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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科学家爱因斯坦说过：“居里夫人一生中最伟大的科学功绩——证明放射性元素的存在并把它们分离出来——所以能取得，不仅是靠着大胆的直觉，而且也靠着在难以想象的极端困难情况下工作的热忱和顽强，这样的困难，在实验科学的历史上是罕见的”。居里夫人的事迹说明，科学并不神秘，胜利是属于顽强而踏实地向科学高峰一步步攀登的人。
在科学上的辛勤劳动，使居里夫人两次获取了诺贝尔奖金。
值得指出的是，对于科学发现的成果，居里夫妇抱有一种非常崇高的态度：这就是决不为个人谋私利。居里夫人曾经说道：“彼埃尔·居里和我同意，决定不由我们的发现取得物质上的利益，因此我们不曾领取专利执照，并且毫无保留地发表了我们的研究结果，包括制镭在内”。居里夫妇的这种崇高品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确是难能而可贵的。对于荣誉，他们也保持了极端谦逊的态度。居里夫人有一句常常当作箴言说的话，一句最能表现她的性格、生活和使命的话：“在科学上，我们应该注意事，不应该注意人。”对于在科学上的成绩，她始终强调“我们”——彼埃尔、她和合作者及共同从事研究的学生。“在所有的著名人物中，居里夫人是唯一不为荣誉所颠倒的人”（爱因斯坦语），这种无私地把自己的一生献给造福人类的科学事业的崇高品质，真正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的热爱
过去曾有人说居里夫人是个人奋斗的典型。这种议论是不正确的。居里夫人在她的科学研究工作中常常得不到人力、物力的支援，迫使她不得不面对重重困难，用顽强的毅力和斗志去孤军奋战。这种情况是当时的社会环境造成的。何况，居里夫妇不谋私利、不要荣誉，无保留地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造福人类的科学事业，这和那种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庸俗的个人奋斗毫无共同之处。居里夫人在科学工作上这种不屈不挠的忘我精神不仅无可非议，而且还是值得一切科学工作者学习的地方。
回顾一下当时科学史的发展情况，可以看到居里夫人的发现并不是孤立的事件。关于放射性现象，最早可以追溯到伦琴1896年发现的X射线。不久，柏克端尔发现铀化合物具有一种和X射线相似的穿透性的放射线。而居里夫人正是在前人发现的基础上，检验了所有已知的化学元素，才发现只有钍和铀的化合物具有一种特殊的放射性。在实验中，她根据某种沥青矿比其含铀量超出好几倍的活泼性能，得出了可能存在着尚未发现的放射性元素的结论。居里夫人分离纯镭获得成功又是和当时的工业技术的发展具有密切的关系。没有当时资本主义工业关于开采、提炼铀矿技术的发展为居里夫人的实验提供了大量的沥青矿滓，镭的发现和分离出来也是很难设想的。可见，居里夫人的科学成就决不是什么个人奋斗的结果，应该说这是在当时的科学发现和十九世纪工业技术发展的基础上取得的。
而且居里夫人是一位无限热爱祖国、无限热爱人民的爱国主义者，就进一步说明她绝不是庸俗的个人奋斗式的人物。
十九世纪中叶，波兰遭到了沙皇俄国等帝国主义的占领，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奴役之中。老沙皇压迫波兰人民的恶毒伎俩就是妄图消灭波兰的民族文化和语言，窒息波兰人民的心。但是热爱自由和独立的波兰人民始终没有停止过反抗斗争。一批批波兰的爱国者倒在老沙皇的屠刀下，但是更多的波兰青年站起来继续斗争。
玛丽亚幼年时代就受到革命思想的薰陶。在学校里波兰教师悄悄地教他们波兰语，给他们讲授波兰历史，培养了她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在中学，他们谈论着波兰革命，渴望着波兰的独立、自由。在歧视波兰人的俄国学监面前，玛丽亚曾怒不可遏地说：“事实上我只能低看你！”（因为玛丽亚比那个学监高一个头），表现了她对压迫者的强烈反抗。她积极地参加波兰人的活动，帮助过波兰的革命者。在担任家庭教师时期，她自动偷偷地教授农民、工人的孩子学习波兰语言和历史，内心感到极大的愉快。大学时代，又是强烈的民族感情使她发愤读书，要为祖国争气。她时刻也没有忘记过自己苦难的祖国。1898年7月在他们发表最早的发现论文之前，玛丽亚就已经把一份原稿寄回祖国，发表在华沙的刊物上。同年居里夫妇发现钋的时候，他们就明确地提出“我们提议把它叫做钋，以纪念我们中之一的祖国”（钋是用波兰的名字命名的）。1912年波兰的一个科学团体筹备在波兰建立放射学研究室，居里夫人大力支持，派了两位得力的助手到波兰主持研究工作。第二年居里夫人还亲自去华沙参加放射学实验室成立仪式，并用波兰语在华沙发表科学讲演。
晚年居里夫人一直关心着祖国的独立和建设。她每年在自己的镭学研究所为波兰培养青年科学家，并为在华沙建立镭学研究院进行募捐。1932年她第二次去华沙参加镭学研究院落成典礼。这也是她最后一次看到波兰。她当时在给她女儿的信中说：“有一个克拉科夫民歌说到维斯杜拉河：‘这条波兰河水，有极大的魔力，受它迷惑的人，至死还是爱它’。我觉得这是真的，至少在我是如此。”是的，居里夫人对祖国、对人民的真挚的爱情始终如一。居里夫人虽然在法国生活了四十年，但是有趣的是，直到晚年，在科学工作中她依然用波兰语言进行计算。居里夫人对祖国、对人民的感情是何等的诚挚和深邃啊！
鉴往知来 后来居上
《居里夫人传》是一部优秀的传记读物。作者艾芙·居里是居里夫人的次女，一位钢琴家和新闻工作者。她在前言中说：“我所叙述的事迹，都是我确实知道的，我不曾改换一句重要的言词，也不曾捏造一件衣服的颜色，事情都确曾发生，引用的语句也都的确说过”。由于这本传记事迹翔实、文字生动，阅读时常有“身历其境，如睹其人”之感。作者在叙述科学家的生平的时候，既着重介绍了她的科学成就和崇高的品质，也没有放过居里夫人身上的弱点。玛丽亚·居里是一位实验物理学家，由于她长期从事物理实验工作，使她具有一种自发的唯物主义倾向。正是这种唯物主义倾向，加上她脚踏实地、坚持不懈的努力，使她在科学上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但是由于她没有掌握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唯心主义的影响有时在她的思想上也还有所反映。有一个时期，居里夫妇出于好奇心，曾对通灵者组织的降神会发生过兴趣。有时，通灵者的惊人的结果几乎使他们要表示信服。但是他们忽然又发现了通灵者的弊病，便又发生了怀疑。后来，居里夫人终于放弃了对这些现象的研究。这虽然是一段小小的插曲，但它说明了一个简单的道理：一位自然科学家，如果不能自觉地学习辩证唯物主义，摆脱不了唯心主义的束缚，难免是会走上邪途的。
居里夫人逝世已经四十五年了。今天的时代和前半个世纪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国家已经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制度为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可靠的保障；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国家的指导思想，就为我们向科学进军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因此在我们向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进行新长征的时候，学习居里夫人等外国科学家勇攀科学高峰的顽强精神和可贵的品质，吸取他们的经验教训，对于我国有志于科学的人是有现实意义的。“后来者居上”。让我们学习居里夫人、赶超居里夫人，为我国的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陈应年
《近代史资料》复刊
停刊十二年之久的《近代史资料》现已复刊。它从1954年创刊至1966年共编辑出版了三十五辑，对于近代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复刊后每年将出版四期，仍由中华书局出版。1978年复刊第一、二号已经出版发行。
复刊号（总第36号）的主要内容，有关于慈禧太后策划“辛酉政变”的《热河密札》；有揭露沙俄侵略我国的《太平天国时期的沙俄外交》；有1923年至1926年间《章太炎致李根源（雪生）的信》共七十九封。其余《马凤池密报》、《调和南北战争》、《倪嗣冲和他在天津的投资》以及《北洋军阀政客资产记闻》等，提供了研究北洋军阀政治、经济与军事等问题的一些资料。
复刊后的第二号（总第37号）刊登的《李是男事略》，对研究中国同盟会的历史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袁世凯致徐世昌函》三十余件，写于1896年至1906年间，是有关编练新军、镇压义和团和景廷宾起义，以及清朝统治集团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的资料。《驻俄公使胡惟德往来电报》、《1903年沙俄侵占东三省文件辑录》和《沙俄攫取蒙古》、《沙皇攫取蒙古文件补》，是一组揭露沙俄侵略和强占我国东北和蒙古地区的材料。还有关于北洋军阀时期若干问题的《近代史片断的回忆》以及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张作霖与日本互相勾结的资料。
陈铮
内容充实的《汉英词典》
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主任吴景荣等编写的《汉英词典》，最近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内容充实的汉英词典，是一项可喜的成就。
这部书为十六开本九百七十六页，收汉语单字条目六千余，多字词条五万余。它以现代汉语翻译成现代英语的译法为中心内容，兼收不少文言词语、谚语、科学术语，有很大的实用价值。
汉译英的翻译工作者可以从这里查到现代汉语英译法的许多参考材料，不但可以选择简单的英语释义，还可以从例句里查到比较完整的英译词句和英语习惯搭配法。英语教员可以从这里查到与同一汉语词句相对应的不同英语说法，便于辅导学生在翻译练习中掌握忠实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学习现代汉语的外国人，则可以从这里查到汉字读音和声调区别，汉语释义、常用法、使用场合等等；借助此书阅读《人民日报》等中国一般报纸绰绰有余，还可以进而钻研相当深的文科读物。
这部词典附有部首检字表、汉语拼音音节索引和简化字、繁体字对照表，方便对条目的查找。附有汉语拼音和威妥玛式拼法音节对照表，方便汉字拼音法的改革。附有汉语拼音字母和国际音标的对照表，方便外国人学习汉语普通话的读音。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实用的附表。
为了进行比较，让我们看一看过去几部重要的汉英词典吧。它们是：
1892年翟理斯（Herbert A。Giles）汉英词典
1900年巴勒（Baller）分析汉英词典
1931年麦修斯（R。H。Mathews）汉英大辞典
1940年修订芬恩（Courtenay H。Fenn五千字字典
1966年耶鲁大学口头汉语词典
1971年梁实秋主编香港远东图书公司汉英辞典
1972年林语堂主编香港中文大学当代汉英词典
前面四部都是外国传教士或外交官为学习当时的汉文书籍和北京土话而自编的，内容已很陈旧，而且有不少错误。耶鲁大学词典的基础是在战时和战后教美军学汉语讲话的教材，偏于一个方面。芬恩和梁实秋的词典主要限于一对一的释义，作为翻译参考有很大的局限性。林语堂的词典内容比较丰富，有些词语的灵活译法有参考价值，但选的词条有许多对我们是无用的，或则失之陈旧，或则失之俚俗。
对比之下，商务《汉英词典》有很大优点。它编排紧凑，每页上的材料比其他词典同样篇幅所收为多。它的语词是现代中国社会亿万人民所实际使用的，尤其是比较详尽地收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新的语汇。它的众多例句使读者在一定程度上能体会到汉语的丰富、活泼的内容。所以我们向翻译工作者、师生、学习汉语的外国友人大力推荐这本词典，它一定能对你们的工作和学习大有帮助。
说到这部词典的缺点。第一，它缺少词类的区分，缺少汉语语法的分析作为基础。这个缺点，是由于它所依据的《现代汉语词典》本身就有这个弱点。其次，它收集的例句还不够精萃和广泛；有些例句失之过长，还可以挤掉许多水分。
我们希望词典的编者能够广泛征求使用者的意见，在今后几年中继续补充和修订，使这部词典在实用性和语言学术水平两方面都能不断改进，因为一部好的汉英词典，象一部好的英汉词典一样，是我们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努力中必不可少的工具。
裘克安
阿瑟·密勒评《丹心谱》、《蔡文姬》、《彼岸》
美国著名剧作家阿瑟·密勒（《推销员之死》的作者）于去年访华，返美后在今年三月号《大西洋月刊》发表一篇长文《在中国》，谈访华观感。他在第八节《演员和剧作家》中评论《丹心谱》等剧，今译出介绍于后：
语云：“你不能走到比中国更远的地方了”。即使此语属实，但在剧场里，你仍会有普天之下人性相同的感觉。中国人在剧场里的喜怒哀乐，同我们是一样的。东西方文化固然很不相同，但是产生这种文化的心却完全是一样的。
《丹心谱》是粉碎“四人帮”后最著名的一个剧本，也是暴露那个时期一些情况的第一个剧本。苏叔阳刚三十多岁，仍在中医研究院任高级专家。他坐在我们旁边一起看自己的戏，似乎深受感动，任何一个新剧作家都会是这样的。他说，他的模特儿是契诃夫和写社会剧的易卜生。显然，《丹心谱》是作为一种武器来使的。作为社会文件，它的力量似乎不可否认；观众到剧终时深受感动。如果说它也属于如今在西方已成为平淡乏味的那一种现实主义，这并不否认它作为一个剧本的价值，因为它的样式适合主题和作者的意图。
剧中的情节是关于一个姓方的老医生，他领导一个研究小组，作出了一些重要的发明，最后制成了03号药片，治疗心脏病很有效。政府（当然是“四人帮”）攻击方医生为城市老爷服务，他们硬说心脏病的主要患者是这些城市老爷。如果这样的罪名成立，方医生就要被打成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在职业上无疑也会受累。他甚至可能被送去养四年猪。但是这个好医生的遭遇还不止此。他是个有自尊心的顽强的老家伙，认为自己是个忠于革命的爱国者，这样的罪名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听着苏光在我耳边连珠炮的翻译的时候，我不能不为这种事情的十足幼稚可笑感到没有办法——想不到竟可以把疾病分成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的！但是继而一想，我记起有一种黑肺病是煤矿工人专有的病，还有密执安大学几年前发表一份研究材料说，中产阶级由于心理或情绪上引起的疾病集中在腹部和头部，工人们则更加担心他们四肢受到的伤害。
反正，《丹心谱》里的罪名同科学没有关系。这个罪名制造出来后，又有了新发展，因为周总理本人对这项研究表示关心，他公开表扬方医生的小组创制了03号药片（周的姿态使观众感到意外，象在实际生活中一样）。在“四人帮”的控制下，周的关心显然无异是死刑的判决。更糟的是，周（在剧中）百忙中从四届人大抽空出来同研究小组谈了足足一个小时，着重指出他认为心脏病患者什么人都有，不一定只是官老爷，治疗这病是全国范围的需要。这样，周、方与“四人帮”之间的决战难免，我们必须记住后者在当时就是中国政府。
这个政治冲突的背景是通过老医生的家人和同事的口说出来的。调子是《人民公敌》的调子，冲动的力量主要是社会的和道德的；很少表达甚至没有表达什么主观生活，人物具有特点但没有性格。虽然台词兜来兜去尽是当前流行的主要口号——“从事实中得出教训”，“别忘记，所有的反动派到头来都不会有好下场。”如此等等——但是也不可否认，在这些陈词滥调的下面的感情，至少同用公式表达的任何其他信条或宗教信念的感情一样纯真。全剧固然自始至终都要触及当前的意识形态基础，但是触及的手法有动人的感情，而不仅仅是说教或严厉的训诲，使得观众感动的似乎就是这种感情。
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剧终时，原来显得很笨拙的历史巧合似乎没有越理智的感情。方医生不屈不挠；坏人或者懦夫失败了；真理——和中国——得胜；感激不置的老医生向他的同事们建议一起写封感谢信给病危的周总理。他们的笔触及信笺时，他们听到了哀乐——窗外括起了烈风——原来周总理就在这个当儿逝世了。剧中人物悲恸哭泣，老医生在哀乐声中对观众说：“我们敬爱的总理，您是人民的好总理。您的忠心只为人民跳动……。”国际歌代替了哀乐，幕徐徐下，观众深受感动。
使人感到兴趣的，不是在这场政治斗争中站在哪一边的问题，而是这个剧本和它的观众所维护的价值标准。因为，如果说把周描写成为坚定无畏的话，他也是有人性的，讲真话的，不教条的，有热情的。因此，中国人在革命、饥荒、战争中经历了几乎半个世纪的可怕斗争以后，似乎并没有硬化得反对比较自由的文明理想——至少这部极为成功的剧本和它的观众使你觉得这样。
但是应该补充一句，我们在长时间的火车旅行途上遇到的一位物理学教授，在全国广播的电视节目上也看了这个剧本的演出，他认为这个剧本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太复杂了。他令人奇怪地说，我认为农民对这出戏讲的是什么，是丝毫不理解的。当然，我原来以为，这个剧本很简单明了，人人都能理解。那么城乡之间、教育程度高下之间的差距真的这么悬殊，令人难以置信？
我认为人类的感情，至少表现在舞台上时，普天之下都是相同的。我对这样的信念，是没有考验的思想准备的。在观看了郭沫若的《蔡文姬》演出之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六十八岁导演坚邀我同演员们一起座谈这出戏。由于故事是中世纪的事，演技程式化，这符合传统剧，因此我并不完全感到是我的专长，我与阵容浩大的演员们寒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