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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在发烧，伤口有些流脓了。”刘铁石接到。
“我去弄些药！”张相龙说道。
“不行，太危险了！”床上的张瑞麟虚弱的拒绝道。
“这事你别操心了，交给我吧，铁石，你照顾好老张！”张相龙斩钉截铁的说完后，大步离开了屋子，回到了自己的地窝棚，从床头拿出毛瑟手枪和仅剩的12发子弹，紧紧握了握手枪柄，别在了裤腰带上，出了门。
1941年冬以后，倭寇在东三省实施“铁臂合拢、篦梳森林”政策，东北抗联的生存环境急剧恶化，遭到前所未有的困难。1942年，考虑到整个抗战形式，东北抗联大部队撤退到苏联整修后，黑龙江全省只剩下50多名抗联战士分成5个小分队坚持战斗。张相龙所在分队就是5个小分队之一，现在只剩下了8、9个人。
由于敌人封锁严密，他们和地方党组织失去联系，没有支援，没有粮食，没有兵源，一年四季生活在深山老林里。春天，一种叫草爬子的昆虫成了天敌，这种昆虫传播森林脑炎，落到人身上就钻进肉里吮吸血液，发现后往外拽时，头就留在肉里，痛痒十几天，有的战友因此中毒死去；夏天，各种蚊虫咬得痛痒难忍，身上挠得溃疡发炎；东北漫长的冬天更可怕。去年他们在烟筒砬子一带打游击时，正值大雪封山，没有吃和住，仅有的马也杀了不少，后来又吃皮带和皮鞋。最后实在没吃的，就吃草根和衣服里的棉花，吃下去也消化不了。到了1943年春，张相龙所在游击分队，又在一次游击作战中与伪军发生交火，张瑞麟被子弹击穿右大腿，后来发生局部感染，开始连续多日发高烧。
辑安城，一个边陲小镇，人口不多，一条大街显得冷冷清清，倭寇的守备队驻在镇东头，邵本良的伪军驻在镇西头，街上仅有的一个小药店的药品基本上都被他们控制着，凡是治疗红伤用的碘酒、红药水，沙布、胶布等都得上帐，每天不能售出他们限制的数字，如发现有可疑人，必须得报告警备队，除了这些而外，警备队还经常到这里盯稍，到这里买药根本就是虎口拔牙，但为了张瑞麟尽快地治好伤，张相龙决定拼一把。
张相龙肩上扛着一根担柴扁担，上面搭着绳索，腰里还别了一把斧头，一个地地道道山里人的打扮，来到小药铺：“掌柜的，我兄弟前天上山打柴，摔伤了腿，我来买点药，”说着就把药方递了上去。
“药每样只卖三颗，沙布只卖一卷，共是壹元陆角整！”
“掌柜的，求求你，我们山里人下来一趟不容易！”
“不行呀，卖给你多啦，那些人查问起来，我也没法交待！”
张相龙只好付了款拿着药，他刚走到门口，突然走进一个人来，只见他满脸胡子上架着一付黑墨镜，头戴礼帽，身穿长袍，手里拿着一把折叠扇子，他紧紧地盯着张相龙，张相龙一见，赶紧溜出大门口，急急忙忙出了城，钻进了一片高梁地，很快，进城里那条道上六个鬼头鬼脑的便衣尾随而来。张相龙拼命想摆脱那六个人，但是多年来的伤病和营养不良，造成他的体力严重不足，近乎枯竭。
终于在僵持躲猫猫近一个小时后，张相龙怕他们的目的是顺藤摸瓜，找到自己部队的所在地。在一座山腰和他们交上了火，11发子弹很快消耗一空，打死对方一人，打伤一人，其他人正向其合围过来，张相龙正在想把最后一枚子弹当做光荣弹的时候，只听见周围几声惨叫，那四个便衣和倒在地上的那个身前先后爆出一朵朵耀眼的血花，然后再也没有了动静。
“你好！”
身后突然传来声音，让张相龙本能的举起枪，快速的向身后瞄去。只见身后站着一个穿着花绿色军装的男子，很年轻，大约20多岁。
“你是谁？”
“我叫赵刚（王凡起的化名，李云龙的政委，嘿嘿！），我看那几个二鬼子在朝你射击，所以帮助你消灭了他们，请问你是？”
“我是附近刘山爷的手下张德彪。”害怕上敌人苦肉计的张相龙，顺嘴编出了瞎话。
“你好，你年长一些，我就叫您一声张兄，二鬼子已经被我消灭了，我也要告辞了，我看你身上有些小伤，这里有些西药和吃的你带着。”说着，王凡把身后背着的小包拿了过来。“这里有个小药箱，里面有三种西药，两种内服，一种外用药膏，对于外伤引起的感染和发烧有特效，另外还有一些酱肉等补给品，你一块拿着！”
“老弟，你这是什么意思？”面对王凡的好意，张相龙有些捉摸不透，一个萍水相逢的人为什么会对他这么好，谨慎的问道。
“张兄放心，我没别的意思，这年头敢跟二鬼子干仗的人不多了，冲这点我佩服你，给！”说着，王凡把小背包放到了张相龙的脚附近，然后说道：“那几个二鬼子汉奸身上应该有些现金和手枪子弹，别忘了拿，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我们有缘再见！”说完，王凡就一转身，向着树林深处走去。
看着王凡的后背直接冲着自己，张相龙有些发愣，但是东北严酷的现实让他否决了带这个不知底细的人回到小分队据点的念头。直到王凡的身影消失后，张相龙又隐藏在附近大树营造的阴影中，直到二十多分钟后，确定没有其他异常，他才快速捡起小背包，检查没有危险物品后，又向几名二鬼子跑去，将他们身上的手枪、子弹、金钱和衣服背包等能拿的都扒下来背好，然后迅速消失在绿林中，额外绕了另外一个大圈子，才回到了路洞山腰上低小的地窝棚子。
“你为什么不跟他回小分队的驻地”雅迪蔚蓝问道。
“对于第一次见面的两人来说，过分热情更容易怀疑，现在他有了我给的一些药品和补给品，受伤的战友恢复的可能性更大一些，这就够了，虽然我猜测他可能就是东北抗联的留守战士，想再帮助他们一些，但是历史上，也就是今年，苏联东北抗联的主力部队会派人联系他们，然后顺利的安全撤出东北，一直等到45年大反攻的才回来，他们已经在东北坚持了12年了（从1931年开始计算），历史上像他们这样倒下的无名英雄已经够多的了；该让他们好好休息休息了！”
第三十九章 北京？北平？
在后世，炎黄共和国的首都北京，是炎黄共和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是世界著名的古都和现代国际城市。与西安、洛阳、南京并称炎黄国“四大古都”，拥有6项世界遗产，具有重要的国际影响力。但是在目标位面的1943年，一身粗布褂子装扮的王凡站在路边，看着原来只存在于书本上的城门不禁有些迷茫，现在该怎么称呼这座城市？北京，还是北平？
炎黄民国十七年（1928年）炎黄革命军北伐攻克京都后，1928年6月21日秃头党中央政治会议第145次会议决定，“京都”于6月28日更名为“北平”，并设北平特别市，炎黄民国十七年（1928年）10月起，河北省政府驻此。炎黄民国十九年（1930年）6月，根据新颁布的《市组织法》，省会所在地必须为省辖市。由此，该市降格为河北省省辖市，直隶河北省政府。同年10月，河北省政府迁驻天津市。11月再次复升为院辖市，称北平市政府，直隶于行政院。直到炎黄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倭寇军队占领北平，随后改称“北京市”。
“算了，还是叫北平吧，要不显得我好像随了倭寇的意思似的。”王凡吐了口气，自言自语到。
“你到这里来，想干什么？”雅迪蔚蓝的声音在王凡的脑海中响起。
“很好奇，43年的北平究竟是个啥样子，老北平，四合院，大栅栏，琉璃厂，老京戏，地摊相声，正统庙会等等这些后世被艺术家演绎的很有嚼头的名词，让我对这座城市有股难言的亲近与好奇！”
不过，陆续出现在王凡眼中的场景，让他彻底没有了探幽访奇的心情。按一般道理，在倭寇占领的沦陷区内，北平作为重要的城市，相对来说，生活水平应该还是比较好，生活物资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即使这样，北平普通百姓的生活仍然挣扎在温饱和饥饿线上，后世有一本《北平日记》中比较详细琐碎的记录了生活的艰难：
在1940年2月21日，其记载到：近来自阴历年以后，物价飞涨不已，白糖迄今已一元八分一斤，比肉还贵，肉有行无市，有钱买不着肉，豆腐四分一块，昨买三块豆付，两把菠菜代价二毛，大米一百廿八元一石，次米三毛七八一斤，还没处买，面一元八一斤，其余无不奇，即不知以后如何生活也！言来不胜浩叹，见面时人人皆为过日子问题暗暗切齿发愁不已。下午小刘来小坐即去，下午买米一百廿三斤，代价四十四元七毛，合三毛六分一斤，从前亦只一毛余，三元一袋之白面，今涨至七倍，而闻昆明一袋面售四十元，真为前所末有之现象也。归来告黄家买米处，明日她们亦去买米，由斌出马！
1940年还是倭寇占有战争战略优势的时候，北平的普通百姓生活尚且如此，到了1941年5月15日《北平日记》中则写到：回家来又与娘等谈及家务，不觉一想起来便愁烦之至，本来每月六七十元，在此时生活程度如此之高，只够苦过的，零七八碎的用项，一切米面房租等皆无着落，食衣住为三项大宗，皆无办法，而又无额外进项，每月非典当即卖物，以维家计，每月不足用，精神实极烦苦，而家无恒产，又值此时局又有何妙法？！至佳之法为发二笔横财，买马票，买奖券皆无把握、碰运气之事！除非现在我便去谋事，但是只差一年就毕业，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我的成绩同心绪大受影响，要好真难也，恨我不幸，遇此时艰！恨我年幼，负此重担！
而到了1943年，在炎黄呈现战略相持状态的时候，倭寇军进攻动能已经受挫，况且太平洋战场也节节败退，造成倭寇国内和占领区均出现物资不足的局面，为了保证军队第一优先级，倭寇国内第二优先级的地位，倭寇自然需要从占领区抽调更多的物资，因而导致对整个炎黄共和国华北地区，倭寇实行的是战略性掠夺策略，使得许多商品，达到了有价无市的状态。不要说粮食药品，即使小小的火柴都快买不到了，那是因为火柴头上的磷，大部分都拿去支援“圣战”了。
那么，那些在倭寇伪军供职的，为生计出卖自己灵魂的人如何呢，在倭寇管辖的《华北新报》上曾登出《小公务员的生活》、《请为公务人员着想》等长篇文章：以一个中等科员来说，再过一年，也就是在1944年上半年，他一个月加上补贴可以拿到240元。但当时的房租均价是30元到40元，一尺布要10余元，一袋面则要200余元。一个科员的收人不要说养家，连自己的最低生存都成了问题。比较1939年的统计数字，科员的工资名义上涨了近一倍，但同时粮食涨了30多倍，布匹涨了100多倍，房租涨的较少，也有5倍左右。到了1944年，一个科长想召集自己的科员开会，往往要去街角路边寻找，因为他们的科员，都去街上拉洋车补贴家用了。但是倭寇自然不会与“贱民”同甘共苦，他们对待自己是宽松优惠，取精用宏，养尊处优。不要说人，即使是军马也要用粮食喂养。那些军马吃豆类的作物消化不了，粪便中还有没有消化的豆子，附近饿极了的饥民就将其拣出来充饥（这就是所谓倭寇造就的大东ya共荣圈！！）。
至于老百姓吃什么？当然是“共和面”了，所谓的共和面，就是三四十种猫不闻狗不舔的废物混合成的东西。据后世存世的老人们回忆，这种混合面的成分在倭寇统治时期也并不固定。年景好的时候，里面多数是陈康烂谷和一些谷壳麦秆之类的东西。如果年景不好，以上的东西都属奢求，更多的掺进了碎石子、沙粒、虫子甚至煤渣。曾在鹤年堂学徒的傅留城老人回忆：“老百姓开始忍受不了“共和面”，就提着口袋到处找卖粮的地方，不过粮店就是不卖，因为倭寇人已经下了封粮的死命令。没办法，后来老百姓连用来喂猪的白薯干、豆饼之类的东西都抢着买。再到后来干脆连共和面也不易得到了，一旦买到，不得不强忍着咽下了。”共和面的口感是可想而知的，更要命的是这种东西既没有营养，而且容易引起腹泻或者便秘，对于抵抗力弱的老人和孩子无异于一道催命符。到了战争后期，倭寇人对于粮食的管控更加严格，动不动就封铺抢店。即使是共和面也成了“香悖悖”，因此城市中竟然衍生出了一些小贩，他们清早起来，悄悄地走街串巷，收购上来一些共和面，再赶出城外，卖给关厢的困苦百姓，从中赚取一点利润。那时的北平老百姓，即使想吃到一些猪狗都不肯食用的共和面，都要如此偷偷摸摸。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解放后，在老舍先生的名篇《四世同堂》中：祁家最小的生命妞妞最后就是因为吃杂质过多的共和面，里面的沙子、谷壳卡在阑尾处，引起了急性阑尾炎。她肚子里阵阵绞痛，浑身缩成一团，浑身直冒冷汗，旧裤子，小褂子都湿透了，在受尽了人间苦难以后，离开了人世。
这就是出现在王凡眼中的，曾经是天子脚下的京城，而今变成了一座彻彻底底的萧条贫民窟的北平都城。
“雅迪，这里真的是北平吗？”
“从地理位置上讲，是没问题的！”
“那为什么会如此破落？”
“和70年以后去比较，自然显得破旧。如果再往前看100年，也许你们地球后世认为杂乱差的黑煤窑等工厂，在前清就是先进的工业区了，代表了兴盛与国力。”
看着城边密密麻麻的乞讨者，城内脏乱的街道，虽然知道倭寇军队和头领住的地方肯定环境好，但是王凡却再也提不起来去探幽寻古的兴趣。
“我们总是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总是给予外来客最好的待遇，结果换来的是什么？战争、屈辱、杀戮、嘲笑！总是宽外人而严内民！”王凡自问自答的说道。
“你想表达什么意思？”
“没什么，只是突然间想明白，想开了，我一直是以一个外来客来参与这个世界发展进程的，总是带着优越感！总是觉得自己只要武装了炎黄红党的军队，打败倭寇，恢复沦陷区就可以了，自己可以全程观看而不用参与，总是觉得炎黄百姓需要一场铁与血的战争，唤醒自身的血腥与骨气。为此必要的牺牲是可以忍受的。现在看到这些真真切切的路有冻死骨让我明白了，我需要自己做点什么，并且我拥有这个能力，不是吗，陈力就列，不能者止！雅迪，帮我查查戒指里面还有多少粮食和航空炸弹！”
第二天的北平，太阳照样是那样升起，北平远远近近的贫困百姓照例起床，为了生计准备继续奔波劳碌，但是另他们感到惊讶的是，无论是住在窝棚的，还是无家可归的，每个人的身边或多或少都出现了馒头、窝头、榨菜、大米，白面。甚至某些刚刚生产完毕的孕妇，受伤的工人，饥饿的小孩处还出现了火腿，鸡肉，鸭蛋等早已难觅的美餐。每个人分得的量都不多，都只够饱饱的吃上一两顿（北平当时有160~170万人，王凡剩下的物资已经不太多，而且给的多了，最后也会被倭寇抢走）。
北平早上家家有饱饭吃的异象本应引起倭寇的重大关注，但是当他们刚刚断断续续的收到一些报案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高空轰炸席卷了这个北平地区，各个倭寇或军队或政府的集中地区，都遭到了大量航空炸弹的轰炸，整个北平驻军损失惨重，因而所有注意力都放到防御轰炸上了。也就放过了奇异粮食事件，虽然在百姓中广为流传，但是粮食只有一两顿的情况下，那些证据早都被一张张嘴巴消灭掉了，因而绝大多数倭寇认为只不过是以讹传讹罢了。当然还有一件被他们忽略的事情，那就是紫禁城内许多建筑物都在轰炸中毁坏了，只留下了烧焦的木头，而没有人特别注意到，许多建筑物的底层基座有薄薄一层也随着建筑物整体消失了。
第四十章 晋冀鲁豫大轰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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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炎黄共和国的沦陷区内，晋冀鲁豫地区已经被倭寇的铁蹄蹂躏了整整5年，随着1942年百团大战和几次扫荡战役的不圆满结果，倭寇炎黄派遣军和大本营高层已经意识到红党军队的威胁，尤其是倭寇炎黄派遣军的高层，更是深切体会到红党军队如鲠在喉的难受与威胁，因而要求下辖各方面军和师团，认真分析总结红党军队战法，减少其对占领区的危害和破坏程度。
4月初，倭寇炎黄派遣军主力之一的华北方面军军部，一间样式老旧但是却打扫的比较干净的前清住宅，四周黄白色的墙壁，粗壮深褐色的实木房梁，几条弯曲延绵的电线缠绕在其上面，吊挂着几个灯泡，用后世的眼光评判，一点美感都靠不上，但在1943年的炎黄大陆，通上电的屋子也算是比较时髦的了。屋子中间放着一个大比例沙盘，长大约5米，宽大约3米，上面密密麻麻的插放着倭寇的膏药旗和秃头党的青天白日旗等标志，除此之外，还配有微缩的炮楼、铁丝网、土城墙等标识物，将敌我双方防区、地形、河流、分布等以直观的形式表现出来，让人一目了然。
沙盘前面正对着屋子的木质大门，左右两边站着一圈倭寇陆军的高级军官、参谋人员，所有人身着一水的黄色土鳖军装，再配上几人中特意留的小胡子，超级难看。沙盘后面则放着一把细条长凳，有些秃顶的岗村宁次带着布帽，左手拿着烟坐在凳子中间，双眼微微眯着，仔细盯着沙盘沉思不语。对于岗村宁次这个人，后世的彭总对他的评价很高，彭总说他：“冈村这个家伙，是很厉害的一个人，他有许多地方也值得我们学习的。山田医生告诉我，他是倭寇三杰之一（合区川、东条），要注意他，这使我得了些益处。冈村有很多本事，能实事求是，细致周密。每次进攻，他都要调查半年之久，做准备工作。没有内线发动配合‘维持’，他不进行‘蚕食’。他不出风头，不多讲话，不粗暴，你从他的讲话里看不出他的动向来。他经常广泛的收集我们的东西，研究我们的东西。他是朝鲜、东北的副参谋长，老练得很，是历来华北驻屯军6个司令官里最厉害的一个。”
当然，现在的岗村根本不知道后世炎黄共和国的国防部长会对他有如此高的评价。现在他更关心的是如何解决1943年倭寇陆军，特别是他的华北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