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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种新的友谊并未驱散莫斯科的疑虑。德国向芬兰湾和波罗的海沿岸派出几艘海军舰艇以控制商船运输的计划，引起了极大的关注。根据与德国达成的谅解，这一地区划入苏联的利益范围，苏联在这里有着重要的战略利益。此外，这一军事行动也可以认为是德国亲芬兰的表示。莫洛托夫要求德国，把针对商船运输的战事——尽管这场战事是合乎需要的——限制在波罗的海瑞典海岸的一边。柏林答应照办。
因而，直到那时为止，波罗的海国家还没有明显的要被并入苏联的威胁。但是时代的症候是清楚明白的。纳粹德国与苏联之间的冲突，象老虎钳一样把波罗的海国家夹在中间。寄托于苏德协定而幸存的希望，就和这个协定本身一样虚幻。当这一时刻终于降临到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头上时，它们在1939年5月31日与德国缔结的条约便全然失效。当苏联对它们提出要求时，它们没有从德国得到丝毫支援。至于立陶宛，德国作了一个软弱元力的表示。但是，波罗的海各国政府的代表必须去莫斯科，在莫斯科决定了波罗的海国家的命运。（立陶宛外交部长乌尔布希斯谈起在莫斯科的经历时说）讨论是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没有任何牵制和约束。只是在讨论快结束时，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表现出有些不耐烦。拉脱维亚总理门特斯讲到他自己在莫斯科的会谈时说：“既没有草率从事，也没有威胁恫吓。”可是，除了签字，也别无选择。
然而，直到1940年5月德国在西欧取得的胜利使苏联政府改变其政策以前，看来俄国满足于在要害地点保持军队和控制波罗的海国家的对外关系。苏联驻军的生活与当地居民完全隔绝。他们纪律严明，不干涉内政。立陶宛总统斯梅托纳和拉脱维亚总统乌尔马尼斯两人都是强烈反共的，他们坚守自己的岗位。共产党的活动也没有得到鼓励。在这期间，三国得以和德国进行数额相当可观的贸易，从而取代了过去对西欧的出口。
在德国人方面，他们忠实履行了与俄国人达成的协定。尽管对苏联未来的计划忧心忡忡的波罗的海国家的代表们在威廉街偶尔也能找到一些愿意听他们诉苦的人，但他们的忧虑不得有损德国与克里姆林宫的友谊。在德苏这种关系上的一个痛处——德意志少数民族的命运问题上，已达成了谅解。他们将同波兰苏联占领区的德意志人一样，“返回”德国。
这些德意志人在波罗的海地区住了已有大约七百年之久。自从十八世纪初爱沙兰和利夫兰并入俄罗斯帝国以来，他们为沙皇政府提供了干练的军人、行政官员和外交官员。但他们仍同德国保持着联系。德国人把他们当作德国在东方势力的“堡垒”而同其夺取“东方空间”的雄心壮志联系在一起。自1917年俄国革命以来，这些人在俄国当然不再起作用了，而在波罗的海国家独立后，随着领导阶层中非德意志血统的人士不断增加，这些德意志人也不再起作用了。二十年前进行的土改的结果，他们当中的大地主被剥夺了土地。其中有些人移居德国，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就是其中的一个。但是城市中的德意志人中产阶级，依然在工商业以及从事脑力劳动和受过专门训练的职业中保持重要的地位，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尤其如此。
波罗的海国家德意志人的离乡背井，这时符合纳粹政策的模式，而且是迫使其符合的，纳粹的政策是主张用这种迁移人口的办法来解决少数民族问题。1939年10月6日，希特勒声称：“在我们的时代，在民族一体化和种族优越的思想已经获得胜利的今天，希望有可能简单地同化这个优等民族的成员，只是空想而已。”德国驻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代表立刻接到指示，要他们通知这些国家的政府，全体德意志族人民和德国侨民受到德国的特别保护，所在国政府应立即采取措施保护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必须运用一切手段为他们尽快返回德国提供便利。接运他们的船只已经派出。为了保护这一行动，海军舰艇已在但泽升火待命。
莫斯科对德国政府发动的这场“慌张”的移民运动感到吃惊，它觉得这将“危及”苏联在波罗的海地区的行动。可是柏林否认这一撤退举动与苏联采取的措施有任何关系。里宾特洛甫申辩说，撤退工作毫不“慌张”，而是“十分平静、井井有条”地进行的。他说，德国采取这一行动，并不是出于担心俄国人可能对德意志人有所举动，而是因为需要对占领区内荒废的田园、商店或车间补充人员，以及希望消除与莫斯科发生潜在冲突的因素，因为当地居民对这些德意志人的态度，有时含有敌意。莫洛托夫听了这一解释以后——据舒伦堡报告——显得“多少放了点心”。
按照德国政府与波罗的海三国谈判达成的协定，居住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稍后还有居住在立陶宛的德意志人将被取消所在国的国籍，并应于1939年12月15日前离开其家园。他们可以随身带走属于个人的物品，但其他财产——公债和股票、不动产、商业资财、资本等等——则由一家专门设立的德国公司——移民信托股份公司接收，将来由这家公司偿还。到这时遣送的人数已超过十万。其中大多数重新定居在瓦尔塔地区，战后，这块地方重又划归波兰。
1940年初夏，正当德国征服西欧大陆之际，莫斯科突然改变其政策，决定把苏联的边界推进到波罗的海沿岸。南方的边界也同时推进到多瑙河口。苏联的工业和农业已置于战备体制之下。德国方面没有认真反对的表示。苏德条约依然在开花结果，但一方面克里姆林宫却在进行准备，以防万一德国突然侵犯。
波罗的海地区的事是在立陶宛开的头。早一年秋天，立陶宛比爱沙尼亚或是拉脱维亚更加热烈地欢迎过苏联军队。5月28日，俄国人指控说，红军战士遭到了秘密绑架，声称其中有一人被枪杀了。立陶宛建议组成混合委员会进行调查，遭到拒绝。因此，考纳斯主动下令进行令案调查。许多人被逮捕了；在有些情况下，立陶宛居民从苏联军队驻扎的地区被遣送到其他地方。但是，这样做还不够。立陶宛总理梅尔基斯不得不到莫斯科去见莫洛托夫。莫洛托夫历数波罗的海三国参谋长频繁会晤以及三国政治家多次会商的事实，断言波罗的海国家之间有一个秘密军事同盟。梅尔基斯坚决否认此事。在他看来，谈话的口气是要说明他应当发表一个声明，以消除对方的疑虑。为此，他在6月12日回国后，就发表了一个声明。
接着，暴风雨袭来了。6月14日梅尔基斯和外交部长乌尔布希斯再次去莫斯科，这次是去接受一份最后通碟，其要求为：第一，立陶宛内政部长斯库恰斯和保安警察总监波韦拉伊特斯由于同这些事件有牵连，应当交付审判；第二，应当建立一个能够并且愿意履行互助条约的新政府；最后，应当允许苏联军队进驻该国各个重要中心，其数量足以保证条约受到尊重。限期第二天上午10时以前作出答复。答复如期收到。几小时后，立陶宛政府辞职。苏联坦克已在隆隆声中开过边界。根据斯梅托纳总统的命令，立陶宛军队向德国寻求避难所。许多政治家和高级官员包括总统本人也采取了同样行动。避难的立陶宛军队获准进入德国，同时被解除了武装。政治家则由里宾特洛甫授命秘密警察殷勤接待。此外，德国人把这些逃亡的情况也告诉了莫斯科。莫洛托夫讥讽说，这显然由于边界防守不严。如果对方要求的话，他的政府愿意帮助立陶宛政府执行这项防守任务。无疑，莫斯科是提供了这一帮助。
两天以后，苏联向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提出了类似的要求。最后通碟的内容援引了同立陶宛总理梅尔基斯的谈话，作为消息的来源，这些消息使苏联政府相信，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军事同盟是针对苏联的，这个同盟没有受到谴责，而且立陶宛也加入了这个同盟。最后通牒硬说1939年12月和1940年3月波罗的海三国的政治家曾两次举行秘密会议，说三国参谋总部之间接触频繁，说这个军事同盟有一种专门的机关刊物《波罗的海评论》正在塔林发行。最后通牒声称，这些活动违背了三国与苏联缔结的互助条约，因为按照条约规定，缔约各国不得参加任何针对苏联的联盟。
苏联给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驻莫斯科公使的照会指望在六小时内答复。在递交照会以前并未通过外交途径交换意见，但是爱沙尼亚人和拉脱维亚人知道，苏联即将提出要求。苏联军队集结的报告已从边界发来。他们匆勿考虑之后，接受了苏联的条款。苏联军队开进来了；苏联军舰停泊在里加港外。
为了指导当地居民实现苏联要求他们进行的改革，莫斯科派出了特使分赴三国首都。杰卡诺佐夫，当时的副外交人民委员，奉命去考纳斯；不久以前曾被任命为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的维辛斯基出访里加；而日丹诺夫，三人中最重要的一个，则赴塔林。选择地位这么高的苏联党和政府官员前去，表明了他们任务的重要性。
他们的任务执行了几个星期。在他们的指导下，组成了新政府。爱沙尼亚总统帕埃茨和拉脱维亚总统乌尔马尼斯起初都拒绝批准新上台的政府，但由于共产党组织了骚乱，而被迫同意了。三个新政府都由中间人士和一些社会党人以及许多亲苏的知识分子组成。诗人约翰内斯·瓦雷斯…巴巴勒斯成了爱沙尼亚的新总理；细菌学家、拉脱维亚…苏联文化交流协会副主席奥古斯特·基尔亨斯泰因斯教授担任拉脱维亚的新总理；乌斯塔斯·帕拉埃茨基斯是立陶宛政府的新首脑，副总理是斯拉夫语文学教授、立陶宛…苏联文化交流协会副主席克雷韦…米茨凯维奇乌斯。三个政府中都没有共产党人。但多年来在波罗的海国家处于非法地位的共产党很快就得到了合法地位，不久以后，就有一些共产党人担任了政府的重要职务。有秩序的亲苏游行受到了鼓励；占领工厂的企图受到了压制——这种事在俄国已经完全过时了。宣布了对政治犯实行大赦。报刊、广播和通讯事业都受苏联控制。
当时，波罗的海三个国家已处于全面的军事占领之下。塔斯社于6月22日发布的一份公报中承认，苏联这时有十八个师到二十个师的军队驻扎在波罗的海国家。这三个国家的军队正在苏联指导下进行整编。
八个月以前，苏德两国政府就已经达成协议，俄国军队进入立陶宛时，不得占领立陶宛西南部毗邻苏瓦乌基地区的一条狭长地带，按照1939年9月28日俄德秘密议定书规定，这一地带已划归德国，移交的日期应由德国决定。这时，在7月间，俄国人硬要德国政府对1939年9月28日双方商定的协议重行考虑。斯大林承认有义务把这条狭长地带让给德国，但他宣称，要做成这笔交易“极端困难，很不方便”。德国人问，准备用什么来交换，俄国人在8月13日答复说，愿意用金钱补偿。9月6日，德国人在原则上接受了这一主张；但是，直到1941年1月10日，才达成一项协定，解决的办法是：德国放弃对立陶宛这条狭长地带的权利，补偿费为七百五十万美元或三千一百五十万马克，总额的八分之七以黄金支付。
在此期间，1940年夏季，波罗的海三国的议会都被解散，宣布进行新的选举。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政府宣布废除它们之间的军事协定，立陶宛政府也作出相应的声明。对苏联的友谊被列在政纲的首位，但苏维埃化以及与俄国合并的活动仍未公开化。施政纲领集中在彻底地进行社会改革和经济改革。
选举在1940年7月14日和15日举行。选举法规定了普遍、平等、直接、无记名以及按人数比例选代表投票的方法。可是，只允许有一份候选人——“劳动人民联盟”——的名单。这个组织是专门为此而在波罗的海国家分别建立的，由共产党、一些附属团体以及几个非政治性组织的成员组成的。报刊和全部印刷机构都受政府控制。对参加投票的选民施加了压力。反对派组织起先是受到干涉，接下来就遭到镇压。许多人被逮捕。根据官方报道，拥护“联盟”的候选人分别在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全部投下的选票中占百分之九十二点二、百分之九十七点六和百分之九十二点九。
一星期以后，于7月22日，新召集的三国议会，表示响应选举以后国内立即发起的一项运动，庄严宣布将采用苏联的制度——虽然不实行农业集体化——并表示愿意和苏联合并。1940年7月23日《泰晤士报》的一则电讯评论道：“充其量只能说，如果要人们在俄国和德国之间进行选择，多数人可能选择俄国，而且，自然这是以不对他们的家庭生活和风俗习惯实行全盘布尔什维克化为前提的。”可是，它们并入苏联的结果就会如此；从此，三国就要忍受它们不得不经历的改革所必然带来的痛苦了。
波罗的海国家驻柏林、伦敦和华盛顿的代表们，按照他们原先接到的旧政府的指示，指斥他们议会的活动是非法的，声明这些选举是在威胁之下，在外国占领军在场的情况下举行的，不能看作是人民意志的真实反映。德国外交部拒绝接受这些照会。美国代理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宣称，美国政府反对苏联侵犯波罗的海各共和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美国驻波罗的海三国首都的代表们——虽非全体工作人员——离开了那里。美国政府继续承认彼罗的海三国驻华盛顿的代表。波罗的海三国在英国和美国的财产被“冻结”，挂三国国旗的船只被扣留。苏联政府对此立即提出抗议。
8月1日，最高苏维埃召开特别会议，讨论波罗的海三国新议会要求并入苏联的申请。会议也讨论了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的合并问题。会议开始时，莫洛托夫强调苏联政府采取的步骤是必要的，因为，“特别在当前国际形势所造成的情况下”，统治波罗的海国家的一些资产阶级集团的政策，使得根据互助条约进行合作成为不可能。而在提出申请的那几个代表团方面，则声称在它们的国家里资产阶级政权已被推翻，因此不可能再成为“通向英帝国主义者的跳板”了。8月1日，立陶宛被接纳加入苏联；8月5日，拉脱维亚加入；8月8日，爱沙尼亚加入。它们成为苏联的第十四、第十五和第十六个加盟共和国。
1939年战争爆发时，波罗的海国家的政府根据国际法，发表声明，宣布中立。但是事实上，在苏德协定缔结以后，它们的国家就不再能继续成为真空地带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讨论他们自己的打算时，都提到俄国过去对波罗的海地区的主权，这种考虑对他们的政策产生过影响。然而，威胁三个共和国独立的真正因素，是德国在西方胜利进军的步伐。在莫斯科看来，这些国家在战略上对于苏联的防御太重要了，不能让它们继续成为独立国家。波罗的海国家在两次大战之间保持独立的一段时候，在政治上——用丘吉尔的话来说——是“欧洲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前哨”。这些国家的全部观点，正同它们实际的做法一样，使得将它们并入苏联一事不易为西方民主国家所接受。当斯大林硬要艾登（在1941年12月访问莫斯科期间）立刻承认波罗的海国家的新形势时，丘吉尔的话说得再激烈也没有了，他在电报中说：“这些边界是凭着可耻地与希特勒勾结的侵略行动而获得的。违反波罗的海国家人民的意愿使它们转属苏俄，这将违背我们进行这场战争的一切原则，并将玷污我们的事业。”可是三个月以后，由于事态发展的压力，经过重新考虑以后，产生了另一些想法，并随之而怀疑“这一道义的立场是否确实能保持下去”。丘吉尔在给罗斯福的一封信中议论道，大西洋宪章应该被解释为不否认苏联有权保有它在受到德国进攻时所占有的边界。美国政府不同意这个观点。因此，苏联并吞波罗的海国家所造成的形势，成为战时盟国关系以及战后谈判解决办法时的一个障碍。
第三章 芬兰
10月5日，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刚刚六个星期，莫洛托夫就通过芬兰驻莫斯科公使于尔耶…科斯基宁男爵，要求芬兰外交部长埃尔科或芬兰政府派出的一个特命全权代表立即去莫斯科，根据国际形势中产生的变化就某些政治问题交换意见。
在莫斯科看来，这些变化的确是有深远影响的。德国在波兰的战役已经结束，这场战役森然可怖地显示了德国的力量。看不出西方对此有任何认真的对策。红军开进了波兰，苏德边界和友好条约缔结了。关于蒙古边界的纠纷，已和日本作了停战的安排。苏联政府预料有一场旷日持久、日益扩大的战争，正在加紧推行原定的各项计划——用丘吉尔的话来说——“以堵塞自西方进入苏联的条条道路”。在克里姆林宫内，正在和土耳其外交部长讨论土耳其中立问题。针对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的外交攻势正在顺利展开。接下来，就轮到芬兰了。苏联在芬兰的目标，系出于防务考虑，首先在于把芬兰湾和拉多加湖之间的卡累利阿地峡上的边界向西北推进大约三十到四十英里，并拆除“曼纳海姆防线”的工事。采取这样的措施，就能使列宁格勒处于苏芬边境芬兰方面远射程大炮的火力之外，而当时的边界离列宁格勒毗邻边境的郊区仅约二十英里。其次，苏联政府打算在芬兰湾入口的北侧（芬兰一侧）建立一个海军基地，并要芬兰割让通向列宁格勒水道上的某些岛屿。这样——加上苏联政府由于同爱沙尼亚订立互助条约而取得的芬兰湾南侧的海军基地——将使苏联完全控制芬兰湾，从而大大加强列宁格勒的防务。再则，苏联政府希望能将北冰洋上的雷巴契半岛割让给它。最后，它想要芬兰加紧负起既有的对苏联承担的条约义务，以防止芬兰卷入任何敌对的联盟。
当然，苏联领导人害怕的倒不是芬兰的进攻。他们已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亲眼看到波罗的海对于保卫俄国抵抗德国的重要性。战后，在1918年，德国军队曾在汉科登陆，去帮助曼纳海姆的军队对付芬兰和俄国的赤卫队；在1919年，英国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