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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志书上的说法，石花街的盛名是因为其悠久的历史和特殊的地理位置。用历史的眼光看，这种说法当然不无道理。在公路和铁路没有出现以前，石花是通往山、陕、川和宁夏、内蒙古驿道的咽喉重镇——由西往东，出了石花就将进入美丽富饶的江汉平原，东瞰吴越，沃野千里；由东往西，过了石花镇便进入连绵的崇山峻岭，西望秦巴，莽莽苍苍。漫长的汉唐时期，无论对于西京长安还是东都洛阳，石花古镇都是战略要冲和物资集散中转中心。而宗教因素更不可忽视，石花西北不远处即是道教圣地武当山，石花往西北的路因此被称作“神路”。对于远道朝拜祖师爷的信徒们，石花是他们最后的驿站，朝拜前夕正好在这里歇上一晚，洗掉疲乏，备足香火，以饱满的精神和良好的心境去攀登金顶。
石花之所以有名，还因为古镇充满了各种足以吸引各色人等的神奇传说。如龙王的四太子受命下凡布雨救旱被女妖所惑误了玉帝使命，被罚到石溪一带降雨安民，鲁班为石溪镇的戏楼砍楗栓，东汉光武帝刘秀被王莽追杀逃至石溪被深潭所阻，策神马飞跃深潭侥幸脱险……印证这些传说的确有不少实物，如印证龙王四太子的有石花酒厂仍存在的双泉井遗址、印证鲁班传说的有文革才被拆掉的古戏楼等等。
不过流传最广的还是石花镇的街名，而且有好几种版本。通常的说法是：石花原本名为石溪，因流经街边的石溪河而得名。河上的那座石桥比老街历史更为古老，古老得每一根桥柱都有着自己的典故。那座古石桥宽一弓，长三弓，通体青石结构，两侧雕有二龙戏珠等多种图案，每根栏柱顶端雕有荷叶莲花，工艺考究，栩栩如生。每逢夏汛水没桥面时，桥栏上的莲花便如荷塘中的真莲一般令世人称奇。人们遂将街名石溪改为石花。又一说法是，青石桥年代久远，生出仙气，栏柱顶端的雕花见太阳就放出耀眼的光芒，如宝石一般灿烂。更有一种说法是：桥中一根栏柱最为神奇，晴日正午，贴脸透过石莲仰望天空，可见一轮满月如金盆，满天繁星灿烂……
无论哪种说法，都在共同印证古镇曾出现过“宝石开花”的奇观，石花镇名由此远播四方。
相对于正史，传说只是给古镇增加了神秘色彩，而石花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本身就久远得令人咋舌。史载战国时期楚国伐庸，秦末楚霸王项羽率大军讨伐刘邦，战车铁骑都曾从这座桥上隆隆开过；站在今天仍为咽喉要道的石花大桥上，遥想当年“车辚辚、马啸啸”的景象，仍令人壮怀不已！
‘此处竞跨竹叶，何须遥指杏花‘
清代诗人欧阳常伯进京城赶考路过石花街，品尝石花酒之后诗兴大发，顺手题写了“此处竞跨竹叶，何须遥指杏花”的佳句。以“竹叶青”和“杏花村”作为石花酒的参照，实际上也为石花酒确立了中国名酒的地位。
史书记载，酿酒业最盛时，石花街和贵州省的茅台镇一样，石溪河沿岸的老街酒坊一家挨一家，当时的行人走在青石板铺就的窄窄的街心里，看到的全是迎风招展的酒旗，路人一走进石花地界就会闻到香气四溢的酒气。据说当时来石花镇的客商没有不醉的，会喝酒的喝醉了，不会喝酒的闻也闻醉了。传说当年楚霸王项羽追击刘邦路经石花街时，因为贪恋石花的美酒竟不顾范增苦劝，下令屯军石花街休整一天，让军士们饮酒解乏，自己则携了虞姬到酒坊作彻夜痛饮，并乘酒意即兴作歌，抒发他“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豪情。霸王为石花老街留下了英雄美酒的浪漫故事，却贻误了追歼刘邦的最好战机。从史学的角度看，镇志记载的霸王醉酒石花街的事因年代久远而无法考证其具体时间，但后来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与张献忠在此会师，并以石花酒歃血结盟确是真实记载在县志和镇志上的，这是明崇祯13年的事，当时李自成陕西受挫，只带轻骑10数人来谷城，另一支义军领袖张献忠对闯王仰慕已久，设盛宴为闯王洗尘，席上喝的就是今天的石花大曲。在姚雪垠的小说《李自成》里对这次“双雄会”盛宴描写得较为生动详尽。
英雄自古常与美女和美酒相伴，美酒和美女也常常影响历史对英雄评价的毁誉，而石花街却因为这些与美酒相关的故事凭添了无穷的魅力。
石花酒酿造历史
客观的说，无论石花街酿酒历史多么悠久，酒的品质多么优良，石花酒尚未形成真正的“石花”概念。在此前的各种文史记载中，对石花酒的称谓一直无定名。如史书记载楚庄王当政时，石花酒曾被选作贡酒，但当时的石花酒还是被称为“石溪双泉”。谷城县志和镇志均记载了楚庄王赞誉石花酒的诗文，诗曰：“双泉液兮琼浆，醇芳袭兮甘柔，玉斛倾兮寿康，祈国兴兮民强。”西楚霸王项羽、明末义军领袖李自成在石花街作英雄豪饮，亦未明确概定其酒名。真正让石花酒形成风格和品牌的还是清末一位黄姓江西商人，这位黄公富有传奇性的经历又为石花酿酒历史增添了色彩。
这位黄公从江西随父亲辗转到石花街主要以经营山货为生，经常从水路往返汉口和石花之间。一日，黄公又到汉口送货，一天劳累之后天色将黑，路过一家汤圆店门口时被香甜扑鼻的汤圆吸引，再也挪不动脚步，便歇了担子蹲在汤圆店门前喘气，汤圆店主便极力怂恿吃一碗汤圆。早已饥肠辘辘的黄公面对香味四溢的汤圆心里是七上八下，有心吃一碗，却舍不得腰里好不容易才攒起来的一锭银子，在又冷又饿的情势下，经店主的再三劝说，终抵不住满锅鲜美汤圆的诱惑，决定吃上一碗。付钱时拿出那唯一的一锭银子，小本生意的店家却找不起钱。这时，汉口街上已有卖彩票的，店老板就怂恿黄公也去买一张彩票，说是让他去碰碰运气，其实是要他把银子换开。老实巴脚的黄公就真的去买了一张他根本不知是何物的彩票，没想到就是这张彩票竟从此改变了货郎黄公的命运——他在不经意间买的那张彩票竟中了头奖！在兑奖时，卖彩票的老板不想付现银，就用一船积压的盐抵了货郎黄公的奖金，为人厚道的黄公经不住人家好言好语，心想也是意外之财，也就接下了这船盐。那知，船一出汉口只有一日，就爆发了军阀之间的战争，市面上盐就开始上涨，价钱一天一个样的往上窜，等黄公千辛万苦把盐运到石花街，一船盐竟变成了三船盐的价钱。
挑了多年货郎担未能发家的黄公由此感叹：刻意求财财不至，发家全在无意间。这种人生转折使黄公从中悟出一个看似简单、实际却蕴含着中国古典哲学的一种经营之道：凡事不以赢利为目的反能赚钱，处心积虑求财者最终却为钱所伤。在这种经营理念的支配下，这个江西来的外乡人以诚信公正为本，用一种顺其自然的方式实实在在地做着生意，收山货、收毛皮，把毛皮、山货运到汉口，再把盐、布匹和日用杂品运回石花街，那时的石花街幅射房陵州、均州及陕西安康一带，货物吞吐量极大，没几年黄公就在石花街成为家产万贯的富商。
钱多了，黄公就想到扩大经营范围。当他看到石花满街的小酒坊和当时正在蓬勃兴起的酿酒业，便用经商积累的银子将建在“双泉井”上的大酒坊买了下来，然后遍访天下名酒槽坊，从山西杏花村请来清香型酿酒师傅大刘和二刘。将当地小酒坊简单酿造工艺加以改进，将原来的双泉井口扩大，用青石条砌成井台，建成了马拉式自动翻水井，并确定将高粱作为蒸馏主要糁料、将大麦豌豆作为制曲主料；摸索出了地缸深池发酵、地窖低温贮存等一系列规范的酿造技术，探索出贮藏期决定酒的质感口感和营养的原理，使白酒酿制技术日臻完善。
独特的工艺、稳定的质量很快使黄家的白酒声誉鹊起，赢得了稳定的市场消费群体。善于经营之道的黄公那时就有了品牌意识，为了让消费者记住自己的酒，便按照当时的时尚为酒坊起了字号“黄公顺酒馆”。几年下来，“黄公顺酒馆”字号在市场响了起来，像当时的“杨柳青年画”一样随同自己的产品驰名全国各大商埠，黄公也趁势扩大生产规模。由于资金雄厚，便将酒的贮存期无限延长，由三年到五年，由五年到十年、上好的极品酒贮存期达到二三十年。这些百陈年老酒除了少数达官贵人买了往京师进贡以外普通百姓少有人问津，但却给黄公顺酒馆创下了牌子，使其酒逐渐形成垄断之势。满街的小酒坊则渐渐失去了客户，一家家先后关门歇业。黄公顺虽未明确界定酒名为“石花”，却在包装简陋的酒缸酒桶上全部打上“产地石花街”印记，最终实现天下归一统，石花酒品牌尽归黄公顺所有。今日人们印象中的“石花”酒品牌实际上是黄公顺品牌的延续和变异，公正地说，今天石花酒品牌仍是当年黄公顺酒的余韵，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这位江西来的黄公带来了经商办工业的新观念。当时，江浙和广东人在商界远没有今天这样风光，而山西、陕西、江西等地商人则已在各地建立行帮性质的会馆。这位江西黄公不仅做大了石花街的酒业，而且带起了石花街的经商意识，这就是今天石花镇工业为何在襄樊几大名镇中出类拔萃的潜在原因。笔者作过一个调查，目前石花工业的几大巨头——全国著名的骆驼蓄电池集团总经理刘国本、全省纺织集团效益最好的石纺集团总经理安明等企业家都与黄氏家族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黄氏家族不仅是石花酒业的创立者，也是石花工业的奠基人。
随着岁月流逝，人世几经沧桑，创办黄公顺酒业的黄公早已作古，黄公顺酒馆旧址也在石花酒厂扩建时被毁，那眼马拉的泉水井也被填平。但在石花镇，黄公顺酒业的影响仍深深镌刻在古镇居民们心中。在石花街老居民们心目中，今天的石花酒就是黄公顺酒。这不仅是因为石花酒厂就建在黄公顺酒馆的旧址上，也不仅是因为黄家的后人一直在石花酒厂关键技术岗位上工作，今天的石花酒曲配方仍是当年的黄公顺酒馆的老秘方，更多的是古镇人对本镇工业创始人黄公的一种怀念和一种对历史品牌的珍视。
石花酒之新
人有时是很固执的，改变观念很难。石花酒在襄樊消费者心目中形成的“清香型，不合口味”概念根深蒂固。怎样打破这一层坚冰呢？
曹远亮、王进明都有很深的的石花情结，都有很浓的“清香型”情结。他们感觉清香型白酒是最合口味的，是最好的酒；观之清流澈透明，闻之清香四溢，饮之绵如情丝。但是为了满足“上帝”的需求，照顾“上帝”的感受，他们也只能忍痛割爱，天天品尝起浓香型石花酒。这一品不打紧，品出了新感觉，而且对浓香型石花酒上了瘾。浓香型酒的优点，就是入口比较容易，绵甜爽口。高级评酒师对三品、五品、七品石花酒的评价是：窑香优雅、绵甜爽净、柔和协调、尾净香长。
根据曹远亮、王进明的亲身感受和市场一线反馈的消费者感觉，金犁公司确定浓香型石花酒上市初期的宣传主题是“新石花，新感觉”。辅助宣传语是“十足襄樊味，百年石花情”。和“襄江水甜，石花酒好”。石花酒同消费者新一轮的沟通拉开了帷幕。一夜之间，襄江超市320平方米的巨型户外广告牌、200辆公交车贴的宣传内容由“襄樊极品酒，石花霸王醉”变成“新石花，新感觉”。襄江超市巨型广告左边还配上简明的石花酒发展史，右边也配上“石花酒品歌”。别具一格的形式和十分丰富的内涵吸引了南来北往的车辆和行人。有很多市民驻足耐心阅读详尽的内容。为了增加信息传播的覆盖率，石酒决定，电视广告、广播广告和报纸软文一齐上，配合户外广告，达到有效沟通。报纸软文可以起到同消费者深度沟通的作用，可以把“新石花，新感觉”讲通讲透，让消费者清楚地认识到，为什么会有“十足襄樊味，百年石花情”的体验。
当然，最有效的沟通还是和消费者贴近的公关活动。四场“新石花之夜中秋晚会”分别在人民广场和南湖广场举办，观众如潮，听众更是数以十万计，襄樊人民广播电视台文艺台四场全程现场直播。白天两个广场彩旗飞扬、巨幅抢眼，四个红色的巨型灯笼更是引人注目。“新石花，新感觉”“襄江水甜，石花酒好”在襄江两岸传颂。晚会精彩纷呈，文艺节目中间有奖问答激起了观众的热情，在娱乐中参与，在参与中体验，体验石酒业的真情厚意。
襄樊市区辅助以“大头菜、金鳄烟、十花酒”二汽辅助以“东风车，十花酒”作为宣传主题。通过《襄樊日报》、〈襄樊晚报〉和〈东风汽车报〉，将“新石花之夜中秋晚会”的盛况告之广大市民。新石花酒，让市民喝起来！
霸王石花酒
石花酒厂新领导人这种悲壮感动了县委书记刘立勇。当曹远亮把石花酒厂库存20多年陈酿的老酒库打开，请市县委领导给他们的“当家酒”命名定价时，刘立勇由曹远亮破釜沉舟的勇气一下联想到了与石花酒有着不解之缘的楚霸王项羽，灵机一动说“我看就叫霸王醉吧！”中共襄樊市委书记阮成发同志尝过“霸王醉”后，连声赞叹说：“好酒！品质绝对在茅台、五粮液之上！”建议将“霸王醉”的定位在“襄樊极品酒”的档次。
曹远亮受到了极大的鼓舞，管过多年生产的曹远亮对石花酒厂的“老家底”信心十足。这种酒是石花酒厂的看家的“镇山之宝”，它在用料上十分考究，精选东北特优高粱，取水用的是厂里那股千年老泉“双泉井”之水，经高温润糁堆积、传统地缸二次发酵，由特级酿酒技师手工精选，在放酒时掐头去尾，每甄酒只选一小壶，100斤高梁只能选取1斤！然后密封窖藏。戏剧中常说的所谓皇上为有功之臣赏赐“御酒”，便是指的这种酒。这是几代人积攒下的原酒之父、基酒之王，真正的酒之精华、堪称石花酒魂、人间极品！
这种酒，一般只用来给新出的清酒加香加厚，从未舍得作为商品投放市场。这是从黄公顺开馆就开始形成的规矩，攒这种酒就是攒家当，在物价不稳定的年代，这种酒是可以跟金条和银元一样保值的。谁要是想把这种原汁酒拿出来卖，马上就会遭到严厉斥责：“要把老祖宗的根基吃了不成？”黄公顺时期的习惯作为一种文化保留了下来。按照黄家的规矩，不到遇到大灾大难，这种酒是断不可动用的。
曹远亮这次破了规矩，他在心里祭拜石花酒厂的各位前辈，“前辈们原谅吧，我曹远亮本不是败家之子，无奈厂子到了今天的地步，我是万般无奈之下才动用‘老底’的，唯有这样，石花酒才能重塑金身，再放光芒！”
中国白酒专业协会副会长、国家评酒委员会专家组专家、中国著名白酒专家高景炎教授，在中国白酒界被尊为“北高”，高老在前一天晚上饮用3两石花霸王醉后，第二天评价说：“石花霸王醉清香纯正，细腻，香气郁人，香而不厌，完全是自然发酵的香气，没有任何人为添加因素；石花霸王醉酒体醇厚、丰满，酒度虽高达70度，在全国少见，但度高而不腻，饮后口不干、头不疼，号称‘襄樊极品酒’名副其实”。
职称为正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的陶家驰，是中国白酒专业协会技术顾问组专家、国家白酒特聘评酒专家、中国著名白酒专家，在中国白酒界号称“南陶”，陶老先生品尝了“霸王醉”后评价说，“‘霸王醉’度数虽然达到70度，却没有常见高档酒的那种火爆、辛辣，而是一种绵软、圆润、回味悠长，如同一首美妙的歌听罢许久仍有余韵绕梁之感，闻着如同俄罗斯的‘伏特加’一般醇香诱人，入口后却像法兰西的百年窖藏‘路易’系列那样醇厚绵长，饮后满口余香”。
漫长的封藏期使其成本昂贵而且存量非常少，上市时，霸王醉最终定价每瓶518元。
中华香烟
“中华”牌卷烟自1951年诞生至今已走过了50年发展的历程，五十年来，“中华”烟以其独特的品味和魅力征服了消费者，赢得了中国第一品牌——国烟的美誉。今天作为唯一荣获国家质量金质奖的中华烟，其间倾注了几代上海烟草人的心血和奉献，为此，原全国总工会主席倪志福深情地为中华烟五十年纪念活动题词：“五十年发展之路，半世纪中华情缘”表达了上海烟草职工的共同心声。当年参与中华烟开发和生产管理的老一辈烟草人回忆起创品牌的难忘历程无不心潮澎湃、关爱倍至。这里我们特将《上海烟业报》陆续刊发的部分文章摘录汇总，以飨读者。让我们更全面了解“中华”，热爱“中华”，进一步精心培育“中华”，为上海烟草再创辉煌作出新的贡献。
中华烟的诞生
解决前，卷烟市场份额大部分被颐中（英美）占领，高级卷烟就是“白锡包”。新中国诞生后，生产自己最好的卷烟品牌这件事也就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海作为卷烟工业的发祥地，自然要担当起这一责任。
解放后，上海市军管会接受了国民政府的中华烟草公司。根据上级要求，我们承担了生产“最好卷烟品牌”的任务。1950年国营中华烟草公司接受了“中华牌”卷烟的研制。当时接受任务是以中华公司厂务科王承翰科长为主，朱尊权（中国工程科学院院士，原郑州烟草研究所所长）和丁瑞康承担叶组配方等具体工作，共同研究生产工艺及原辅材料标准等。曹达（原中华烟草公司副总经理）和搞工艺的同志精心研究设计卷烟配方，并做了一个无牌的样烟。做样烟时，为了安全起见，搞工艺的同志连着两天两夜都在厂里，由大东南烟厂的老板张春申提供美国烟叶ａａB。样烟做成后，由当时的华东工业部部长汪道涵同志专程送北京，供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评吸。中央领导评吸后，对这个样烟评价很好。于是，我们就策划要给这个最好的烟起一个最好的名字。因为当时的公司名称是中华烟草公司，故这个品牌也顺乎其名，特为之“中华”。
有了“中华”这个好名字后，我们就在解放日报上登报征集商标图案，并委托华商广告公司的丁浩负责代理。记得当时只花了100元钱（人民币）。广告刊出后，投稿人很多，其中华东美协秘书长画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