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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老研究历史，不断探索。他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新版引言》中曾说：“差不多常常是今日之我和昨日之我作斗争。”的确，我们看他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从1928年写出第一篇文章到1973年发表最后一篇文章，几乎经历了半个世纪。只是关于中国奴隶制社会历史的上限和下限，他就几经改动。他写的《古代社会研究的自我批判》，系统地清理了自己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的错误和不妥之处。1954年《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再版，他又加了许多“补注”，说明书中的某些错误。郭老对于无论谁提出的疑问，都认真考虑，确实是自己错了的，都欣然接受并加以改正。郭老有些文章，就是读者提出了意见，又结合自己新的心得写出来的。
郭老的马克思主义学风，也就决定了他的优良的文风。在中国的古代，文史哲常常是不分的。许多史学家、哲学家又都是文学家。郭老不只一次盛赞先秦诸子的文章：孟文犀利，庄文恣肆，荀文浑厚，韩文峻峭；也激赏司马迁文章的形象生动。郭老的文章继承并发扬了诸家之长。不论什么艰深枯燥的题材，一到他的笔下，就都活了。郭老的思想深邃，眼光锐利，而文章千变万化，滔滔汩汩，波澜壮阔。只是写历史文章，他就运用了好多副笔墨。读《钓鱼城访古》，你跟着郭老记下的游踪，不知不觉地就了解了宋末张珏坚守钓鱼城，抗击蒙古元帅蒙哥的全部英雄业绩。论孔墨思想的文章应该是艰涩的了，可是你读《孔墨的批判》，郭老开头引述了几则墨子揭露孔子同情、支持叛乱的故事，说明他们对立的政治立场。文章引人入胜，读起来毫不吃力。读《甲申三百年祭》，明末的中原，赤地千里，哀鸿遍野的情景，历历如在目前。农民领袖李自成、李岩等人，是那么气概非凡，栩栩如生；崇桢皇帝又是那么假仁假义，虚伪透顶。无论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都是有血有肉，绘声绘色，活现在你眼前。然而，这却是一篇历史政论。人们觉得，读郭老的历史著作，同读他的文学创作一样，也是一种艺术享受。
当然，郭老是大手笔，不是我们一般人所能企及的。可是希望历史研究者学习郭老的文风，把文章写得清楚一些，平易一些，尽可能修饰一些（有一点文采更好），不能说是过分的吧。
卞哲
从袁世凯看报说到韬奋办刊物
据闻袁“大总统”不看别家报纸，专看日本人在北京办的《顺天时报》。但是，老袁所看的《顺天时报》，却和寻常人看的《顺天时报》不一个样。这是老袁左右的“秀才”特地为他单印的“殿版”，报喜而不报忧。“大总统”固一世之枭雄也，英明果断，却被贴身的臣蒙在鼓里，自以为举国朝野一致拥戴他当什么“洪宪大皇帝”，国际舆论也纷纷支持他恢复君主制，在新华宫里做了八十三天的皇帝梦。
我小的时候，看见一个当“江苏督军”齐燮元的“谘议”的亲戚，这位先生唯一的任务就是代替“督军”看报，每天清早把京、津、沪的主要华洋报纸浏览一过，然后信手剪下七八段华文报消息，再摘译三五条洋文报，粘贴在红格纸本本上，恭呈“抚帅”（齐燮元字抚万）钧览。这固然由于“帅座”识字不多，剪贴多了白搭，也为了“帅座”公私两忙，军务旁午，无暇从容一一披览。因此，碰上“帅座”昨夜雀战通宵或几姨太纠缠不休，精力不济，这份剪报也暂行停刊一日。有时，“谘议”老爷昨夜在秦淮河喝花酒喝得酩酊大醉，亦得两日合刊。
谁知到了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年月，我这个小小读者，对待报纸期刊，也几乎象袁世凯、齐燮元那样了。大报只翻翻标题，杂志是懒得花钱买，碰上发下来作学习资料的，自然照收不误。倒是五花八门的红卫兵小报，可真热闹，不管消息是真是假，却也引人入胜，足够消磨岁月，何况看完马上倒手出让，还能卖回原价，等于白看，何乐而不为？那时节，两耳被周遭震耳欲聋的高音喇叭吵得日夜心神不宁，听觉反映也由渐渐迟钝而麻木不仁了，虽然到处是响当当的豪言壮语，一片“伟大”，“伟大”，“伟大”，“伟大”……之声如雷贯耳。因此，乐得让视神经好好休息一下。我对那阵子的报刊，说真话，兴趣不大，多看少看一个样，粗读精读一个样，甚至看与不看也一个样。那时的报纸和少得可怜的几种杂志，既不代表党，也不代表人民。报是帮报，期刊是帮刊。的确做到了“一言堂”，版面一个样，标题一个样，甚至报道的内容也一个样，所不一样的是报头或刊名各异而已。我订了一份所谓《××报》，真唬人，不谈专业而几乎通篇是政治术语和本本上的条条，如不看报头，准以为是拿错了《××日报》，没法子，只好到期退订。
好了，“四人帮”垮台了，报刊也恢复它们的分工和个性了。报刊的任务不同，读者对象不同，内容侧重点不同，文章的风格不同，使人感到开卷有益，读时津津有味，读后余味无穷。我忖思，如果将当天全国性的主要报纸浏览一遍，加上“大参考”、“小参考”，那别的什么也甭想干了，而不都翻上一翻，又实在遗憾。这时，忽然异想天开，如能有一位专职“谘议”，给大家摘要汇总，岂非功德无量？杂志也正如此。新出版的刚拿到手，总恨不得一口吞下肚；然而，总是看了这篇，丢了那篇，即使一目十行也消受不了，本期还没看上几篇，下期又跟踪而至，真是应接不暇。人们都说，现在的报刊大有看头了。今天的报刊，真正有了读者了。
这里，我不禁想起“三联”的前身生活书店的创办人，我国进步文化事业的先驱者——邹韬奋同志的办报刊。我和韬奋同志的接触不多，交住时间也不长，然而即使一鳞半爪的往事也给人留下不可泯灭的印象。许多韬奋同志的老战友，都是从二十年代、三十年代，最迟是四十年代开始，就与韬奋同志创办的生活书店以及他先后主编的《生活》周刊、《新生》、《大众生活》、《永生》、《生活日报》、《生活星期刊》和抗日战争发生后所编的《抗战》三日刊（后更名《全民抗战》），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而内中有些人还经历从读者而作者而编者的过程。这些报刊的一个特色是读者、作者、编者浑然一体，通力合作。是否可以这样说：读者即作者，作者即编者，而编者最初也是读者。他们之间血肉相连，呼吸与共，真正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编者了解读者的需要，而读者的声音也经常反映在报刊的版面上。读者与编者沟通的渠道，是通过“读者来信”。编者对读者提出的意见，尽量做到有问必答，或汇总同类问题统一答复，从来没有石沉大海之事。我在学生时代曾写信给《生活》周刊，上至国事民瘼，下及学习生活，虽涓尘之末，也能得着韬奋同志的具体指导。后来，抗日战争了，生活书店内迁武汉。我恰好随同一批青年新闻记者从广州出发，经武汉到华北战场去。这时，国民党统治集团刚把首都（南京）拱手让敌不久，武汉成了临时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四方辐辏，极一时之盛。1937年一个阴冷的冬日，我和韬奋同志在汉口交通路生活书店的小楼上第一次会见。我那时还只是一个二十岁出头的毛手毛脚小伙子，而韬奋同志已经是一位学殖丰盈、素养深厚的作家、思想家、政治家了。他对我这样的小青年一点也不摆架子，态度热忱、亲切、谦虚，却又严肃认真，富有长者风度。一见面，不待我详细自我介绍，他就能回忆起我是谁。对我这样成千上万的读者中的一分子，好象并不生疏。（据有关同志回忆：初期，《生活》周刊每年收到的读者来信约在三万封以上，后来发展至每天最多时达一千封。）凡是与韬奋同志有过联系的人都知道，他心中装满着读者群众。他办刊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竭诚为读者服务。
据三十年代曾任生活书店总编辑的张仲实同志回忆：
“韬奋同志在接办《生活》周刊以后，非常重视读者来信，特设‘读者信箱’栏，用‘信箱’方式给读者解答各种问题。……韬奋对读者来信，都认真予以答复。他对于处理读者来信，从来不认为是麻烦事情，而且感到莫大乐趣。他自己说：‘做编辑最快乐的一件事就是读者的来信，尽自己的心力，替读者解决或商讨种种问题。把读者的事看作自己的事，与读者的悲欢离合、甜酸苦辣打成一片。’他还说：‘当时我们的答复（读者来信）的热情不逊于写情书。一点不肯马虎，鞠躬尽瘁，写而后已。’这样，《生活》周刊就同广大的读者建立了密切联系，从而获得了千百万读者的同情和支持。”
这番话，非身历其境的过来人是不会体察的。
我们知道，韬奋同志一向是忙人，从看稿、改稿、发稿到看清样，他都事必躬亲，一手经营。抗战时期，他担任参政员，社会活动也多起来了，而《抗战》是三日一发刊，编辑工作异常紧张，天天不闲着。他这时奔波于汉口、武昌之间，自己又要写稿，却还挤出工夫阅读来信和回信。他对我的每次去信，都是有答复的，即使有时事忙，也口授意见由人代笔，他审阅信稿后，在信尾郑重地签上自己的名字发出。（据了解，当时生活书店人手并不多，不象现在有的报刊编辑部有百十来个工作人员。）这样，使读者或作者亲切感到刊物是自己的，而编者——作者——读者之间水乳交融。刊物真正反映群众的要求，得到群众的支持与信任，它才能在群众中扎根，有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
使我感触至深的是韬奋同志对作者的信任和对作者劳动的爱护与尊重。当他知道我即将去二战区山西八路军总部驻地采访，便建议我趁便上延安访问，取得关于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后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手资料，并邀我为《抗战》三日刊的特约通讯员。1938年四、五月间，我在这个刊物上连载的《边区实录》，都经过他亲自斟酌改定然后发稿的。他改稿的原则是宁删节而不增益，使文字更洗炼而不以辞害意。我读了发表的文稿，自己就能体会为什么要那样修改，对提高思想水平和写作水平很有受益。至于不用的稿件，在退稿时，也决不采用冷冰冰的打印退稿信，以“来稿不合本刊要求”一类套语打回票，而是用手写的信函说明退稿原因，建议怎样修改后试投某某报刊。韬奋同志是十分爱护与尊重作者的劳动的。据有的同志回忆，在敌机空袭时，他别的可以不管，总是首先抱着作者的稿件走进防空洞。韬奋同志认为，作者的文稿是报刊首要的财富。1938年六月，我从广州寄去一篇关于广东人民抗日武装的报道和评论，历时三个月尚未见发表。我想，一定是稿子质量不合格，退了回来，而当时长江中游战事吃紧，生活书店忙于西迁，邮件中途遗失了。不久，我又去了沦陷敌后的上海工作，十一月间辗转在另一个刊物上发现转载该稿，才知道原稿已由韬奋同志于兵荒马乱中亲自携往重庆，在《全民抗战》的某一期上发表了。这事情虽小，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却远远超过这篇微不足道的文稿本身。从兹十几年过去了，解放后，我担任某单位的机关刊物的编者，回忆往事，萦怀故人，心情久久不能平定。
舒諲
《何其芳诗稿》
本书是作者于1952年至1977年所作新诗和旧诗的结集。
新诗部分，有抒发对伟大的时代和伟大的祖国的情意的，如《听歌》、《回答》；有回忆革命战争年代和讴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如《北京的早晨》、《我好象听见了波涛的呼啸》；有悼念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有控诉万恶的“四人帮”的；等等。
作者于1963年开始发表旧诗——七绝，1975年以后又写了一些七律，本书共收55首。
本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附有作者的照片和手迹。作者爱人牟决鸣同志为本书写了后记。
马
忆吴晗
我以记者编者的身份和吴晗同志相识，是一九四六年七月的事。
那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正磨刀霍霍准备大打的时候。日本投降，毛主席到了重庆，周副主席奔走于沪宁道上，各地民主运动风起云涌。昆明是西南联大所在地，民主人士集中，思想活跃，国民党极为仇视。这里特务活动猖獗，白色恐怖严重。一九四五年底就发生了一二一屠杀于再等四人的大惨案。一九四六年夏继七月十一日暗杀李公朴之后，十五日闻一多又遭毒手。
我那时正在我党《新华日报》上海筹备处工作，国民党不批准出报，我们就出版了《群众周刊》，起了代替报纸的作用。一天领导同志告诉我说，闻一多被暗杀了，他的好朋友吴晗刚到上海，你赶快去组织他写一篇悼念文章。我连忙按告诉我的地址找到了吴晗路过上海临时住的朋友家。那时正是夏天，气候炎热。我说明来意，他就搬来了一张小桌放在院子阴凉处，磨墨展纸，边哭边写，我就坐在他旁边等着他写。这就是《哭一多父子》那篇文章。这时好象是闻一多遇害的第二天，当时得到的消息仅仅是初步的情况：闻一多中弹倒下去的时候，陪着一同出去的闻立鹤，立刻扑上去，想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他爸爸。但是，特务的枪弹把他打翻，立鹤身中五弹，肺部被打穿，一颗子弹离心脏只有半寸，右腿被打断了，伤势十分严重。他被送进危重病人的单间，看来是无可救药了。反动派暗杀了闻一多，还想夺去这年仅十八岁的生命。从继续传来的消息，才知道立鹤死里逃生，居然得救了。现在留传下来众所周知的这篇文章的题，就是删去了《哭一多父子》中的“父子”二字，成了《哭一多》。解放后还选入语文教材。
吴晗对我党报纸的编辑记者，一直是另眼相待，视为自己人，推心置腹，极为亲热。解放前在蒋管区这样，解放后仍然这样。凡是党报党刊约稿，他就撰写遵命文章。象这篇《哭一多父子》，就是当时应约，当时写，当时交稿。我们收到稿子就马上编、马上排、马上印、马上把这个有悼念特辑的杂志送到读者手中，向国民党投掷了有力的一枪。吴晗写出这篇感情洋溢，激动人心的悼文，固然由于他和闻一多交谊深厚，并肩战斗多年，更是由于对国民党的高度仇恨，和对我们共同事业的热爱才能写得如此感人。
也就是在那次约稿后不久，有一天在西藏路口红棉酒家的一次招待会上，吴晗对我悄悄地说：这是替你们请客。这就是说，在为党做工作。我那时也不知道他是否党员，可是他名义上却以民盟身份出现，为我党做了许多普通党员完全不可能做到的贡献。吴晗为党传书递信，输送青年和上了黑名单的进步人士去解放区。甚至个别党员同志在遭到危险时，也通过吴晗的关系回到解放区去。他还抄收解放区电台的广播，油印了散发出去。在昆明、在上海、在北平，他都曾经是一个很可信赖，善于应付各种复杂危急情况的党的地下联络员。
白色恐怖严重，处境极为险恶，战友一个个倒下去，吴晗仍然无所顾虑地继承他们未完成的事业。在解放前夕的北平，他仍然是在教授中反蒋、支持民主运动的最活跃的分子。讲演、发通电、写宣言、找人签名、开座谈会、写文章、出刊物，忙个不停。这时我正流亡香港，在那儿还从北平寄来的地下刊物上看到他写的文章。由于他特殊的文风和文体，虽然化了名发表，也还可以从中认出他来。象他这样硬铮铮的汉子，是绝不会被无声手枪吓倒的。他同样具有闻一多那样明知有危险仍要做、仍要去的精神。我们虽远在香港，可是却很为他的安全担心。他一直坚持到一九四八年“八·一五”大逮捕以后，清华遭到搜查，实在无法开展工作，非走不可，才离开清华园。
一九四九年初，在刚刚解放了的北平，我们又重晤了。当我到他家书房时，他拿出他的手稿《朱元璋传》给我看，并说这部稿子，在他进入解放区平山时已经送给毛主席审阅过了。并向我描述了毛主席接见他的情景，转述了毛主席对这部书稿的意见，言谈中充满了敬佩之情和幸福感。
解放初期八、九年我在编内部刊物，没有去找他写文章，甚至搞书评杂志、搞报纸副刊编辑工作时，都没有去找他写文章。总误以为他地位不同了，不会再写文章。其实是我错了。
一九五七年，我在一家报纸工作，所经手组织的杂文几乎都遭到了批判。我联系的杂文主要作者纷纷被打成右派分子。我这个走名家路线的编者也就登时失去了衣食父母。可是工作还要做下去，副刊也还在天天出版，杂文还要找人去写。在那文网大张，文字狱大兴的日子里，人人视写杂文为畏途。在这组稿工作艰难，走头无路的时候，才又重新想到吴晗。约请他写些文章，打算在报纸上开辟一个专栏“读书札记”，以打破寂寞的空气，也免得每一篇都要跑出去组织的麻烦。搞“读书札记”当时也是担风险的，因为很容易“厚古”，而陈伯达当时正在拿这个“厚古”的棒子到处找人打。然而，吴晗同志勇敢地承担了这个任务。开辟这个专栏之后反应还好。读者反映不去说了，同业反映极为强烈，有的报社来问作者刘勉之是谁？我们未便保密，告诉他们就是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并代为介绍去找。以后吴晗就为该报另外写了一组文章：《古代的战争》、《古代的斗将》、《斗将的武艺》、《阵图和宋辽战争》、《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