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那时考试判卷是“五分制”，班级从来不排榜，没有办法细化。除了学习，我在老师的眼睛里一无是处，我的眼睛里也没有老师上好的脸色。就是那天，我以外地还得到张柏芝对我的肯定，从来没有过的“肯定”，于是我永铭于心：
“这是按成绩排列的，你将来一定会有出息的……”
这句话，绝非仅仅是绕梁三日，而是萦绕我心头30年、40年……至今犹存于耳。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良好的感觉，也是第一次得到别人的认可与赞誉，弥足珍贵。
读高中时，学校有过一次问卷式的调查：什么书对你的影响最大？你得到什么启迪？我答非所问：和初中同学的一次谈话……
谈话那天，我几乎彻夜未眠，自然也想起了那次算命。
我果真不同凡响吗？我在问自己，也自问自答：试试看吧，反正算命先生和张书记“黑白两道”说的如出一辙。然而，这和预言绝对成不了“婚配”。
现在的罗家房中学，成立于1956年，当时只有两个初一班。到1958年时，全校3个年级一共8个班，三年级两个班，二年级两个班，一年级四个班。且不说教学质量如何，我们也不知道。不过，新民六中的“劳务输出”可是在全县名列前茅的，我们的老师在抱怨中一不小心透露的。等我考进新民高中时，我才知道，六中的学苗个个矮人一头。录取成绩单上，我各科的平均分数是59分，比我班最高的差32分。这种“抵挡高就”的劣势，着实令我惴惴不安且忧心忡忡。
入学的第一天，校团委书记赵恩海（文革后任校长）给新生讲话，其中一句至今记忆犹新，不能忘记：
“现在，大家站在一个起跑线上，三年后看谁第一个冲刺！”
起跑线只有一条，而运动员的水平线何止一条两条？但我还是咬牙上线了，以不辜负张柏芝对我的鼓励与期望，此其一。那时她所以把秘密告诉给了我，就是给予我温暖与激励，因为我的周围环境让我很心寒，她一目了然。
其二，我也想成全那算命的先生，让别人少说他“瞎算”的闲话，盲人活得不容易。
就这样，经过一年的“咬牙”，我已由原来全班学习成绩第48名，上升到第14名。有得就有失，鱼和熊掌真的难以兼得。
我的“表现”实在是太糟糕了！思想上不要求进步，行动上不靠近团组织，从来没写过一份入团申请书。
这绝对不能怨我啊！要命的是，我的家庭成分和社会关系，比我的“表现”还一塌糊涂。谁不想入团啊，我没有希望入团！我的两个姑姑，一个是地主，一个是富农，两个舅舅都是富农成份。我家在土改时被定为上中农，即富裕中农。那年月，社会上刮起一股“敌视”、“仇视”富裕中农的狂风，富裕中农和地主富农已经没有区别了。土改时，地主富农被分了，富裕中农没有分他们包括土地在内的任何财产，成了解放后农村最富裕的阶层，存在“复辟”的危险，所以要严厉打击。而我的父亲又当过国兵、伪满警察……所有这些的“黑幕”，使得我入团的愿景一片漆黑。
实现自己的愿景，不辜负同学的期望，智取华山只有一条路可走。我坚信，只要是在学习上出类拔萃，考上大学还是有希望的，实现理想还是有路可走的。
也许是算命先生害了我吧。一想起他，我就拼命地钻书本，如醉如痴。那时我更期待政治气候的温和，但政治空气却在不断地“恶化”，即使我张大嘴，也喘不过气来。
总不能让凝固的空气把我憋死吧？在“政治讨论”、班会发言中，我难免发一些“牢骚”，虽然我牢记“闲谈莫论国事”。
于是，在一次全校性的大会上，其实就是整饬生活纪律的大会，几乎叫我万念俱灰。
管理学生生活的王老师王常福，被学生赐号“特务”。他点名把我列为全校三个“个别生”之一。点名的时候，王老师声色俱厉，音调抑扬顿挫，俨然是对我们“罪行”的宣判。这个宣判，无疑是剥夺了我迈进高校门槛的权利，一个人政治生命的结束语！
我“认罪”，我的某些言行已经和“地富反坏右”份子站在了一起。我沮丧，我害怕，因为王老师在大会上还说：
“大家知道吗？我们新民高中，在反右斗争中，曾经镇压过6名反动学生！现在仍然在监狱里服刑！”
会场上鸦雀无声，我真正的体验到什么叫做空气的凝固！我不敢抬头看四周，我想，一千多双眼睛都在死盯着我，老师也盯死了我。他们越是为我担心，我越感到压力的沉重；＇奇。书＇他们越是同情我，我越感到走进了最后一层地狱。
政治形势和王老师一样咄咄逼人，这绝不亚于后来的“文革”那种极度的恐怖。
从那时起，我一边加紧玩命地学习，以求有“一技之长”，以此来实现梦想。一方面，在王老师经营的绝地里，一颗“罪恶的种子”在萌动，开始孕育着我的“预言”。
我不是为了“泄私愤”，我和伟大的领袖没有私愤。我不是“咒骂”，我不迷信，这就是草民的伟大。我只是想，也期盼政治气候的转变。
那一天，校园里突然传来肯尼迪被暗杀的消息，令我们每个人都大吃一惊。也就是后来，我和程德昌在那个僻静的地方，又谈论起暗杀的事件，我就说了我的预言。我想，也许毛主席逝世了，政治气候会有些改变，就像美国。那么，他会在那一天逝世呢？
我在想，想起了一句话，叫做“有你没我，有我没你”。
我的生日是九月初九，于是，我就说出了“毛主席要死，就死在9月9日……”
那天，我是被程德昌约到那个地方的。
自从王老师点了我的名，心里就压上了一块大石头，整天里都是郁郁寡欢。程德昌是安慰我来的，对此他和我有同感，更同情我的遭遇。他的家庭成分和我一样，富裕中农，但他比我“安分”多了。那天我和他谈了很多的问题，都和政治有关。后来以预言结尾，因为再谈下去担心会有麻烦。
同学聚会的时候，程德昌是新民石化公司的办公室主任，深得领导的倚重，实权人物，写一首“好文章”。“好文章”就是各种各样的公文、材料什么的，就是现代的八股文。我也是个“材料”，给领导写材料的材料。哈哈，我们真是一师之徒，臭味相投啦。
聚会上，我借酒转移话题，没有公布我的下一个预言，是想把兴趣转移到陪齐齐哈尔老同学的身上，不能喧宾夺主。所以上次预言的背景，直到现在还是个秘密，程德昌也不清楚来龙去脉。我也不想让我高中时代的悲剧搅了欢天喜地。那么，第二个预言是什么？话，还得从高中那说起。
2 二次预言的历史背景（预言林彪）
2二次预言的历史背景（预言林彪）
1964年初夏，随着气温的日益飙升，高考复习也正在如火如荼紧张地进行着。而在这个时节，社会上“农业学大寨”的新闻也正向校园铺天盖地而来，报纸和电台的版面与时间，比备考显得更加紧张更加升温。“上山下乡”的号角，伴随着“农业学大寨”的声浪亦步亦趋，毫不逊色。“学习董加耕、邢燕子”的热潮，占据了学校所有政治空间，是老师是对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运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以深入人心为最终目的。我没有忘记，“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也在悄然间来到你的身旁，默默地左右着我的未来。
自从我被王老师安排在“个别生”的位置上，我就整天如坐针毡，心被戳得千疮百孔。一有什么风吹草动，我就如临大敌，如临深渊，惶惶不可终日。
县委委员、学校的党支部书记石维，不止一次地在全校大会上，动员应届毕业生上山下乡，到广阔天地去用武。还有新民县县委、县政府正在陶家屯公社羊草沟大队筹建知识青年点……对于这些本土新闻我毫不在意，似乎与我无关。后来我才知道，这些东西与我紧密相联，难以切割。
陶家屯，新民人习惯叫陶屯。青年点所以选中那里，是因为那里有座很“巍峨”的大山。山的海拔能有近10000厘米，但一分钟就可以登上峰顶！其实那就是一个大的土包，没有山的名字，离我老家不远。
陶屯“有山”，那里又是农村，这才符合“上山下乡”的定义，县里的领导才心安理得。在陶屯的西边8华里，也有一座小山——东蛇山子。
东蛇山子坡地的坡度很缓，在“农业学大寨”的热潮中不也修了梯田吗？虽然后来作废了，老百姓怨声载道，但当官的可被上级连连称道，道出了形式主义是害人的事实，又是难以根除的无穷的遗患。
经过石书记反反复复的动员，终于在应届毕业生的队伍中，涌现出一批积极的响应者和上山下乡的先驱，一共30多人。其中，有县委副书记黄春贵的女儿黄秀芝，某部队连级军官的妹妹霍静杰，还有我们班的张奎明等等。
无论是平心而论，还是众所公认，这些同学的思想政治表现都很优秀，他们中很多人都是团员、班级干部。但他们的学习都不那么令老师和同学们从心里恭维，换言之，就是升学无望。那么，一脚踏上“到农村参加‘三大革命’运动”的船，无疑是一种最佳选择，一种到达理想彼岸的便捷途径。
“三大革命”，就是“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阶级斗争是统帅、是灵魂。于是，对于先驱们，阶级斗争这一首要的课程务必过关。
那时的高中学园里有两个课堂，一个是围绕高考的课堂，一个是自愿上山下乡的课堂。后一个课堂，由从来不讲课的石维书记任教，在小会议室里天天学习有关材料，武装他们的思想，好去打一场“三大革命”改天换大的伟大战争。
开始，我没有注意那个课堂，还在埋头地备战高考。不久，我必须关注了，虽然根本不是心甘情愿的，无奈。
我很清楚，我的家庭成分、社会关系、个人表现，已经在我通往理想的道路上，筑起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铜墙铁壁。可是，一想起“预言”与“命运”，我又常常异想天开，梦寐中的一丝曙光让我从未放弃学业。到了高三，我的学习名次稳定在班级前三的位子上。我凭什么不去试一试啊？万一班主任老师笔下有德，对我的表现轻描淡写，避实就虚；万一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
梦不能不做，但有时候就是噩梦！
1964年5月13日，这是我上下三辈人都不会忘记的日子。
下午，我去老师那看俄语考试的分数。突然，我发现了班主任刘文孝老师给学生做的毕业鉴定，就放在他的办公桌上。出于急切和关注，办公室里又没有一个老师，我就翻到了我的那页。
天哪，刹那间，我完全理解了什么叫做“绝望”，什么叫做“残忍”，等等大堆大堆恶毒的辞藻！顿时，我连连叫苦，六神无主，甚至是气急败坏，七窍流血……
开始我有些不大相信，有些不敢相信，就接连地看了几遍。没错，是我的鉴定！四十多年了，我没忘掉一个字，字字句句都是一把刀，戳在我的心上，留下永不愈合的伤口，时时刻刻在汩汩地流血，让我在噩梦中惊厥！
这个鉴定，我不止一次地背诵给父母妻儿、同学同志，也给梦中的自己。记住吧，这就是老师给他的学生的鉴定：
“该生不靠近团组织，打击进步，不学习毛主席著作，反对学雷锋，对参加农业生产有看法。”
这是鉴定吗？分明是造反派给牛鬼蛇神框定的死刑判决书。它宣判了我美好憧憬的死亡，揭开了我在未来的人生之路中凄苦挣扎的序幕。它明明白白地告诉我：我不会让你死，但比死更悲惨！
是的，从那天起到如今，我时常在噩梦中抽泣，也许日后就会死在噩梦中，等我遭够了罪。
1964年5月14日，也就是我看到自己的毕业鉴定的第二天。上午，为了迎接新民县全民运动会，全班同学来到了新民一中（现在的沈阳市级的重点高中，仍叫新民一中）平整清扫场地，可我的心怎么会平整下来，阴霾何以清扫？我成了一个只有躯体，没有灵魂的植物人了。
午后，我没有心思去上课，借着春风独步窗外，梳理着早已纷乱的思绪。对于我来说，和煦的阳光，没有给予我一丝的温馨，心凉比什么都可怕都失落。我像幽灵一样，被神灵牵着我的脚步，走进了学校党支部书记石维的办公室。
平时，我的脚步很少到过这里，更没有走进这间英国教堂式的“禅房”。因为，石书记的办公室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陋室”。出出进进的人，都是些学生干部、团员。他们把有关学生的表现像填鸭似的塞进去之后，让石书记慢慢地咀嚼、品味、消化。过了不久，就会有人得到表扬，又会有人遭到批评。我所以被刘文孝老师在鉴定上写下“反对学雷锋”，就是我的同班同学，校学生会主席韩安梅，把我的一幅漫画呈递到石书记那里，然后又经过一年的时间，酿成了把我打入死囚的佐证。
漫画的画面是：一个不爱学习的学生，面对不及格的试卷，趴在书桌上睡着了。他梦见了学雷锋，笑了……
现在我要亲自送上门来，石书记是大为光火震怒呢，还是循循善诱地对我教育和开导呢？哈哈，笑是苦恼的，但我有十足的把握，让石书记对我刮目相看。
还好，石书记此时此刻非常的平静，坐在椅子上慢悠悠地吸着烟。见有人敲门，他微微颤动一下手指，但烟灰并没有弹掉。等我听到一声细微的“请进”时，我已经站在离他5米远的地方了。
“你怎么没有上课，有什么事吗？”
他的语气和表情告诉我，他认识我。问话的时候，我看不出他对我是耐烦还是不耐烦。我很有礼貌地回答，也保持不卑不亢的态度和他交谈。
“石老师，我想上山下乡，我是报名来的。”
“嗯？”
他用鼻子打了个问号。紧接着，又用“顿号”比“问号”长十倍的时间，才正式端详我。
“哈哈，你一进来，我就知道你有事，原来你也想上山下乡啊？”
我点头说“是”，他继续问话。
“你可是尖子生啊，怎么也要上山下乡啊？”
我没有办法解释，也不想解释，也没有说出班主任给我的鉴定内容。我想，这事他是知道的，绝不能因为我对参加农业生产有了“高度认识”，而改变我的毕业鉴定！他也不敢，我的“反动证据”是铁打的，他也怕被人抓住把柄，“铁证”会成为一把捅向他的刀。
我们都沉默了好一会儿，我理解他，他不理解我。我不愿意在这久留，我要求上山下乡的表态，我背叛了我自己，我在向主子讨好，感到羞愧，无地自容。
“石书记，您就批准我吧。”
说完，敬个礼，我走了。
第二天，班主任找我谈话。他让我谈谈对上山下乡的认识，以及今后在农村的一些打算。他还问了我很多很多的问题，我记不清了，心乱，根本不想听。我有我的打算，但我不想和他说。
“刘老师，这些问题留给以后再回答你吧。”
他冷冷地瞅着我的脸色，不快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我只是冷笑。
我能愉快吗？我遭到莫大的耻辱。我觉得，这耻辱比认贼作父，女人被人强奸更耻辱，更悲哀！
1964年7月26日，高考后的毕业典礼在大礼堂举行，那里也是学生的饭厅。有一张寇成元代理校长大红官印的毕业证书没有人认领。这就是我的！我没有参加毕业典礼，心力交瘁，在家静养。
自从5月14日我决心上山下乡，便没有看过一次书。在这一个半月之后的毕业考试中，我取得各科平均96。2分的成绩，名列全班第二。第一名是韩安梅。以前我说什么也不会想到，这竟然是我一生中最后的一次学生考试。之后，我再也忍受不了那些莘莘学子们苦读上进，求取功名对我的刺激了。毕业考试一结束，成绩一下来，我就回家了，回避同学们对我的“刺激”。
不久，高考也结束了，同学们都在等待毕业典礼，然后作最后的“鸟兽散”。其间，我收到赵鸿德寄给我的一封信，让我参加毕业典礼。我强打精神来到了学校，想和朝夕相处的同学们做最后的告别，顺便再打听打听大家的高考情况。
意想不到的是，这次到校，竟然是我给我自己已经崩溃的神经，又来了一刀，彻底地割断了笑的脉络。这就是我常常在梦中哭醒的后遗症。
我哭自己那年各科高考试题没有一道我不会的题，而我却偏偏与高考无缘！我哭我自己为什么非要上山下乡，万一我的高考成绩科科都“满分”，也许会感动天地良心，给我一个再生的机会！我哭我自己的社会关系和表现，我哭我为什么摊上那样一个歹毒的老师……
我伤心至极，痛不欲生，同学们都为我流下泪来。赵鸿德很是理解我此时此刻的心境，为我买了火车票，他送我到新民火车站，即刻回家。
我的那些书本、笔记、还有行李，一样也没顾得上带回，我没有半点力气让它们和我一起回家。这些伴我三年，伴我梦寐，连我心肝，通我灵性的“遗物”，是后来父亲去新民开教师会时才捎回来的。见到它们，我心中又是一番酸楚，没有泪水了，只有呆呆的发愣。我可怜它们，辱没了它们的使命，践踏了它们的情感。虽然历经文革时期打击“三黄四旧”，我没有让它们受到任何伤害，至今仍珍存身边。
当年的我已经死了，它们是伴我的墓碑！
1964年8月1日。十分颓唐和憔悴的我，终于屈服于对现实的承诺，扛起锄头，来到新民县新兴公社（现在的罗家房乡）德盛堡大队第八生产队劳动，当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一晃就是整整六个年头。
这里也是我的家，我没有和“先驱”们去陶屯羊草沟青年点，害怕见到同学触发我的伤感，只是在那挂个名罢了。
家乡就是家乡，土亲，人更亲。社员们都是乡里乡亲的，对我很是照顾体贴，尤其是和我同龄的小字辈。我们和我都是“抹泥”之交，我是从“地狱”回来的人，自然有许多新鲜的话题吸引着他们的好奇心。
1965年我高中毕业的第二年，辽河伏汛，河水上岸，辽河滩处处都是积水的坑坑泡泡。秋收过后，我约李玉甫去了河边竭泽而渔。我也没有想到，正是这天，我又疯狂地预言了：林彪不得好死！
我是八队的社员，李玉甫是七队的。我俩年龄相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