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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勋复辟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积极地投入了这场反对张勋复辟的斗争，并对段祺瑞将借平定复辟的机会驱逐黎元洪，建立皖系的军事专制具备了相当的戒备。唐绍仪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经过会商局势，决定将国会和政府移设于上海，请黎元洪南下，继续行使总统职权，领导并督促全国的护法运动。7月6日，孙中山本人自沪率“海琛”、“应瑞”两军舰南下广州，着手筹组政府。22日，唐绍仪与海军总长程璧光继孙中山之后率领舰队南下护法。
张勋复辟失败后，段祺瑞出任内阁总理，成立了段派军人与研究系、新交通系的联合内阁。段祺瑞声明：一不要约法，二不要国会，三不要旧总统，同时决定改组国会，重新建立立法机关，制造新宪法，立图从根本上确立并巩固皖系北洋政府。而南方的国民党人则决心以旧国会为基础，以武力争回法统。于是围绕着《临时约法》的废除和恢复以及旧国会的存去问题，南北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角逐，这场角逐的实质是民主共和与专制独裁之争。
1917年8月25日，国会非常会议在广州正式揭幕。27日，非常国会举行首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国会非常会议组织大纲》21条。大纲规定：国会非常会议现由国会议员组成，至内乱戡定、《临时约法》之效力完全恢复为止。大会选举吴景濂、王正廷为非常国会的正副议长。随后，中华民国军政府在广州宣告成立。根据非常国会通过的《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的规定，军政府专为戡定叛乱、恢复《临时约法》、维护旧国会而建。唐绍仪被任命为财政总长，并被非常国会通过。
南方护法军政府的成立，标志着南北对立局面的进一步形成，这也是自护国运动以来唐绍仪追随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掀起的又一次反对专制独裁、维护民主共和的革命高潮。
1919年初，北洋军阀政府与护法军政府谈判议和，唐绍仪担任南方总代表。他维护孙中山的护法旗帜，但其主张被北方代表拒绝，同时也为把持南方军政府的桂系军阀所不容，被撤掉总代表之职。南北和历时年余，终未达成协议。
“五四”运动时期，唐绍仪表现出爱国热情，通电北洋军阀政府表示支持爱国学生。他去电巴黎，要求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他的女婿顾维钧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五
1920年6月，唐绍仪与孙中山等在上海通电反对桂系军阀，正式脱离军政府，赴上海坚持斗争。11月，桂系军阀势力被驱逐出广东，唐随孙中山回到广州，重建军政府。但此时经过袁世凯、段祺瑞等军阀对共和体制的破坏，加上自己的阶级属性，使得唐绍仪开始与孙中山的分歧越来越大，他对孙中山的通过军阀战争完成统一来恢复共和体制已失去信心。唐绍仪是受清政府官派出去的留学生，主要学习西方制造枪炮的技术，加上年幼，留学期间根本上无法系统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归国后又长期致力于外交和政务，无法认真了解中国的国情。因此在孙中山的护法运动过程中，对孙中山所建立的军政府开始持反对意见。作为一名曾经留美7年的留学生，对美国的政党体制多少有所了解。因此，在孙中山建立广州军政府时，唐绍仪就倡导“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在他看来军政府只是一种军人政府，不符合西方的文人治国的体例。唐认为孙中山的理想太高，难以实现，且孙所制定的总统制与他的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制理想亦不符。他拒绝出任军政府财政总长一职，在政治上表现消沉，寓居上海闭门不出。
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唐绍仪基本上变成了政坛的点缀和看客，看人起高楼，看人屋宇塌，多数时间在家乡隐居。直到1929年，他就任中山县训政实施委员会主席，在就职词中表示要用25年的时间，“将中山县建设成为全国各县的模范”。1931年，国门上的五色旗已经换了青天白日旗若干年后，蛰居多年的他突然拇指大动，挂名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和国府委员。1931年3月16日，唐出任起家乡香山县（时已改为中山县）的县长，集中精力实施建设模范县的计划。该计划包括基本建设、发展实业、加强农渔业和乡村建设、引进外资和发展教育诸方面，而以开辟唐家无税商港为重点。古稀之年的唐绍仪做起七品芝麻官来，跟当年做巡抚、尚书和总理一样，雄图大志，有板有眼，绝不糊弄。在不到四年的工夫里，他四处化缘，修马路，建医院，把自家的花园改建成城市公园，对市民开放，甚至还野心勃勃地想在中山县的海岸上建成一个大海港。至今中山还流传着他的逸事，说他修马路的时候，碰到土地公公挡路，民工不敢动，他就用手杖敲敲土地公的头，然后让民工下手。马路修好之后，下水道的井盖老是被偷，于是他下令在井盖上铸上“盗买与盗卖，均罚50元；报信或引拿，均六成充赏”字样，后来就没有人偷了。他还多次邀请粤省要人和专家前往唐家湾考察，还编印《中山县发展大纲》，散发到港澳和海外，想方设法从各方面筹集奖金。他在任上比较注意为政清廉，革除官吏衙门陋习，并微服察访，及时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有“布衣县长”之称。但唐绍仪遭到广东军阀陈济棠的排挤，1934年10月，陈济棠通过亲信在中山唆使县兵以索饷为名发动哗变，包围唐绍仪的寓所，逼其去职。
第三章 唐绍仪被刺案纪实（7）
1931年“宁粤分裂”时，唐绍仪参加了汪精卫等人在广州组织的反蒋联盟，后任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五常委之一。1936年，陈济棠发动“六一”事变，公开与南京国民政府对抗，唐绍仪站在蒋介石一边，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提议撤销国民党中执委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等机关，从而促使陈济棠兵败下台，事后，唐绍仪举起家寓居上海。
六
抗日战争爆发，上海沦陷后，唐将妻室子女送往香港，自己仍留居上海。由于他的政治声望引起敌伪的注意，故被视作“以华制华”傀儡的最佳猎物。日本有了一个所谓“南唐北吴”计划，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还组织了一个对华特别委员会，负责做唐绍仪、吴佩孚的工作，计划由唐组织全国性伪政府，取蒋介石地位而代之。日本许多特务首要如谷正之、土肥原等和汉奸陈中孚、温宗尧等频繁往来于唐府。于是当时上海、广州等地盛传日敌拟利用唐绍仪、温宗尧等组织华中伪政府，因而广州抗敌后援会于1938年3月上旬去电唐绍仪，请其脱离恶势力包围，刻日南归，唐不予答复。到了3月19日，广州市各界人士及社团在省民众教育馆二楼开会，会上由广州市各社团联衔电催唐绍仪南归，电文说：“请公善保晚节，否则自堕名誉，遗臭万年”，并汇去旅费2万元。唐仍置之不理，旅费也不肯收。唐绍仪是历经政治风云，老于世故的成熟政治人物，对于自己出处的荣辱得失，是有充分考虑的；但又以身居日寇包围中的孤岛上海而不愿得罪任何一方，便采取与各方暧昧不明的态度，这就不能不引起各方的揣测，而置自身于险境。
1938年9月28日上午，土肥原在唐绍仪女婿岑德广的带领下，赴唐宅长谈，潜伏于上海的国民党军统特务侦知此事汇报给重庆方面，蒋介石即指示军统局负责人戴笠派一得力人员到上海把唐绍仪除掉。戴笠派赵理君赴沪暗杀唐绍仪。赵理君，四川人，黄埔军校毕业生，是戴笠最信任的人之一。
赵理君从各方面探询唐绍仪的情况，从唐的亲友来往之中，得悉唐绍仪喜爱古玩，经常驱车往古玩店购置古瓷器、古铜器之类，曾在某古玩店看中一个古瓷瓶，该店老板索价伪币10万元，唐认为要价太高，未成交易。赵理君得知后，即出重价将此瓶购置到手，伪装该店之跑街伙计，携带此瓶亲自送到环龙路唐公馆，由门口警卫人员（保镖者）转报，唐绍仪在会客室接见赵理君。赵又详述这个古瓶的特点，并云还有一个古瓷瓶比这个瓶的色彩还要好，年代更早，价钱并不比这个瓶高，若要看的话，请指定时间，再亲自送来。唐很高兴地告知赵理君在30日上午送来。赵此次来，已观察清楚唐的住宅情况，唐之会客室门外亦有一个保镖人员，以保护唐之安全。赵理君回到住地后，即召集亲信人员，商讨如何下手，既可以完成刺死唐的任务，又可以安全逸去。研究结果，决定特制一柄锋利的短斧，由赵理君亲自动手，并准备多辆小坐车在唐之住宅周围警戒，以防意外。准备妥当后，赵即按照唐绍仪指定的时间携带两个古瓷瓶到唐之公馆，又在会客室与唐见面。
唐绍仪看到古董花瓶后很高兴，戴上老花镜，把瓷瓶拿在手中详细鉴别，究竟哪一个瓷瓶的年代久，色彩好。并云：“这一次拿来的一个，确实比那一个好，一经比较，优劣立见。”观察再三，爱不释手，便让仆人上楼取款。赵理君认为时机已至，即靠近唐绍仪身旁，伪装与唐一同鉴别瓷瓶，即刻用右手从裤袋中抽出利斧，照准后绍仪后颈猛力砍去，唐绍仪一头栽倒在地毯上，脑浆与鲜血满地流。赵理君杀死唐后，即将两个瓷瓶收拾好，离开会客室，轻手轻脚地又把会客室门关好，从容告知会客室门外之保镖说：“老大爷在会客室等我，我去再拿几个更好的古瓶请主席挑选，请你稍微等待一下，我马上即来。”赵即很快走出，与在唐宅外边守候人员乘车逃逸。等到仆人发现唐绍仪被刺，急忙将人事不知的唐送往医院抢救，但因流血过多，且年迈体衰而死。
消息传出，上海舆论一时大哗，有人怀疑唐为日本人所刺，有人怀疑是国民党特务所为。为掩人耳目，10月5日，重庆方面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孔祥熙等名义，特地颁布《唐绍仪褒扬令》，同时拨付治丧费5000元，并令将唐氏生平事迹“宣付国史”。国史馆撰写的《唐绍仪传》，称唐晚年被日本人拉拢，要其充当傀儡，“终不肯出”。
其实对于唐的死有多种说法，以上只是其中之一，还有人说唐死在日、国两派对其的争夺中的。
参考文章：
《唐绍仪之死》，作者：袁钟仁
《“古董商”斧劈唐绍仪》，作者：经盛鸿
《暗杀国民党元老唐绍仪》，作者：艾经武
第四章 汪精卫河内遇刺案（1）
·汪和蒋是国民党政坛上的宿敌。汪几次和蒋争权夺利，都归于失败
·1938年冬，日方改变了侵华策略，开始在政治上进行诱降
·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发表艳电叛国，蒋介石十分恼怒
·蒋介石下刺杀令，戴笠以香港为指挥中心部署刺汪
·河内中国总领事馆为刺汪活动据点
·戴笠挑选十余名军统精干人员先后到达河内执行刺杀任务
·河内刺汪一波三折
·1939年3月20日晚刺汪不成，误杀曾仲鸣
·汪精卫发表《举一个例》，揭露了蒋介石的与日和谈企图
·1939年5月初汪精卫秘密乘船到了上海
1938年冬，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已经一年有余了。然而情况并不像日本当初所预料的那样：“三个月之内灭亡中国。”日本人遭到了强有力的抵抗，他们在中国战场上连连受挫。于是日本人改变了对华策略，开始在政治上进行诱降，近卫文■两次发表了对华声明。
就在中国国内众志成城抗日救国之时，出现了一个不同的声音“和平运动，曲线救国”，此人就是汪精卫。
汪精卫绝非等闲之辈，他年轻时颇有革命抱负，早年曾经因刺杀满清摄政王而名噪一时。继而又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辛亥革命，后来成为国民党元老级人物之一。
汪精卫与蒋介石是国民党政坛上的宿敌。孙中山逝世之后，汪精卫一直想要摆脱蒋介石的控制，单独掌握一个政权。汪精卫一度成为国民党的主要领导人。但是他却决心与革命为敌，1927年他继蒋介石之后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随后他和蒋介石争权夺利，几次组织反蒋活动，但每次都归于失败。1935年，蒋汪合流，蒋介石主军，汪精卫抓党，汪精卫成为国民党的副总裁和国民政府副主席。
抗日战争开始后，国民党政权一度积极抗战，但汪精卫却极力反对抗战，主张投降。他带头组织了“低调俱乐部”，他和陈公博、周佛海等人散布“抗战必亡国”的论调，遭到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痛斥。但汪精卫决意在投降的道路上走下去，不惜卖身投靠日本侵略者。
1938年12月18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从昆明乘飞机出走河内。29日即发表了臭名昭著的“艳电”，公开向日本投降。蒋介石对此十分恼怒，1939年春密令戴笠派人前往越南河内，刺杀主张对日和谈的汪精卫，要在汪尚未离开河内去南京之前把他除掉，不料此次行动却杀错了人。
历史留给后人的，是几许沉重，几许悲慨。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假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古人的诗句可为汪精卫一生作很好的评价。
一
1938年7月起，日本决定撇开蒋介石，诱降汪精卫，日汪勾结越来越密切。10月，汪精卫发表谈话，准备接受日本提出的议和条件。11月中旬，双方代表在上海“重光堂”签订密约，并拟定汪精卫从重庆出逃。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等人借口去成都参加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的会议，从重庆乘飞机出走，路经成都转飞昆明。12月19日，汪精卫率陈璧君、曾仲鸣、周佛海、陶希圣等10余人乘飞机逃离昆明，飞抵越南河内。
汪精卫一伙乘飞机仓皇出逃，抵达河内以后，暂居河内郊区避暑胜地三桃山。20日，日本方面得到了汪精卫已到河内的消息。23日，日本首相近卫迫不及待地按照“重光堂”密约，发表了第三次对华声明。26日，蒋介石在纪念周会上讲话时，一方面对近卫声明表明态度，同时也否认汪等行动与政府有关。他说：汪是“请假”去河内养病，即可返渝。汪此行“纯系个人行动，毫无政治意味”，“外间一切猜测与谣言，国人必不置信”。但蒋介石想错了。
12月25日，周佛海、陶希圣、陈春圃赴港不成返河内，并偕陈公博来三桃山。汪精卫致电驻英大使郭泰祺，称：“日方所提尚非亡国条件，应据以交涉，谋和平而杜共祸，拟向中央以去就力争，故暂离渝，并嘱转告。”26日下午4时，汪精卫召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等共同讨论，反复商量今后进行方针及步骤，但无具体决定。
第四章 汪精卫河内遇刺案（2）
12月29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驻香港特派员林柏生主办的香港《华南日报》公开发表了致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的“艳电”。据后来曾经担任过汪伪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郭秀峰说：“艳电”的文稿，当时是由陈公博、周佛海从河内带往香港交与林柏生的。内容如下：
重庆中央党部，蒋总统，暨中央执监委员诸同志均鉴：
今年4月，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说明此次抗战之原因，曰：“自塘沽协定以来，吾人所以忍辱负重与日本周旋，无非欲停止军事行动，采用和平方法，先谋北方各省之保全，再进而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为最低限度。在经济上以互惠平等为合作原则。”
自去岁7月卢沟桥事变突发，中国认为此种希望不能实现，始迫而出于抗战。顷读日本政府本月22日关于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的阐明：
第一点，为善邻友好。
并郑重声明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日本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且将仿明治维新前例，以允许内地营业之自由为条件，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俾中国能完成其独立。
日本政府既有此郑重声明，则吾人依于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如此则吾人遵照宣言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实为应有之决心与步骤。
第二点，为共同防共。
前此数年，日本政府屡曾提议，吾人顾虑以此之故，干涉及吾国之军事及内政。
今日本政府既已阐明，当以日德意防共协定之精神缔结中日防共协定，则此种顾虑，可以消除。防共目的在防止共产国际之扰乱与阴谋，对苏邦交不生影响。中国共产党人既声明愿为三民主义之实现而奋斗，则应即彻底抛弃其组织及宣传，并取消其边区政府及军队之特殊组织，完全遵守中华民国之法律制度。三民主义为中华民国之最高原则，一切违背此最高原则之组织与宣传，吾人必自动的积极的加以制裁，以尽其维护中华民国之责任。
第三点，为经济提携。
此亦数年以来，日本政府屡曾提议者，吾人以政治纠纷尚未解决，则经济提携无从说起。今者日本政府既已郑重阐明尊重中国之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并阐明非欲在中国实行经济上之独占，亦非欲要求中国限制第三国之利益，惟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则，以谋经济提携之实现，则对此主张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并应本此原则，以商订各种具体方案。
以上三点，兆铭经熟虑之后，以为国民政府应即以此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
日本政府11月3日之声明，已改变1月16日声明之态度，如国民政府根据以上三点，为和平之谈判，则交涉之途径已开。
中国抗战之目的，在求国家之生存独立，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
以上三点，为和平之原则，至其条例，不可不悉心商榷，求其适当。其尤要者，日本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必须普遍而迅速，所谓在防共协定期间内，在特定地点允许驻兵，至多以内蒙附近之地点为限，此为中国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所关，必须如此，中国始能努力于战后之休养，努力于现代国家之建设。
中日两国壤地相接，善邻友好有其自然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