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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部文男的受贿秘密，是在共和钢筋加工公司倒闭后暴露出来的。
1991年5月，共和钢筋加工公司因为欠下高达250亿日元的债务被迫倒闭。身为副总经理的森口五郎自知难逃责任，便溜到函馆躲藏起来。他曾让人带信请阿部文男拉一把。谁知阿部文男见共和钢筋加工公司再也榨不出油水，竟一口拒绝。森口五郎因此怨恨在心，在被逮捕后“竹筒倒豆子”般地将共和公司与阿部文男等政府官员之间的行贿受贿经过全盘托出。东京地方检察厅特别搜查部根据掌握的证据，决定逮捕阿部文男。
阿部文男在被捕之前，因新闻媒介连篇累牍地报道共和钢筋加工公司与他之间行贿受贿的种种线索和情况，感到大事不妙，产生了不祥的预感，于是称病住院，想借医院这块“宝地”避避风头。但是，检察厅特别搜查部经过周密地调查，得出他的“病情”不影响他被捕的结论，并立即采取行动，于1992年1月13日派人到医院将阿部文男逮捕归案。
1991年12月，新闻媒介披露出阿部文男与共和钢筋加工公司的“金钱授受关系”之后，担任日本首相不久的宫泽喜一感到此事对自己不利，就迫使阿部文男辞去宫泽派的事务总长职务，以便宫泽派与这个贿赂案划清界线。
尽管阿部文男在被捕后矢口否认有受贿事实，但有关证人已陆续露面并提供证词。从共和钢筋加工公司抄出的帐簿表明，森口五郎在近两三年内经手的款项中有数十亿日元“用途不明”。森口五郎承认他一共交给阿部文男5。3亿日元，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多少金额都说得有根有据。而且此事不光是涉及阿部文男一人，还牵涉到一大批自民党官员。例如：给阿部文男的5。3亿日元中，有1。1亿是转给前首相铃木善幸，作为铃木善幸同意担任共和公司那家俱乐部名誉理事长的谢礼的。前总务厅长官盐崎润因为替共和公司向丸红商社说情，得到了2000万日元的“好处费”，外加100万日元车马费，这也是由阿部文男转交的。还有一名叫岩屋毅的众议员，则直接为共和公司疏通资金，让共和公司负担他两名秘书的薪水。上述涉嫌者都是宫泽喜一首相派的。据说，阿部文男从共和公司要来的巨额金钱中，有大约1000万日元作为总裁选举的经费上缴宫泽派的政治组织“宏池会”。
阿部文男被捕后，日本各在野党纷纷发表谈话，要求彻底查明事实真相并追究宫泽首相在政治上和道义上的责任，铲除产生受贿丑闻的温床。在野党还强烈呼吁尽快制定政治伦理法案、防止政治腐败法案和修改政治资金限制法案。在舆论压力下，宫泽喜一首相不得不对本派干部涉嫌受贿表示遗憾，但他强调这只是阿部文男个人的事，否认宫泽派曾得到过阿部文男上缴的1000万日元。然而，宫泽喜一的答复并没有说服日本公众，日本报纸大量报道说，阿部文男受贿的钱，在1991年宫泽喜一竟选自民党总裁时发挥了作用。
由于“金权政治”给日本社会带来的不良影响，正如阿部文男在法庭上受审时所说：“为了当上内阁大臣就需要钱，大家都在以金钱作交易”，日本许多有识之士不断呼吁进行政治改革，实现“少花钱的廉洁政治”。
日本《读卖新闻》登载文章说：“每当受贿案被揭露，总能发现政治家的影子，真是可耻可悲的现实。”这番话道出了日本广大群众的心声，说明他们对“金权政治”的现实已经深恶痛绝，也说明战后日本在经济飞速发展过程中，一直伴随着难以克服的金钱政治的困扰，始终给国民的心理蒙上一层阴影。
竹下派会长金丸信偷税事件
1992年8月，日本国会议员、自民党副总裁金丸信宣布，他在1990年众议院大选前曾接受东京佐川急便提供的5亿日元非法政治捐款，决定辞去自民党副总裁和党内竹下派会长职务。1992年9月，东京地方法院做出判决，金丸信犯有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罪，罚款20万日元。1993年3月，金丸信以偷税漏税数亿日元、违反所得税法的嫌疑被逮捕。
金丸信受贿偷税丑闻曝光后，自民党的威信降到了最低点；在1993年7月18日举行的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党的议员席位未过半数，不得不结束一党长期执政达38年的历史。
金丸信，1914年9月17日生于日本山梨县一个酿酒商人家庭，1937年东京农业大学毕业后被征入伍，后因病返乡承袭了父业。1953年金丸信弃商从政，1958年当选为众议院议员。1963年，任池田内阁邮政政务次官。1967年任佐藤内阁运输省政务次官。1972年，任田中内阁建设大臣。1974年，任三木内阁国土厅长官。1977年，任福田内阁防卫厅长官。1986年7月中曾根康弘第三次组阁时，任中曾根内阁副总理。
1987年7月，金丸信与竹下登一起建立自民党内最大的派系“经世会”，并出任会长。在金丸信的全力推举下，竹下登于1987年11月当选日本首相。
1989年6月竹下登首相因“里库路特贿赂案”被迫辞职后，金丸信又扶持宇野宗佑上台。以后出任首相的海部俊树、宫泽喜一，都是在金丸信的支持下走上内阁总理大臣宝座的。宫泽喜一当选首相伊始，便请金丸信于1992年1月出任自民党副总裁，把党内的一切权力交与金丸信，以换取金丸信的大力配合。金丸信在日本政坛和自民党内部，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
据报道，金丸信在日本黑社会也有一定影响。在前首相竹下登上台前夕，东京街头突然出现许多右翼团体日本皇民党的宣传车，高喊“竹下是日本最有钱的政治家”等口号，欲棒杀竹下登。竹下登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团团转。金丸信私下里找到佐川快运公司社长渡边广康商量，制订了以毒攻毒的计谋，出重金买通了黑社会暴力组织稻川会的会长石并进，要其阻止皇民党的行动。果然，不消几日皇民党的宣传车便在东京的街道上销声匿迹。竹下登顺利走马上任。
自民党副总裁金丸信首先是因为“东京佐川渎职案”而被法院起诉的。
1991年2月，东京国税厅告发了东京佐川快件运输集团公司中的30多家公司从1985年起漏税30多亿日元。同年7月，又揭发出该集团公司中的骨干公司“东京佐川急便”总经理渡边广康等人与日本的大暴力组织稻川会控制的企业相互勾结，总经理渡边广康、常务董事早乙女润因此被解除董事职务、开除出公司。同月，佐川集团公司董事长佐川清根据公司内部告发的材料向东京地方检察厅提出了起诉，检察厅开始正式立案侦查。
1992年2月14日，东京地方检察厅特别搜查部以“特别渎职罪”之名下令逮捕了“东京佐川急便”前总经理渡边广康、前常务董事早乙女润，同时被捕的还有“平和堂公司”总经理松泽泰生、“市原观光开发公司”经理大内美知夫。逮捕的前一天，特搜部还与东京警察厅合作，对渡边等人的住处、办公室、别墅等进行了多处强制搜查。1992年3月6日，东京地方检察厅正式对渡边广康等人提出起诉，起诉书中说，自1989年12月到1991年3月，渡边和松泽两被告在明明知道平和堂不动产公司等4家平和堂集团的企业因股票投机失败，失去偿还能力的情况下，为了谋取私利，两人合谋以东京佐川公司保证的形式直接贷款，给公司造成约245亿日元的损失；早乙女润、大内美知夫两人明知市原观光开发公司因投资失败濒于破产，仍以东京佐川公司作债务担保，造成了400亿日元的损失。
据佐川公司的内部资料，通过佐川公司前负责人之手流出的非正当资金总额达5300亿日元。其中约有1142亿日元的资金流向暴力组织稻川会系统的企业，590亿日元以债务担保和贷款的形式流向扮演疏通政界角色的平和堂集团公司，440亿日元流向市原观光开发公司。这些资金一部分用于不动产投资，其余用于股票投机，但由于泡沫经济的破产，股票交易损失严重。
从表面上看，佐川特别渎职案是一桩经济案件，但问题的要害是去向不明的巨额资金的流向。种种迹象表明，这些资金除非法流向数十家公司企业外，还以各种名目流入政界。
佐川集团公司在日本运输业中赫赫有名，运输网络遍及日本各地。而东京佐川公司又是其中的骨干企业，雇员近4000名，营业额占佐川集团总营业额的20％。渡边广康攀附上佐川集团后很快发迹，并逐步进入日本的上层社会，与政界人士和社会名流有广泛的交往。有报道说，渡边广康“出手大方”，常与政界人士等出入于银座的高级酒吧和夜总会，有时一个晚上就挥霍掉上千万日元。客人吃喝不算，临走还领到上百万日元的“交通费”。据《产经新闻》1992年2月15日报道，有一次渡边广康的办公室里放着20个纸袋，每个纸袋里装有5000万日元，渡边对公司其他负责人声称，这些钱是送给政治家的。还有报道说，以自民党为中心的政界人士中，有130名议员得到过渡边的捐款，总额达百亿日元。有关人士证实，佐川集团公司负担过全国约250个国会议员秘书的工资，其中约150人是由东京佐川公司负担的，这些人的名字写入工资帐簿，按公司职员的待遇发给工资。由于渡边广康广泛地贿赂政界人士，使他具有很大的能量。据同案犯松泽泰生说：“渡边广康一个电话打出去，就能决定谁当大臣。”
东京佐川渎职案事发后，日本政界是否受贿问题成为新闻界、司法界、在野党和国民关注的焦点。一名自民党国会议员不无忧虑地表示，“最坏的事态发生了！自民党将面临着建党以来最严重的危机”。果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1992年秋天，正当东京地方检察厅的搜查步步逼近东京佐川疑案的核心时，1992年8月27日金丸信突然承认曾接受过东京佐川公司的5亿日元“政治捐款”，宣布引咎辞去自民党副总裁和竹下派会长的职务。此举使自民党领导层大为震惊。宫泽首相、加藤官房长官和绵贯自民党干事长等纷纷提出挽留，要求金丸信收回辞呈。但金丸信辞意坚决。8月28日，宫泽首相决定接受金丸信辞去自民党副总裁的要求，并将此决定正式通知自民党四位领导人。日本各在野党一致认为金丸信辞职是理所当然的，要求传金丸信到国会作证，以彻底查明佐川案件真相，并要求尽早召开国会临时会议。
1992年9月28日，东京地方检察院特别搜查部以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数量限制罪，向东京地方法院对金丸信提出起诉。9月29日，东京地方法院做出裁决，判金丸信犯有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罪，课以罚款20万日元，并于当天将裁决书的副本送交金丸信。如果金丸信在两星期内不要求进行正式审理，其罪名将正式成立。法院作出如此判决之后，舆论界和在野党做出强烈反应，认为量刑过于轻描淡写。
在象征性地交付了20万日元的罚款后，金丸信居然在次日便踌躇满志地恢复了政治活动，似乎一切压力已烟消云散，他又可以率领自民党的主流派来重兴“政治改革”大业了。
这种对社会正义的公然亵渎，对民意的漠然视之，是对近年来高唱“政治改革”和“政治伦理”的自民党的绝妙讽刺。
金丸信在“隐退”了5周以后，只是就此事“带来的麻烦”向国民轻描淡写地略表歉意，便重新在政界露面。这不仅激怒了广大日本国民，连自民党内的许多人也实在看不下去。于是他们便互相串联，纷纷发难，从而使得自民党的后院也“狼烟四起”。
从此案东窗事发以来一直保持沉默的自民党，到这个份上再也无法“无动于衷”了。199z年10月8日，宫泽派和渡边派的7名资格不老的国会议员，成立了一个旨在恢复对自民党的信任的组织，并要求金丸信在预定于10月底召集的临时国会会议以前“按照惯例了结此案”，即要求金丸信退出自民党。此外，在宫泽派和渡边派联合举行的会议上，两派的头面人物还要求金丸信辞去国会议员以谢国人。此后，党内对金丸信本人及其亲信——竹下派代会长小泽一郎，不断加强攻击“火力”。竹下派的头面人物——前首相竹下登却始终不表态，而竹下派的“七大金刚”的原有裂痕日益加深，桥本龙太郎等人则利用这一天赐良机，谋求以“集体领导体制”来取代独断专行的“金丸——小泽”体制。
在此严峻的形势下，竹下派的众议员和参议员按其任期长短，分别碰头协商。在分析了日本列岛的强烈反应后，大家一致认识到这是自民党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局势比洛克希德案件和里库路特案件揭露时还要险恶，如今再也不能熟视无睹，无动于衷，应倾全力来恢复竹下派的威望。但是，在如何行动上竹下派的立场并不一致。竹下派中的“少壮派”主张通过严肃处理金丸信来取信于民，竹下派代会长小泽一郎则企图通过袒护金丸信，使其主子逍遥法外，来蒙混过关。
除了竹下派以外，自民党的其他派系头面人物也表现出了他们的“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观念，在各派秘书长的联席会议上，对金丸信的赞誉之词竟充斥耳际。似乎只要表示出对政治改革的决心，金丸信丑闻案便可从轻发落了。然而，日本国民的态度则恰恰相反：只有从严查处这起丑闻，才更能表明自民党的政治改革决心。
自民党及其竹下派的头面人物对查处金丸信丑闻态度冷漠而热衷于党内的权力斗争，使得自民党的一些元老人物都觉得太过分了。曾连续17次当选国会议员、历任内阁各主要职务的前众议院议长坂田道太，就在一次有内阁要员和竹下派首领出席的座谈会上公开警告道：有派无党，有派无国，有派无民。其他许多原先的铁杆保守派人士，这次也明显感觉到了危机，并向金丸信猛烈攻讦。
与自民党连拖带顶的策略相反，各在野党却抓住这一机会穷追猛打。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和共产党联合起来，要求严惩金丸信。他们又是上街宣传，又是搞民意测验，还分别向地方议会提出建议。各党还相继成立了“政治改革行动委员会”、“佐川丑闻特别调查委员会”等机构，大有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之势。公明党书记长还要求在传讯金丸信的同时，传讯前首相竹下登，因为金丸信通过东京佐川快运公司原社长渡边广康与黑社会的接触，正是为了竹下登能顺利入主首相府。在小泽一郎看来，这笔交易的最大受益者是竹下登。正因为如此，小泽强烈要求竹下登与金丸信联手，共度时艰。因为金丸信倒了，接下来便是竹下登。
竹下登一直认为，他出来讲话的时机还未到，在这个风头上他没有必要为金丸信分担什么，况且他早已不满于竹下派内事实上的“金丸——小泽体制”。在他拒绝出头露面之后，竹下派内的反小泽势力便加紧了活动，他们明确提出了实行“集体领导体制”，将桥本龙太郎和前干事长小渊惠三增设为该派的副会长，以此牵制日益坐大的小泽一郎。
作为自民党总裁和内阁首相的宫泽喜一，此时的日子也很不好过。是金丸信一手将他扶上首相宝座的，他今后仍离不开作为党内主流派的竹下派的鼎力支持。对这次丑闻案，他的表态是：对金丸信的辞职极为遗憾，但将极为认真地对待此事。
日本公众对佐川案件所暴露出的日本金权政治弊端，深恶痛绝，纷纷进行强烈抗议。全国许多地方的县、市议会，分别通过了有关要求严肃查处此案的决议。街头上、公园里、车站旁到处是集会、宣传车、横幅标语和传单。
一些地方的公众甚至采取了绝食斗争和静坐示威的方式，强烈要求金丸信辞去国会议员职务。一位参议员截止到1992年10月8日，共收到抗议信18余万封。人们对日本的司法部门显得如此软弱无力，也表示极大的不满。
在党内外一浪高过一浪的抗议声中，金丸信于1992年10月14日下午正式宣布，他为承担“东京佐川快运公司非法政治捐款”的责任，辞去国会议员职务。这样，金丸信的政治生命实际上宣告彻底结束。
金丸信虽从政坛退出，但他收受政治资金后的纳税情况及政治资金的去向仍是一个尚未解开的谜。从1992年9月到12月的短短4个月时间内，日本在野党议员、民间团体、市民3万多人向东京地方检察当局、东京国税当局投书告发金丸信有偷税漏税嫌疑。
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下，检察当局和国税当局联合起来对金丸信和他的秘书生原正久两人的资产进行了秘密调查。结果，当局意外地发现，除了东京佐川快运公司5亿日元政治捐款外，金丸信还收取另一笔巨额资金。经过周密的调查发现，1987——1988年，金丸信以杂项收入不计入收入帐目的手法，隐瞒所得收入7，5亿日元，逃税4亿日元。金丸信在股票证券界的“名人”指点下，将这笔收入购买了既无需提供本人身份证明又可以自由转让的日本信用银行的信用债券。金丸的秘书生原正久也以同样手法将自己1987——1991年收入的4亿日元转移，从而逃避了2亿日元的个人所得税。日本税务署每年要公布纳税1000万日元以上的纳税大户名单，金丸信的名字在1987年的名单上还赫然在目，到了1989年就已不见踪影了。
东京地方检察院在掌握了金丸信的大量罪证后，一直按兵不动，向法务大臣后藤田正晴请示如何行动。
1993年3月6日，日本新年度财政预算议案在国会通过。当晚，金丸信以偷税漏税数亿日元、违反所得税法的嫌疑被逮捕，金丸信的前秘书生原正久也因同案被捕于横滨家中。
东京地方检察厅选择1993年3月6日晚逮捕金丸信，是煞费苦心的。3月6日正是日本新年度财政预算案在众议院表决的日子，如果在对预算案表决之前逮捕金丸信，立刻会在国会引起骚动，在野党必定闹起来，预算案便不能按时获得通过；如果拖延逮捕时日，又难免走漏风声，节外生枝，使嫌疑犯金丸信1987年的偷税行为因在3月14日超过法律时效而无法追究。因此，在众议院预算案通过仅两个多小时，检察机关当机立断，不失时机地开始了搜捕活动，在此之前，检察当局还请医生对78岁的金丸信进行了健康检查，在确认金丸信能够承受拘留所的生活后，才决定将其逮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