没有停顿。
到1943年初，德国劳动力的总数达到了最高峰。诚然，从1941…1942年冬天起，劳动力的趋势是求过于供，然而由于广泛地使用了外国工人，不论在民用还是在军工部门中，劳动力总数都在增加。但是从1943年起，受雇在德国工作的平民的总数却不断减少。德国人于是就面临着要以减少了的人力来应付日益增加的义务这一问题。种种不同的因素使这一问题更形复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丧失了军事主动权和被占领国家中为德国工作的厂商数目增加了。1942年的最后几个月，标志着德国军事力量的最大的扩张。到那时为止，不断有新的地方落入德国控制之下，因此就有新的地方可供招募人员之用，可是从那时以后，情况就完全相反了，德国控制的地方不断在缩小，而最先失去的地区就是那些在1942年曾经证明是如此丰富的劳动力来源的俄国领土。被占领国家内为德国生产的制造业的发展，呈现出一个多少不大相同的问题，因为它尽管并不损害德国的利益，却减少了可以从该国调往德国去的工人的数目。招募外国劳工到德国去干活的工作继续进行，但是规模比前一年要小得多。在截至1944年5月31日为止的十二个月中，受雇在德国工作的外国人的总数仅增加了八十六万六千人，而一年以前则为二百万人以上。
对劳动力需要量的增加，再加上维持大规模招募外国工人所遇到的困难，这时已使国内劳动力的彻底改组刻不容缓了。自从战争爆发以后，劳工法律实际上始终没有修改过，这时却变本加厉起来，目的在于挖掘出最后的储备力并最恰当地分配已在使用的劳动力。戈林于1942年6月13日颁布了一道法令，规定除非劳工部门有令，否则禁止工作上的任何调动，从而对劳工的流动实行了有效的管制。劳工的征募工作，先前是根据1939年2月13日的法令执行的，这时则根据1943年1月27日的法令大大加强了。根据新的法令，所有年龄在十六岁到六十五岁之间的男人和所有年龄在十七岁到四十五岁之间的女人，除了某几类已婚的妇女外，都被要求去登记从事对国家有重要意义的工作。可是，这项措施的结果是使他们失望的，登记的虽又有大约三百五十万人，但是绝大多数是妇女，其中有许多人不是留作别用，就是每周不能做足四十八小时的工作。
鉴于一方面要大幅度增加劳动力的总数具有困难，另一方面武装部队和军备工业又需要更多的男人，唯一可行的政策就是把可以利用的平民劳动力进一步集中在兵工部门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于1943年3月颁布了一道命令，要求同作战不直接有关的所有厂商不是完全歇业，就是大力集中。有过一段时期，军事工业中雇用的劳工可以免服兵役，但是到1943年秋天，武装部队的需要是如此之大，以致年纪较轻的熟练工人也应征入伍了。
不过，总的说来，在1944年上半年结束以前，军事工业一直拥有充足的人力，使它们可以维持，甚至增加生产。但是德国的敌人于1944年夏天在诺曼底登陆，这标志著德国劳动力动员的一个新阶段的开始。从那时起，德国显然面临着一场围攻战。在戈培尔于1944年7月被任命为总体战全权代表后，接下去公布了一系列命令。进行了最后一分钟的努力，企图为武装部队，为军工生产或为构筑防御工事，动员一切可能动员的后备力量。征募的年龄在1942年夏天已经从十八岁降低到十七岁，这时又进一步降低到十六岁；征募妇女的年龄限制从四十五岁提高到五十岁；一般工作周的时间则从四十八小时增加到六十小时。此外，还采取了许多措施，目的在于停止对于战事并不直接和立即有所贡献的一切活动。各种形式的娱乐，例如戏院，都遭到取缔；出版的报纸的数目大为减少；邮政业务削减了一半；铁道业务也减少了。可是，到1944年秋天，轰炸所造成的混乱，以及随之而来的供应物资和劳动力的调度失灵，竟然比实际缺乏劳动力更严重地妨碍了生产，而10月间人民冲锋队的成立，以及几乎所有的人都有义务在冲锋队服役这一点，进一步造成了困难。在德国各地，总的说来，对劳动力进行任何周密的重新分配已变得不可能，小批人失业的现象开始出现了。
德国利用欧洲的劳动力决不仅限于调到德国本土去工作的那些人。希特勒在1941年11月9日发表的一篇演说中说：“就德国的领土而言，即就我们占领的地区和我们已置于行政管理下的地区而言，我们将能利用所有的人去从事这项工作，这是毫无疑问的。”一切其他的考虑都服从于德国的需要。一个人究竟奉派在他的家乡地区、在他本国的另一个地方、在德国，还是在德国占领下的欧洲的其他地方工作，这最终取决于他在各有关地方对促进德国作战所起的相对的作用。甚至盟国和卫星国，也由于德国对原料的控制和德国施展的种种财政金融手段，而被迫在得不到足够的金钱补偿的情况下，根据德国的需要来使用它们的很大一部分劳动力。
一个工人受雇在自己本国工作，并不表示他在生产供本国分配的商品，或者他的劳动在任何方面的确有利于本国。这一点明白地见之于绍克尔1942年8月22日发布的一道命令中，该命令作了如下的指示：
占领区可用的劳动力，首先必须用来满足德国本身的主要作战需要。 这种劳动力在占领区必须按照下列次序使用： （1）用于军队、占领机关和民政机构的必要工作；（2）用于德国军备计划； （3）用于同粮食供应和农业有关的工作； （4）用于军备工业以外的其他对德国国家有利的工业工作； （5）用于对该地区居民有利的工业工作。
这样，只是在德国可能提出的一切需要都满足了以后，被占领国家本身对工业品的任何要求才能获得满足。
除了用在田地上外，还有两种主要方法可以使用被占领国家的居民来为德国的作战效劳出力。第一是构筑防御工事和其他防御工程，第二是生产武装部队和德国战时经济一般所需要的物品。
构筑防御工事的大部分工作，由“托特协会”主管。这个组织系弗里茨·托特于1938年5月28日创办的，其主要目的是加速建成西线壁垒。随着战争的爆发和其后德国领土的扩张，“托特协会”的工作大为增加了。它进而负责建造公路、铁路、桥梁和碉堡，负责挖掘战壕，还负责建造象大西洋壁垒和利古里亚壁垒那样大规模的工程。大西洋壁垒从挪威北部一直延伸到西班牙边境，利古里亚壁垒则是1943年9月开始建造的海岸防御工事体系，目的在于掩护土伦到斯培西亚一线。除了严格的军事任务以外，“托特协会”还负责兴建港口和兵工厂，有时甚至负责开发和经营矿山。
“托特协会”的工作人员有德国人也有外国人。同在别处一样，德国人也得到优待，尤其是在特种制服方面，以及在报酬和津贴方面，发放津贴是表示承认构筑工事和建筑工作的危险性，因为这些工作往往是在前线后方很近的距离内进行的。由于外国工人的数目增加了，德国人越来越多只被用作工头。招募外国人的工作，是按照招募工人运往德国的工作大致相同的方针进行的。必要时除说服外，还辅之以公开的强迫。“托特协会”究竟雇用了多少德国工人和外国工人，没有什么统计数字可查。根据绍克尔于1943年5月17日呈给希特勒的一份报告，雇员的总数已从1942年3月底的二十七万零九百六十九人增加到十二个月以后的六十九万六千零三人。然而，招募工作却继续进行到1945年，以满足德国在垂死挣扎阶段的需要，因此最后的数字多半大大超过了1943年3月的数字。
德国原来的想法是，把一大部分工业生产，尤其是军备和军火工业的生产，集中在德国境内。但是，随着战事日趋激烈，把定货单包给被占领国家的工厂去生产所获得的好处也就更为明显了。大批工人被招往这些工厂里劳动，被占领国家的生产对德国的作战于是就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了。
可是，招募工作开始出现了困难。到1942年底，后备劳动力已经不足以应付对他们提出的全部需要了；为被占领国家的工厂招工的工作，开始同招工送往德国的工作发生了冲突。由于绍克尔作为劳动力分配全权代表，有责任为德国提供工人，可是被占领国家的工厂却不归他管，而归施佩尔以德国军备与军火生产部长的身分主管，因此这场冲突便有了个人的因素。从1942年秋天起，招募工作上的争执变得日益尖锐。越来越多的劳工被转到被占领国家内为德国工作的工厂去，绍克尔对于这种做法给他自己的招募计划所造成的有害影响发出了怨言。可是，为被占领国家的工厂招工的工作却继续进行。到1943年秋天，“限制性企业”的概念被设想出来了。它的目的是确保那些据认为对军备和战时生产必不可少的企业有劳动力供应，并且规定，除非事先征得施佩尔同意，否则军备和战时生产工业的工人不得由绍克尔调走。绍克尔抱怨得更厉害了。在中央计划委员会1944年3月1日召开的会议上，绍克尔叙述前一年秋天他为招募工作所尽的力时，说：
这个计划破产了。法国、比利时和荷兰的人全都认为劳工将不再从这些国家调到德国来，因为现在工作必须在这些国家的境内完成。几个月来——我有时在一个月内要到这些国家去视察两次——人家一直说我是一个毫无理性跑遍了这些国家去榨取劳动力的傻瓜。说实话。甚至法国所有的省份都奉到通令不得满足我的要求，因为就连德国当局也在争论，绍克尔究竟是不是傻瓜。
在同一篇讲话里，他后来又说：
我要清楚而大胆地声明：我认为，就法国供应的劳动力而言，滥用受保护的工厂这一概念，包含着对德国劳动力供应的重大危险。如果我们不能作出决定，要我的助手同军备当局一起，到所有的工厂去进行搜罗，那末劳动力的这一来源将来也仍然会遭到限制，不能为德国所利用。假使这样，元首向我叙述的计划就很可能会失败，意大利的情形也是如此。
于是这场争论就呈交希特勒去解决。在1944年3月17日的一份备忘录中，绍克尔重申了他的不满，并且声称，他的1944年的整个招募计划由于在被占领国家内广泛储备工人而受到了危害。“为了确保军备任务和调拨分派到的平民名额而指定一些受保护工厂一事，在西方占领区内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并采用了这样的方式，以致要顺利而有条不紊地执行招工任务已经不可能了。”作为答复，施佩尔于4月5日也提出了一份备忘录，阐明了这个问题的相反的一面。他说，被占领各国的生产，对德国作战是必不可少的，由此而产生的对后备劳动力的要求，并不过分，而且他认为是可以很好地得到满足的。从7月11日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施佩尔发表的一项声明来看，很可能这场争执的解决是对他有利的。
施佩尔部长说，他对于推动为德国招募更多的劳工的工作和对于维持德国境外的生产这两方面都得加以关注。到目前为止，德国的战时生产有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三十是由西方占领区和意大利提供的，单是意大利就提供了百分之十二点五。元首新近决定，这项生产必须尽可能长时期地维持下去，尽管已经出现了不少困难，特别是在运输方面。
此后不久，西方盟国挺进的部队就使这场争论失去了意义，因为从那时起，生产不得不在任何有可能进行生产的地方在一种特定的基础上进行了。
除了在德国本上雇用的人以外，为德国的作战从事工作的总人数，至今还没有人作过全面的估计。在战争的全过程中，人口一直不停地流动，“不论运往德国的人数多么大，不是送往德国，而是送往他们本国的其他地方或者送往其他占领区的人数，也许还要大”。
可是，根据法国政府关于德国雇用法国劳工的一份正式报告中所列举的数字，我们对于德国雇用外国工人在他们本国做工的规模可以稍许得到一个概念。在德国工作的法国工人，包括使用的战俘在内，相当于法国损失了七十七亿四千八百五十六万八千个工时，德国直接雇用的在法国工作的人，对德国的作战献出了五十一亿三千六百三十四万六千个工时，而德国间接雇用的在法国工作的人，另外又提供了九十九亿一千七百六十四万个工时。因此，可以说，德国人从那些在法国工作的法国工人那里得到了一百五十亿零五千三百九十八万九千个工时，而从那些在德国工作的法国人那里则只得到了七十七亿四千八百五十六万八千个工时。
德国对待外国劳工的态度以德意志民族人种优越的学说为其基本原则。这种“主宰民族”的理论由德国驻乌克兰的专员埃里希·科赫用下面这句话表达了出来：“我们是主宰民族，因此必须记住，从人种和生物学的观点来看，最卑贱的德国工人也比这里的居民高贵千倍。”这个方针的实际应用，必然使欧洲的非德意志人口的权利和利益完全从属于他们的德国主子的权利和利益。
一个俄国人，一个捷克人的遭遇如何，我丝毫也不关心。这些民族所能提供的象我们这样优良的血统，我们将予以接受，必要时把他们的儿童掳来，由我们在这里抚养成人。这些民族繁荣昌盛还是活活饿死＇原文用verrecken，是指牲口倒毙＇，只有在我们需要他们作为我们文化的奴隶这一点上才使我关心，否则，我根本就不关心。一万名俄国妇女在挖反坦克壕时是否累倒，我关心的只是为德国挖的反坦克壕是否完工这一点。在不必要的场合，我们决不应该粗暴无情，这是无疑的。……但是，为他们操心，给他们理想，从而使我们的子子孙孙更难以对付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