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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人很惭愧，他对来人说“昨晚上我还背了人家的高粱”。
李家几十口人，还有二三十个伙计，平时所需的油盐酱醋针头线脑自然不会少的，足够一个专人去采买了。大曾祖为方便和节省计，便开了一个小铺。这个小铺子相当于现在农村的小卖店，生活用品宗宗样样倒也齐全。大曾祖遇上孩子们来买米面肉什么的，一定要问清来了多少客人，从来不多卖人家东西。逢年过节卖年货更是替人家着想，生怕别人浪费分文。对一些家境困难的则是买一送一。这个小铺子不挣钱，大曾祖图的就是自家和邻人的方便。直到解放后，有人问我们家里的孩子是谁家的，我们都会说是“李家铺”的。李家铺成了我们李家的代名词，响当当的。
2 我的先祖（多舛人生）（9）
2我的先祖（多舛人生）（9）
李家与人为善名传遐迩，即使是兵荒马乱的年代，我们家也是强盗不抢土匪不夺。八路军来了也从不为难我们，我们不是土豪劣绅。相反，八路军区大队的官兵常以我们家作为根据地进进出出。“区大队”在关内叫武工队，队长姓萧叫萧烈。萧烈在我们当地很有名气，解放后任山西省人民银行行长，新民县志对他有很详尽的记述，我曾整理过他的材料。他把大曾祖当成自己的同盟，有些是还同他商量，对大曾祖没有任何秘密可言。大曾祖也从不以此自居自傲干预区大队的正事或借机来报复人。
大曾祖同当地的绅士宋亲侯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宋亲侯是个饱学之士，为当时新民县很有威望的参议员，“李水珍”的雅号就是他给贺的号。
用当今的话说，大曾祖算得上黑白两道的人物了。所以，在朝秦暮楚的年月里，李家则是家泰人安秋毫无损。
大曾祖确实是个人才，有目共睹，人所共识。但是，俗话说得好，“一个好汉三个帮”，是谁帮组大曾祖呢？
大曾祖兄弟五人，他最信得过的就是他的二弟，我的曾祖，人称“二当家的”。曾祖忠厚，事事让人，从来不会计较什么，更不患得患失。大曾祖不在家，家里的事就由曾祖说了算。遇上什么大事，大曾祖都要和曾祖商量，意见一致了才操作。家里来了客人，大曾祖就把曾祖拉上陪客。在外人的眼睛里，他们就是双胞胎，有些人根本看不出他们谁是老大老二，言谈举止内心外貌处处都像。
大曾祖终于老了，他是李氏家族中兴的奠基人，他的精神也是永励后人的财富。他一生为后人留下的，除了几千亩田地，还有有口皆碑的人格。
大曾祖的丧事办得很隆重，除了两支鼓乐队昼夜轮番地吹打，还请来了两方喇嘛咏经诵灵，丧事历经三七二十一天，筵席酒宴不绝，笙罄之乐不断。期间，街坊邻里亲朋好友纷纷前来吊唁，沈城南北的大小商号也携重礼为他送行。
曾祖早已有了吩咐，除商贾之礼却之不恭以外，其他人等的丧礼一概不纳——这种办理丧事的做法叫做“大善席”，行善之席。丧事期间，全屯各家各户均不开火，老少人等一日三餐俱在李家候用。
从丧事的规模和“大善席”上看，曾祖无疑是大曾祖的“智囊”和贴心了。
大曾祖临终前，按兄弟五人把家产分为五股，兄弟五人就分家了。树大分枝，理所当然。四个弟弟念大哥劳苦功高，也为他的百年之后做了安排，分爨前从共有的土地中，拨出一方上好的地块作为他的“养老送终”的积蓄。一方地是多少？那是旧社会土地的一个单位，一共240亩。
按传统惯例，其余的土地哥五个“五一添作二”，每人一份。曾祖的人口最多，哥哥弟弟想多给他一点，被曾祖拒绝了，他不想开这个先例。曾祖的土地再往下分，轮到祖父和家父那，自然就更少了。李家的子孙的土地此处就拉开了距离。所以土地改革时，家父的成分才是上中农，即富裕中农，这时我记事了。所以，其他李家各户则是清一色的地主成分。
大曾祖的大儿子我不曾谋面，没有关于他一点的记忆和了解。他的二儿子是我的四爷李春和。小时候我们住在孟家窝铺时，我经常到他家和他的孙女李丽娟、孙子李福元在一起玩。四爷和四奶都是很精明的人，更为和善，对待我就想对待他的亲孙子一样。只要有东西吃，哪怕是饽饽头他们也给我留着。他们是地主成分，解放后自食其力，四爷开了一个磨坊。这个磨坊专门磨小麦卖白面，一家人倒也吃穿不愁。所以，四爷给我的印象就是不论春夏秋冬总是一身的“白粉”，脸色总是灰滔滔的白，眼睫毛像挂了霜似的。
四爷四奶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李若柏我叫他五大爷。他念的书比家父多一些，解放前在吉林集安“当差”，听人说是个税务官。解放后五大爷回家务农了，继而去了学校当了教师。1953年辽河发了大水，河堤决口，几乎涝倒了堡子里所有的房屋。
那一天上午10点钟吧，五大爷回倒塌的房子那给他的孩子们（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弄些吃的，想不到灭顶之灾已经走近了他。
五大爷用自家的面粉烙了许多饼，转身就往回走。在家与河堤中间是一条很宽很深，流得很急水流。五大爷不会游泳，就和姓刘的共四个人扶着簸箩过这道“河”。走到“河”的中间，那三个人的手松开了，簸箩自然就向五大爷这边扣过来了。他被簸箩扣在水里，没有了身影。也许是他挣扎了吧，过了一会五大爷冒出水面，踉踉跄跄地爬上了河堤对面的岸上，还理了理头发。这时人们高声喊他“往前走！别回头！”
可是，五大爷被水呛懵了，后退一步又跌湍急的水中，再也没有路出水面来。
这一切我都看得清清楚楚，四大娘和他的孩子也眼睁睁地目睹了这一切。四大娘疯了似的喊“救命，救人！”可是有谁敢冒死下水啊，没有船，没有木棍和竹竿，奇书网下水就等于白白地送命。五大爷就这样溺水身亡了……
洪水过后，五大爷的尸体才露出来。
他溺水后，死死地抓住一个树根，在那里一动未动。那个树根离他落水的地方不到15米，太遗憾了，只要会一点水，也不至于死得这么凄惨，那时他才30岁。
少怕丧妻，老怕丧子。四爷没有了儿子悲痛欲绝，四大娘更是肝肠油煎丧魂落魄。四大娘姓杨，是新城子区马门子的娘家。四大娘通晓一些诗文，在妯娌中是最有文化的女性了。他曾写诗怀念她的丈夫，我年幼记不得了，好像有一句是“空留丽人在阳间”，我是听大人们感慨时说的。
四爷四奶年事已高，又怕触景生悲，不久就投奔远在黑龙江的二儿子李若栋那里。但是，他没有逃出悲惨的命运……
2 我的先祖（在劫难逃）（10）
2我的先祖（在劫难逃）（10）
李若栋排行第十，是我的十叔。他的个头比他的哥哥李若柏高大魁梧，长相和说话的语音特像他的父亲。在我的记忆中，他很爱逗我们这么大的孩子，不把你逗哭不拉倒。我有些讨厌他逗我，但有愿意和他接近，因为他的兜里往往有糖。
50年代初，十叔在沈阳就有工作了，大小还是个头。他回家时，他的未婚妻就过来看他，可他很少搭理她，更见不到亲热，那是我们就叫她十婶了。
这门亲事是四爷从小给他们定下来的，那时候很时兴这种婚姻形式，叫做“爱好（好字读第三音）做亲”。解放了，人们的观念，特别是年轻人的观念转变得最快，十叔不想和十婶相处下去才对她那么冷淡。而四爷却要坚持下去，认为无缘无故地休了人家是伤天害理。
在我的眼里，十婶为人很好，也喜欢逗我们玩，但从来都是笑语盈盈，可亲可近。十婶姓王，长得很白皙，四方脸，一笑俩酒窝，在沈阳还有一份汽车售票员的工作。听说十叔真的不要她了，她伤心地哭了，我们都看见她哭了，很伤心的，对她也很同情。
20来年后我都高中毕业参加农业生产了，十婶还惦记着我们。那是一个晚上，有人找到我们家，说让我祖母和母亲和他去见一个人，说到那你们就认识她了。母亲有事没有过去，我陪祖母去看那个陌生的人。啊？原来她竟然是十婶，我惊愕了。十婶依旧叫我的祖母六婶，也很快认出了我，还是当年那么的亲热。人虽然老了，可是以往的情感却没有丝毫的退化，让我好生感动。
再说十叔。为了回避这门婚事，提出分手后他去了黑龙江通河，从那时到现在50多年也没有见过一次面。
十叔虽说是地主成分，但思想上要求进步，是一名共产党员，这也是李氏家族最早的党员了。“文化大革命”前，十叔是通河县林业局局长。他的家父到他那里安度余生，也抹去了四类分子的阴影对他心理的蹂躏。可是，“文革”的风刮来了，阴影就成了一片乌云，压的人喘不过气来。
一个地主分子竟然隐居在共产党员的家里，他们和平共处，局长还有党性原则吗？还是一个共产党员吗？由此，十叔就成了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是无产阶级的叛徒了！爷俩天天带着高帽游街示众。
那时，四奶已经过世了，孤寡的五大娘也改了嫁，四爷身心俱疲，万念俱灰，一头扎进松花江里，了此“罪恶的一生”。
四爷去黑龙江后，曾经回过老家一次，故土难离思乡心切吧。他来到我家，拿出一本泛黄的书，是家谱。他想趁他有生之年，再善续李氏家人的先祖与后代。所有在沈阳老家的同宗同族他都一一地走过了，记录着。核对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密密麻麻的毛笔字，见证了李氏家族在四爷心中的价值和分量。这一次也是我见到四爷最后的一面了，和小时候的印象没有什么两样。可惜的是，我没有把四爷的那本家谱抄录下来，许许多多李氏家族的先辈及后人也就无法写进这本“草根家事”中了。
2 我的先祖（呜呼哀哉）（11）
2我的先祖（呜呼哀哉）（11）
大曾祖的长子，我的大爷有三个儿子。老大李若乔在同辈哥们中位列诸首，他没有成家就死去了。老二李若春是我的二大爷，李若堂是我的三大爷。我们都很熟，尤其是二大爷李若春。
二大爷高挑的个头，红脸膛，有和李家很多的人一样幽默开朗的性格。不同的是，他是我们李家传奇式的人物，也是几个“败家子”中的一员。
二大爷的前妻留下两个女儿，记得有一个叫雅芳的，是所有同辈中的大姐。续弦的二大娘圆脸，面白，说话很“筋道”，娘家在辽河北喇嘛河子。二大娘有文化，谈吐不俗，我很小的时候就愿意接近她，她说出的词往往叫我好奇。又一次她给她的孩子拿虱子，一下子得到两个在一起的大虱子。她笑了，说：“呵，还交媾呢，不知羞耻。”后半句我明白，什么叫“交媾”，我第一次听说过，不懂。她告诉我说，就是交配，生孩子的意思……嗯，跟二大娘在一起就是长见识啊。
二大娘自己生了三个儿子，和一对双胞胎女儿。儿子依次是李开元、李国元和李中元，李开元比我小一岁，长大了我们也常来常往。在孟家窝铺住着的时候，他家和四爷家是邻居，他们是亲叔侄关系。双胞胎女儿因为生活困难，有一个夭折了，那个妹妹现在住在小屯子，我见过她。
二大爷的祖父是我的大曾祖，他是大曾祖的宝贝孙子，李家的钱财没少让他糟蹋。老早年时，一到过年二大爷就长了孩子头，虽然那时他早就成家了，但依然童心未泯。除夕晚上，他一个人端来一大笸箩鞭炮，周围围着一帮孩子看他放鞭炮，他爷爷也不管他，让他尽兴。总之，凡是他乐意玩的，直到玩腻了为止。
放鞭炮放出了记录，玩枪也玩出了名堂。二大爷有一只眼睛失明了，枪法却独一无二，那是拿钱练出来的。
混乱的年代里，有钱的人家都养着枪，防备打劫，但一般都是土枪，或是猎枪之类的。二大爷央求大曾祖给他买一只“快枪”，也就是洋枪。大曾祖花了一笔巨款，满足了他的要求。买起马就得备得起鞍子，子弹练枪就像他放鞭炮一样保证供给。俗话说“饸饹不贵，卤子贵”，练枪法花在子弹上的钱比那杆枪贵多了，也培养出个神枪手来。
一次，一伙不知道李家威望的土匪开口就要许多的“银子”，站在墙外高喊“不给就开枪”！二大爷站在院子里高声回话：“好吧，给你可以，你得先问问我手里的枪答应不！”他又说：“你的帽子有个红疙瘩，我饶你一命，专打那个红疙瘩！”
土匪不听邪，但也害怕丧命，就用棍子把帽子挑了起来。二大爷一举枪，“啪！”的一声，不偏不倚正好打中了帽子上的红疙瘩。土匪吓得一哄而散，神枪手的大名也就扬出去了。
土改了，二大爷的成分被定为地主。按政策，农会要分掉富农的土地，内产不懂，内产也叫“浮产”，指的是金银首饰之类的物品。对地主，则是留下生活生产的必须，即按人口分得的土地之外，一切归公，包括细软之物。
除了我的曾祖，其他四位曾祖所属的支系都是地主被“抄净分干”。后来我的爷爷在解放前又置办了一些土地，才被定位地主成分的。
庆幸的是，他们已往都不是为富不仁的主，才没有被残酷斗争。那时斗地主的“刑法”很多，比如冬天里扒光你的衣服，让你骑在冰凉的碾砣上，再浇上凉水，刹那间人和石头就冻在一起了，想站起来就会掉一块皮肉，血淋淋的。还有就是把你的双手捆起来，吊在房梁上，那叫空中飞燕，来回地悠，骨头节都响。或者让你举起满盆的水，举过头顶，洒一点你得舔起来……目的就是让你交出值钱的东西，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戴高帽游街示众是最轻的处罚了，可那时人们丢不起脸面，比死还难受。土改斗地主和“文革”时期斗“黑五类”如出一辙，都是“革命”行为。
李家的地主虽然没有被斗争，但也都吓得半死，多亏当时的农会主席张奎武。张奎武是李家抗活的，李家待他不薄，他下不得手，那是人性良心吧。后来的二大爷总提起这件事，总有不尽的感激和感慨——做人还是和善的好。
二大爷是个膀大腰圆的大块头。解放后，他一改豪门公子哥的形象，放下架子当根根本本的庄稼人，吸大烟的毒瘾说没就没了。1953年辽河大水过后，他从老家搬迁到是佛寺乡孟家台落户。那里有他的表妹，可以周济他一把。表妹姓魏，成分好，又是个大家族，对这个四类分子怎好不高抬贵手。怎奈得二大爷一家六七口人，就是长了三头六臂也难维持温饱，亲戚供一饥不能供百饱吧。可这又有什么办法啊？
解放前，二大爷因为花天酒地的，曾经向我家借过钱粮，我们之间既是家族又是亲戚，他和家父是姨表兄弟，解放后这欠账就黄了。搬到孟家台，生活时常拮据，二大娘就来我家串换两米。旧账不还又添新账，实在是一件没有办法的事，只好硬着头皮来求借。二大爷去世的时候，正是他们家困难到了极点的窘境时刻。二大娘置办不起棺材，就用砖头垒个“地穴”葬了二大爷。一世“英雄”落得这般田地实在难以想象，悲乎，哀呼？
2 我的先祖（难得一面）（12）
2我的先祖（难得一面）（12）
待我得知二大爷去世的消息时，他已经入土2年了，实在遗憾。
二大爷是个大度慷慨之人，阔也阔得仗义，穷也穷得大方。1964年我高中毕业后，有时间走访我的家族了。1965年的春节，六大娘要我和李巨元二哥去孟家台给二大爷拜年，二大爷非留我们住一宿不可。晚上，他拿出两元钱给我们买柿子吃。我说，两元钱买咸盐差不多够吃半年的了，我们不是小孩子了，你还是留着吧。二大爷笑了，他说：“傻孩子，你们才吃我两元钱，想当初我的小哥们儿们得吃我多少个两元啊……”
记得二大爷对我们从来不提往事的，更是“好汉不提当年勇”的，那天真的别开生面了，他很高兴我们给他拜年吧。二大娘也在一边旁白，说旧社会我二大爷下馆子从来不让别人掏钱。
二大爷死后，他的3个儿子渐渐地发达了。1998年我去北京前，他的大儿子李开元盖起了漂亮的小楼。
在这之前的1990年，我的小女考上了西北林学院，即现在位于陕西杨陵的西北林业大学时，我和三大娘家有了联系，他们在西安。李开元得知后，让我打听一下他三婶的近况，表示对老人家的关切。
他的三婶是我的三大娘，年近九旬依然健在，而三大爷李若堂早就过世了。
三大爷李若堂很斯文，在旧社会就是个教书先生，60年代初病逝沈阳。之后，三大娘跟随儿子李葆元去了西安定居。
我的小女李晓黎去西安上学时，我特地要她看看她的三奶一家人。那时我们的经济太紧张了，舍不得路费，我没有送女儿去西安。
后来听女儿说，三大娘虽然是耄耋之年，她的记忆让人吃惊，早年的往事历历在目。三大娘在年轻的时候就博闻强记，也是个很“妖道”的女人。说白了，“妖道”就是很厉害，有点男人霸道的味道。眼下都快百岁的老人了，还时常管教她的子孙，有时候还自己亲自去街上卖菜。
女儿读书期间，每逢开学我都要给三大娘捎去些家乡的特产，她最喜欢吃的是辽河的虾米。虽说是点点心意，却让她乐不可支。女儿去她家时，三大娘总要女儿和她睡在一张床上，说她有回家的感觉。
三大娘的娘家贫寒，她自小就聪明机灵，也能说会道善解人意。大曾祖很是喜欢这个小姑娘，才不把门当户对当回事，娶了她做自己的孙媳妇。我的大娘和婶子们的娘家都是豪门富户，唯有三大娘的娘家贫苦。三大娘在妯娌中是个“到得去”的人，为人处事有条有理，也不卑不亢，没有人瞧不起她，何况妯娌们都是有教养的人啊。
1994年女儿毕业了，最后一次去看望三大娘和她的一家人。后来电话升级了，她们又搬家了，联系也中断了。到现在，一晃又过了14年，但“藕断丝还连”，血浓于水吧。
三曾祖的名讳我记不起来了。对这个支系的人我了解的甚少，只知道解放前他领着两个儿子远走高飞了。有人说三曾祖有先见之明，土改对他没有什么好结果，匆匆处理了家产去了沈阳。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叫华宝，另一个不清楚。
我曾想过：“文革”过去了，改革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