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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样的要求刘亦婷写了两篇个人陈述。一篇名为《继父的礼物》，另一篇名为《顿悟》。我在前面说过，刘亦婷的作文乏善可陈，而且存在着思考方法方面的问题，接下来就《顿悟》这篇文章，详细说说我的看法。
顿悟
刘亦婷申请哈佛的作文
16岁生日前后，我常常陷入一种陌生的心境。表面上看起来，我还是和往常一样勤奋而快乐，每天都忙着和代数符号、英语单词和作文的格子纸打交道，加上班干部和学生会的工作，经常忙得连洗袜子的时间都没有。然而我的心里却不时袭来一阵空虚和迷惘，我弄不清自己为什么这么努力，是惯性？还是环境的压力？我究竟想过怎样的一生呢？这些问题久久地困扰着我，直到暑假来临。
从学校回家后的第一个周末，我和父母去乡下的水果基地参观。我正在巴士上起劲儿地聊着学校的趣事呢，突然，一股恶臭迫使我闭上了嘴巴。探头一看，堵车了，路旁竟是一座黑压压的垃圾山，足有几百个拣垃圾的农民，正在臭气熏天的垃圾山上争抢刚从城里运来的垃圾。
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在乘客们的抱怨声中，那部描写垃圾部落的中篇小说《青城之矢》，闪电似的在我脑海里过起了电影。看起来这些人和小说里的“垃圾虫”一样勤劳，可就是得不到正常人的生活。没想到，纸上的场景活现在眼前的时候，竟会如此令人震惊！爸爸和妈妈也很吃惊，他们小声议论着：沦落为“垃圾虫”的农民越来越多了，每个城市都有几个垃圾部落，每个垃圾部落里，都有一群在垃圾中生长的失学儿童……
是的，眼前就有这样一个儿童，她孤单地站在垃圾山下，用忧郁的目光注视着我，蓬乱的头发里夹着纸屑，手里抱着一个只有一条胳膊的布娃娃。看见被垃圾车堵住的车流又开动起来，她突然咧开嘴灿烂地一笑，并让她的布娃娃用独臂和我再见。
这情景让我难过得想哭。
垃圾山迅速地从视线中消失了，那个小女孩和她的布娃娃却在我心里挥之不去。
半年后，我又和父母谈到了这件事。我困惑地问：“他们也是鲜活的生命，他们也是中国公民，为什么他们只能有这样悲惨的命运呢？”爸爸和妈妈说，这个问题很复杂，如果我想研究，可以参考刚出版的《中国新时期阶级阶层报告》。
我抱着这本厚书足足啃了一周。根据书中提供的统计数字和分析报告，我推导出来的答案是：这些“垃圾虫”只是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一小部分。他们没有资金，也没有文化和技术。在低素质劳动力过剩，经济还不够发达的现阶段，社会还没有财力来救助他们。在中国真正富起来之前，他们只能在贫困和犯罪中继续挣扎。
这个无奈的结论深深地刺痛了我。希望中国快点富裕起来的愿望，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走上阳台仰望星空，点点繁星中似有小女孩渴望的眼睛。就在这一刻，我心中涌起一种强烈的冲动：我要把我的一生奉献给祖国的经济建设。我要以科学文化知识为杠杆，为人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让贫困的儿童都能上学；让需要救助的人都得到救助……这沉甸甸的使命感把我的心填得满满的，从此以后，我每一天的努力都有了新的价值和意义。
这篇文章的主题思想几句话可以概括。刘亦婷曾有一度非常迷惘，不知道人生意义是什么，后来在一次参观活动的路上，看到了垃圾山下有很多拣垃圾的人，深受触动，然后通过阅读一本叫《中国新时期阶级阶层报告》的书，推导出这些“垃圾虫”产生的根源是中国很穷。所以她不迷惘了，觉得“要把我的一生奉献给祖国的经济建设。我要以科学文化知识为杠杆，为人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让贫困的儿童都能上学；让需要救助的人都得到救助……”。
我之所以引述这篇作文，并非要谈这篇作文“唱高调”的问题，而是想就这篇文章谈谈作者不良的思考习惯。这篇作文最大的问题就是想当然。我们来分析一下刘亦婷看到“垃圾虫”之后是如何思考的。
在父亲给她拿来一本厚书后，刘亦婷便一头扎进书中，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他们也是鲜活的生命，他们也是中国公民，为什么他们只能有这样悲惨的命运呢？
然后，在啃了一周的书本后她得出“在中国真正富起来之前，他们只能在贫困和犯罪中继续挣扎”的结论。这个结论看似头头是道，可实际呢？完全是想当然的结果，有可能与事实完全背道而驰，我们还是先看看下面这篇题为《从“破烂王”到千万富翁》的文章。
1980年夏，17岁的王旭揣着父亲给的5元钱，踏上了去长沙的路。……
捡废品是个脏活、累活，受人歧视。姑姑担心王旭受不了这份苦，劝他不要去。可对于急于改变处境的王旭来说，捡废品却是一条挣钱的捷径。……
捡了一年的垃圾后，王旭想这么多废品到底有什么用？这些东西都运哪儿了？一打听：塑料运往河北文安，铁皮罐头运往天津蓟县，玻璃运往邯郸，纸运往保定，有色金属运往霸县，胶皮鞋底运往定州……聪明的王旭想方设法搞到了上述厂家的电话，开始自己收购废品。
有和拾垃圾的人一年多的共同生活，做起收购来，王旭多了一些有利条件。虽然回收的规模小，因为少了中间环节，直销厂家，月收入由原来的几百元上升到几千元。
一年以后，王旭摸索出经验，将收购的规模扩大，逐渐将捡垃圾的人组织起来，每50人为一个“舵”，分门别类成立小组，如金属组、塑料组、玻璃组等。他建立了废品回收站，成了真正的垃圾头。
1996年，王旭抽出时间外出进行环保行业的考查，在外考察期间，他有幸接触了许多华侨企业家，这些人当中，有许多人在起步之初都曾捡过垃圾后来才选择从事环保产业。
他最敬佩的是垃圾回收行业的顶级人物吴招治。1996年她在台湾成立了第二资源回收物运销合作社，所收废品包罗万象，除一般常见品，甚至还包括被家庭淘汰的大小家电及汽车、摩托车。合作社有专职人员200多人，收集站100多个，十几万人投入回收行业。
1998年她的公司营业收入逾1亿美元，她本人被美国《时代》周刊称为“地球英雄”，她的合作社被称为“地下环保署”。这一次考查对王旭有很大的启发，回到长沙后，王旭就开始了行动。
今年37岁的王旭跟垃圾打交道已有整整20年，他已经成了长沙市家喻户晓的“垃圾大王”。
（引自2000年第11期《恋爱婚姻家庭》文/林娅）
想必刘亦婷看完这篇文章后也会感到惊诧莫明，拣垃圾竟然是挣钱的捷径？“垃圾虫”里还有千万富翁？还有被美国《时代》周刊称为“地球英雄”的亿万富豪？
看到这里，也许一些读者会问，为什么刘亦婷经过一周的苦读后会得出这样荒谬的结论？进而写出这样幼稚可笑的文章呢？
我认为，这完全是“想当然”的结果。她在有了疑问之后根本就不做任何调查研究。即使就在这些“垃圾虫”身边经过也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可以放下身段，走到这些“垃圾虫”跟前，采访一下这些人究竟为什么会去拣垃圾，是没有其他营生可做还是想找挣钱的捷径。
刘亦婷没有这样做。她的自称有着先进教育理念的父亲也忘记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只是递给她一本书，让她去按图索骥。
而且，就算不想去做实地调查，刘亦婷总可以找一些报道垃圾虫的文章读一读吧。然而，她又没有这样做。试想，在这样典型的想当然思维下，刘亦婷能够得出正确的结论吗？我相信，如果经过实地采访，刘亦婷写出来的文章一定会更生动、更深刻、更有真情实感。
哈佛毕业：“想当然”本色不改
进了哈佛之后的刘亦婷会怎样呢？会不会就此改掉想当然的思维习惯，而变得富有科学精神呢？当我读过《刘亦婷学习方法和培养细节》一书，我完全失望了。我注意到，在这本书第一部分不长的篇幅内，刘亦婷“想当然”的痼疾仍然没有改正多少。
还有不少同学也是来自“哈佛世家”，他们都为家有“哈佛人”而自豪。我也有理由感到自豪。因为我没有特殊背景，全靠中国的父母、学校培养教育和我自身的努力，同样被哈佛录取了，而且被选进了“马萨诸塞楼”———此楼虽古老，里面的生活设施却现代着呢。
（引自《刘亦婷学习方法和培养细节》第20页）
这段说法是一种典型的“想当然”的思考方式。在谈到如何进入哈佛的时候，只归纳了一些自己主观上的“努力”，而忽略了一些客观因素，其实，跟这些“哈佛世家”有异曲同工之处，刘亦婷进入哈佛也主要靠了“拉瑞的推荐”、哈佛招生政策、当时国人信息闭塞等客观因素的帮助。正面这段话更加典型的反映了刘亦婷“想当然”的思维习惯。
有些读者希望我将中国的大学和美国的大学做一番对比。可惜我没有上过中国的大学，也没上过美国的其他大学（美国的大学差异很大），很难做此比较。但有4点不同我感觉较为明显，说出来供读者参考。
（引自《刘亦婷学习方法和培养细节》第55页）
“想当然”如果成为习惯会怎样？那就什么匪夷所思的事情都会做出来。比如，虽然刘亦婷知道自己“没有上过中国的大学，也没上过美国的其他大学”，但仍然不妨碍她讨论一个硕大无比的问题———“中美大学的区别“。
当然，既然是“想当然”思维下的产物，难免会漏洞百出。比如，刘亦婷认为中美大学的一个重要区别是美国本科生不盲目追求高学历。然后又说，美国人没有这种在中国十分普遍的观念：“好学生就该硕士博士一直读下去”。
我在中国读了四年大学，跟无数中国大学生打过交道，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中国学生中有这种“十分普遍的观念”。那些读硕士、博士的学生，除了少部分是抱着追求学术的目的之外，大多数人仅是为了躲避就业压力，减少今后的就业难度而已。想当然的思考问题，难免贻笑大方。
结语
以上仅从3个角度谈了刘亦婷在哈佛几年的学习其实并没有脱胎换骨。在她身上，依然有着应试教育思维给她打下的深深的烙印。应试教育的负面影响如此顽固，也许值得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和家长们深思。
美国人的思维是，是输是赢，不看起点看终点。中国人的思维往往是看起点不看终点。所以，刘亦婷仅仅因为一些主客观因素上了哈佛，便被很多家长当作成功者看待，实际上，刘亦婷距离成功还有很远很远的一段距离。除非大家认定，成功仅是能够糊口而已。
同时，看完这部分内容，我希望读者除了对刘亦婷有正确认识之外，对所谓的名校也要有一个正确认识。正如饶毅先生所言，人的学历和书的封面大概差不了太多。上过
的学校在教学实质上和其它学校并没有大的差别，差别就是学校的名字和外界对学校的一般看法。
刘亦婷4年的哈佛之旅并没有让她产生
脱胎换骨的变化。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创造性以及科学精神在读大学之前缺乏，在哈佛毕业之后就目前而言也没有看出有什么明显的改观。而分数挂帅、学习是头等大事的应试思维，却依然在她的头脑中存在。
哈佛固然是名牌大学，但也是一所普通的大学，牛人和平庸的人同时存在。这是一个绝对真理。但是，我们要小心的是，有人混在牛人的圈子里冒充牛人，而且到处讲经布道，以成功者自居。好在刘亦婷用自己的“自述”告诉我们，名校的口袋里并没有什么让人脱胎换骨的灵丹妙药，牛人在普通学校还是牛人，平庸者进了牛校也变不成牛人。正如我们把青年足球人才送到巴西留学并没有给中国足球带来本质上的飞跃一样，内地大批留学海外的学子至今也没有给国人带来一个诺贝尔奖。以应试为主导的基础教育摧毁人才的能力可见一斑。
智商的误区
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对智商（智力）有一种迷信，就是认为智商（智力）对一个人的成功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可是根据我的观察，我认为一个人的智商远远没有其慧商重要。一个智商高的人可以被称为“脑子快”的人，但并不能被称为“有思想”的人，相反，他很可能愚蠢无比；但一个慧商高的人便可以被称为“有思想”的智者，他的脑子也许转得不够快，但是，他很少会犯愚蠢的错误。
智商就是IQ（IntelligenceQuotient的简称）。通俗地可以理解为智力，具体是指数字、空间、逻辑、词汇、记忆等能力。某种意义上智商就像电脑的硬件如CPU，一个智商高的人在短时间内能够做很复杂的事情。就像奔腾级、迅驰级的CPU能够运转windowXP这样的大型软件，而386、486只能运转DOS之类的小型软件一样。
我们在校学习期间，除了学习知识外，会花大量时间在智商训练方面。学数学来锻炼数字计算、空间想像、逻辑推理能力，用语文、英语、历史、地理等锻炼词汇、记忆能力。高考，可以说就是对人们在这些方面能力的大检阅。
由于考试是限时进行的，对人们短时间记忆、处理复杂信息的能力要求比较高。所以高智商的人在考试时特别占便宜。我们都有这样的感受，如果一个人有个好记性是让大家非常羡慕的事情。因为大部分考试考查的内容有一大部分都是需要牢牢记住的东西。所以对于考生来说，记忆力好是高分的基础。如果有了好的记性，好的运算能力，好的语言能力，如果你再用功一些的话，考上好大学不在话下。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智商的用处到此为止。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高智商的用途是非常有限的。只有极少数领域需要高智商。比如棋类运动就相对来说比较需要高智商。但是，他们对智商的需要也不是不着边际的。根据华东师范大学心理系的测试，国内最好的棋手之一常昊的智商是138，有世界围棋第一人之称的李昌镐智商是139，他们的智商属于优秀水平，但没有达到天才级水平（一般认为，智商大于140属于天才）。看来，即使最需要动脑筋的棋类运动对于智商的要求也就是够用即可，并非高到离谱。
还有一个领域好像特别需要高智商，就是科学研究。但是，我相信这个领域对智商的要求不会高得离谱，起码不会超过棋类运动员所需要的智商。那么，从事科学研究有没有一个智商要求的底线呢？
这个问题好像没有定论，我们可以参考一下一些科研工作者的说法。我国著名的数学家张广厚在小学、中学读书时智力水平并不出众，他说过：“搞数学无需太聪明，中等天分就可以，主要是毅力和钻劲。”达尔文也曾说过：“我之所以能在科学上成功，最重要的就是我对科学的热爱，对长期探索的坚韧，对观察的搜索，加上对事业的勤奋。”近代“控制论”奠基人，大数学家维纳在自传中说，和他幼年同时被称为神童的三四个人，由于不勤奋上进，以及其他条件等多种关系，长大后都无所作为；相反，有些人幼年时表现平凡，但由于后来的勤奋和环境的熏陶，最终成为科技史上的伟人。
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这样的研究，就是列出各行各业所需智商的底线。我想，真有这样的底线的话，棋类运动员应该要求最高，可能没有优秀以上的水平不行。而搞科学研究的人呢？我想中等水平就可以了。
那么，在这两大领域之外情况如何呢？我想绝大多数行业对智商应该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达到及格水平即可。
先说说政治这个行业，在美国当总统就不太需要高智商，比如小布什就经常被嘲笑智商低。美国宾州罗文斯坦学院的一项研究表明，他的智商是91。老布什只比他略高，为98。
智商91和98是什么概念呢？根据英国和芬兰科学家做了一项统计，在世界范围内，智商最高的人群是中国、新加坡、韩国和日本的国民，他们的平均智商高达105。其次聪明的人群分布在欧洲、北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他们的平均智商是100。也就是说，小布什和老布什的智商要比至少一半中国人和至少一半美国人都要低。就是这样一个低智商的人，照样能当上总统，能获得很高的支持率。可见在美国，起码在政治领域，对高智商似乎并不迷信，人们更多看重的是政治家的个人魅力。
说完政治界我们再看看经济界。我们看到中国的福布斯富豪榜上，很多都是小学文化的，美国富豪也有小学文化的，比如福特汽车公司的创始人亨利·福特。很多大学生都听说过新东方学校的创办人俞敏洪，老俞的智商也不是很出众，当年他考了三次大学才考上。
也许我们看看世界巨富巴菲特的谈话，会对这个问题有更深的认识。美国《福布斯》杂志最近公布的全球200名亿万富翁中，沃伦·巴菲特列第三。当记者问：“你是如何走到现在这一步，成为比上帝还富有的人的？”巴菲特答道：
我怎样走到这一步说起来也很简单。我的成功并非源于高智商，我相信你们听到这一点一定很高兴。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理性。我总是把智慧和才能看作是发动机的马力，但是输出功率，也就是发动机的工作效率则取决于理性。那么，为什么一些聪明人在做事情的时候却不能获得他们应该得到的结果呢？这涉及习惯、性格和气质等方面因素，涉及行为是否合乎理性，是不是自己在妨碍自己。就如我说过的，这里每一个人都完全有能力做我所做的任何事情，甚至做比我多得多的事情。
（引自2003年8月《环球时报》）
至于文化、音乐、体育、演艺等领域，对智商的要求应该不会超过政治、经济等领域。
由此可见，智商其实并不如我们通常认为的那么重要。世界上的职业成千上万，对智商要求高的行业却屈指可数。对多数行业来说，你的智商只要正常就可以。那么，智商正常是什么概念呢？据一项调查表明，人的智商（IQ）分布呈橄榄形：
智商在140分以上（天才）的，只有人口的1％；
智商在120—139（优秀）的，占人口的10％；
智商在110—119（中上）的占人口的16％；
智商在90—109（中智）的，占人口的46％；
智商在80—89（中下）的，占人口的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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