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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即27日晚间，雷诺（这时担任法国总理）告诉比利时的大臣们，他们的国王没有预先通知英、法方面，就向德国人派出了全权代表。第二天，雷诺在向法国人民的广播中猛烈地抨击了比利时国王和军队，把盟国遭受灾难的责任归咎于比利时。于是法国人民就迁怒于比利时人，这时在法国的比利时难民有二百万人。比利时的大臣们不知道投降的条件，他们急于保护难民，对于可能与法国盟友决裂的前景感到惊惶，觉得唯一可行的是说明他们自己和比利时人民与国王的行动无关。皮埃洛在当天晚些时候广播的演说中，把全部责任推在利奥波德身上。他指出，国王由于投降，这时已受到外国的控制，不再能进行统治。文武官员可不必再履行他们在效忠宣誓时所规定的义务。根据宪法的条款，权力将由现政府继续掌握。新的军队将从住在法、英两国的适龄比利时人中招募。
皮埃洛严厉的言词反映了比利时大臣们需要与其盟国和解，也反映了他们不能断定利奥波德打算执行怎样的政策来应付德国。他们于25日离开维南达埃尔时，确信国王打算另外任命一个政府以代替他们，来同德国议和。当时国王对大臣们提出的问题所作的答复，使这种推测显得可信。当时大臣们问他，如果他留在比利时，他认为自己能起什么作用，还问他是否要有一个政府。国王回答说：“当然罗，我又不是一个独裁者。”国王还认为，如果现在的政府在法国继续战斗下去，那就不再是国王的政府，而是和国王分庭抗礼了。大臣们离去后，利奥波德立刻就他在宪法上的权力问题向检察长埃瓦·德·泰米库尔征询意见。检察长告诉他，要同德国达成任何协定而其条件超过仅仅使军队投降时，国王必须得到一个大臣的副署。他还裁定，要任命新的大臣，需有一个现任大臣的签名。由于没有现任大臣留在比利时，国王要求驻在巴黎的皮埃洛政府给他一份正式副署好的空白委任状，好让他任命大臣。大臣们在4月26日讨论了国王的这个要求，一致加以拒绝。
国王后来否认他曾打算和德国人谈判或在德国占领下成立一个能在比利时行使职权的政府。可是证据说明，他在投降时确曾设想过这样一种可能。利奥波德坚信法国人不久就要投降，即使英国人继续斗争，德国也将统治大陆。在这种情况下，他很可能考虑到，只有接受不可避免的命运和同征服者达成某种协定，才能使比利时的利益和前途得到最好的保证。
5月31日，流落在法国的比利时议员在利摩日开会，并通过决议，表明他们与政府完全团结一致。决议的措词严厉地批评了利奥波德的投降，在通过这项决议以前进行的辩论中，许多议员甚至提议废除国王。5月28日，比属刚果总督发表广播讲话，申明这个殖民地和政府团结一致。
与在法国的比利时人的反应形成对照，比利时国内大多数居民的直接反应，是赞成国王而反对政府的。他们同情与他们留在一起的国王，而批评大臣们抛开了国家，并且似乎是在支持法国激烈攻击他们的国王和国家。在英国，对比利时投降的批评不象法国那么偏激。丘吉尔于5月28日在下院宣布比利时军队投降时，要求英国人民暂时不要对比利时国王的行为作出判断，尽管一个星期以后，出于同法国团结的需要，他的措词要严厉得多。
比利时政府希望并预期能与法国协力坚持同德国斗争，但是这种期望注定不久就要落空。在法国投降时弥漫于波尔多的瓦解和失望的气氛中，比利时政府只得承认，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以法国为榜样。这个决定受到了新任法国外交部长保罗·博杜安的影响，他在6月18日告诉皮埃洛，法国准备缔约停战，它无法在非洲继续斗争下去。他认为，英国很快就将效法法国，向德国人求和。大臣们试图同留在比利时的国王联系，目的是要派两个人回国，讨论采取何种步骤同德国展开和谈。利奥波德通过他的内阁长官弗雷德里克回答说，他身为战俘，无权过问政治。弗雷德里克还说，他个人认为，皮埃洛及其同僚们还是不回比利时为妙。比利时政府作了一切努力，要同德国政府接触，以商谈条件，都被置之不理。1940年7月20日，德国驻比利时当局颁布命令，禁止皮埃洛政府的成员回比利时。
7月，已被授与特权担任比属各殖民地行政大臣的德·弗勒肖韦尔和财政大臣居特由政府派往伦敦，就比利时的财政和殖民利益与英国政府磋商。与此同时，其余的大臣留在法国。他们既被德国政府置之不理，又受到利奥波德的冷遇，最后维希政府还在德国的压力下停止供给他们经费，他们的处境每况愈下。8月20日，在法国的比利时政府解散，皮埃洛和斯巴克离开法国前往西班牙。他们在10月得以到伦敦与德·弗勒肖韦尔和居特重聚，组成比利时流亡政府，继续与英国并肩战斗。
第五章（上篇） 法国的政治背景 1939年9月3日至1940年5月10日
向纳粹德国宣战的那届法国政府，是激进社会党领袖爱德华·达拉第于1938年4月10日作为一个“国防政府”向国家提出的，1939年9月3日，政府成员如下：
总理兼国防部长爱德华·达拉第
副总理兼协调部长卡米耶·肖当
外交乔治·博内
司法保罗·马尔尚多
内政亚尔培·萨罗
空军居伊·拉·尚布尔
财政保罗·雷诺
海军塞扎尔·康平希
商船路易·德·夏普德莱恩
教育让·泽
农业亨利·克耶
殖民乔治·芒代尔
抚恤奥古斯特·尚普蒂埃·德·里贝斯
商业费尔南·冈坦
交通朱尔·朱利安
卫生马克·吕卡尔
劳工夏尔·波马雷
市政工程阿纳托尔·德·蒙齐
政府成员主要来自激进社会党，该党被称为“最善于判断一般法国人将支持什么——如有必要，在壕沟里作战”。这个党代表小自耕农和城市中层社会的下层——如小自由职业者和政府雇员及大多数零售店主。在这些人中间，希望平等的心情胜过要求自由的本能，这一点经常表现为妒忌别人的地位或优点，以致安德烈·西格弗里德说，此党几乎总是自发地支持小的反对大的。
达拉第的政府必须应付这样一个国民议会，它是1936年5月在反对法西斯分子于该年2月发动巷战的怒潮中选举出来的，在全部六百十八个席位中，社会党占一百五十五席，激进社会党和激进共和党集团占一百十六席。参议院的情形恰恰相反，它是1938年在人民阵线瓦解后选出的，为达拉第提供了几乎绝对的多数。可是，不论国民议会还是参议院，都没有被要求对政府处理国事进行非常严格的监督，这是因为，当政府首脑在1938年4月提出他的国防内阁时，曾被授予特别“全权”，这种“全权”到战争爆发时已展期过两次；而1938年7月11日的“战时国家组织法”，在宣战的当天就生效，根据第三十六条规定，批准和扩大了政府首脑的管理权限。这些条文授权总理，只要他认为必要，就可单凭法令进行统治，而把议会批准的手续留到以后更方便的时候再办理。
爱德华·达拉第这个将要行使这些全权的人，他的性格并不使人担心这些权力会被滥用。这位“不得已而实行独裁的人”，其突出的品质是聪明正直，道德高尚，牢固地扎根于农民的淡泊寡欲，但受到了自我怀疑的戕害。他是普罗旺斯的一个面包师傅的儿子，当过学校校长，得过大学学位，这个学位兼有牛津大学的文学士和剑桥大学的荣誉历史学位的荣誉，他在巴黎政界混了二十年以后，仍然不脱农民本色，具有农民的质朴的性格和粗鲁的举止。他有直觉，但他只是对于辨别各种思想而不是对于如何识人有直觉；他也不乏议会中常见的那种机敏灵巧。可是，除了这些才干之外，他没有强烈的意志和坚定的信念：有些政论家在看到他那粗壮的脖子和强健有力的双肩时，说他是一头公牛，其实，能够恰当地象征他的，并不是公牛，而是一个把着犁在耕作，双脚沾满法国大地的泥土而步履沉重的庄稼汉。
担任副总理兼协调部长来辅佐达拉第的卡米耶·肖当，属于职业政客的类型，他的指导方针是时局需要什么政权，他就在这个政权下面混下去，并维护他在巴黎银行界和商界的许多朋友的利益。这位天生的“息事宁人者”和中庸之道者在这届内阁中的任务，就是平息批评，让他的头领腾出身来独力对付怀疑的恶魔。
在外交部，勤勉而非常干练可是生来就不爽直的律师乔治·博内，他为人颇似肖当，但是有点不象肖当那样轻快活泼；他的绥靖政策的破产是公认的，因此在宣战以后的十天之内，当总理未能说服赫里欧（国民议会的议长，激进社会党员）担任外交部长之后，自己就兼任了这个职务，此后经常每天在外交部办公四小时。博内留在内阁中，代替马尔尚多任司法部长。与此同时（9月13日），另有三起更动：里奥、德尔博斯、贝斯分别代替德·夏普德莱恩、泽、尚普蒂埃·德·里贝斯担任了商船、教育、抚恤部长。另外成立了一个军备部，由多特里主持。
尽管协调部长作了种种努力，达拉第的内阁仍然不是一支统一的队伍；在任何原则的问题或紧急的事件上（尤其在对外政策上），这个内阁往往分裂成两个相当稳定不变的阵容：雷诺（财政）、芒代尔（殖民）、萨罗（内政）、德尔博斯（教育）、康平希（海军）、拉·尚布尔（空军）、多特里（军备）认为，应把同英国密切合作坚决进行战争放在首位，其他一切考虑次之；其余的人，特别是波马雷（劳工）和德·蒙齐（市政工程），则拥护肖当的妥协方案或博内的希望，认为通过墨索里尼这个“诚实掮客”的斡旋，可把德国人收买过来。
在坚定的爱国者——后来通称主战派——中间，有两个人是突出的。雷诺这个人，我们将在谈到他于1940年3月组成的政府时较全面地加以研究；至于乔治·芒代尔这位精明强干、体力充沛、见识广博的殖民部长，只要顺便提一下就行了。他原名路易…乔治·罗特希尔德…芒代尔，在“德雷菲斯案件”中初进政界时，决定改姓他母亲的姓而不姓父亲的姓，不是没有理由的。他和克列孟梭相处多年，最初是在《震旦报》当记者的时候。后来，在内政部当过一个小差使以后，当克列孟梭在1906年组成他的第一任政府时，担任了“特别秘书处主任”。他是1917年的战时内阁的秘书，后来又成为1934年弗朗丹主管的部里的一名属员。
政府在宣战时得到了社会党和以路易·马兰为首的一部分右翼国民共和党员的支持。真正的反对势力（除了后来发展起来的共产党以外）来自赖伐尔和他的友人，来自其他某些未参加党派，或是在性格、职业或思想上超越了党派界限的个人。赖伐尔的实际经历，以间接的方法证明了“利器得有巧匠使”这个道理作为施政方针的荒谬性，没有哪个天才的讽刺作家，能够想出一个比这件事更妙的例子。在拉·封丹的许多同胞看来，这个丑小鸭的故事中一定寓有发人深省的意义。他不知怎样长成了一个酷似秃鹫的人物，并且将被要求代表法国，以与德国鹰相颉颃。他十二岁时失去母亲，他想读大学，但这个志向受到父亲的阻挠，只得偷偷地实现，他成了政客和律师（又是一个大富翁），多次担任部长，三次任内阁总理（并非象他在受审时小心地向高等法院法官说的那样，仅仅两次）：他培养“神志清醒的人们的惶惶不安的心理”＇即对共产主义的恐惧＇，最后又鼓吹同敌人合作——尽管这样，他仍然不学无术，不仅对其他国家的地理、历史之类，甚至对法文的句法（如他在巴黎律师界的同行所知道的）以及法国的法律也愚昧无知。
赖伐尔同亲德的政策真正地发生关系，始于国家社会主义得势之时，当时他受到费尔南·德·布里农伯爵的影响，布里农是法国方面的策动者（与他对等的是奥托·阿贝茨），在法德委员会的幕后活动，为两国的社会和知识界的修好而努力。到1933年底，赖伐尔已服膺了布里农及其友人的观点，即法国同德国合作对欧洲的和平是必不可少的，从此他就未动摇过。
1936年以后，反对这种亲德政策的倾向，突出地表现在国民议会中共产党席位的激增。在这个国家里，农民占了总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八，而农民中有百分之六十是耕种自己的土地，自耕农中又有百分之八十七除了自己家里人外，不雇用劳工，因此，从表面上看，共产党在这里发动革命的危险性是很小的。但是，在大工业家中有许多人离开乡间虽然只有一代人的时间，却已经不了解农民，而只是根据他们在自己办的大工厂里所熟悉的那几十万有组织的雇员来判断农民，认为法国（即他们自己）从内部受到了威胁，因而宁愿冒着惊人的风险去同经常来自外界的威胁妥协。然而，对于这种情况，由于“神志清醒的人们惶惶不安的心理”而引起的种种活动该负多少责任，社会党人在终于得势以后仍然空谈理论无所作为又该负多少责任，毕竟是要由一般的法国人而不是由那些从未自愿地尝过“生活的痛苦”的人们来断定的。但显而易见的是，无论哪一方面，都有些缺少民族自卫的本能。另外还有一件事看来也是确凿无疑的：这就是，从来不曾有过共产党发动政变的严重危险，按照任何清醒的估计，都将认为，在1938年4月至1940年6月之间的任何时候（甚至在1938年11月发动总罢工未遂时），遏制共产党势力的扩大，远不象防范德国那样具有迫切的需要。
法国的战略姿态是采取守势，从客观和主观意义上看，大多数居民都显著地缺少对抗的精神；因此，法国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只能是（除了不屈服以外），尽量使战事远离法国边界，以便在最好的情况下可能和平解决，而在最坏的情况下也能在边界遭到侵犯之前进行更好的准备。根据这点，其次的目标就是保持和扩大同英国的联盟，并在无法劝使其他国家接受结盟的全部内容时，使之保守中立（如果可能的话保守友好的中立）。美国的善意是毋庸置疑的，它不久就将提供主要的供应线。罗马尼亚位于德俄之间，局势极不稳定，不能寄予多大希望（象卡利内斯库在1939年9月21日被铁卫团暗杀一事所表明的那样）；但是在土耳其，却作出了一个可喜的开端，谈判的结果，在1939年10月签订了英…法…土联合条约。西班牙不仅宣布决意不卷入这场争斗，而且还保证，不会停止供应制造炸药必不可少的黄铁矿砂。
在中立的国家中，最成问题的是意大利。要是它决定在德国已经发动的这场战争中站在德国的一边进行干涉，将是对法国的一大威胁；假如它有机会能限制战争范围的话，它显然是个调解人；只要它认为同法国保持良好关系对自已有利，它就可能成为法国的供应来源。据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一个委员保罗…邦库尔说，在战争的头几个月中，法国对意大利全神贯注，这一点在议会的辩论中居于支配地位（应当看到，参议院甚至比国民议会更不想打一场真枪实弹的战争）。法、英两国舰队联合起来在地中海所占的无可争辩的优势，以及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和西班牙进行冒险后军事力量大大损耗的情况，使意大利陷于这样一种处境，在法国人看来，如果对之施加足够的压力，可以指望它迅即让步。由于苏联通过1939年8月23日同德国缔结的协定而含蓄地使1935年5月的法…苏互助条约归于无效，因此法国比以往更需要意大利真正而有效的中立。盟国从意大利的中立所得到的好处，将是更有效地封锁德国，长驱直入东地中海和巴尔干地区，并有可能把更多的德国兵力吸引到那里另打一场“边缘战役”，侥幸的话，这条东南战线甚至可能严重地威胁到德国的石油供应。
至于如何向意大利施加压力的问题，法国普遍的看法是，不必向意大利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它更加明确地表明立场。由于排除了任何形式的强制行动，因而认为在经济上打交道最可能收效，1939年9月中旬，法、意两国在圣·雷莫开始会谈，最后签订了一项秘密协定，缔约的结果是，意大利后来供给了法国大量炸药、反坦克地雷，甚至还有飞机。此外，在战争已开始后，仍作出种种努力，使英、法海军的封锁方式，能尽量减少意大利海运遭遇到的不便。
在这个极其重要的对意关系问题上，当时法国的政策同英国的政策没有多大差别；但是尽管如此，不可否认的是，无论在一般的法国人民中间，还是在1939年9月1日至1940年6月30日之间先后执政的三届法国政府中的任何一届政府，都存在着若干程度的仇英情绪。在某种意义上，自从拿破仑时代以来——如果时间不是更久远的话——法国人本来就有仇英的情绪；虽然赖伐尔在刑事法庭的被告席上把这种情绪斥之为“一时的感情冲动”，但是他在不那么公开的言论中，却称之为法国内部政治生活中一个永久性的因素。英吉利海峡两岸的人都未能看到，即使俄、德两国本质上都是侵略者，但是就盟国来说，仍以集中全力首先击败德国为上策，因为德国是更加迫近的危险敌人。由于未能看清这种情况，因而仇视英国的情绪就越发强烈了。英国因为地理上的缘故，受到这种错误估计的影响较小，但是这一点反而加深了法国人一贯对英国人的虚伪所抱的怀疑。即使不能说仇英的情绪对法国在军事上确实战败有重要的关系，可是这种情绪肯定在贝当元帅的政府利用战败做文章上大起作用。
法国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候所奉行的实际外交政策，都是由于两种观点互相牵制的结果，一种观点着眼于可能发生的事，另一种则着眼于希望发生的事：前一种观点是外交部常任官员们的现实主义，他们对法国利益的观念不因政府的更迭和舆论的向背而变动（可是他们并不能因此而在种种办法施尽后，最后仍不向政府和舆论屈服）；后一种观点是内阁中的大多数人和政府首脑比较短视的权宜之计，这些人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