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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 女 21岁
B市某大学毕业生
1967年 男 25岁
B市作家协会干部
托李敏送给毛主席的生日礼物——在两种崇拜之间痛苦的抉择——一连10天参加他的批斗会——结婚之夜抱头痛苦——他是从五楼窗户跳下去的——竞然是革命样板戏救我一命——逃离魔掌——崇拜的毁灭和毁灭的崇拜
上部分：崇拜的痛苦
一
我并不怎么钦佩作家，作家们都自我感觉很深刻，但常常会写出很肤浅的话。比如，有位作家写道：崇拜是一种最无私的感情。我料定他根本就没崇拜过谁。
崇拜是把自己掏空了，交给人家。如果人家拿过去随手一扔，或在人家手里丢失了，你呢？你就光剩下一个空壳，整个完了！人生是一次性的。你便永远像个空纸盒那样被遗落在世上，无法挽回。
崇拜是人生顶冒险的事，要拿生命做抵押的。所以，我不大爱看书，宁肯相信自己的人生经验，不信作家们那些假深沉，哎，我这话有没有冒犯你？什么，我说得对？你是说真话吗？反正我顾不上你是真是假，我有话讲给你。
二
我曾经最崇拜的人是：毛泽东。
不单是我，你去问问我们一代人20岁时候他崇拜谁？担保会板上钉钉子地告诉你——毛泽东！举个小例子说明那种崇拜有多么纯：
毛泽东的女儿李敏和我大学同班。12月26日是毛泽东生日。23日晚我同宿舍九个女同学商量，托李敏送件什么礼物给毛主席。有的说织条大围巾吧，上边绣“毛主席万岁”五个大字；有的说一起用彩色丝线绣束花吧，每人绣一朵，大家叽叽喳喳，兴奋得眼睛直冒光，直议论到12点多，还是找不到一样礼物能把我们心中一腔火全捧出来。一崇拜是很难表达充分的。
李敏说：“我们照张像，再写封信送给爸爸吧。”
大家一同拍手叫好。让毛主席看见我们每一个人，他才会知道我们是怎么回事呢！
第二天下课我们一个个溜出学校到照相馆集合。为了不声张，不把事闹大，幸福的事也是愈保密愈幸福。照相馆不给照快相，但听说我们这张相片是送给毛主席的，就像接到重大政治任务一样，第二天就洗出来。大家叫我起草给毛主席的信。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写的一封信，几句话写了整整一夜，满地都是写坏的纸团儿。直到把信交给李敏拿去后，我才把更美好、更真切的话全想起来。
一周后李敏回来告诉我们，毛主席看见照片很高兴，还指指我说，这姑娘年龄不大嘛！据李敏说，当时郭沫若去拜寿，毛主席就把这照片压在办公桌玻璃板下边。无比幸福的感觉啊！真的天天和他老人家在一起了！他天天都会看到我的！我再看教室黑板上面悬挂的毛主席像时，就觉得他那温和慈祥的目光像阳光一样照着我，多大的精神力量！你甭问就知道，我大学时学习成绩为什么一直名列前茅。
三
这期间我还崇拜过另一个人是：他。
那是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我们都是派到国棉三厂去搞厂史的学生。去写资本家的发家史和工人的血泪史，加强大脑里阶级斗争这根弦吧！我和他不是一个学校，我在北师大二年级学化学，他在北大，正经八百学中文的，又是毕业班。他个头不高，穿着朴素整洁，给我的印象是稳当可靠，头脑清楚，清瘦斯文，在我这个理工科学生眼里颇有点文人学士的味道。他是我们这厂史写作组的组长，言语不多却很能体贴人。晚上大家写东西肚子刚有点饿，他不声不响把早准备好的吃的东西摆在面前；周末才觉得有点闲，他笑眯眯掏出一叠电影票一人一张。他像个天生的大哥哥。我那时模样很小，人又单纯，为他把我当做小妹妹而快活。可写完厂史，他送我回校，把行李替我扛到宿舍放下肩时，眼神有点特别，忽然说：
“我还能看见你吗？”
我挺奇怪，傻乎乎说；
“怎么不能见呀，随便来嘛。”
我傻吧！这就是当时的我。
可尽管我那时把从书本上看到的爱情，当做迷人却陌生、遥远。与自己无关的事，不知为什么，这个人竟然很自如地一步步走进我的心里。
从他谈话中，我知道他很穷。他家在苏北南通，当年陈毅新四军的老根据地，叔叔们都是老地下党，父亲被日寇杀害，母亲守寡把他和几个兄弟姐妹拉扯大，他排行老三。从上中学到念大学都靠着国家助学金，一个月19元6角……他的家史叫我钦敬不已。这家史不但使他特别受重用，一直担任北大留学生的指导员，还使他天经地义构成一个革命青年纯正的抱负和形象。这正是我所追求的。他把填写的“毕业生志愿书”给我看，都是激奋人心的誓言啊！他要到原始森林，到荒僻的山村，到没有人烟的边疆和草原，去开拓，干一番事业，献出一生，真叫我感动呀。我心里默默地说，你无论去哪儿我都一准跟着你。
真没想到他被分配的地方竟没离开我一步。当他告诉我要去的地方是“王府井”，我居然不知道王府井在大西南还是大西北。他笑了，说：“除去北京哪儿还有王府井？”原来他的单位是王府井的中国作家协会。同学们都羡慕他，后来才知道，像作家协会这样重要的意识形态部门，只能派他这样政治可靠、业务优良的学生去。
为了不叫我俩的关系影响自己的学业，我给自己定了规矩，每半个月只见一次面，地点都是在北海。每逢约会，几乎整整一天都在听他说话。他知道的东西那么多，我感觉每次见面自己的知识都在增长，幻想着今后的生活多么充实。我的政治理想、他的形象，全都有声有色有血有肉地融在一起。我常为自己的幸运而痴醉。
四
我在1966年5月份考完研究生，成绩相当不错，心里挺有把握，6月份文化大革命就闹起来，学生们都疯了，喊着“砸烂研究生制度”，把老辅仁学校美国教会的大铜盆端到当院，将我们的研究生考卷扔进去烧。我趴在宿舍楼三楼窗台往下看，就像看土改时农民烧地契，心想完了。这突如其来使我发懵。跟着愈闹愈凶，开始把校党委的人一个个揪出来斗。
作家协会那边斗得更凶了。名作家们全成了黑线人物。一般干部也都扯上些问题，只有他政治上干净，革命群众组织还选他当头头，但他也许由于家庭和经历的原故，比较沉稳，依旧那样的斯文气。他再三对我说：“要相信党，靠拢组织，注意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看准大方向，千万别跟着起哄。”不管学校里各种口号怎么有诱惑力，自己思想怎么混乱，只要一见他，立时静了，清晰了。我想，凭着我们的纯正和对党的忠诚，再大风浪也决不会翻船。
大串联时我跑回四川老家，把我和他的事告诉家里，父母都挺高兴。母亲给他买了毛衣、棉毛裤、袜子，还有家乡特产四川桔子，整整装满一小箱子，我便上火车挤了三天三夜，到北京回学校洗了洗，就提着小箱子满心高兴去找他。他要是见到我父母的这些礼物，脸上会怎样笑，我都会想到。
五
在作家协会宿舍楼前，我碰到他北大一个同学。平时见面他总是非常热情，必开玩笑，这次却异乎寻常的冷淡，只说声“你来了”，就走了。一种出事的感觉就给我了。后来我想，多亏先有这种感觉作为过渡，否则下一幕我绝对接受不了。我敲门。
他一开门，人变了一副样子！那样子——奇怪？可怕？悲惨？疯狂？我描述不准，但强烈地刺激我，至今难忘。他头发蓬乱，满脸横纹，见到我眼泪哗地下来了！然后递给我一张油印的小字报。我只看到：“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打倒反革命分子×××！”这是他呀！别的字怎么也看不清了，头发昏，身子全软了，皮箱 “吮”地掉在地上。
隔了一会儿他讲了情况：
他大学时读毛主席著作和诗词，顺手在书眉上加些感想式的评注，大多是从文学上考虑的，有的注“好，好极了”，有的注“平平”，有的注“不佳”或“错了”。写时没多想，过后便忘了。他同宿舍一位同事翻他的毛主席著作找语录时发现了，在作家协会公布出来。这在当时是件了不得的事，顿时全沸腾起来……
我听罢，脑子完全乱了。我只想说：“你怎么干出这种事来！”我直瞪着他，恨他！一句话也没说，忽然提起箱子很坚决地走出他的宿舍——我走！
他跟出来送我，用自行车帮我驮着箱子，从东城走到西城，一路无话。连接我俩的那座无比坚固可靠的桥，一下子从中间断开，两岸中间是汹涌的激流。我在岸这边背过身去，他呢？
他送我到学校门口，对我说：
“我这事犯在毛主席身上，估计没什么希望了。我虽然喜欢你，但我没资格再爱你。咱们算了吧，也不再联系了。你将来不管分配到哪儿去，把地址留给我南通的大哥，行吗……”
他在我面前从来没这样狼狈过，老实说，这几句话我也没听进去，自己回到宿舍，箱子一撇，一连三天没下床，脑子里全在剧烈地打架。恨他呀！他怎么在毛主席著作里写这些混账话！这和他平时对我讲的——党如何培养他呀，对毛主席感情如何真挚呀，要一辈子忠贞不渝干好革命文艺工作呀——完全不符合呀。我想，我是不是叫他骗了？迷住了？他是否真的打着红旗反红旗？我把他两年来对我讲的话翻腾一遍，仔细回忆，琢磨其中是否有对我潜移默化搞反革命的内容，但怎么也想不出来。我真是痛苦极了，难道被他骗得这样的实在和彻底？不，我要去他单位亲自参加他的批判会，听听别人对他怎么看，弄清他的真面目！
第四天我起床去作家协会。
六
当时在我面前摆着两种崇拜：
一是对毛主席的，一是对他的。
对毛主席是对理想偶像、至高无上的崇拜；对他是对一个活生生人、情意相融的崇拜。但是，对他的崇拜是基于对毛主席的崇拜上，是包括在对毛主席无边无际的崇拜之中。这大关系我心里非常清楚。
具体说，对毛主席的崇拜是无条件的，对他的崇拜是有条件的。如果他真的反对毛主席，我只有毅然决然和他分开。这就是那天我提起箱子决断走出他宿舍的原因。可是硬从心里扯出一个血肉相连的人哪有那么容易？可我又怎么解释他做的这件不可饶恕的事呢？
七
作家协会的五层大楼显得高不可攀，外墙上悬挂着要打倒他的巨幅标语。我马上置身一种气势逼人的异样的气氛里。我登上五楼会议室参加他的批斗会。一连十天，我天天都去。作家协会的一些人认识我，他们都不理我，却佩服我寻求真理时表现出的执著与虔诚。我静静地坐在会场后排一角，认真听着每一个批判者的发言，还把楼道中所有关于他的大字报全都仔细看过。我发现除去他告诉我的这件事，再没有别的内容。批判者是有道理的，但那些上纲上线。气势汹汹的言辞却不令我信服。在那场合中，我感觉只有我是最神圣的。
批斗后他被挂起来，天天在作协打扫卫生。我没去找过他。因为我还不能判断他，尽管这件事发生在他大学时代，而且只此一桩，但我仍旧拿不准他的本质。深深的苦恼、困惑，以及激烈的情感冲突和思想斗争，使我一时一刻无法安静下来。这问题谁也无法帮我解决，谁也不会为我解决，于是我决定去他老家南通一次，看看他的根儿，是不是也和他对我说的一样。八
正巧“一月风暴”发生了，学生们都涌向上海串联。我随同学们到上海，借故在上海的姑妈有病留下来，同学们一走，我便买船票去南通。按照他曾经给我的地址，先找到他老家所在的公社。我拿出大串联用的“北师大井冈山红卫兵”的介绍信，说我要了解一个人。没想到他家在当地那么有名。我一提他家，公社干部马上说他家是个革命家庭，父亲因主张抗日被日寇杀害，两个叔叔都是新四军时期资深的地下党员等等。所讲的和他告诉我的好比一块版印刷的那样完全相同，我的心便发生了变化。
他大哥就在公社小学教书，我去找他，一望而知是个纯朴老实的人，人比他还瘦，脸形、眼神和有些动作很相像。我不知该说我是谁，大嫂却马上认出我，因为大哥家有我的照片，对我分外亲热。乡间人的感情实实在在，没法儿挡，只有热乎乎被感动地接受。转天一早，大哥带我去见他母亲，去往他出生长大的那块故土。从公社到他老家还有40多里地，他大哥骑车驮着我，在水田中间的羊肠小道横横竖竖地穿行。大哥的车术真是高极了，穿呀穿呀终于看到他家。
他母亲大概提前听到信儿了，远远站在几间茅草房前等我。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一幕。他母亲头上梳一个小抓髻，穿着一件阴丹士林蓝布褂子，肥裤子下露着脚脖子，一双小脚，瘦高瘦高，直立着，脸颊的皱纹一条条像雕刻上去的。我应该叫她什么呢？未及细想，情不自禁叫她一声：“妈妈！”
老太太两只瘦长的手伸上来，直抖呀，把我从头一直摸到脚。心疼我啊！她五个孩子中只有他一个出息了，还到北京那么大城市上大学，工作……但她哪里知道儿子成了反革命？我当然不敢讲，只说他忙，托我回来看看。
老太太把他兄弟姐妹都从别的地方叫来，杀一只鸡。村里有点消息就像阵风霎时吹遍，男女老少，抱孩子，拄拐杖全来看我这个“没过门的媳妇自己找上门来”。这里方圆百里，大概还没见过北京来的女大学生呢。大家围着我看呀，笑呀，问话呀，这时我已经觉得自己是他家的人了。当晚，他母亲几乎搂了我一夜，喋喋不休讲了他小时所有的事，在母亲嘴里，孩子任何一个细节都裹着浓厚的情感……不知不觉，他这样的“反革命”我不信了。转天告别时，他母亲送给我一小袋子花生。我提着这袋子回上海，没停，马上返回北京，去找他。当我把这一小土布袋花生放在他面前，他多么聪明，什么都猜着了。他哭了，觉得对不起把他拉扯成人的苦命的老母亲。他从来没有这样让人可怜。
这样，我不但决定和他恢复关系，而且坚定地往前迈一大步，我们结婚了。
这是1967年12月1日。
我的新婚之夜不叫新婚之夜，整整一夜我俩抱头痛哭……
九
婚后，学校把我分配到燕北。但山西武斗不能去报到，闲在家中。他的问题看来得等“运动后期解决”了。文革像迷了路，愈来愈没有尽头，那一阵子挺茫然。一天，我去科学院学部看大字报，正是杨成武“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口号出来，到处都是这内容的大标语。那天不知为什么总感觉特别紧张，好像要出事。回到家等到天黑也不见他回来。忽然门“哐当”打开，作协造反团的两个人押他进来，其中一个对我说：“我们还要查查他的书。”这就抄家，把书架上的毛主席著作全抱走，又对我说：“这段时间他不回来了，明天早上开他的批斗会。”说完就把他带走。我坐在床上傻了，追也没追，一种大难临头的味道这次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还真的觉得他这一走，完了。小屋变得又大又空，我坐了一夜，挨到天亮去作家协会。
我登上五楼，坐在会议室参加他的批斗会。由于杨成武的讲话很极端，批斗的气氛就不同以往，我也不像以前那样一心为了确认他是不是“反革命”。我是来陪他的。我是想叫他看见我便感到不孤单，我在和他一起承受……在批斗会上，轰轰烈烈的叫喊一声儿也听不进耳朵，心里乱成一团。批斗结束后，我被作协造反团叫到另一间屋谈话，他们还把我同班同学叫来，要给我做工作。我下定决心一句话不说。
就在这时，忽听外边走廊人声嘈杂，脚步很乱，好像突然发生什么事。我脑子下意识响起一个声音：“坏了！跳楼！”不由自主猛地从沙发跳起来要夺门而出。马上几个人堵在门口不叫我出去。谁也没告诉我什么事，我像断然什么都知道了，木头一样戳着不动，大约二十分钟后，会议室那边批斗会又开始，却变成一种声讨会了。阵阵加剧的呼口号声竟然变得忽高忽低，忽远忽近，一会儿如雷炸脑，一会儿隐隐约约很遥远，这时我已经没感觉了，麻木了，脑子完全停顿，不会哭，不会笑，什么也不会。
只见进来一帮人围着我说话，谁也不直说，作协那些人多鬼，谁都怕把我刺激疯了担责任，绕着弯于做开导工作。我毫无反应，只见许多双眼直对着我，许多嘴巴在动。恐怕这是人将死时的一种感觉吧。
当天他们不叫我回家，把我弄到一位老作家的爱人家里。这女人和老作家划清界限，家里只有她和一个女儿，作家协会还加派一个女干部陪我，大概怕我出事。其实我不会出事，因为我像傻子一样已经什么都不懂了。不会思维，不知道时间，连他死没死的概念也没有，恍惚只觉得自己是个动一动都很困难的肉体。
后来才知道他是从五楼窗户跳下去的，摔得血肉模糊，许多骨头都断了，很惨。他出身好，政治上一直受优待，受不了这种歧视和委屈，尤其是自尊心承受不了，只有走自杀这条路了。作协打电报叫他哥哥来处理后事，他哥哥却不想见他尸体，怕受不了。丧事处理完，已经半个月过去，他哥哥来看我。
那天的感觉异常奇特。我正浑浑沌沌之中，一见大哥，好像突然受到一种刺激，半个月的恍惚一扫而光，一切细节都清清楚楚地一齐涌来，我异常清醒，非凡地明白，死而复生，感觉很振奋那样，却一下子扑上去抱着大哥大哭、我明明白白，他确实没有了。
大哥好像瘦多了、皮包骨头，眼睛显得大大的，眼泪哗哗流，眼神和他一样。忽然我感觉他留给我的种种眼神唰唰地往大哥的眼睛上重叠，这一瞬间，我没疯了就算福气；当然，我要是真疯了就不见得再经受以后那些罪了……
我已经一无所有了，把家拆了，家具物品、锅盆碗筷，所有东西全廉价卖掉。他是反革命畏罪自杀，没有丧葬费，大哥靠工分吃饭，也没有返回去的路费。我分给哥一半钱，挥泪而别。我当时急渴渴只想摆脱，摆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