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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授予德国公民权，变更关税边界，征收集体罚金，以及出现抵抗行为即予扣押和枪杀人质等。
国际法有一条公认的原则：在缔结正式和约之前，占领区应受到托管。可是德国人的政策中根本无视这条原则。相反，他们考虑到的只是用可能的最快的方法把这些国家纳入新秩序。他们似乎始终就很少考虑到最终可能要缔结和约，因为纳粹宣传机构一直强调的是，这些国家在新秩序中最终将要承担起的任务，而不是在最后一项和平解决中它们可以指望获得的条件。1942年，吉斯林和雷德尔为了替挪威促成和平解决，曾作出种种努力，可是希特勒答复他们时曾表明，他本人无意缔结正式和约，即使同成立了傀儡政权、完全屈从于德国利益的国家也是如此。因为，在他看来，最后并吞必须是德国不变的目标。这一点甚至也适用于丹麦。尽管丹麦在最初阶段并没有象其他被占领国那样直接受到德国的控制，但是丹麦最终也将成为“德国的一个行省”。
波兰总督和纳粹运动中的主要法律专家汉斯·弗朗克于1942年7月1日在维也纳大学发表“论法律与欧洲的重建工作”这篇演说时曾经提出，当德国人想到欧洲的新秩序时，他们必然也想到要使“欧洲人对法律的崇拜在这个新秩序中占有适当的地位”。法律必然意味着“保护小国反抗大国，保护小的经济潜力反抗大的经济潜力，保护弱国反抗强国，而最重要的是，保护小小的欧洲大陆反抗世界上广大的地区（Raume）”。然而，就任何一条法律条文的实施情况而言，弗朗克本人就可以证实，德国行政管理的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着基本的矛盾。他在日记中曾经详细记载下他在波兰残余地区的施政情况，他还以该地区总督的身分颁布过许多镇压的和完全武断专横的法令。这些都代表着他在维也纳所维护的“法律教育”的对立面。关于法律在德国占领政策中应起的作用，纳粹的这个主要法学家所下的定义一点也不是始终如一的，因为就是他在1939年11月说，“对德意志民族有用的和必需的东西就是法律；凡是损害德意志民族利益的东西就是非法的。当前，这就是指导我们的原则。”
根据一时的需要来制定法律——这种意见一开始便是德国司法和行政工作中的指导原则。纳粹常用的著名格言说：法院的设置并不是“完全为了保护个人的权利”，而是“首先为了替人民的集体利益服务”，这一原则促使德国人承认，对他们说来，法律只不过是行政政策的附属品——即使的确不仅仅是政策的产品的话。就行政工作而言，施图卡尔特于1941年5月在柏林向国际政治科学及公共管理学院发表的一篇演说中争辩说，法律只不过标明一个“重大领域”的“既定界限”，“在那个领域里行政工作应当遵照自身的自由判断行事，以便能够充分恰当地处理好国民生活的多方面发展”。行政工作就是“按照领导所制定的指示去维护和发展社会”，这反过来也就是“法律这一词的最崇高的意义”。因此，行政工作并不是“合法意义下的根据法律行事”而是“更高一层意义下的根据权利行事”。
这条原则被应用于占领区时，就意味着：德国的统治，尤其是德国的掠夺，本身就成了法律，而且践踏了国际协定和有关地区本国制定的及德国制定的法律。这一点早在1939年3月便由希特勒明确地认可了，因为他在成立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的那道法令中宣称：“根据德国防务上的需要，元首和德国总理对这些地区的特殊地带可以发布同这些条款不一致的命令。”通过这道法令，希特勒便树立了一个先例。此后，遇到正常司法机关似乎无法应付的紧急情况出现时，占领区的德国代表就援用这一先例。在这种情况下，德国代表一成不变地总授予他们的下属明确的权力，可以“背离现行的法律办事”。
为了促进纳粹政治和思想方面的目标，被占领国家施行的法律都遭到彻底的修改，这有许多事例。例如，在挪威，所得税和产业税的条例都作了修改，以便使那些在挪威军团、武装党卫队和德国武装部队中服役的人可以享有特殊权利。在佛兰德，开展了一个以“佛兰芒…日耳曼民族法律”取代“法国…罗马法律”的运动，目的是要“割断佛兰德同法国法律的联系”，使“佛兰芒…荷兰族人”可以“在新欧洲的结构内”制订“自己民族的法律”。与此同时，德国人对比利时的法律也作了重大的修改，以便鼓励佛兰芒族的卖国贼。他们还按照人们熟悉的德国方式成立了特别政治法庭——例如，挪威的人民法庭、法国的国家法庭和荷兰的和平法庭——所有这些法庭都是按照德国人民法庭的形式成立的，用以处理他们认为从思想方面看是特别严重的案件。
纳粹世界观对立法政策的影响，更为突出地反映在所谓“犹太问题”上：德国人力图使占领区的法律在这一问题上同德国的法律完全一致。反犹太人的计划，包括1933年后德国反犹大人的运动中所显示出的所有那些狠毒的手段，也都推行到占领区里来了。例如，在东方合并区，刑法全作了修改，凡是对德国国民犯了暴力行为或违抗德国命令的犹太人，都将受到特别严厉的处罚。同时，犹太人（象波兰人一样）个人是不准向法院提出诉讼的。在这些地区，波兰血统的犹太人的财产可以依法随时没收，而其他波兰人的财产原则上只有在“公共福利有所需要”或业主在1918年后已经移居德国的情况下，才可以没收。在总督辖区，根据弗朗克1939年10月26日颁布的法令，犹太人必须参加强迫劳动。十岁以上的犹太人必须佩带“大卫王之星”标志，开设有商店或企业的犹太人必须悬挂特殊的招牌，以表明它们是犹太人的产业。按照1940年1月26日的一道法令。总督辖区的犹太人不准搭乘火车。1940年10月以后，他们被迫住进了犹太人区，未经许可不得迁移。在那里，他们获得了一种自治权，成立了“犹太人委员会”（Judenrate）。在奥斯兰，也实行了类似的限制。所有犹太人的产业，根据1941年10月13日德国专员洛泽发布的一道命令，一律予以没收。区专员制定法律，把犹太人限制在犹太人区，同时也采用了由当地“长老委员会”负责管理犹太人的这一原则。西方的情况实质上也没有什么差别，法国被占领区内对犹太人所采取的种种措施就是明证。在那里，根据军事司令官1940年9月27日发布的命令，凡是逃往非占领区的犹太人全不准回来。所有其他的犹太人都必须向当地的区长登记，犹太人的企业必须用法文和德文的标记标明出来。后来，又规定犹太人不准更改居住地点，并从晚上八时至翌晨六时对他们实行宵禁。他们也被迫佩带“大卫王之星”的标志，就象在东方地区那样。
按照德国人在被占领国家实施的情况而言，法律主要是为了达到占领的目的，尤其是为了维护德国利益在当地人民各种竞争利益中的首要地位。在合并区和民政长官管辖区，使法律制度服从于德国政治目标的工作，已经推行到几乎完全废除了当地原来的法律和司法机构，并代之以德国法律和法院。因此，在合并区，最高立法权与其说是掌握在德国总督的手里，不如说是掌握在柏林的各个政府机关和部门的手里。拿波兰合并区来说，德国政府一开始就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具体表现就是：希特勒颁布了1939年10月8日法令，成立西普鲁士和波森两个新行政区（后来改称但泽…西普鲁士和瓦尔塔兰）。这项法令尽管允许不“与并入……德国的工作相抵触”的现行法律继续生效，却明确地授权德国内政部长，“在同有关的德国部长磋商后”，可在这些地区施行德国法律和普鲁士州的法律，并同德国财政部长合作，调整这些地区同德国其余地区的财政关系。虽然德国内政部长确实把自己的一部分权力授与当地的行政区长官和德国总督，但关于他们的立法权问题该法令却只字不提。
在西方合并区——即欧本、马尔梅迪和莫雷斯纳——希特勒于1940年5月23日亲自发布命令，完全实施德国法律和普鲁士州的法律。根据这道命令的规定，德国法律将于9月初生效，尽管各部部长“在同内政部长磋商后”，根据需要，有权展缓或修订某一法令的施行。另一方面，在民政长官管辖区，地区当局倾向于保有大得多的创议权。民政长官据称是“代表元首”行事的，而且只听从他的命令。因此，在民政长官管辖的地区内，他“执掌着立法、司法和裁判的大权”。只有在特殊的事务上（邮政、铁道和海关），德国政府才“直接接管”，因此，在所有其他领域里，民政长官的权力是决定性的。但是，象在合并区那样，主要目的是要尽快实施德国的基本法律，所以民政长官的立法政策也得相应地予以配合。此外，这些政策所遵循的方式似乎表明：从柏林方面获得了相当多的指示。例如，瓦格纳于1942年1月在阿尔萨斯施行了德国的刑法以及1934年的“禁止对党和国家进行恶毒攻击”的法律和其他各项保护德国作战努力的法律后，洛林的比尔克尔和卢森堡的西蒙不久也采取了类似的步骤。后来，这三个地区又通过同样的方法实行了义务兵役制。另一方面，对这三个地区内在德国武装部队和武装党卫队里服役的人，或者被承认以其他方式“表明自己”是德国人的人，授与公民权——这一类补充立法不是由民政长官，而是由柏林的德国内政部长提出来的。
德国当局在立法方面的最高权力，在其他被占领国家内多少也获得承认。就四年计划总负责人和德国内阁国防委员会主席戈林的立法权来说，这一点是特别正确的。而就劳动力动员全权代表绍克尔（名义上是戈林的下属）、军备与军火生产部长施佩尔和加强德意志民族委员会会长希姆莱等所行使的权力而言，这一点在相当程度上也是正确的。然而，这些德国权威人士所颁布的法律，通常普遍适用于整个德国占领下的欧洲，因此德国代表（即：军事司令官、德国专员等）在他们管辖的地区内名义上和实际上都是最高的立法人，也是所有新的司法机构的创建人。据官方的一篇评论说，德国代表的立法权是“政府权力中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它“只受元首意志的限制，而在国际领域里则只受海牙公约第四十二条至第五十六条规定的限制”。从法律上说来，德国代表是最高级的“德国国家利益的保护人”（Wahrerder Reichsinteressen），他们以这种身分对负责保护国家利益的法院和其他机构（德国警察不在其内）行使绝对的控制权。
德国代表的立法权力一贯是载明在任命他们的命令里的，尽管实际采用的方式却各不相同。在1939年10月12日任命弗朗克为波兰占领区总督的命令中，有这样一项规定：“德国内阁国防委员会、四年计划总负责人和总督都可以以命令的形式制定法律”，同时最高德国当局以及这些官员都可以在总督管辖的地区内颁布有关德国生存空间及经济领域规划的条例。但是，对挪威的特博文或是荷兰的赛斯…英夸特，则没有加上这类条件。对他们两个人只是说，“德国专员可以以命令的形式制定法律”。
虽然有明文规定，在总督辖区，“以前有效的法律”只要“同德国当局接管行政的工作不相抵触，就仍然有效”，而在挪威和荷兰，只要“同占领工作不相抵触”，就仍然有效，但是，德国代表和其他德国当局所颁布的法律都是至高无上的，这一点在三项命令中全不言而喻。同样，在对法国被占领区发布的相应的布告中，也明白指出：“德国军事司令官发布的一般命令和规定高于当地法律”，尽管不违反这些命令和规定的地方法令仍继续有效，但“同占领的目的不相容的则不在此例”。
另一方面，就保护国而言，情况则较为复杂，因为根据希特勒1939年3月16日颁布的法令（该法令将发布“具有成文法效力的命令”的权力保留给德国政府），柏林的德国政府各部门经明文规定，都有权为该地区制订法律。在德国当局不行使这项立法权的范围内，“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现行法律和法令”则继续有效，除非它们“同德国政府的保护目的是不相容的”。关于德国保护长官的立法权力，除含糊地提到在紧急情况下他能“采取公共福利需要的一切步骤”外，根本没有规定。可是，根据1939年6月7日颁布的另一项法令，希特勒授给冯·牛赖特有限的立法权，规定他在德国和保护国的“共同利益”所需要的范围内，有权下令修改当地的法律，并在紧急情况下有权“发布具有法律效力的各种命令”。
在东方占领区，希特勒于1941年7月17日颁布的法令，给了罗森贝格类似于波兰总督和挪威及荷兰德国专员所享有的那种立法权。同时，东方占领区事务部部长奉命把这种权力授予驻乌克兰和奥斯兰的德国专员。他根据1942年2月21日的一道命令终于这么办了。这些德国专员在次要的事务上可以把他们的权力再授给常务专员。可是，从法律上来看，东方占领区同西方国家，甚至同总督辖区之间却存在着一项重大的区别，即希特勒1941年7月17日的法令没有规定东方占领区的现行法律可以继续生效。这是由于德国人认为苏联的法律同德国行政管理的总目的是水火不相容的，结果东方占领区有一大片地方——特别是德国专员管辖下的乌克兰以及白俄罗斯地区——一直都被置于德国法律的管辖之下。在其余的地区——即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地区——一度也完全使用德国法律，但是后来又作出规定，1940年6月以前有效的当地法律可以重新生效。德国人这样做时，他们明白表示，那个日期以前施行的法律只要“不违反德国政府所推行的新秩序的精神”，就将重新生效，不过在布尔什维克统治下生效的法律关系和取得的法律权利都将继续下去，除非有新的法律和法令明确地宣布它们无效。作为这一措施的必然结果，常务专员和德国专员从罗森贝格那里获得的立法权力，有一部分于1942年4月又授予这些地区的地方当局了。理论上讲，这使这些地区的地方当局在地方立法方面处于同荷兰的荷籍秘书长和挪威的吉斯林政府相等的地位。然而，实际上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自治政府”要比西方地区相应的机构受到更为严密的监督。立法权（如同荷兰的那些秘书长的权力那样）只限于颁布“具有法律效力的规定和行政命令”，可是就连这些，事先也要获得德国当局的批准才能发出。
德国人在总督辖区和东方占领区办理的司法工作，或许可以最为清楚他说明他们用以保护本身的利益、抵制当地人民竞争利益的办法。在那里，三项基本原则指导着德国人的政策。第一，所有刑事案件和几乎所有涉及德国公民或“德国国家成员”、日耳曼人，或日耳曼后裔的民事案件，只能由德国法官根据德国法律加以审判。第二，对占领当局、对当局所制定的法律、对国家社会党及其附属机构，以及对个别德国人和日耳曼族人犯下的某些罪行，不问罪犯的国籍，一概归德国法院审判。第三，除德国当局特别交办的比较严重的刑事案件外，当地司法机关的职权只限于审理非德国人之间的民事案件和次要的刑事案件。然而，即使如此，当地法院的判决还一定要受到德国法院的审查。
不让当地法院审判涉及德国利益的案件的这项原则，也适用于西方地区，不过有一些值得注意的例外。在丹麦，在占领的头三年里，根据1941年1月18日的法令，甚至连对德国武装部队进行破坏活动的案件也可以由丹麦法院审判，而在法国被占领区，军事法庭可以把他们认为不符合军事法庭起诉条件的那些反对德国武装部队的案件重行发回法国法院去审理。同样，在荷兰，如果所犯案件并不重大，而被告又不是德国国民或保护国国民，那么军事当局和德国法院都可以把诉讼移交荷兰法院去办理。
在丹麦，虽然德国武装部队始终没有放弃由军事法庭审判那些对德国武装部队进行抵抗的案件的权利，但是德国人却一直不肯在那里成立德国法庭和行使德国裁判权。事实上，在占领后的头两年半里，德国军事法庭的审判主要是一种威胁而不是一个事实。直到1943年8月的“危机”发生后，德国军事法庭才宣判了第一个死刑并予以执行。从那时起，有关破坏的案件，不仅由陆军军事法庭审讯，而且也由党卫队和警察法庭审讯。
在西方合并区——即欧本、马尔梅迪与莫雷斯纳——1940年7月28日颁布的一道法令将原来的法院全部撤销，并由德国法院予以接替。这些新设立的德国法院将“以德国人民的名义”作出判决。鉴于其他地区的当地法院通常总是“以法律的名义”作出判决的，这倒是一个很有趣的情况。主持这些德国法院的法官和出庭的律师需要具备的资格，基本上同在德国本土一样。在民政长官管辖区，由于缺乏有训练的德国司法官员，当地司法制度的德意志化工作只得推迟了，因此，就以阿尔萨斯为例，瓦格纳直到1942年1月才能采用德国刑法。经过改组以后，这些地区的司法机构实际上已在柏林德国司法部长的直接控制之下，虽然就下斯蒂里亚而言，据称到1944年民政长官（即斯蒂里亚行政长官）仍然不仅是“最高首长和立法者”，而且“在行政上还主管法院工作”。使当地司法制度德意志化的措施，包括设立德国式的特别法庭，可以由德国司法部长会同德国内政部长，或者由当地的民政长官着手实行。民政长官还得负责使所有的律师具有正确的“政治态度”。在卢森堡，至少在占领的初期，当地民法有一大部分还保留下来（只不过从法文译成了官方的德文译本），因此有必要继续使用当地律师，结果不得不采取一些特别措施，以保证卢森堡律师界中只有可靠的成员才可以开业。根据1940年12月6日的法令，取得律师的资格今后应由民政长官批准。翌年2月，按照德国职业公断处的方式，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