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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英国当局也避免，有任何将妨碍日军达到其上述目的的行动和措施。
克雷吉反对这种含义过于广泛的措词；但是正如他告诉外交大臣的那样，他知道如果要使会议不会一开始就破裂，那么象这一类的东西就不能不接受。于是他提出了一个反草案（最后必须经他的政府批准），但这次轮到有田来表示它是不能被接受的。克拉克·克尔反对同意任何准则，但在7月17日，哈利法克斯同意了克雷吉的意见，并拿出外交部所拟的一个方案，虽然他也给了克雷吉相当大的自由来自行处理这件事。克雷吉和有田继续进行讨论，每一方都提出了修正草案。7月21日，就文字措词达成了协议，并且商定这个关系准则于24日在伦敦和东京同时公布。最后达成协议的全文如下：
陛下政府……充分认识正在进行大规模敌对行动的中国的实际局势；并注意到，只要这种事态继续存在，在华日军为了保障其自身的安全和维持它所控制的地区内的公共秩序，就有其特殊的需求，它也就必须压制或去除那种将妨碍它或有利于它的敌人的任何活动或行为。陛下政府无意支持不利于日军达到上述目的的任何行动或措施。它并愿趁此机会重申它在这方面的政策，向在中国的英国当局和侨民说清楚，他们必须避免有这种行动和措施。
英国外交大臣7月24日在上院宣布这项协议时说，这种对一般局势的承认，“与陛下政府的对华政策毫无关系，而只是一个事实的问题”。张伯伦31日在下院对这一点又作了进一步的强调。首相说，东京准则是一项事实的声明：“它并不表示对日本方面的任何交战国权利的承认；它并没有出卖英国在中国的任何利益，而且它也并不意味着或打算交出属于第三国的任何权利。”
克雷吉指出，这一准则并没有使英国方面增添新的行动或新的承诺，因为当地的英国当局从来也不曾想妨碍日本军事当局在占领区内行使其权力，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也的确把“对于占领区内的扰乱行为造成的英国人利益的损失所应负的全部责任都加到了日本人自己的肩上”。
然而，日本政府在向本国人民进行解释时，却企图把这项准则的意义说得更广泛得多。据报道平沼曾对报界说过，这不仅将给重庆政府以一大打击，而且在解决中国事件中它将成为一个有利因素（意思是说它将诱使中国人出来讲和）。他表明，他希望英国不要继续给予中国政府财政或其他形式的援助。日本政府不能不抚慰那些极端分子，不然他们就有可能已经起来闹事，不听指挥了。外面还有许多关于英国“投降”的议论；在华的英国商人也十分担心，生怕“新秩序”连同它的一切经济方面的东西，可能正在得到英国的默认，但事实证明这种担心是没有根据的。克雷吉宣称，这项协议从来不曾被证明是使英国当局为难或使英国在华利益受到妨碍的一个根源；而且日本政府也从来没有向他说过，它已经使英国政府承担起任何新的义务。如果英国政府当初拒绝接受任何这样的准则，那么日军就很可能已经在租界内发动了一次突然袭击，从而促成普遍的敌对行动。
克雷吉…有田准则象1917年的兰辛…石井协定一样，双方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来予以解释。谁的解释能站得住脚，是一个在颇大程度上取决于远东和欧洲两处将出现什么情况的问题。中国政府极感忧虑；7月4日，中国驻伦敦大使向哈利法克斯表示了他们的担心。哈里法克斯警告他不要接受日本人关于这项协议的意义的宣传；并指出，英国同日本军队在中国的冲突，对英国和中国都不会有好处。他重申这一准则并不意味着英国的一般政策有任何改变。他说：“我们正在做的一切，只不过是试图保持住我们的地位，以便在情况许可的时候，仍可以完好无损地利用我们的影响来寻找一个解决整个远东问题的办法。”中国人仍然把握不定并疑虑重重，但是克拉克·克尔在7月27日报告说，他们将等待一下，看看英日关于天津的讨论还会出现什么新的情况。8月1日，中国驻伦敦大使迫切要求英国给中国以进一步的财政援助，但在这个问题上，哈利法克斯没有作出任何许诺。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在7月26日突然通知日本说，它希望终止1911年的日美通商和航海条约，这意味着该条约将在六个月内满期。那将使美国可以自由地对日本实行某种经济制裁，如果它想要这样做的话。但难道这就是动机吗？美国的通知只是说，在美国政府看来，条约所包含的一些规定需要重新考虑。为此，“并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增进美国的利益，以适应新的形势发展的需要”，故作出废约通知的决定。采取这个步骤并没有同第三国磋商过，甚至也没有同格鲁和杜曼商量过。科德尔·赫尔那时也不肯承认这同中国的局势有任何关系。正如东京外务省7月28日的一项声明所指出的那样，日本人感到迷惑不解和十分沮丧。然而英国政府也同样感到迷惑不解。英国驻华盛顿大使罗纳德·林赛爵士7月28日报告说，他已经就此事询问过赫尔。“在我的生活中”，他写道，“我从来没有遭到过这样的惨败。他说得好象这只是一个纯粹商业性的步骤，并不具有政治方面的意义。”林赛还说，他认为在目前不大可能会打算采取任何进一步的措施。
美国人的行动在恢复中国人的士气方面多少帮了点忙。并鼓励了英国政府去盼望美国无论如何会在天津的币制争端中给予支持。另一方面，这又是使它为难的一个根源，因为这导致国会提出了英国应采取同样行动的要求。8月4日，张伯伦在回答这种批评时指出，“与欧洲隔离的美国同本国有着根本的区别”。张伯伦宣称，在某些情况下，或许有必要派遣美国舰队去远东，但表示最好是能通过谈判来解决同日本的分歧，如果能够不牺牲基本原则就能做到的话。
事实上，除非日本人大规模地进攻英国在远东的属地，英国政府是不会派遣舰队去远东的，即使是如果那时它考虑了欧洲的局势后确实会这样做的话。如果只派一小部分舰队去新加坡，那也被认为是办不到的。1938年12月，克雷吉曾建议这样做；克拉克·克尔和英国驻暹罗公使乔赛亚·克罗斯比爵士也都这样建议过。外交部倾向于赞成这种想法，并且准备好一份备忘录以供海军部考虑。但海军部在1939年3月29日答复说，这是不大可能的。理由很简单，缺乏足够的舰只。它提出警告说，要同德意日三国的联合力量作战，那就显得舰队还不够强大，即使现在的造船计划完成后也还是不够强大。它最后用了一段很值得注意的话来作为结束。它说，从理论上讲，海军实力必须建立在外交政策的基础上，但实际上是有局限性的，要受到财力、人力和物力的支配，并且由当时的政府予以决定，超过这一限度，军备就不可能增加。“当这个（限度）达到之后，局面也就倒转过来了，这时对外政策必须取决于海军的实力，否则就要冒战争、甚至是不能取胜的战争的危险。减少我们潜在的敌人的数目，就象增加我们战舰的数目一样，肯定会增加我们的实力。”那就是说，如果要同德国和意大利作战，就必须同日本不发生战争，除非美国也卷入进去，然而这在1939年是不可能的。
7月27日，东京的会议开始讨论天津的各个具体争端。英国方面参加的主要成员是，罗伯特·克雷吉爵士、皮戈特少将和英国驻天津领事赫伯特少校；日本方面则是驻华公使加藤外松、日本华北派遣军首席代表武藤章将军和日本驻天津宪兵首脑大畑少校。在防止租界中恐怖分子活动的问题上取得了良好的进展，到8月1日，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已近在眼前了。日本人接受了总的原则，即搜索、查抄和逮捕由英国工部局巡捕房来执行；必要时，日本宪兵将作为观察员与他们会同进行。关于检查学校、电影院、政治集会和英租界码头上下旅客的问题，双方同意按同上程序办理。至于被逮捕的反日活动嫌疑犯，双方同意，如获有进行暗杀等恐怖活动的证据时，有关人犯应移送地方当局审讯。较次要的政治犯应驱逐出租界。日本人要求派三十名宪兵作为观察员驻在租界内；但经过反复商议后，他们最后同意派十人入驻一段时期。
与此同时，克雷吉在7月30日报告说，日本人已经提出了他们控告那四个引起所有这一切麻烦的中国恐怖分子嫌疑犯的证据。凭这些证据，克雷吉认为，已经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拒绝交出那两个已招认但后来又翻供了的人。他在审阅了他们的供词后，还表示他不相信他们所说的曾受非刑拷打是真实的。日本人已经同意将另外两个人的罪状改为参加一个恐怖集团。然而在币制和白银问题上没有能够达成协议。日本人要求禁止在租界中使用法币并交出白银库存。英国政府不打算在这些问题上作出让步，特别是在第一个问题上，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屈服，必将直接帮助日本人去破坏中国的全国币制。它也不想比同意把白银封存在天津更多走出一步。但克雷吉警告说，日本人不会在这些问题上作任何让步，他们将不会只在警察问题上签署一项协议。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转向巴黎和华盛顿要求给予支持。法国和美国政府向东京表示了它们对币制问题的关切；但它们准备做的也就是到此为止了。法国和美国谁也不打算卷入到英日谈判中去。法国人的确曾这样地告诉日本人，但他们说，双方都作出让步是必要的。他们还宣称，一项英日协议对他们并没有约束力。他们就是这样似乎比美国人更乐于帮忙一些；美国人对于白银问题，比币制问题更加不感兴趣。
与此同时，对租界的封锁继续存在，在中国的日本占领区内普遍的反英煽动也仍在进行。克雷吉担心，如果天津谈判继美国废止商务条约之后立即中断的话，其结果将是同轴心国结成军事联盟的鼓吹者在日本的一次胜利。因此在8月5日，他极力要求妥协，即交出白银，但在币制问题上坚持不让。他有理由相信，这是一桩日本人会接受的交易。另一方面，克拉克·克尔极力主张不应当作出让步，而中国政府也在作同样的呼吁。
英国政府不打算让步，并再次向巴黎求援。它对仍在继续的反英煽动感到愤怒，并且也不能断定，如果在天津达成了阶议，这种煽动是否就真的会停止。8月10日哈利法克斯令克雷吉通知日本政府，英国政府准备在警察协定经过某些校正之后就付诸实施，但也必须以停止反英叫嚣为条件。不过在与此无关的那些经济问题上，哈利法克斯告诉克雷吉说，英国政府正在同其他有关国家磋商，不准备匆忙地就达成一项协议。克雷吉还得到指示：把那四个人交出去。8月11日加藤对此表示关注，并极力主张不要在此时移交这几个人，因为看上去这将会象是谈判就要结束。这时正好又有人申请签发人身保护令，要求把这四个人立即移送法院审理。这一申请被设在上海的（英国）最高法院和伦敦的枢密院法院所驳回，但它使交出人犯延迟了一些时候，事实上直到9月才办理。8月17日，哈利法克斯告诉克雷吉说，在其他争端问题上不能让步，并要他告诉对方说，在一个纯粹是英日两国的基础上继续讨论币制和白银问题，是不大可能会得出一个有效的结果来的。他同时还应提议签署那项警察协议，以作为停止煽动反英和取消对租界的封锁的交换条件。18日，加藤拒绝了这一建议，但同意会议暂时休会。
于是，在8月20日，东京会议无限期地休会了。英国外交部在20日发表了一项声明，以阐明它对第三方面的利益所抱的态度。同一天，日本外务省也发表了一项声明，宣称如果英国政府的目的是想请第三国来进行干预，那么日本政府“不能不指出，它绝不能容许这样一种企图，这只能拖延时间并使问题复杂化”。
下一步行动要由日本人来采取了。尽管由于东京会议的结果，天津的紧张局势有所缓和，但在中国的日本占领区内反英运动仍然在进行，同时，日军在九龙租借地的边界上频繁调动，显示了不祥之兆。但随后在8月21日就传来了德国和苏联之间的一项互不侵犯公约即将签署的消息。这使得日本政府大为震惊，尤其是因为日本同苏联军队确实正在诺门坎进行战斗。结果是，日本国内的反英和亲德势力一时间都处于惊惶失措之中，英日在1939年爆发战争的危险消除了。以后的事情表明，如果英帝国在1939年就卷入了同日本和德国的战争，那它将要遭受的灾难后果是不难想象得到的；正是由于英国政府谨慎小心地处理了天津事务，才推迟了诉诸武力，直到1939年8月的欧洲外交革命使日本人的不妥协态度也有了缓和。
第三章 苏联与日本的关系
由日本军队煽动起来的反英运动并没有受到日本各界舆论的欢迎；实际上确有人在暗地里反对这种做法，并且许多老百姓对此漠不关心。甚至连军队也声称并不把英国看作是一个不可和解的敌人。它的态度倒不如说是这样的：只要顽固而任性的英国人能够象日本那样看待在中国发生的事情，而不是死抱住象九国公约那样的“陈腐概念”不放，那么两国之间完全可以和睦相处。对差不多是所有的阶级和党派的日本人来说，命运注定日本要与之动刀枪的那个大国就是苏联，由于意识形态、政治和战略等方面的理由，日本对它是十分反感的。日本统治集团，无论是军界、实业界或官僚，都害怕和憎恨共产主义。从政治观点来看，日本人巩固其在满洲的地位的成功，同俄国人加强其在外蒙古的地位的成功，双方势均力敌；而对中国这一整体，俄国人则正在运用他们的影响来支持重庆和扶持国共两党的抗日统一战线。从战略上说，苏联是一个西方国家而在远东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由于这支军队的存在，也就牵制了兵力雄厚的日本部队。苏联拥有日本海的西伯利亚海岸，这就使日本海难以完全成为一个日本湖，并使日本面临可能遭到的空中和潜艇的袭击。一直盼望消除这种威胁的日本参谋本部，逐渐忧虑不安地意识到，中国事变的持久拖延已使日本失去进行打击的最好机会——乘俄国1936…1938年清洗运动的机会——而现在苏联的军事和空军力量是正处于上升的阶段。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为了应付这种局势，它正在建设日本的武装力量，准备打一场有可能要同时与苏联和中国交手的战争。
苏联的政策实际上主要是防御性的，因为俄国需要时间以扩大它的工业方面的战争潜力和加强它的军队力量。所以，在目前，它要避免在远东发生武装冲突。因此对俄国人来说至关重要的是，中国应继续坚持下去；于是，他们在日内瓦积极支持中国的事业，他们输送相当数量的战争物资，并派遣技术人员和飞行员到中国去，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则采取谨慎而冷淡的态度。然而，实现俄国人自己的野心的时机则尚未成熟，这一野心是要推翻1904…1905年俄日战争的结局，收复前俄罗斯帝国在那时丧失的领土。如果日本不断地与西方民主国家发生纠纷，这就会使苏联有机可乘；因此俄国人尖锐地谴责民主国家在反对日本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方面提出的任何软弱无力的建议。
除了这些一般的考虑之外，1939年上半年在三个特殊争端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交锋。第一个是存在多年的西伯利亚渔场问题。根据1905年在朴次茅斯签订的俄日条约第十一条的规定，双方同意日本渔民有权在日本海、鄂霍茨克海和白令海的俄国水域内从事其职业。1907年的一项俄日渔业条约对这个总的规定作了补充，允许日本渔民在俄国海岸上建立罐头加工厂，以支付租金作为报答。当时俄国自己没有大的捕鱼业，帝国政府只好满足于让日本人使用这些渔场，而只就登陆权利收取约定的租金。1917年俄国发生革命后，日本人曾有一个时期享受这些权利而没有支付租金。
建立日苏两国政府之间关系的1925年总条约，就缔结一项新的渔业协定作了规定。1928年缔结了这项协定，有效期为八年。捕鱼和设立鱼类罐头加工厂的权利，在当时对日本人是非常有价值的，这不仅因为鱼是日本人膳食中的一种主要食品，而且还因为日本罐头鱼的出口贸易正在日益发展。在1928年，日本占有百分之八十八的捕鱼量和百分之九十的鱼类罐头工厂。但是在1928年渔业协定的八年执行期内，苏联政府自己建立了一个重要的太平洋沿岸捕鱼业，1936年俄国人已取得了总捕鱼量的百分之五十。为了经济上、政治上和战略上的理由，苏联政府试图削减渔业协定规定的日本方面应享的权利，并为此目的，乘机利用了1928年协定中关于租借和拍卖渔场的繁复规定。不过，由于急切希望不要在它的庞大国家内部情况如此糟糕的一个时候引起战争，苏联政府是谨慎小心地行事的。1936年俄日两国就缔结一项新的捕鱼条约进行了谈判，结果达成了一项对日本有利的新的协定，因为当时俄国正陷于一场清洗运动的极大痛苦之中，并且必须考虑到还存在着纳粹德国的威胁。但是在批准新的渔业协定的三天前，日本同德国缔结了反共公约，因此，俄国人拒绝批准这项渔业协定，并同意1928年协定只再延长一年。在1937年它又延长了一年，但到了1938年底，苏联政府甚至拒绝这种临时性的解决办法，除非日本人能够同意退出俄国人为了战略上的理由想要收归己有的大约四十个渔场。
1939年1、2月间，日本驻莫斯科大使东乡和李维诺夫之间的会谈没有能达成协议，双方都大发脾气。苏联政府宣称，3月13日将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一次拍卖，届时供公开投标的渔场将包括被日本人称作应永远由他们保留的那些。在日本报纸上出现了威胁的话：他们的渔民无论如何也要使用这些有争论的渔场，将提供海军护航来制止俄国人的任何干涉。由于日本海军比苏联海军强大得无法相比，这一点是能够做到的；但是日本渔民就不能再到俄国海岸上去晒网和加工处理鱼货，除非日本也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