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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张凤莲说要去找张晓文，完全是自欺欺人。不要说毛主席不让红卫兵来了，就是让来，张晓文也不可能来了：他在抄家的过程中私自拿了两根金条，被撤职了，张凤莲不过是以此搪塞孙喜凤罢了。但是通过这件事，她也得出了两条人生教训：一是对孙喜凤这种人，轻易不能许诺，一旦实现不了你自己就被动了。试想一下，人家也说得有道理，你当初给人家描绘了那样诱人的前景，现在却没有下文，人家来问你一下，这有什么过错呢？况且这期间又发生了一点小变故，李玉梅死了，你咋能让人家不想呢？你说的那些原因，连你自己也说服不了，红卫兵来得好好的，咋可就不来了呢？当初来的时候，个个都喊着要把革命进行到底，现在，咋就半途而废了呢？正如孙喜凤所说：“你要不说，我压根就不想——人家的房咱咋能住呢？”咱只能怪咱命不好，跟了个张害怕，没球本事！她的第二条人生教训则是：对张晓文这样的毛头小伙子，今后也不能轻信，毕竟常言说得好：嘴上没毛，说话不牢。你看那嘴上，有个球毛呢！唉，她真有点被愚弄的感觉。
梆子井虽然事不如意，附近街巷却确确实实有人住上了“地富反坏”的房子。这天，她和邵主任到办事处开会，会后，火yao局巷一个女干部邀请她去了她的“新家”。这个干部也是一个治安委员，原先也住了两间东厦房，可是你看人家现在住的这房，且不说结构和布局，仅是独院这一点，就是她梦寐以求的。“大门一关，就咱一家。”那个女干部说道：“不象原先的院子，都住的五罔八猴，乱哄哄的。”可不是吗，张凤莲的院子就整天乱哄哄的，住的人也没有什么档次：要钱没钱，整天裹个大裤裆跟人说话，唾沫星子溅人一脸！不知怎么，自从她当了治安委员，对这些人就看不上眼了，她总觉得，她比他们高一个层次，应该有一个好的生存环境。而眼前的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这个女人要不是街巷干部，能住上这样的房吗？她想着看着，不禁有了一丝惆怅。而这个女人还在她耳边说着：“我原先住的那房，都没办法给人说。”“没办法说就不说了。”现在，她并不想听原先的房子是如何的不好，因为那些，她已经经历够了，而且现在仍然在经历和体验着。她现在只想听……唉，她现在什么也不想听，只想看、只想感受，甚至，就想住在这里不回去了。
但她还是听她介绍了原先的主人是怎么被赶走的，她又是怎么住进来的。“刚刚遣返我还没住进来，是红卫兵指挥部在这儿扎着呢，指挥部一搬我才住进来的。”“这样最好，她谁要是问，你就让他问红卫兵去。”“我怕啥呢，我住指挥部的房，他谁连个屁也不敢放！”“但是俺巷子有些人就考虑不到这一点，人家人还没遣返呢，她就想住进去。”“没遣返咋能住进去呢？”“唉，人家人死了，她就心里起了窍了。”“人死了咱还不能住，住进去，还以为是咱把人家人害了。”“给你说啥呢，可俺巷子有些人就不懂得这道理。”“看来是想房想疯了。”“可不是吗。”
“这是个南房。”她们说着就到了正房，张凤莲一进卧室，就见阳光从窗户外直射进来，撒满了半个屋子，给人一种暖洋洋的感觉，她对那个女干部说：“冬天你晒被子都不用出去了。”“要晒被子也可以，后面有个院子呢。”张凤莲趴到窗户上一看，外面的院子清雅幽静，颇具规模。院中栽了些青竹和果树，东南角还搭了一个葡萄架，西南角，花木掩映中有一所茅屋，无疑是厕所了。张凤莲特意去那里看了一下，借口要去方便。她从厕所出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只闻一片花香却不见骚臭。由此她感慨万千：有钱还是好，不，有权还是好！可是她有权，怎么就用不上呢？归结来归结去，她觉得，还是自己的命不好。可不是吗，眼看到嘴的鸭子又飞了，这不是命不好又怎么解释呢？她在财东家当丫头的时候，好不容易勾搭上了小少爷，可是，却被卖到了怡春院，当了窑姐！当窑姐也行，银子拿把抓，可是，又解放了！解放是国家大事，她一个窑姐也管不上，可是，怎么又跟了个张害怕呢？跟张害怕也行，可是，怎么就这么穷呢？她觉得她的一生中这样的“可是”似乎太多了！唉，命不好，又能怪谁呢？她从后院一路走来用了很长时间，与其说是浏览那里的景色，不如说排遣胸中的郁闷。
原先，她对占房这件事抱的希望很大，可一旦破灭，失望也就更大！现在，看着人家住这么好的房子，这无疑给她失望的心又增添了几分沮丧。但是，穷日子还是要过，破房子还是得住。回来后她把张害怕又骂了个狗血淋头：“你有个球本事！三个娃都这么大了，还让我跟你住这破房！”“这房不是你买的么？”“我买的咋了，你就不能到外头另置一院子去？”“你今儿是咋了？说这话就跟旧社会的人一样。现在毕竟是新社会么？”想想也是，新社会兴的是穷人，你有钱还反倒不好了。自己目前这种状况虽说不佳，可也有长处，那就是，只存在她整别人，不存在别人整她。弄得好了，也可以象那个干部一样住上好房子。任何事情，都是有长处就有短处，有短处也不一定就没有长处。她决定，孙喜凤来了就用这样的话回答她。
第十二章
第十二章
现在我和奶奶才知道，那张回来的车票还是李干事自己掏的腰包儿。大舅来了一封信，一再地说李干事是个好人，当然李干事此举也就说明了他是个好人，但是李干事为什么这么做呢？我和奶奶也只能用“好人”来诠释其中的原因。大舅说他已经离开了北京，没见上聂元梓也没见上蒯大富，这两个新贵想见的人很多，他实在是等不起。最后说他去了东北，说要看看我的爸爸和妈妈，我知道他和爸爸的关系不错，虽说现在已不存在什么关系了，但是那份情还是割舍不了。可是他又怎么去呢？也象奶奶一样，靠那几张“永垂不朽”的宣纸一路混去吗，那显然是不行的——同情他的人不会比同情奶奶的人多，恻隐之心也是要看对象的。直至七年后我才弄清，原来东北一直是全国的“重灾区”，七年后我去那里仍然是一片混乱，那么此时是什么样子，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大舅说，完全不用买车票，只要登上火车，只要喊几声“造反有理”，走到哪儿都有吃有喝。大舅走了，我再见到他时，已是十二年之后；大舅走了，我和奶奶还必须呆在梆子井。
梆子井虽然没有去年那么过激和混乱了，但是对奶奶的行动依然采取着：每天早晨八点，必须到吴茂山的院子做“早请示”，然后，和居民们一起学唱语录歌。晚上八点，再到吴茂山的院子做“晚汇报”。实际上，“早请示”和“晚汇报”每个公民都必须做，所以也谈不上对奶奶有什么行动。不同的是，奶奶他们做“晚汇报”时，必须带上“我是地富反坏，我是牛鬼蛇神。我在旧社会做了许多坏事，我是怎样地剥削穷人……”所以，奶奶喜欢做“早请示”，不喜欢做“晚汇报”。每天晚上，她都如坐针毡、惶恐不安，但是不去却不行，不去，张凤莲就会在门口喊“王玉娥，做晚汇报了！”
我一直不明白：张凤莲想占我家的房子，现在又占不成了，为什么还这么积极呢？但是有一天，她和邵主任在街上走着。“凤莲，你好好干，增选副主任的时候我提个名，你就有工资了，其它的吗……”邵主任摆了下手没有说下去，那意思似乎是，都靠不住！于是，张凤莲也就为这件靠得住的事情奋斗和努力了。人是要有个目标的，没有目标，活着也没有什么意思。虽然她的这个目标不是多么高尚，但是三十块钱对她来说，还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一想到张凤莲为了三十块钱，整天在巷子里颠来跑去，不知怎么，我竟然理解和同情起她来。真正说起来，张凤莲和奶奶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如果没有这场“革命”，我们还会在这个巷子里相安无事地住着，还会是很好的邻居，她有了困难奶奶还会去帮助，可是现在，我们却仇雠相向，而且人们之间的关系也普遍是这么紧张。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我一直想搞清这一点却一直找不到答案。而且不久，我和三娃子之间也爆发了一场“战争”。当然此是后话，暂且不表。
且说张凤莲整天带着居民们在吴茂山的院子学唱“语录歌”。她起劲地打着拍子，像燕子似的挥着双臂，可是，居民们却怎么也跟不上拍子，你唱你的我唱我的，歌声参差不齐。刚唱了两天，李翠仙就说起奶奶了：“陈寡妇唱歌跟说歌一样，光见嘴动弹不见声音。”于是有一天，邵主任站在了奶奶身边：“你这到底是唱歌呢，还是念网生呢？”奶奶的网生念得很好，前不久邵主任的丈母娘死了，请奶奶去念了一天。她嘴里念念有词，坐在那里就念个没完，至于究竟念些什么，直至今天我也不清楚。“都把声音放大些！”邵主任也打起了拍子，吴茂山的院子响起一片杂乱的歌声：“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条：造反有理！造反有理！”“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把这几首歌也试着唱了一下，发现这根本不是什么歌，充其量不过是嘶嚎，这样的歌也许谁都唱不好。
吴茂山的院子呈方形，这也是居委会常在这里开会的原因。吴茂山住在后院，他的那间上房从前院看只露一个屋顶。而以前呢，这间上房也象我家的上房一样，是上下二层的。听说今天这个样子，是吴茂山儿子的主意：“跷跷者易折，皎皎者易污。房子盖得那么高只会引起人们的注意，进而招致不必要的麻烦。”由此我想到奶奶的遭遇，可不都是因为房子盖得太高了吗？实际上，奶奶现在还有什么呢，经过这次洗劫，怕只剩下这所房子和一些不成垃圾的破烂了，但是，只要这所房子在，就还会有人打你的主意！
李翠仙还时不时地扒在墙头张望，真不知道她现在还张望什么？孙喜凤见了奶奶总要骂一句：“资本家太太你嚣张啥呢！”而奶奶总是在街上匆匆走过，一言不发也不理她。有一天她竟然在后面说：“装没听见呢，我把声音再放大点儿——资本家太太你嚣张啥呢！”她的声音整条街都能听到，可是奶奶仍然没有听到。奶奶的这个样子和李玉梅有点相象，李玉梅总是这样在巷子里悄悄地走过，脸上甚至也没有丝毫的表情。也许现在，她终于露出欣慰的笑容了？
不知怎么，我常常怕奶奶发生那样的意外：“奶，你走到街上一定要注意呢，见了车你就躲得远远的。”“俺娃，你是越来越懂事了。”奶奶摸着我的头说。我也觉得，我比原先懂事了许多。如果家里不发生这些变故，我还会象以前那样稀里胡涂地活着。现在，我常常静下心来思考：奶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遭遇呢？固然家里房好是一方面，但是家里没人也是一方面。房好又没人，这怎能让人不想呢？如果我家也有一个象吴茂山儿子那样的人，也许状况会有所改观吧？
不久，二舅来了一封信，说他很快要调回来了。二舅在邻省的一座小城工作，是大学毕业分到那里的。虽说在外地，可工作环境和条件还是不错的。现在因为家里无人，他就要调回来了，我和奶奶都为此高兴。“你二舅一回来，巷子也就没人敢欺负咱了。”二舅不象大舅，他遇事沉着冷静，能够看到事情的全过程，而大舅却只看到表面看不到深层次的东西。你比方，他打李翠仙一个耳光的事情，实际上，李翠仙只是一个幕前人物，你打她也许能给她一定的威慑，但是，能解决根本的问题吗？怕只能加深她对奶奶的仇恨。象我和奶奶目前这种情况，就如我们住的房子一样，是在夹缝中生存的：首先大环境和大气候对我们是不利的——这点，也许谁也改变不了！但是，如何使小环境小气候变得温和一些，至少张凤莲她们不再象以前那样与我们尖锐地对立了。这，也许就是一个策略的问题了。而这一点，我想二舅是可以做到的，所以我急切地盼望着他回来。
然而这个过程却是如此地漫长。眼看着天渐渐地冷了，六七年的日历也就要翻完，可是二舅的回归却杳无音信。二舅没有消息，街面上却不断有武斗的传闻。这一年来，古城的造反组织已分化为两大派别：一派是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一派是工人造反联合会，简称“工联”。这两个造反组织既不是信仰之争也不是争地盘，他们都标谤自己是造反，诬对方是保皇。虽然毛主席一再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可这两个工人组织却闹得不亦乐乎，从相互谩骂渐渐发展到了武斗。古城的东郊和西郊散布着一些兵工厂，里面的产品也很快被当作了武器，于是，武斗也就上升为真枪实弹的较量，不断传来有人被打死的消息。
奶奶一再地叮嘱我：“你千万不要到街上去，街上太乱，你就呆在院子里。”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活动的范围也相应在增大，这个院子已经不能容纳下我了。听说，西门城楼上就架着机关枪，西门盘道也被铁丝网堵了。奶奶说：“刘振华围城的时候就是这样。”因而，我的活动范围也只能是梆子井了。
而梆子井也相对地显得安静。这期间发生的变化，不过是一些新住户陆续地搬来，而老住户还呆在各自的院子里，新户和老户也能够相安无事地在这块天地间生存，外界的骚动似乎对梆子井影响并不大。但是孩子们之间却在默默地发生着变化——梆子井的孩子们竟然也演化成了两大帮派。一派是以三娃子为首的所谓的“正宗梆子井”派，一派是新住户天财领导的“外来户”派。天财来梆子井之前住在道北一带。那里本是一片贫民区，他们也是城市的边缘人。可是现在，你看，他们竟挤挤挪挪地挤进古城的腹地来了，挤进我们梆子井来了！这本就是我们所不能允许的，而他，竟还要在我们中间作“大”！你凭什么呢？我们在梆子井玩儿的时候你还在铁道边捡破烂呢！如今，才来了几天，就把自己姓什么叫什么全忘记了，就要对梆子井的孩子们发号施令。而要达到这一点，象他这种情况，必须在梆子井默默无闻地呆上一阵儿，然后视你的能力和资历一步步攀升到这个位置。这本是一个社会的通用法则，你天财也不能例外！
但是，他却带着那一帮外来户的孩子们在梆子井横行无忌。梆子井的孩子们如果单个出来，他们不是怒目相向就是拳脚相加，这无疑是日本鬼子到了中国！任何一个有正义感的梆子井人都不能容忍这种现象的发生，于是，我们也就自然地团结在了三娃子周围。三娃子能当我们的“王”，也并非我们的本意。三娃子在梆子井傲气日盛，随着他妈地位的显要，他在孩子们中的地位也不断上升。但是他妈在梆子井又是个什么形象呢？正如喜子所说：“他妈在巷子名声不好，让他当咱们的头，也不是咱的心愿。”然而，“大敌当前”，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况且三娃子根正苗红，正宗的工人阶级子弟。试想，如果让我这个资本家的外孙子当孩子的王，在对付外来的孩子们时我们的威力就会减少许多，这无疑是一个致命的弱点，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还真有点舍三娃子其谁也的形势，况且喜子又甘当“狗头军师”。喜子这个人鬼点子多，但是家里的成份也不是很好，小业主，他爸也不明不白地死了。因而在推选孩子王的时候，他主动让贤给了三娃子，“我不行，我光给咱出主意。”他说：“三娃子当咱的头没啥说的。”而像我这种“地富反坏”的子弟，也自然“没啥说的”。你凭什么竟选孩子王呢？“人贵有自知之明”，你家里是个什么情况，你自己心里最清楚，能让你当个走卒已经不错了。就这样，三娃子既有他妈的权势作靠山，又有喜子这样的人摇鹅毛扇子，还有一群老户的孩子作走卒，一时间竟和天财领导的那些外来户们分庭抗礼，形成了两大营垒！
梆子井的孩子自从有了三娃子这杆大旗，就像一盘散沙有了磁石、漫流的水入了河道一般有了凝聚力。我们紧紧地团结在三娃子周围，天财他们再也不敢小瞧我们了，那种动辄动手的现象绝迹了，甚至连侮辱我们人格的话也听不到了，两大营垒渐渐地趋于了平衡。
与此同时，社会上那两个工人组织也势均力敌。“工总司”的势力范围主要在东郊，“工联”则控制着西郊一带。那些大规模的械斗都发生在郊外，而四门内的市区却成了一个真空地带。他们都在各自的“领地”内高喊：“你们要保皇，我们却要将造反进行到底！”究竟谁保皇谁造反，就是包青天活转来也未必能分清！
我固然不敢去郊外，但有时也上街看看。这天，我来到西大街，发现“工总司”和“工联”的人正对峙着。“工总司”的人站在东边，个个拿着棍棒，戴着头盔，还有一个精心制作的盾牌。盾牌很大，从正面看，几乎看不到人，盾牌下却露出了棍棒——全是铁的！这种场面颇像古代战场的阵势，这两天我正看《三国演义》，一下子兴趣大增，站在路边袖手旁观了起来。不一会儿，汽水和啤酒瓶子就飞了过来，乒乒乓乓地砸在了盾牌上。“工总司”的人手持盾牌，两条腿坚定不移地前进，嘴里喊着：“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誓死和保皇的工联血战到底！”因而瓶子真正砸到的并不是他们，而是我们这些看热闹的人。小孩儿的头被砸破了，哇哇乱叫，妇女抱着孩子惊慌地穿过大街小巷。商店的橱窗被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