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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次一次从港岛穿越海底隧道，登上九龙半岛，翻越大帽山，从吐露港到大埔墟，从林村谷到石头围，从锦田到屏山、厦村，沿着他们当年走过的路，辨认他们战斗的足迹，查询他们的姓名。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九十多年的时间在历史老人眼中只不过昨日之事，而在人间却显得十分遥远了，那一场血肉之躯的激烈搏斗，那一群宁死不屈的中国人，长眠在地下，被埋没得太久了，要清晰地认以他们，已经十分困难了。
在吉庆围西门前方不远，路旁有一座“友邻堂”，经常关闭着大门，不知底蕴的人很难想象它是作什么用的。此堂原名“英雄祠”，供奉着黑白两色木牌，代表当年英军屠围时死难的邓姓与外姓抗英烈士。“英雄祠”后来修缮一新，却改了名字叫“友邻堂”，其中的衷曲自然也无须解释，在港英统治之下的香港，纪念抗英烈士只能用这种“地下”或“半地下”的方式。我试图从牌位上找到我心中默念着的名字，但是没有找到，牺牲的人太多了，而留下姓名的又太少了！
我从锦田来到元朗旧墟，寻找当年抗英总指挥部“太平公局”的遗址，它早已不存在了，我只根据有关线索，找到了位于公局后门的那棵大榕树，据当地人说，它也已经不是原物，当年的老榕树被台风摧毁，现在的这棵是在原址补种的。如今老干龙钟，枝叶葱宠，树冠直径数文，也颇具规模，睹物思史，聊作纪念吧！
与当年抗英斗争有关的文物，保存最为完好的当属锦田的“清乐邓公祠”、厦村的邓氏宗祠“友恭堂”、屏山的邓氏宗祠，因为这些建筑都是宗族祭祀场所而得以保存下来，并且不断修葺，至今仍呈现完整的面貌。觐廷书室当年曾是太平公局首领们进行抗英斗争的参谋部，屏山失陷后，又成为英军的指挥部，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被港英“手下留情”而未被摧毁。1993年，包括觐廷书室在内的“屏山文物径”正式开放，古塔聚星楼、上璋围、侯王庙、五桂堂、邓氏宗祠、愈乔二公词、若虚书室、洪圣宫、述卿书室等修葺一新的古典建筑迤逦一公里，移步换景，令中外游客大开眼界。末代港督彭定康从港岛中环总督府远道驱车赶来，亲自主持了开幕仪式并剪彩，为这一民间活动增添了政治色彩，似乎要给人造成一个强烈的印象：港英政府是如何珍视香港的文物古迹，如何尊重华人传统文化，如何热心公益，与民同乐，然而，表面的热热闹闹却难以掩盖残酷的事实。
就在这条文物径的尽头，六百年古塔聚星楼的近旁，有一座硬山式老屋，已经十分破旧了，粉墙斑斑驳驳，门前堆满垃圾杂物，长着齐腰深的荒草，与修葺一新的聚星楼极不协调。它显然不在供人参观的“文物径”之内。出于寻访历史的好奇，我走近了这座已经废弃的三开间老屋，端详着檐下残存的木雕、壁画和花岗岩雕成的门框，门媚上浮雕着“达德公所”四个楷书大字，不知是什么意思。这房子比我脚下的地面要低很多，像是“入土半截”，显然是出于某种原因，房前的地面垫高了，老屋不能随之拔高，仍然屈居于原来的地基，便如同陷进了深坑。我探头往门内看去，不觉又吃了一惊，原来这老屋不但“入土半截”，而且还存着半截水，黑黝黝微波不起，那是一潭死水，仿佛是一座水牢，令人毛骨悚然。
紧靠“达德公所”的右侧，相连又是一座同样风格的老屋，但山墙比它低了尺许，并且幅宽也小得多，仅仅一开间。门框也是以花岗岩雕成，门媚上浮雕着三个大字：“英勇词”。与“达德公所”一样，它里面也积了半截死水。
这两座老屋使我大惑不解：此“所”是个什么机构？此“词”又是祭祖何人？又为什么废弃破败如此呢？
屏山邓氏宗祠“一体堂”司理、七十三岁的邓圣时老人以徐缓低沉的声调，回答了我的疑问，揭开了那尘封的历史……
屏山文物径近旁，当年曾经有一条屏山河，发源于洪水山，自南向北，蜿蜒曲折，流经三围六村，汇入深圳湾，聚星楼前便是入海口，港阔水深，载重木船可以驶进桥头围的拱桥，建筑祠堂、书室的石柱、石梁都是从水路运来。“门环碧水观龙跃，地枕屏山听鹿鸣”，青山古围、小桥流水、渔歌帆影，绘就一派旖旎幽雅的田园风光。屏山河不仅是天然的泄洪河道，两岸村民的生活废水经过池塘的沉淀，澄清后也流入河道。池塘夏季养鱼，冬季塘涸，又可取泥肥田。按照现代环保理论，屏山先民们这一“制天而用之”的良性循环系统倒是十分科学，立村八百年来，即使盛夏豪雨，山洪暴发，也调节自如，从未发生水浸灾害。
屏山由于地理环境优越，水陆交通便利，成为附近一带乡村的中心，从深水涉沿西部海岸到后海湾，再加上腹地八乡一带，共39个自然村落组成一个“约”，名为“达德约”，办公地点设在屏山，称为“达德公所”，也就是我所见到的这座老屋。就在1899年港英武装接管“新界”之时，达德约39村的乡民联合起来，募集款项，购买枪支弹药，组织青壮男丁，抗击侵略者，遭到港英军队和警察的残酷镇压，许多抗英志士流血牺牲。国恨家仇埋藏在心底，屏山人集资修葺“达德公所”，为抗英义士刻石立碑，一一记下烈士、烈妇的英名；又在近旁兴建“英勇祠”，配享祭祀，让子子孙孙永远不要忘记那血写的历史。
“达德公所”和“英勇词”刺痛了港英政府的神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港府将毗邻屏山的天水围辟为新市镇，乘此机会，借口“市政建设需要”，下令填平了屏山河，周围的农田也垫高五六米，建起一片高楼。从此，屏山三围六村的天然排水系统遭到彻底破坏，山洪、雨水和生活废水无以排放，地势低凹的“达德公所”和“英勇祠”惨遭水淹，虽用一台水泵终年抽水，也无济于事，屋内污水深达数尺，一面后墙已被腐蚀损毁，整个建筑也岌岌可危！
百年岁月在我眼前重现。怀着沉重的心情注目那一潭死水的深处，抗英义士纪念碑依稀可见，上方一块横匾镌刻着四个金色大字：“忠义留芳”。那些为国捐躯的英魂竟被浸泡在污水之中，激愤的热泪模糊了我的双眼！在文物荟萃的屏山，历尽劫难百年不倒的老屋“达德公所”和“英勇词”，“忠义留芳”的抗英义士纪念碑，无疑是最具历史意义的文物，却不但被港英排除在“文物径”之外，而且处心积虑，必欲将之淹垮、摧毁而后快，以销毁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证。然而，血写的历史，水冲得掉吗？
这块纪念碑是1939年重修“达德公所”时刊立的，上面记载着的烈士、烈妇姓名，屏山乡八十一人，横洲乡三十三人，沙江乡十八人，长莆乡一人，下岸乡三人，鞍岗乡一人，上村乡四人，元岗乡四人，台山乡五人，鳌矗缌耍较孪缥迦耍芤蚁缥迦耍车孪缛耍跆锵缫蝗耍髀粪砑胰耍惨话倨呤耍帐习ǖ恕⒘帧⑻铡⑺铡⒗睢⒉獭⒒啤⒘骸⒀睢⒑椤⒀Α⒅！⒎搿⒆⒊隆⒃⒐亍⒑巍⒑⒛⑴怼⒓颉⒗琛⒙妗⒄拧⒊獭⒎俊⑿砉捕诵眨缘诵兆疃唷Ｆ渲杏行┝沂啃帐喜幌辏雎枷隆鞍⒂ⅰ薄ⅰ鞍⒅椤闭庋娜槊行┝腋玖稣矫忠裁挥校纭暗嗣帕菏稀薄ⅰ八彰呕剖稀钡鹊龋馐堑笔倍砸鸦楦九南肮叱坪簦靶私苛止谩薄ⅰ傲膊坦谩薄ⅰ叭好没乒谩痹蚴且恍┠昵峁媚锏拿郑滥咽鄙形闯黾蓿贡Ａ糇拍锛业男帐稀Ｃ恳桓雒执碜乓桓鱿驶畹纳蔽渥暗窖莱莸那致哉咔空妓堑募以爸保庑┡┓颉⑴└尽⑴┡闷鸹痫ァ⒋蟮丁⒊っ踔敛说叮氤瓢允澜绲挠⒐趁窬剑敝辽淖詈笠幌ⅰ�
乡民们的抵抗运动终归于失败，英军占领了屏山，随即在乡民们视为“风水宝地”的屏山岭修建了两座建筑：警署和理民府，居高临下，虎视眈眈，威慑着被“征服”的百姓。那警署的红色瓦顶令乡民们触目惊心，强盗横行，豺狼入室，屏山的“风水”被破坏殆尽！邓圣时老人和我一起站在他所居住的四层楼阳台上，注视着那如巨石压顶的警署，对我说：“这块巨石，已经在屏山人心上压了将近百年。要说是风水，它就是风水；要说是心理，它就是心理；要说是政治，它就是政治；而说到用途，它是和我们为敌的，用来镇压我们的。这是我们屏山立村八百年来最大的耻辱！”老人把话说尽了，显然他并不十分笃信“风水”，而对当年那场流血斗争进行了深层的剖析：心理、政治、军事，说到底，是一个国家侵略另一个主权国家，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个酷爱和平的民族，强权政治、海盗手段，完全违背国际公理、人类道义，它又怎么能真正把中国人“征服”呢？屏山岭下，“英勇词”中，那“忠义留芳”纪念碑上一个个血写的姓名便是最好的证明！
当我从邓圣时老人手中接过纪念碑碑文的复制件，如获至宝，急切地拜读那被岁月湮没的姓名。我以为，这就是从大埔之战到吉庆围之战全部死难烈士的名单，就是鸡公山下的“义家”所掩埋的血肉之躯的名单。但是我错了，碑上只有一百七十三个名字，而在“新界”保卫战中牺牲的烈士、烈妇的数目则数十、数百倍于此也不止，英勇词中祭祀的死难者只不过是其中极小的一部分，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连姓名也没有留下来，青山处处埋忠骨，与这片浸透鲜血的热土共存了。
若干历史事实的考订与思辨
本书所写的事件，自1898年4月中、英关于香港拓界的谈判始，至1900年1月李鸿章出任两广总督终，但涉及的历史远不止此，实际上，有关晚清史、香港史和“新界”家族史的许多问题都无可回避。其中有些问题已有定论，有些则扑朔迷离，我在采访、考察中得以逐步弄清，还有一些则已被岁月所湮没，目前尚难以作出确切的判断。
关于邓氏迁居锦田的年代
邓氏是“新界”五大家族之一，1899年抗英斗争的主力，因此，对邓氏家族史不可不详察。邓氏原籍江西吉水县白沙村，宋代迁居到此，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对于迁居锦田的年代和始祖，却历来有两种说法。
一为“汉黻迁居锦田”说：北宋初，江西吉水白沙村人邓汉黻，官至承务郎，宦游广东，乐粤俗之淳，于太祖开宝六年（公元973年）卜居于东莞岑田，即今之锦田，是为江西邓氏迁居锦田始祖。邓圣时先生提供的《锦田邓氏族谱》、《屏山邓氏族谱》均主此说，并有《田赋记》、《邓氏族谱图记》、《符公碑文记》、《南屏邓公墓铭》等历史文献以资佐证。
一为“符协迁居锦田”说：邓符，字符协，号瀛斋，于北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登进士，授阳春县令、权南雄淬，后宦游至宝安，因觉风土之优美，乃奉三代考妣，迁葬于此，并于圭角山下，创办力瀛斋，建书楼，读书讲学，为邓氏迁居锦田始祖。清嘉庆年间王崇熙撰《新安县志》主此说，且在香港流传甚广，出版物中多所引用。
两说相比，前后相差九十六年。我采用“汉黻迁居锦田”说，理由是：邓氏老族谱由邓氏十三世祖、明宁国府正堂邓彦通续写，成书年代在十四世纪末，远远早于清嘉庆年间编纂的《新安县志》，且有其他旁证甚多，如：1565年，邓世隆撰邓氏族谱序称：“汉黻公膺承务郎，宦游入广东，……遂筑室建基于邑之岑田……此公为一世初祖也。”1566年，邓垂范撰《符公碑文记》称：“汉故先……开宝中兴始徙东莞岑田里。”1708年，《邓都庆堂五大房间派宗祠重修碑记》称：“始祖汉黻公仕宋为承务郎，于开宝六年宦游至粤，卜居于莞之九都圭角山下。”由此足见，邓氏族谱本身流传有序，为粤派邓氏五大房所公认，其权威性当无可怀疑，而《县志》编纂者王崇熙系外姓人言邓家事，且无旁证，不足为凭。结论：邓汉黻为江西邓氏迁居锦田始祖；而邓符协为邓汉黻四世孙，虽有创办力瀛斋之盛举，但非迁居锦田始祖。
关于宋王台遗迹
香港的地面文物之中，宋王台是我最感兴趣的古迹之一。其原因在于它的悲剧色彩：南宋末年少帝孤臣流亡到此，矢志抗元，守尽最后一寸宋土，壮烈殉国，这实在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中极为可歌可泣的一幕，而它的发生地在数百年后又不幸被异邦割占，历史的前后观照更增添了苍凉悲壮之感。现在的宋王台公园在九龙启德机场西侧的世运道与马头涌道之间，是一个小而又小的袖珍公园，园中仅一方石，刻“宋王台”三字。此石虽系原物，却非原貌，也不在原处。宋王台本来靠近九龙湾，距九龙寨城以南约数百米，有一座小山，山顶一块未经雕琢的浑然巨石，正面榜书“宋王台”三字，右首题款为“清嘉庆丁卯重修”，当为嘉庆十二年，公元1807年。自南宋沦亡，经元、明、清三朝，数百年间，宋王台遗迹一直得以保存，当地人民引以为自豪，即使在英占九龙之后，港英政府对于这处古迹也不敢造次，将宋王台所在的小山命名为圣山（Sacred Hill）。1915年，香港大学赖际熙教授呼吁港府保护宋王台古迹，由绅商李瑞琴出资赞助，在巨石周围构筑石垣，重树牌坊，镌联曰：“一声望帝啼荒殿，百战河山见落晖。”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日占香港时期，日寇为扩展启德机场，借口宋王台妨碍飞机起落，将巨石炸裂为三，抛落山脚。日寇投降之后，港英政府继续扩建机场，把圣山也铲平了，昔日的宋王台遗址便成为启德机场的一部分。后应九龙街坊会的请求，港府派工人把日寇毁坏的残石切割整理，另迁新址，即今天的宋王台公园，于1960年开幕。所幸的是，残石中间部分“宋王台”三字及有首题款完好无缺，历六百年沧桑的“宋王台”刻石遂得以重见天日，传之久远。
宋王台公园有一座石碑，上刻《九龙宋皇台遗址碑记》，其辞曰：
宋皇台遗址在九龙湾西岸，原有小阜名“圣山一者。巨石巍峨，矗立其上，西面横列元刻”宋王台“榜书，旁缀”清嘉庆丁卯重修“七字。一九一五年，香港大学教授赖际熙吁请政府划地数亩，永作斯台遗址，港绅李瑞琴赞襄其事，捐建石垣缭焉。迨日军陷港，扩筑飞机场，爆石裂而为三，中一石摩崖请字完整如故。香港光复后，有司本保存古迹之旨，在机场之西南距原址可三百尺，辟地建公园，削其石为长方形，移实国内，藉作标识，亦从众意也。考台址明、清属广州府新安县，宋时则属广州郡东莞县，称”官富场“。端宗正位福州，以元兵追迫，遂入海，由是而泉州而潮州而惠州之甲子门，以景炎二年春入广州。治二月，舟次于梅蔚，四月进驻场地，尝建行宫于此，世称”宋皇台“。或谓端宗每每慈息于石下洞中，故名，非所知矣。其年六月，移跸古塔。九月如浅湾，即今之荃湾也。十一月元兵来袭，乃复乘舟迁秀山。计驻于九龙者，凡十阅月焉。有宋一代，边患迭兴，西夏而外，抗辽、抗金、抗元，无宁岁。洎夫末叶，颠沛蒙尘，暂止于海氵筮一隅，图匡复兴。后此厓山，君臣所践履者，同为九州南尽之一寸宋土，供后人凭吊而已。石刻宜称”皇“，其作”王“，实沿元修宋史之谬，于本纪附二王，致误今名。是国日”宋皇台公园“，园前大道日”宋皇台道“，皆作”皇“，正名也。方端宗之流离播粤也，宗室随而南者甚众，后乃散居各地，赵氏谱牒，彰彰可稽。抑又闻之圣山之西南有二王殿村，以端宗偕弟卫王囗同次其地得名。其北有金夫人墓，相传为杨太后女，晋国公主，先溺于水，至是铸金身以葬者。西北之侯王庙，则东莞陈伯陶碑文疑为杨太后弟杨亮节道死葬此，土人立庙以祀昭忠也。至白鹤山之游仙岩畔，有交椅石，据故老传闻，端宗尝设行朝以此为御座云。是皆有关斯台史迹，因并及之，以备考证。
一九五七年岁次丁酉冬月，新会简又文撰文，台山赵超书丹。而选材监刻，力助建碑，复刊行专集，以长留纪念者，则香港赵族宗亲总会也。
一九五九年香港政府立石
这篇《碑记》中所说有关宋王台故实，大体上是不错的。宋末二王驻跸官富场，在宋人撰《填海录》、《二王本末》、明人撰《压山集》等史籍中都有记载，清康熙《新安县志》称：官富山“在佛堂门内，急（汲）水门之东。宋景炎中，帝舟尝幸于此，殿址犹存。”清嘉庆《新安县志》也称：“官富驻跸，宋行朝录记载，丁丑年四月，帝舟次于此，即其地营宫殿，基址柱石犹存，今土人将其址改北帝庙。宋王台在官富之东，有磐石方平数丈，昔帝囗驻跸于此。台侧巨石，旧有‘宋王台’三字。”按清《一统志》。“官富山在新安县东南七十里，又东十里有马鞍山，脉皆出自大帽。”“官富巡检司在新安县东南八十里古官富场，明洪武三年置。宋史：景炎二年，帝舟次于官富场，即此。”官富巡检司的驻地，大体在今之九龙寨城一带，所辖范围也大体相当今之香港地区，所以，宋末二王曾驻跸九龙，与香港地区的这一段因缘应是可信的。
但《碑记》中尚有可商榷之处。择其要者，略述其二。
第一，《碑记》中说到“九月如浅湾”，随即注明“即今之荃湾也”，而前面一句“其年六月，移跸古塔”，则语焉不详，“古塔”者，何也？查《厓山集》所载“古塔”，《填海录》则作“古墐”，据饶宗颐先生考证，“古塔”实为“古墐”之误，而昔日之“古墐村”即今之“马头围”，如是，则为宋王台遗址又添一佐证。
第二，《碑记》中称“石刻宜称‘皇’，其作‘王’，实沿元修宋史之谬”，因而改称“宋皇台”，为其“正名”。我意以为，此举大可不必。按：元至元十三年（南宋德佑二年）正月元军占领宋都临安，益王赵囗和信王赵囗南逃，二人的身份是“王”而不是“皇”。当年五月初一，益王赵囗在福州即帝位，改元景炎，改封信王赵囗为广王，后又改封为卫王，景炎二年四月驻晔官富场，赵囗为“皇”，而赵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