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赚得的硬通货委托外汇平衡基金组织保管，该组织将起到一个中心分配者的作用。“英镑区实际上是一个金融联盟，以伦敦为中心，并由伦敦来管理。”英镑区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大大方便了英国从海外输入物资的支付问题，因为这些国家向英国提供的物资中，有许多并不要求立即结清，而是同意赊账。加拿大和法国虽然不是英镑区成员国，但是也愿意同联合王国结成在金融上全面合作的伙伴关系。另有一些国家介于要求立即付款的美国与英镑区成员国及法国和加拿大之间，它们与英国签订了特殊的协定，同意让英国把英镑收支差额累积起来暂不结清。
外汇管理办法的实施，以及同其他国家商谈签订一些协定使这些国家同意联合王国延期付款，这样英国就可望用以下三个主要方法来解决因需要进口物资所引起的财政困难。它可以强制执行严格的进口管理办法；它可以出售国外的投资；它可以努力保持它的出口贸易。
控制进口显然是最能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但是从战争爆发到1940年夏天这段时间内，进口管理毫不严格。管理工作的实施范围既不全面，连在那强行实施的有限范围之内，实施得也不大刀阔斧，在1940年6月之前，有许多奢侈品仍然进口。即使不算这类进口所造成的不良后果，但必需品的价格已在不断上涨，因此这个问题就不得不找别的办法来解决。
一个办法是出售英国所持有的外国证券，美国有关当局在讨论英国的财政困难时，对之相当支持。英国在国外投资的余额估计超过三十亿英镑，但是其中有许多是无法出售的，或者在当时的情况下只能廉价出售。在1940年初，斯坦普勋爵曾经估计，按照英国准备要打三年仗的计划，出售证券每年只能指望获得大约七千万至八千万英镑。由于英镑区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在战争的第一年里，赤字估计已经达到四亿英镑左右，而且在以后几年里这个数字还有可能再上升，而黄金和外汇储备每年只能指望获得一亿五千万英镑，因此情况看来是很危急的。
看来唯一的办法是扩大英国的出口。但是这也有其种种困难，例如出口许可证的颁发、各军种的需要、海运方面的耽搁与损失，还有要从心底里说服工人，使他们认识到，在战时，生产奢侈品往往与生产军需品是同样重要的，所有这些困难都为顺利推行这样一种政策带来了阻力。可是，尽管如此，在1940年春天还是开展了一个扩大出口额的运动。但是在这项运动还没有见效时，军事发展已经迫使它停止了。法国的覆灭和联合王国各党联合政府的上台，标志了英国在向海外采购物资方面开始采取一种新的政策。
另一个问题是货物的运输，这个问题在战争刚爆发时似乎不那么紧迫。有关部门根据战前对英国运输设备所作的估计，认为这时可以派用处的设备，将能胜任所需要承担的全部运输任务。这种过分乐观的想法，造成了许多近乎灾难性的后果。在战争爆发的时候，没有哪一个机构能对海运拥有完全的控制权，除战时内阁外，也没有哪一个机构在负责规划如何进口。另外，各有关当局认为船舶的吨数已足够使用，而无视阿瑟·索尔特爵士（后为勋爵）等人的意见，他们认为，应当把那些体积大、在运输中占舱位、贮藏起来也不致有变质之虞的原材料堆存起来。在国内，政府也没有做什么工作去鼓励农业生产各部门，而这些恰恰是最有可能使进口需要物资数量减少的部门。
虽然说，海运危机直到1940…1941年的冬天才出现，但在1940年初就很明显，情况远远不象预料的那样妙。1月间，政府宣布征用全部远洋船舶，并采取了使进口计划更能发挥效力的措施，其一部分原因是由于“运输”和“现购”两方面的要求。在“现购”和“运输”这两种要求之间，也开始出现了困难。由于缺乏美元，必须减少向美国购货，而海运舱位的不足，则影响了运输的数量和时间，产生了更严重的问题。在战争的头九个月里采取的那些管理政策失败了，这一点表现于，虽然这一时期的输入量比战时任何一个时期都高，但是库存量却听任其急剧减少。
人力问题是战时经济的最重要问题之一。它不仅牵涉到建立一支人数多多益善的劳动大军的问题，而且还要做到在各军种、民防和主要工业之间合理分配人力，并在工业方面使人力发挥其最大的作用。
在战争爆发之前，有关武装部队征兵的计划和有关在工业部门保留必要工人的计划已经拟订就绪。征兵工作顺利开展，到1939年底已经有一百多万人应征入伍。1939…1940年的冬天，征兵的速度放慢了，但是到1940年春天又加快了。可是武装部队由于缺乏装备，所以需要的人力还不太多。在战争的头九个月里，尽管有专业人员登记表规定的限制，部队还是从工业部门获得了它所需要的全部劳力。
工业方面的情况有些不同。在战争爆发之前，对于工业劳动力的扩大和再分配方面的组织工作，没有制订过计划。政府的专家们曾经预言，劳动力的需要量将大大增加，但是结果证明，在所说的这段时期内，工业方面吸收劳工的能力很差。1940年4月，仍有一百多万人失业，即使不把暂时失业的人员计算在内，一个久治不愈的失业“硬核”仍然存在。可是，也有一个重要的例外情况。从战争爆发后，对熟练工人越来越需要，但是英国政府没有下过决心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并建立一支熟练工人的后备军，以应付即将来临的更困难的时期。有许多能解决问题的措施，理应在当时就采取，而不必等到后来。可是，英国政府错过了扩大和发展训练中心的机会；由于害怕引起工人闹事，政府不敢强行推广以非熟练工人来顶替部分熟练工人的办法，同时也不敢要求对可以调度的熟练工人强行重新分配。政府只得采取间接措施和利用经济形势，但是这些办法都未能实现重新分配熟练工人的希望，结果，出现了“偷挖”和普遍囤积熟练工人的现象。
在英国国内，1940年5月以前的一段时期，乃是踌躇狐疑和坐失良机的时期。虽然1939年8月24日的（国防）紧急授权法授与了政府几乎无限的法定权力，但是这些权力并没有被使用过。政府为了害怕引起骚动，不敢贸然采取不得人心的措施，可是，在这个问题上，政府在多数情况下反而落后于公众舆论。政府的工作效率，还因以下几个因素而降低了，如：倾向于把作战努力主要看作是财政金融问题，而不是看作物质资源问题；在当时也缺乏为编制一些稍微精确一点的计划所必需的详细的统计资料。
英国政府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决心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以防止通货膨胀和投机活动。战争爆发后，物价立即上涨，更加强了政府的这一决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政府颁布了物价初步冻结令，到1939年10月，又代之以预先规定最高价格的原则，以弥补设备更新的费用。这些条例是有效的，因为这些条例确实制止了投机活动的泛滥，但是它们不能适用于所有商品，而且，它们的作用是保持利润稳定，而不能防止物价上涨。在战争爆发时，政府曾实行征收百分之六十超额利润税的办法，来全面制止投机活动。后来到1940年5月，这一税率又提高到百分之一百。
在防止通货膨胀和投机活动的工作中，英国政府所碰到的主要困难之一是，在某些情况下，有必要去考虑利润的动机，因为利润可以刺激人们更加卖力。在农业领域，这一点更明显。增加粮食生产，对于解决从海外输入物资的问题来说，显然具有最重大的意义。在1939…1940年的那个冬天，制订农产品价格的政策，既要贴补生产成本的提高，又要允许农民的收入普遍有所增加。可是，由于缺乏远见，政府不能区别各种作物的价值，只是笼统地鼓励生产一切农作物，而没有鼓励生产那些从营养角度来看是最需要的作物。它要求每样东西都出产得多些，农业生产的水平确实是提高了。然而，如果把这种经济刺激的政策同样宽大地应用于同作战努力有极其重要关系的所有其他民生部门的话，那么，战时经济非常可能已经变得难以收拾了。
工资问题是使政府大伤脑筋的问题。工资不仅是生产成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民收入的最大组成部分。而且，工资比利润更有可能转变为商品。鉴于商品越采越缺乏，因此对工资进行严格的限制是合乎需要的，但是，这样做政治上有困难。最有希望能使工资稳定的办法，是把生活费用固定下来。如上所述，政府所采用的物价管理办法，在这方面并不是完全有效。政府仍然相当害怕工人闹事，1939年12月6日，财政大臣在一次演说中要求工人合作来使工资保持稳定。工会理事会的秘书长答复说，工人不会同意生活水平有任何降低。1939年10月，煤矿工业首先增加工资，后来其他许多经济部门也同样增加了工资，危险的是，增加工资将成为普遍性的。由于有组织的工人拒绝接受有关工资增加的任何一般性政策，而工业的安定对政府说来又是必要的，因此政府只能依靠开展群众教育运动，只能设法把生活费用的上涨保持在合理的限度之内。为了实现后一目标，1939年11月，政府决定采用“临时”补贴办法，以防止有可能发生的主要食品价格的猛涨。这种“临时”补贴就成为后来的几个战争年头里经济政策的主要武器之一。
到1940年6月的时候，工资平均已经增加了百分之十左右，而生活费用则上涨了百分之十七。但是，从通货膨胀的观点来看，情况却比这还要不好。因为，工资率或许只有上升百分之十，可是每人的平均收入却已经增加了大约百分之三十。商品供应越来越少，同时，为了吸收游资以及防止用银行提供信贷来筹措战费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政府势必要增加税收。然而在1939年9月编制的第一个战时预算中，收支虽有了相当大的增加，可是到1940年春天的时候，在全部战费中，来自税收的部分仍然远远不到半数。为了吸收游资，1939年11月曾开展一个鼓励国民储蓄和劝购国防公债的运动，但是总的说来，效果是令人失望的。
要把英国的和平时期经济转变为战时经济，单单采取那些旨在限制购买力的财政措施是不够的。虽然在战争的头九个月里，压力不象后来那么大，但是民用的需要已经在同战争的需要和出口贸易的需要以及储藏物资的需要相竞争了。只有政府对资源进行直接控制，才能保证从民用部门获得必要的物资；但是这种管理工作进展缓慢，一直拖到1940年下半年才开始见效。甚至在那些竞争既直接又明显的地方，如在建筑工业和钢铁工业方面，政府的行动也是拖拖拉拉的。1940年4月，曾推行过一种严格的制度，规定要经过特许方可使用钢铁材料，可是这个制度直到1940年底才有效地实施。审批建筑执照的正式制度则到同年10月才建立起来。在其他方面，如果对资源的竞争一般说来是由于缺乏海运舱位和外汇以及由于储藏物资的需要等原因所造成的话，管理工作的效果甚至还要差。上文已经谈到过，政府缺乏一个周密的进口政策，从而不能使外汇和海运舱位得到充分的利用。供应部总的说来既不负责原材料的采购，也不负责随后的分配工作，以致一直到1940年6月的时候，仍然由于缺乏物资管理工作而使象铜那样的战略物资仍被用来制造诸如饰物、窗帘挂杆和床架等非急需的商品。
政府踌躇不决的另一个例子是，它迟迟不愿实行粮食配给。虽然在战争发生之前，对汽油、燃料和主要食品立即实行配给的计划已经拟订就绪，但是只有汽油是在战争爆发后一个月内就实行配给的。在整个战争时期，煤气、煤和电力的配给工作自始至终只是部分生效，粮食配给制度的推行则一拖再拖。开始时，那些掌权的人顾虑很多，生怕舆论将对这一措施不满，甚至当这种疑虑已经迅速消除后，政府还是犹豫不决。在战事开始后，有两个月的时间，食品配给一直没有实行，甚至在那以后，也只有对黄油和熏肉这两样当时已经开始缺乏的食品实行配给，至于肉类和食糖，则一直拖到1939年12月才开始配给。
由于缺乏任何由政府来掌握的全面的管理制度，民用品生产所消耗的物资在国家资源中所占的比例，必然是过高的。生活标准仍然保持在这样的水平，相对于战时经济的要求来说，水平这么高是不合理的。照理说，应当利用战争的这头九个月的时间，把国民经济的力量巩固起来，可是这段时间却被白白地浪费掉了。
鉴于英国在其自身的经济上未能作好打一场总体战的准备，在战争初期，英法两国试图进行经济合作没有取得什么具体的成果，也就不足为奇了。英国的缺陷前面已经提到过，完全有理由可以说，法国的经济也有许多同样的毛病。
在慕尼黑危机发生前几年，英法两国已经开始进行经济协商，可是在1939年9月之前，两国几乎没有采取过任何具体措施。在军事方面，双方已同意，当战争一爆发，就重新组成最高作战会议，但是在经济合作方面，却没有制订过类似的具体计划。两国对进行经济战的问题曾作了广泛的讨论，并作了充分的准备，但是在合用两国经济资源的问题，或者在两国军备计划一体化的问题上，却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事实上，协调盟国之间作战努力的计划，一直都只是拟订一些内容有局限的协定，而且，除了达成一个防止竞相争购物资的一般性协议外，别无什么成绩可谈。对于紧要的财政问题，两国财政部保持紧密联系，但是在战争爆发的时候，双方还没有制订出一项联合政策。在同样紧要的海运问题上面，法国人不得不勉强承认自己必须依赖英国的船舶，他们确信，英国的船舶吨位将足够满足两国的需要。
不过在法国覆灭前的一段时期，两国也曾取得某些明确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这应当归功于法国经济专家让·莫内，他在很早很早的时候就一直极力主张两国间要进行更密切的经济合作。由于他的努力，成立了一个组织，由负责处理各类具体问题的九个执行委员会和一个协调委员会组成，莫内本人担任协调委员会主席，负责以下工作：协调九个执行委员会的工作；监督盟国驻国外采购代表团的工作；决定谁有权利优先采购的问题。这些委员会虽然在组织上是极好的，但是一无成绩。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都未能提供为制订各项计划所需要的统计资料。海运问题尤其令人恼火。英国对自己的运输力量估计过高，而且在那时，两个国家都没有制订过精确的或切合实际的进口计划。
1940年夏季的灾难，使英国完全明白了自己所处的危险境地。毫无疑问，为了国家的生存，它势必要作出巨大的牺牲，而英国人也准备好作出这样的牺牲。5月7日和8日英国下议院的辩论，表明了他们的忧虑，也表明了他们要求更有效和更彻底地去处理国家事务。克莱门特·艾德礼的话流露了一种灰心丧气和坐失良机的情绪，他说：
首相说过，我们必须做某些事情，并为此向我们呼吁过，但是六、七个月过去了，这些应该做的事情仍然未做。由于缺乏一种有效的领导，我们没有把粮食工作组织好，我们也没有把人力组织起来，这种情况正在对国民的士气产生影响，我们还是面对这一事实为好。
第二天，劳合·乔治甚至更激动地表达了这种心情，他说：“首相……曾发出过呼吁，要求作出牺牲。只要有人领导，只要政府明确指出奋斗的目标，只要全国深信，那些正在领导国家的人都在履行其职责，全国是准备作出一切牺牲的。”接着，张伯伦内阁辞职，由温斯顿·丘吉尔为首组成的各党联合政府立刻表明了，它对担当起领导全国的重任是有所准备的。人们不再相信有轻易取胜的可能，也不再认为时间必定有利于英联邦。这种生死存亡的斗争是紧迫而又激烈的。法国沦陷后的一段混乱时期过去后，英国马上可以调度的后备力量就捉襟见肘，可是在短时期内，除了制订出解决当前危机的计划外，也制订了增加未来战斗力量的计划。
政府着手研究如何更有效地指导经济战，并且继续努力去组成更能令人满意的行政机构。人们普遍感到，财政对战时政策的影响太大，他们认为，财政部门的管理工作可改由内阁所属的各个委员会来行使，这些委员会的主席“应被看作是一些不是属于政府某部而是超越于各部之上的协调大臣”。四个主要委员会，即生产委员会、经济政策委员会、粮食政策委员会和国内政策委员会的工作，都置于枢密院委员会的监督之下，枢密院委员会先后由张伯伦和约翰·安德森爵士主持。到1941年底的时候，有关经济政策的重大决定实际上全是由这个枢密院委员会作出的。丘吉尔于1942年2月在下议院对它的职责作了如下的说明：
枢密院长主持的这个机构，在某些方面，在处理国内事务时，几乎是与内阁并行的。许多内阁级大臣都是该委员会的正式成员，同时也根据需要，暂时邀请其他的人参加。有许多公事都在日常开会时解决，只有那些意见严重分歧或者极其重要的问题，才由战时内阁处理。
枢密院委员会的工作由于经济情报所扩大而给它帮了大忙。经济情报所后来发展成为中央统计划和经济处。这两个机构后来又经过发展，主要负责为制订精确计划提供必需的统计资料。
1940年夏天，英国和它的那些盟国都非常迫切地希望美国能供应更多的物资，但是它们手头掌握的支付手段已大为缩减。“从时间的观点来看，财政前景与军事前景是不一致的。如果这次战争将持续三年的话，那么，每年仅仅动用一亿五千万英镑的黄金储备和外汇，或许是一个明智的政策；但是，如果敌人打算在一年内就战胜的话，这样的政策就不妥当了。”既然，当时的军事需要压倒了其他一切，那么，迄今推行的那种向海外采购的政策就必须抛弃。只有美国才有能力来供应英国的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