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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5月26日墨索里尼在众议院的演说中说道：“在1935年至1940年之间，我们将处于我将称之为欧洲历史上的关键时刻——那时我们所处的地位将使人们听到我们的声音，并看到我们的权利将终于被承认。”他所预言的关键时刻业已来临，但是那时在欧洲最值得大家注意的声音却并非来自意大利。墨索里尼在1927年可能确曾希望在未来的十年中德国会复兴，法国将衰落，足以使他能同那些得到“满足”的国家做成一笔扎实的交易，并确保意大利在欧洲四强的均势中至少能同法国并驾齐驱。但是当时他认为希特勒只是一个卑微的和不可靠的模仿者，甚至连接受一张他的亲笔签名赠送的照片也不配；从他目睹他的这位独裁伙伴发迹以来，他就一直有着这样复杂的心情。
墨索里尼为意大利所要配备的充分军备、工业能量、原料、粮食、财政储备，或是为奋勇投入这场全球范围的并由纳粹规定其步调的强权政治角逐而须具备的政治和社会团结这些方面，他都没有取得成功。帝国的扩张，甚至是捍卫法西斯思想，在整个意大利都不是产生英雄事业和坚忍不拔精神的原因。许多因建立意大利帝国并取得反制裁胜利而深感自豪的意大利人，这时对追求经济独立政策以及在西班牙两年半不宣而战的极度紧张也正在感觉到，并且不安地意识到意大利是与德国人拴在一起走向战争，而远在纳粹革命尚未发生以前，意大利人对德国人就不曾有过好感。
另一方面，施加经济制裁对意大利人民的影响，怎样估计也很难说是过高的。墨索里尼利用巧妙的宣传成功地说服了大批意大利人，使他们相信埃塞俄比亚为意大利提供经济开发的可能性是巨大的。意大利的政治上的犬儒主义不仅始自法西斯政权时期，在文艺复兴时代就已经流行了，这就使意大利人看不到真相，即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侵略已成了一项激起海外真正义愤的罪行，也使他们看不到国际联盟体现的那种集体安全观念，对许多非意大利人说来是十分可贵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它本身的缘故，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国联被认为是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唯一堡垒。意大利人轻易地作出结论，认为制裁只不过是强权政治角逐中的一个步骤，从而不自觉地牺牲了自己；这种犬儒主义式的天真设想，就使意大利团结起来支持墨索里尼，其团结的程度是意大利以外的人无法认识的，正如意大利国内的人也从来认识不到在外国人眼中的意大利侵略是多么丑恶一样。为此，意大利人对英国怀有强烈的怨恨，尽管肯定是没有根据的。这股怨气延长到缔结了1937和1938年英意协定以后很久还未消除，甚至在1943年以后的一般对英国友好的意大利人中间仍然还流露出来。与此同时，未能施加断然的制裁措施大概也加强了墨索里尼的信念，认为西方国家是软弱可欺和意见分歧的。对普通的意大利人说来，心理上的影响较之经济上的重要得多，这种持久的憎恨有助于使接受轴心国的政策成为可能，而此项政策与意大利人的感情是多么格格不入，连墨索里尼自己也是经过了长时期的踌躇才采取这一政策的。
此外，法西斯主义仍然有着热烈拥护它的人，很多意大利人也从中取得了既得利益。政府能够依赖一般群众的默认，防止形成任何有效的反对派，而法西斯党内的上层分子对外交政策的批评也往往只是逐渐流于发牢骚而已。维克多·艾曼努尔国王和他的臣民一样，不喜欢德国；但自他让君主制受制于法西斯主义后所保留的那一点儿权力使他对墨索里尼起不了什么影响，墨索里尼憎恨任何哪怕是潜在的同他竞争最高权力的对手。对轴心国政策提出的最有力挑战来自天主教会，1939年1月，法西斯政府曾预期因梵蒂冈反对他们的反犹太人法规，将会发生一次大危机。
即便反对意大利和德国联盟的人还不够强大，不足以阻止法西斯意大利作为一个侵略国参加战争，意大利由于其经济劣势，由于人们普遍不愿意进行战争，它在这样一场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机会也是渺茫的。墨索里尼的权力正在衰落，他的专制方法，他只注意无足轻重的例行公事，他部下的素质窳劣，这些都组不成一个有远见和有效率的政府，也训练不成一代能统治国家的有政治家风度的接班人。法西斯“统治阶层”实际上是以腐化、愚蠢和不负责任而闻名的，不过才能和胆识在意大利并未消失，因为几年以后的抵抗运动即将有所表现。
这一时期的经济形势将在本书其他章节讨论。至于大肆宣扬的十六年来在法西斯主义统治下形成的庞大军事阵容，虽不能说完全是虚张声势，但它的缺点已引起了罗马的不安。在埃塞俄比亚和西班牙战争中，在不如预期的未来那样严酷的条件下，意大利军队取得了作战经验，付出的代价却是厌战情绪和物资及财政储备的大量消耗。此外，从1936年起，墨索里尼已着手进行大规模的三军改组的重整军备的计划，要经过两三年以后才能达到下一个战备的高峰，而且，在鼓励意大利人以进攻精神、运动战和杜黑将军的空军密集战理论为思想方法的同时，又提醒他们，消耗战是和法西斯经济的“铁律”相抵触的。
墨索里尼本人似乎认为，在与法国单独进行的战争中，任何一方的防御工事都会阻止在阿尔卑斯山边界或在北非进行决定性的战斗，而即便是对付吉布提，法国的增援也会使进攻更难以进行，虽然不是不可能。他预计在空中和在海上，意大利军队都会证明可与法军相匹敌或者胜过法军，但这样的战争将是一场长期战，除非战争蔓延到欧洲的其他国家或全世界。这他实在并不认为此刻是进行法意战争的理想时间，更不是进行全面战争的理想时刻，虽然在他与法国的关系中，他准备冒战争的风险，但他似乎是把战争视为可能发生而不是极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在1942年底以前他不要打仗，他希望到了那年年底，意大利的炮兵已全部更新，还有八艘现代化的新战舰可以交付使用，潜艇也比已有的多一倍，平定下来的和足以自给的埃塞俄比亚可以有一支五十万人的本地军队，为意大利本土争取的自给自足的计划也已完成了一半，1942年的展览会将充实意大利的外汇储备，并将有尽可能多的居住在法国的意大利人被遣送回国。
这一喘息时间还可以用来向法国勒索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关于殖民地方面的让步，怂恿对立国家的任何分裂倾向，例如，鼓动少数民族和殖民地人民反犹太主义与和平主义，甚至包括墨索里尼长期来在西班牙圣战中所反对的“布尔什维主义”。他与希特勒不同，似乎并不认为这时轴心国的实力已经可以说到达了顶峰，进攻一定要在这时发动，或者根本不必进攻。
到1939年初，1927年所预言的“关键性”年代已过去了一半以上，首先导致意大利在1935年与法国签订协定——至少可以明确地说，它对意大利的价值不大，因为协定要它在突尼斯问题上让步，所以也未被批准，接着便是一个埃塞俄比亚帝国，这个帝国也还有待于抚慰；更不用说有利可图了。墨索里尼的野心却远不止此。正如1937年奥古斯都展览会所展示的那样，意大利是一个充满活力而有中兴希望的“贫乏”国家，它要建立一个地中海和非洲帝国，旨在恢复罗马帝国遗下的事业。按照当时的情况，地中海远非它的帝国，而是囚禁它的监狱；科西嘉、马耳他、突尼斯和塞浦路斯组成了这所监狱的铁窗，直布罗陀和苏伊士则守卫了监狱的大门，希腊、土耳其和埃及都随时打算完成包围它的锁链。下了决心的意大利首先要摧毁监狱上的铁窗，然后“向大洋进军”，因为没有自由进入大洋的通道，意大利就只能被看成是半独立的国家；意大利可能通过苏丹把利比亚和埃塞俄比亚联在一起，从而向印度洋推进，或则通过法属北非向大西洋推进。
不论向哪一方推进，意大利都必然面临法国和英国的反对。它对英国还没有正式制定什么要求，在当时齐亚诺的《日记》中或在他1939年1月2日给里宾特洛甫的信中也都没有提到这类要求，但据了解，这种要求可能包括割让马耳他，直布罗陀的非军事化和国际化，或将直布罗陀归还西班牙，以及对苏丹实行共管。例如齐亚诺于1938年11月30日在众议院的演说中和1939年4月18日法西斯议会对国王演讲词的答复中都出现了帝国均等的论点。当时墨索里尼主要关心的事似乎是，不论轴心国向什么方向扩张，英国人究竟有多大能力和决心进行抵抗，而特别关注的是英法团结的增强或削弱。
在欧洲大陆上，阿尔巴尼亚是可以作为当前唯一的目标领土。意大利对中东和地中海东岸各国的计划也暂未公开。墨索里尼在1937年曾宣布自己是伊斯兰教的保护者，不过自从缔结了1938年4月的英意协定以后，巴里广播电台已降低了反英宣传的调子。1938年和1939年发生的几件小事表明，法西斯政府准备在埃及的意大利侨民中组织一支反英第五纵队，它欢迎法鲁克国王探询这类问题，即如果埃及宣布中立而引起英国直接或间接干预，轴心国是否会支持他；法西斯政府还力图减轻伊拉克的疑虑，因为它深怕意大利在利比亚的殖民会破坏地中海伊斯兰社区的连贯性。
这时法西斯的要求和敌意正在集中于法国。这方面又一次没有在公开场合对这些要求作出正式说明。但墨索里尼于1938年11月8日和1939年1月8日曾私下两次就这些要求向齐亚诺作了概要的说明；1938年11月30日他还首次在法西斯大会上作了撮述，然后他又特别郑重地在1939年2月4日立下一篇题为“向大洋进军”的政治遗嘱。他的目标可以归结如下：“科西嘉：自治，独立，合并；突尼斯：为意大利人制定特殊法规，突尼斯王组织自治政府，成为意大利的保护国；吉布提：辟为自由港并建筑铁路，行政上为共管殖民地，割让绐意大利；苏伊士运河：意大利占有行政管理上的大部分权力。”墨索里尼故意不提萨瓦，因为它不在阿尔卑斯范围内，无论在历史上或地理上都不属于意大利，他也不提尼斯，因为取得尼斯不过意味着对边界线的小小修正，而且是割让一个这时已完全法国化了的城市。另一方面，科西嘉尽管有法国人的渗透，却决不能放弃，因为有战略上以及地理、历史、种族和语言上的各种原因。对吉布提的领土要求的解决可能性最大，部分原因是英国不用担心地中海的现状会有什么变化。法西斯政府认为，突尼斯的法规，吉布提的海港和铁路，以及苏伊士运河问题都可能通过淡判解决，但任何其他进一步的问题，都需要用迥不相同的方法才得解决，而且还必须等待事态的发展。
墨索里尼要把他所梦想的海外帝国同维护意大利那种根据不足的要求的强烈愿望结合起来，即意大利在与德国以及英法的关系上应处于欧洲大国的地位，还有同样强烈的信念便是意大利决不甘心再当欧洲的“局外人”了。此外，尽管他叫嚷要修改和约，希望扩大意大利帝国并打破法国的霸权地位，却毫不减少他要保卫凡尔赛和约所规定的的里雅斯特和勃伦纳边界现状的决心（他的同胞不管是否法西斯主义者都有同样的决心）。此时在英国和法国，人们仍然还抱着希望，日益增长的第三帝国的可怕实力或能对他起一些抑制作用，使他不把自己的命运同纳粹不可改变地结合在一起。然而，尽管他享有机会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盛名而当之无愧，但他自己的政策所带来的后果和近年来发生的事件给他留下的行动自由却非常少了。
在他执政后的十多年时间内，总的说来，墨索里尼是叫得凶，咬得并不那么凶。一方面，如果他所表现的，是一个较新建立的大国领袖，凭白手起家当上的，所以是一副大叫大嚷的寻衅态度，可是在另一方面，他又奉行一种非常接近于法西斯主义以前的政策，即通过精心的策划，充分运用外交上和军事上的区区有限的资本。他宣扬军国主义，要修改凡尔赛和约，继续同法国算旧帐，在匈牙利和巴尔干半岛树立他的政治影响，轰炸科孚岛，对南蒂罗尔强行意大利化，可是他也谋求与英国建立友好关系，使意大利参加和平组织，例如洛迦诺条约，甚至还参加国际联盟。但这种表面上的温和当然不是由于道义上的顾虑，许多意大利人在其他方面与墨索里尼的看法并不一致，但都会同意他对道义上的顾虑的藐视，他们不无讽刺意味地斥之为可笑的“盎格鲁…撒克逊”态度，其所以可笑是因为这种顾虑并不是伪善。墨索里尼自己的态度也并不意味着他会让任何有权的机会溜走，即在国际浑水中摸鱼，凡可以获得的任何不值一顾的小事物，他都要捞取，只要不致卷入一场一级规模的战争。
1933年的纳粹革命并不标志着意大利政策的转折点。法西斯要求修改凡尔赛和约的压力为意大利和德国的修好敞开了大门，纳粹党人在1930年取得选举中的局部胜利后，德国和意大利的释嫌修好便日益令人注意了。但意大利人起初却低估了第三帝国及其元首的力量与野心，纳粹对奥地利的图谋又使两国关系极度紧张。墨索里尼在1931年就和法国站在一起反对德奥关税同盟，通过1934年3月17日的罗马议定书又结成了“意…奥…匈三角联盟”。当陶尔斐斯于1934年7月25日被暗杀以后，墨索里尼便派军前往勃伦纳山隘的边境；他几度联合英国和法国试图支持奥地利的独立并抑制德国的重整军备，例如1934年2月17日和9月27日的关于奥地利独立的声明，以及1935年4月11日至14日的斯特雷扎会议。可是，这些行动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他的“修改和约主义”或建立欧洲四强指导委员会的欲望，这两者的动机在当初意大利建议的1933年6月7日的四国公约中已经可以看到了。
正是在这个要害上意大利和西方国家之间产生了冲突。意大利的发言人后来说，同意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自由行动乃是1935年1月7日法意协定的不成文的补充，他甚至说，法西斯政府直到很晚很晚的时候还认为英法会宽容意大利的行动，以此作为取得意大利支持反对希特勒的代价；据说产生过一个误会，因为英国的首相和外交大臣在斯特雷扎会议上都没有明确地警告意大利。也很可能是1935年6月18日的英德海军协定导致墨索里尼得出了英法之间不团结的结论，并认为英国已觉察到德国的实力在不断增长，这就促使他不惜去冒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战争风险，此后便又倒向了德国阵营。
从1936年到1939年之间，在整个欧洲局势日趋紧张的背景下，意大利也曾试图在它和西方国家的关系上作一些修补工作。墨索里尼曾缔结过1937年1月2日和1938年4月16日的英意协定，但在1938年4月同法国开始的谈判几乎马上就破裂了，因为凡涉及西班牙或按英意妥协方式同法国联合的任何协定他概不接受。他由于听到战争物资正在通过法国流向共和西班牙的报道而大为震怒，1938年5月14日他在热那亚演说时竟宣称法国和意大利是站在“敌对阵营中”的。法国和英国都承认了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主权，英意协定也于1938年11月16日开始生效，然而以此作为全面解决欧洲问题的前奏的希望并未实现。事实上，墨索里尼当时就告诉过齐亚诺，交换批准书丝毫不改变法西斯主义的政策。在欧洲，其政策的基础依然是德意轴心，在地中海，它与英国人的合作尽可能继续维持，但法国仍然被排除在外，而且这时还正是意大利要向法国提出要求的时候。仅仅两个星期以后，此项政策便由齐亚诺在法西斯议会上的演说中向全世界宣布了，接着就是随之而来的听众的大叫大嚷。
与此同时，纳粹对意大利的追求却取得了大不相同的结果。齐亚诺于1936年l0月访问德国是友好姿态到达顶峰的时期，当时签订了一份秘密议定书，双方就一些当前问题协调政策，还有便是墨索巴尼在11月1日提到轴心国的米兰演说。在恢复友好关系的早期阶段，齐亚诺和意大利驻柏林大使阿托利科在推动轴心政策方面较之后来在此项政策的危险性显而易见时又抑制它要卖力得多。意大利于1937年11月6日加入反共产国际公约，事前它还同日本谈过中立和协商公约。同年12月，意大利又宣布退出国际联盟。1937年9月墨索里尼访问德国，希特勒于1938年5月回访意大利，并提出军事互助条约，当时墨索里尼尚不愿意接受。秘密经济议定书是在1937年5月14日和12月18日签订的，意大利的军事情报处开始向德国提供情报。然而两国虽在若干问题上协调了它们的政策，特别是在西班牙战争问题上，但在不少其他问题上却还是各行其是，甚至相互对抗和相互捣鬼。两国政府都曾为另一方的鲁莽行动而感到震惊。诚然，一些其他国家注意德意关系的人们往往容易时而夸大两国伙伴关系的自觉自愿的团结，时而又夸大其关系的不稳定性。
在公开场合，两国不断地大肆宣扬轴心国的团结，在纳粹和法西斯领导人之间的会谈中，他们则都利用下列论据，即如果德意不保持团结，西方国家便可将它们各个击破。另一方面，只要有最微小的暗示，说德国有可能向英国或法国靠拢，便足以使法西斯政府复萌陷于孤立的恐惧；他们还要苦心说服纳粹领导人别走那条路，他们更富于戏剧性的一着就是把他们在伦敦秘密搞到的英国官方文件的副本在1936年10月作为墨索里尼送给希特勒的礼物。他们还劝德国别接受以殖民地和便于取得原料的通路为基础的解决方案。欧洲各大国协作的方案也许对墨索里尼尚未失去吸引力，但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