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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鲁平的议论马上在进食他赏赐的美酒佳肴的时候展开了。所有人都钦佩地认为鲁平是我们三百多名同年级同学中最为成功的人士，语气和目光中那种艳羡和尊崇，绝对真实，没有任何虚假的成分。
鲁平目前的公开身份是某
房地产开发公司老板，北京很多有名的楼盘都是他的杰作，经常出现在报纸、广播、电视上。这个人究竟有多少资产，是一个没有人能够说清的问题。
有意味的是，人们往往更加喜欢谈论一些说不清的问题——在我的印象里，整个同学聚会谈论的都是鲁平的财富。
我听到一个同学——这次聚会的一应开销，都是鲁平让这个人代为料理的——说到他前不久曾经被鲁平邀请到家里做客，这个因为能够接近鲁平而显得很高贵的人尊严地说道：“地点在好像是在温榆河北岸，一幢巨大的独体别墅。我现在只跟你们说他的
客厅。客厅一百五十平方米，摆设了很多据说不是复制品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的价格，足够把他所在的整个别墅区买下来。在这个客厅的正中央，鲁平让我看他的‘镇宅之宝’。这是镶嵌在深棕色木质地板上的这么大一块黄金，”我们那个同学站起来，伸开双臂形容黄金的体积。当张着嘴巴的同学对于黄金体积的大小获得一个概念以后，在人们的惊诧之中，那位因为说出了一件罕见事物而显得有些自负的同学重新坐下来，“甭说别的，你们就说这块金子吧——值多少钱？！”
没有人能够算得出值多少钱。
于是那位同学继续描述那次至少在他个人经历中具有历史意义的游览中看到的东西。
鲁平是我见过的成功者中最不具备家庭条件支持的人，他的父亲和母亲都不是高官，按说他没有理由获得这样的成功，但是他竟然就成功了，这说明这个时代的确在创造奇迹，不但在创造有权有势的人的奇迹，同时也在创造着鲁平这样的没有形状的人的奇迹。
但是——我这个人就是多事，总要想到一些没有任何意义的问题——我又在想：一个善良的普通人，能不能得到创造这种奇迹的条件和机遇呢？我还在想：如果我插队的那个地方有十个鲁平这样的人，谷庄驿公社不就变成土匪的天下了吗？还有什么“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还有什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幸亏生活中没有这样的“如果”，实际情况是——那里只有一个鲁平，其他二百多名知识青年都是一些被时代驱赶着老老实实走自己的人生之旅的人，所以那个地方不但没有变成土匪的天下，它还是一个按照标准模式运转着的世界。
在这样的世界里，正是这些普普通通的人，在一天接一天的时光延续中，遵循着人的良知，同时也护卫着社会的良知，所以，世界才没有完全变成土匪的天下。
当这些人疲惫到没有力量遵循人的良知，无力再对这个可爱的世界进行看守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不知道。
就是在这次同学聚会上，我听说了一些关于吴克勤的事情。
53。回到初始的地方（1）
八十年代初，实行将近三十年的人民公社制度被改变，开始实行带有私有性质的土地制度，即所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通俗化说法是“包产到户”）。这样一个简单的、不彻底的向传统土地使用制度的回归，在中国大地上激发出的创造性和活力，简直如同排山倒海。
用一个形象化的说法：当初我们养了一只体型巨大的猫，这个漂亮的大家伙天生懒惰，中看不中用，无论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就是无法让它从昏昏欲睡中清醒过来，哪怕象征性地去逮上一只老鼠，以证明对于它的豢养是正确的，它让人尽失颜面。正在这个时候，突然来了一只黑猫或者白猫，这个家伙根本不在乎你是不是在乎它，出自于本能地跃跃欲试想去逮老鼠。我们就让它去逮，它竟然就逮住了，逮住了一个很大很大的老鼠，创造了一个奇迹，这个奇迹不但解决了我们长期以来没有解决的吃饭问题，它也获得了世界范围内的惊叹，世界上很多穷人和富人或者羡慕或者嫉妒地指着东方说：“看！那家伙逮到了那么大的一只老鼠！”
历史的深刻变革必然带来参与其中的人物人生命运的变革。
在世界地图、甚至在
中国地图上也找不到的一个叫马家崾岘的小山村，一个早已经被人遗忘的人的人生命运也就此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吴克勤终于因为身体原因卸掉了当了整整十年的马家崾岘大队党支部书记的职务，开始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为自己进行粮食生产。
据说他的日子过得还不错。他本来就是一个干活不惜力的人，现在能够完全为自己劳作了，当然更加拼命，他成了村里把庄稼务育得最好的人，每一年都超额交售公粮，但是他拒绝任何荣誉。
我们应当关注这个人的这一重要变化。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乡上和县上都有亲爱的领导人想把他树立为“致富能手”，甚至开列出了非常优厚的优惠条件——低价供应化肥，免费提供粮食优良品种，优先收购
苹果等等——诱使他在胸前佩带巨大的红花，在敲锣打鼓的喜庆气氛中好好当一个能够被宣传的典型，一个能够被上级和上级的上级知道和夸耀的典型。
所有这一切，都被吴克勤拒绝了。
最后一次是在崤阳县县委书记的豪华办公室里，吴克勤客气地对县委书记说：“我尔格老了，不想弄那号事情了……”
一直关心和支持吴克勤的县委书记陆嘉廷已经升任洛泉地委副书记，现在和吴克勤谈话的是新近提拔上来的年轻书记贾谊。贾谊同志上小学的时候就学习过吴克勤的先进事迹，所以对吴克勤格外关注，刚上台就把吴克勤传唤到县里。
现在，身材短粗的贾谊同志坐在皮面转椅上，亲自笑了起来，说：“话咋能这样说哩？克勤同志，你还是党员哩嘛！咋能这样说哩？快不敢。”
但是现在不是什么话都不能说的年代了，于是吴克勤继续诚恳地说：“尔格我就是想踏踏实实过日子，其他我什么都不想，就是想好好活着。这……该是能了么？”
“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亲爱的贾谊书记指点着吴克勤的鼻子，笑着说。
谈话已经进行了半个小时，吴克勤竟然完全不能理解领导的一片苦心，让贾谊有些意外，也有些恼火。贾谊书记端起巨大的茶杯，像模像样地喝了两口，并且从茶杯口上方凝视了吴克勤一会儿，然后把茶杯顿在桌面上。
“你知道这叫啥不？”贾谊书记脸上的笑容仍然挂着。
“啥？”
“这就叫死狗扶不上墙，”贾谊书记脸上的笑容消失了，“看来，我把你扶不上墙哩！”
吴克勤并不觉得愧疚，轻声争辩说：“我上墙做啥？我凭啥要上墙哩？”
“你走吧！”亲爱的贾谊书记突然面露愠色，飞快地站了起来，“你走！”
吴克勤就走了，走得很轻畅。
在贾谊书记的心里，吴克勤简直让人匪夷所思，很可能被认为是一个不正常的家伙。但是在我看来，他很正常，无论心智还是行为，都很正常。
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断吴克勤内心发生了顿悟，我想，他一定是在某一个特殊的时刻，突然发现他并不在他所在的世界之中，他成了局外人。这个世界喧嚣着的一切都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他不再为这个世界存在了，他只为他的家庭而存在。我们也可以把这种状态比喻为一种精神渴望的回缩，一种神圣义务的残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虎生和秀梅成了他的一切，就像当年荣誉和责任是他的一切那样。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曾经对人生各个阶段进行非常精彩的描述，我记得他讲述过一个虔诚的教徒的故事：这个教徒一生笃信宗教，中年之时甚至当上了教会的执事。但是，这个人到了四十岁的时候，心绪却突然变得坏了起来，开始讨厌那些刻板的道德说教，讨厌那些没完没了枯燥无味的宗教仪式，终于，有一天半夜，这个人从床上坐了起来，对妻子说：“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我其实是一个一钱不值的混蛋。”于是他开始放纵自己，挥霍了大部分财产……这个被人尊敬的人就这样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这说明人在一生中非常有可能因为什么原因或者不因为什么原因发生就连他自己都无法了解的突变。
为了描述这个变化过程，荣格在同一篇作品中用太阳来做比喻，假设太阳是人的情感和意识，或者用我们的话说，以此来描述人从少年时代到老年时代的精神生活过程——
清晨，太阳从无意识的夜海中升起，俯瞰广阔而灿烂的世界。随着她在天空中不断升高，眼前的世界越发辽阔，活动领域不断扩大，她会发现自身的意义，会意识到自己所能达到的最高的高度，并期望自己给世界以更多的赐福——这就是她要达到的目标。太阳循着自己的道路走向未知的顶点。“未知”，是因为这个人性的历程独一无二，其顶点无法探知。到了正午，她就要下降了。下降意味着清晨时分的那种激情和理想的泯灭。太阳陷入自我矛盾，仿佛她应当掩熄自己的光芒而不是继续放射。就这样，光与热渐渐衰弱，最终消失了。
但是，吴克勤还没有消失，他的光还在，那是他生命本体的微弱光亮，它仍然亮着，为自己亮着。
儿子虎生在本村上了小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成为这个家庭的骄傲，就像文化大革命以前吴克勤曾经是他的那个家庭的骄傲那样。吴克勤的理想是把虎生培养成为大学生——这既是他青年时代理想的延伸，也是他整个人生目标的最后凝结。
当时他轻看了这件事情，他以为有了他和秀梅不顾一切的劳作和虎生的聪明勤奋就能够达到这个目标，他并没有预计到日后的艰难。这是后话，我们以后再说。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或者说为了让虎生受到最好的教育，到了一九八四年年底的时候，吴克勤，这个在黄土地上坚守了将近十六个年头的北京插队知识青年，终于放弃了当初对于时代的承诺，放弃了已经找到的最适宜自己的活法，决定全家迁往北京。
这是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七日（农历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初七），也就是我们那批知识青年十六年前到达洛北插队的那一天，同样是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三十六岁的吴克勤带着三十二岁的秀梅和九岁的虎生，带着简单的行李，离开了K省洛泉地区张家河乡马家崾岘村。
马家崾岘村村长马双泉带领村上的乡亲们用架子车把他们送到崤阳县城。
在这个熟悉的地方，已经没有人认识著名的北京知识青年吴克勤了，穿行在人流之中，吴克勤就像任何一个进城的农民一样局促而惶惑，好像是一个不知道自己置身何处的人，看这里，看那里。他自然要想到那辉煌的青春岁月，想到成千上万人为了看到他拥挤在县委大礼堂门前的热闹场面，想到像洛北人民那样裹了白羊肚子手巾的他在台上做的政治喧嚷，想到县委书记陆嘉廷亲切的鼓励和嘱托……但是这一切都远去了，就像逝去了的青春岁月一样，消失在了遥远的时空之中。现在这里显得很安静，尽管街道上人很多，尽管商店里挤满了置办年货的人，和当年比起来，仍然安静得使人吃惊。
究竟是吴克勤的听力出了问题，还是这里真的很安静？
我的思绪踯躅了很久，仍然无法向读者做出解释。
一个时代从喧闹走向沉静，肯定说明着什么东西。
我说不出那是什么东西。
马双泉和热情的乡亲们一直把吴克勤一家送过县城北面的湎河（现在这里已经有了一座漂亮的水泥大桥），来到茶坊，眼看着他们上了长途汽车，坐到了座位上，看到汽车逶迤着往湎川—龙翔方向开过去了，才转身离开。
54。北京！北京！（1）
吴克勤当大学教授的双亲都已经去世，他们一家三口就栖身在姐姐家里。
吴克勤在外面风风雨雨十多年，父母亲的生活都由姐姐照料，受了很多辛苦。姐姐和丈夫虽然没去插队，但是都没进像样的工厂单位工作，就在街道办的手工作坊式的小厂上班，收入微薄，勉强糊口。
姐姐把仅有的两间房给吴克勤腾出了一间。当时她的女儿已经十五岁了，一家三口挤到一间房子里面，真的是很不方便。吴克勤知道姐姐的心，因此他就想，现在就在姐姐身边了，他一定要好好报答姐姐。
但是，这仅仅是一个美好的奢望，并且是永远不曾实现的奢望——吴克勤和秀梅都没有工作，为了找工作，把从黄土地上刨挖出来的八百多块钱都送礼了，最终也没有找到像样的工作。没有工作就没有钱，人是不能闲下来的，于是吴克勤就去打短工，秀梅则做一些卖冰棍、卖针头线脑的事情，勉勉强强熬日子。
他们事先绝对没有想到过虎生在北京上学很费钱，在这方面，吴克勤又是一个十分想得开的人，不管学校组织什么补习班之类的东西，都无条件让虎生参加。有的时候为了获得老师的关照，还要时不时送上一点礼。这样，本来就很艰难的日子就越发艰难了起来，甚至到了揭不开锅的程度。
秀梅经常到早市上捡拾烂菜叶子拿回家来吃。她总是想方设法瞒着吴克勤，但是吴克勤并不傻，他怎么能不知道秀梅操持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呢？他不过是不说罢了。
男人的眼泪都是留给自己的，在妻子和儿子面前，吴克勤始终是一个乐呵呵的人，不把任何困苦放在心上。
有一年春节，为了让自己一家和姐姐一家吃上猪肉馅饺子，他甚至在除夕那一天做了一回骗子：在北京站广场上，说自己从郑州来，要到老家唐山过春节，在火车上让小偷偷了，回不去了，求助大伙帮个三毛两毛的。
常年流窜在北京站广场的职业骗子都讨不到钱，何况吴克勤这样的新手？讨要了整整一天，得了三块二毛钱，结果还在天擦黑的时候让一个年轻警察抓走了。
先是让年轻警察打了一顿，半边脸都青紫了，颧骨上渗着血，然后开始接受审问。
年轻警察问他哪儿的人，他说是北京人，家住在什么什么地方。吴克勤在K省呆了十六年，口音早已经不纯正了，听他说话，看他的容颜，鬼也不会相信这个有口音并且面目粗砺的家伙是北京人。
年轻警察冷笑一声，嘲笑说：“别跟我玩儿这个，小子（发音：zei）！你丫这种东西我可见得多了。我立马打电话，你丫要是骗我，我他妈把你撅喽！”
吴克勤拉住年轻警察：“兄弟，是这啊：你打电话可以，可千万别跟我家里人说我干的这事情……”
年轻警察狐疑地看了吴克勤一会儿，然后去打电话。十分钟以后，警察回来了，脸上是一种僵硬的表情，但是在他的目光中，充溢着人性的色彩。
“怎么回事？大哥，怎么回事？”
吴克勤就说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其实他没把述说的事情当成多么严重的事情，不想年轻警察却受不了了，眼睛红红地说：“你不该……你……”
“我知道我错了。”
“不是，我不是说这个，我是说……”
年轻警察不说了，默默地把没收了的三块二毛钱交还给吴克勤，还另外从钱夹里拿出五块钱，强行塞到吴克勤手里。
“不不不，兄弟，”吴克勤推辞，“这不行，这可不行。”
年轻警察用逮捕罪犯的强壮有力的手把吴克勤那只攥着钱的手装到了吴克勤的口袋里。
“拿着，大哥。”年轻警察说，“我姐姐也是知青，她在陕北延安插队，十一年前转回来了……我知道你们这茬人不容易，我知道。”
年轻警察并不想听吴克勤说什么，把他推出派出所大门，让他回家好好过年。
吴克勤回望着年轻警察，很少流泪的他，终于流下了眼泪。他往前走，在昏暗的路灯下面，泪水闪着光亮，他仍然往前走。他知道秀梅在等他，她一定不放心了。
夜色很浓很浓，即使在北京这个辉煌的城市里，即使在除夕的夜晚，你也能够感觉到夜是那样沉重地压在大地之上。
那时候北京还没有被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很多五彩缤纷的烟花在夜空闪烁，好像在向夜色示威；远远近近的鞭炮声连接成持续不断的声浪，宣告着人们的幸福和安祥；建筑物上的灯饰都亮了起来，一家豪华饭店门前，一些衣着光鲜亮丽的男女从高级轿车上走下来，一排服务生躬身站在门前，做着请进的手势；隔着明晃晃的大玻璃，可以看到很有身份的人正在推杯换盏，间杂其间的香艳女人，显然在想方设法讨得其中一个人的欢心——这个人既可能是掌握着基础设施建设审批权的政府官员，也有可能是生意场上的一个重要关节；一个男人在电话亭里面打电话，听不到他的声音，却能够看出他在滔滔不绝地述说。
他在向什么人述说？他在述说什么事情？关于自己的还是关于别人的？这有意义么？
这个世界已经是那样陌生，它好像远远地离开了他的生命经验，感觉不是置身于从小长大的那个世界，而是来到了一个从来没有到过的地方，这个地方的建筑是陌生的，人是陌生的，就连脚下的马路也是陌生的。小时候逮蛐蛐的古老城墙呢？那黑黢黢耸到夜空中去、总是缭绕着蝙蝠的城门楼呢？在小卖部卖米花糕那个脸色红润的慈祥大妈呢？每逢天阴下雨都要到你家来看漏不漏雨的大爷呢？在胡同里碰面的时候总要高声问一句“嘛去（发音：怯）”的同伴呢？那个即使你站在柜台前看一整天书，店员也不会责怪你的旧书店呢？那个偷偷送给你一块彩色橡皮的邻居家的女孩呢？
这一切都没有了，都消失了。
不知不觉之间，吴克勤来到了天安门广场。
这里亮如白昼——人民大会堂也许正在召开春节茶话会，也许正要开始一场光彩亮丽的文艺演出，以此向整个世界说明全国人民都很幸福；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游走着很多外地游客，在明亮的灯光照射下，上面的碑文清晰可辨，至于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