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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局长松了口气：“这……如果那个人是他的话，应该已经逃走了。”
“恐怕不是这样，”陈英奇依然吞吞吐吐地说：“我的车后来在街里发现了，他人也不见了，昨天……不、今天早晨，也就是刚才，我接到那个警察单位的电话，说他还没有回去，打他家里的电话没有人接，打他的手机也不通！”
“还有什么？”
“还有……昨天他们设卡抓人后不久，110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报警，说有一个人在招待所附近被绑架，巡警大队出了现场，却什么也没发现。”
彭方不再问，眉头皱紧思索起来，脸色变得非常难看，人也站了起来，急促地在地上走了几步，又“霍”地站住，掉转头问：“这些话，你跟别人讲过没有？”
陈英：“这……没……没有。”
彭方：“那好，从现在开始，就不要再对任何人讲！”
“可是，这事该咋办哪，咱们……”
彭方打断他的话：“这事我知道了，你忙去吧，我再考虑考虑！”
陈英奇看看彭方的脸色，站起身走出去。此时，他心好象轻松了一些，又好象更沉重了。
3
陈英奇走出去，公安局长办公室里只剩下局长彭方一人。
他离开了椅子，在办公室内急促地走了几个来回，又回到椅子里坐下来，半晌没动。他想起了二十四小时前的情景。
彭方赴公安厅并不是参加什么紧急会议，而是受朱厅长的召见。因为通知时告诉他要保密，他只能对班子其他成员宣称去参加一个紧急会议。
一般来说，做为县一级公安局长，是不能轻易受到省公安厅长召见的，因为中间还隔着地区公安局一级。因此，彭方一接到通知就意识到这次召见非同寻常。
他忐忑不安地进了朱厅长办公室。朱厅长倒很客气，让坐倒水后，拿出一叠信让他看。嘴里还说：“这只是我选出来的几封，你先看看，然后谈谈自己的看法！”
信有的是省委主要领导批给朱厅长的，有的是平峦人匿名直接写给厅领导的，每封信都指向一个人－－李子根。有的是告他在乌岭平峦胡作非为的，还有的称他是黑社会，揭发他刑事犯罪行为的。其中一封信写得很长，从李子根起家到收购国有煤矿直到近年来的种种恶行，都涉及到了，而且，还点了平峦县委书记何清和县长蒋福民的名字，指出二人与李子根有密切关系，因此，要想查清李子根的问题，不能依靠当地党委政府和政法机关，必须有高层领导介入及高层有关部门直接查办。该信还把李子根的问题与公安机关当前开展的打黑除恶斗争结合起来，写着：“只要李子根不打掉，平峦公安局的打黑除恶任务就没有完成！”
彭方抑制着心跳，努力保持着平静把这些信一一看完。尽管如此，看完后仍然浑身冒汗。他还看到，省委主要领导在这封信上批示着：“看来，乌岭煤矿的问题非常严重，牵涉到当地和上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的领导干部，从反映的问题看，乌岭很可能存在一个黑社会集团。请公安厅认真对待，深入调查，如情况属实，要严厉打击，如有干扰，及时向省委报告。”
彭方看完信抬起头之后，朱厅长说：“把你找来面谈，省厅是经过认真考虑的，也是对你的信任。当前，省打黑除恶斗争任务很艰巨，刑警总队专门建立了一个打黑除恶支队。可是，省厅认为，打黑除恶斗争完全靠省厅不行，基层公安机关才是主力军，必须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现在我找你来，就是和你谈这件事。现在，这些信你已经看了，不知你有什么想法。”
彭方有些愧疚，也有些为难。
其实，对李子根涉嫌黑恶活动问题，他并不意外。因为在他未到平峦任职时，就听到过其人的一些恶行。到任后，曾在严打整治斗争中专门就本地黑恶活动搞过调查，自己还亲自设计一个黑恶活动问卷调查表，印了十万份发到各阶层群众手中，让他们匿名填写寄回。调查表分成几个栏目，其中有“你认为平峦是否有黑恶势力活动”、“你认为平峦黑恶势力活动主要表现在哪个领域，哪个地区”、“你能否指出黑恶势力的主要人物姓名”等几项，在收回的调查表中，几乎每一份都认为平峦有黑恶势力活动，绝大部分认为黑恶势力活动在乌岭煤矿，相当一部分填写了李子根的名字。他把这一问题提交到局党委会上，可是，几乎所有党委成员都持一种暧昧的态度，而杨平更是公开说这种调查问卷不能信，是老百姓的一种“仇富心理”。只有陈英奇在会后偷偷地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调查表反映的问题属实，可对如何打击也拿不出好办法。更有甚者，这个消息传到了县领导耳中，县委书记何清和县长蒋福民把他专门找去了解情况，蒋福民非常不满地说：“你们公安局要干什么，谁让你们搞这个调查的？告诉你们，乌岭煤矿是我县的支柱产业，绝不许动它一根汗毛。当然，它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可是，我们要看大节，从大局看问题，他们对平峦的贡献是主要的。现在我强调一点，今后，凡发生牵涉到乌岭煤矿的案件，公安局必须先向县委、县政府请求批准后才能采取措施。这是县委、县政府的态度，也是地委领导的态度！”就在不久前，县委中心组学习时，蒋福民又结合“三个代表”中的“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谈了自己的观点：“在平峦，乌岭煤矿就是先进生产力，我们县委、县政府就要是代表他们的发展要求，努力为他们的发展创造宽松环境。也可以说，代表乌岭煤矿的发展要求，就是实践‘三个代表的’具体行动。对乌岭煤矿的态度如何，也是对每一个平峦干部对‘三个代表’的态度。”这明明是把“三个代表”庸俗化，是一种歪曲，可居然没有一个人反对，相反，还有很多人叫好。
这样一来，彭方就不敢再动了。再接到群众的举报信，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因此，朱厅长要他表态，他感到十分为难。省公安厅固然是县公安局的上级领导，可是，基层公安局主要还在地方党委政府的领导制约下。无论是人权、财权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命运，都在地方党委政府的掌握中，上级公安机关只能起一点协调作用，真正顶起牛来，省厅的作用是有限的。当时，他非常想象一个军人一样立起，敬一个军礼，响亮地回答一声：“是，坚决完成任务！”可他没有那样做，因为他深知面临的困难，对能否完成任务缺乏信心。
朱厅长看出他的暧昧，当即给予了严厉的批评，直到他慢慢说出乌岭煤矿的一些内幕性问题，说到牵扯到各级领导干部，并暗示了有省领导牵扯在内。朱厅长严厉的脸色才缓和下来，继而又变成另外一种严峻语气：
“这一点，省厅有充分估计。公安机关打黑除恶斗争的阻力也主要来自于此。几乎每一个规模较大、时间较长的黑恶集团后边，都有腐败分子在支持，有的在公安机关内部，更多的在党委政府中，有的甚至牵扯到一个地区的主要领导。但是，打黑除恶是党中央提出来的，党中央也清醒地意识到这一问题，因此特别提出，打黑除恶一定要打掉保护伞，要求我们公安机关敢于碰硬，不管牵扯到谁，不管后台有多深多硬，都要挖出来。因此，李子根的后台再大，也大不过党中央。现在，省委主要领导已经做出重要批示，剩下的就看我们的，说穿了，就看你们平峦县公安局的，看你们敢不敢于碰硬。当然，对打黑除恶斗争的艰巨复杂性要有充分估计，要讲究斗争策略，可是，这绝不是暧昧、回避、退让、妥协的理由。明哲保身，不是一个合格的公安局长。现在，省厅就要看平峦公安局的战斗力到底如何，看平峦公安局领导班子的战斗力如何，希望你们能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最后，彭方终于站起来表示：一定高度重视这一问题，回去后要立刻研究，尽快采取得力措施开展行动。同时也提出，一旦遇到顶不住的压力，希望省厅给予支持！
朱厅长说：“这没有问题，省厅肯定不会把压力都推到你一个人身上，目前打黑支队有一个大案在搞着，一旦腾出手来，立刻派人进驻平峦。不过也可以告诉你，他们已经采取了必要的措施，现在的关键是你们平峦公安局怎么办，省厅要看到你们的实际行动！”
彭方就这样忧心忡忡地返回平峦，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他知道，眼前的形势已经不容许自己再暧昧下去，必须要有实际行动。可是，怎样行动呢？要行动，必须进行精心部署，调动警力，可是，只要你一动，各方马上就会知道，压力、阻挠、干扰就会接踵而来，更谈不上保密。那样，就会使行动难上加难，最后归于失败。再有，这种行动，你怎么能不向县委、县政府汇报呢？
这个时候，他亟需一个突破口，一个理由，能使他展开行动的理由和突破口。
眼前，突破口出现了，理由也有了。就是陈英奇刚才讲的一切，他接到的那个电话，还有医院里正在抢救的那个人，这些，给你提供了行动的理由，有可能成为向纵深发展的突破口。
可是，你必须先请示汇报，然后才能行动。尽管法律上没有这条规定。
彭方拿起了桌上的电话：“何书记吗，我有重要事情向你汇报……啊，是蒋县长，是这样……这……好吧，不过，我已经向你们汇报过了……好……”
他本来是给县委书记何清打电话的，没想到却是县长蒋福民接了过去，还没容他把话说完，就做出指示，让他无法接受又不得不听从的指示。
他跌坐在椅子里。
4
蒋福民已经在何清办公室呆了好一会儿。
早晨刚上班，他就闯进何清的办公室，把门关严，满脸不快地问：“你给赫书记打电话了？”
何清迎着他的目光，“是啊，这么大的事，得向他汇报一下呀！怎么了？”
蒋福民气愤起来：“怎么了？你为啥非得把赫书记牵进来？”
何清：“什么牵进来？他是上级领导，我向他汇报问题，有什么不可以的？”
“可你汇报的是什么？”蒋福民黑脸上的汗毛孔都张大了：“你是不是有意这么整？如果赫书记不知道这事，他可以闪开身子，保咱们，你这么一搞，万一真出了事，连保咱们的人都没有！”
何清：“啊……我没想那么多，只想着这么大的事应该让他知道。这……已经汇报过了，收不回来了！”
“你……”蒋福民努力忍住：“那好，从现在起，就不要再对任何人谈这件事，就当没发生一样。你放心，不会出事的，真要出事了，你把我递出去，都往我一个人身上推，千万不能咬别人！”
“那哪能呢，”何清说：“我是平峦的一把手，能推得出去吗？就象你上回说的那样，真要出了事，我第一，你第二！”
蒋福民正要说什么，怀中的手机突然响起，急忙放到耳边，里边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是我，你没在办公室啊？有个事儿跟你说一下，昨天县公安局刑警大队长程玉明来了，把我们好一通查，拿着几张照片，硬让矿工承认是我们矿的人，不承认就不让下井干活，还说有个外地警察在我们矿失踪了，这不是败坏我们名声吗，这么搞下去，我们煤矿还干不干了，公安局是咋回事啊，你得管管他们哪……”
因为声音很大，坐在旁边的何清也听个八九不离十，蒋福民有些尴尬，没等对方说完就急忙打断道：“行了，我在何书记办公室，这种事儿你应该向他汇报！”说着把手机递给何清：“李子根，你接吧！”
何清笑着往外推：“别，别，他找的是你，没找我！”
“这……他是找不到你才找的我。”又对手机大声道：“这种事你放着一把手不找，找我干什么……好，你跟何书记说！”再次把手机塞给何清：“他说要找你！”
何清这才把手机接过来放到耳边，脸色也严整起来：“李总您好……对，是我，啊，你不用再说了，刚才的事我已经知道了，这个……公安局依法履行公务，县委也不好说什么，我跟蒋县长商量一下再说吧……啊，我没有挑理，不过，今后你有事直接跟蒋县长联系就行了，不必找我……好，我还有事，听，电话响了……再见！”
何清拿起桌上的话筒：“您好，我是何清……啊，是彭局长……”
何清手拿话筒，听着听着脸色又变了。
蒋福民在旁边听清了电话里说的一切，没等彭方说完，就将话筒抢到手中，压着嗓子用命令的口气道：“我是蒋福民。彭局长，你说的我知道了，不就是接到一个半截电话吗，这能说明什么？陈英奇他是不是破案破的神经出了毛病，让他别没根据地胡猜乱想，这关系到乌岭煤矿乃至我们平峦的声誉，县委、县政府对乌岭煤矿的态度你们是知道的，你们公安局少去干扰生产，在这段时间里更要特别注意。乌岭不是有派出所吗？当地的治安问题由他们自行解决，你们别乱插手……何书记？何书记也是这个意见，这是我们俩的意见……对，也可以说是县委县政府的意见，就算是一条纪律吧……可是什么，你们公安局是平峦县公安局，是平峦人民养着你们，县委县政府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吃里扒外，明白吗？行了，我和何书记都很忙，你们就认真执行吧，如果谁再胡来，影响企业生产，要负政治责任！”
蒋福民说完气呼呼放下话筒，看看旁边不说话的何清，想了想，改换了口气说：“何书记，这时候，后悔已经来不及了，我们只能按既定方针办。不过有一点你千万要注意，就是不能再给赫书记打电话……你没听说吗？到年底省地都要动一批干部，现在，你们俩一个是副省长人选，一个是副专员候选人。在这个时候，一定要多珍重啊！”
蒋福民说完，怪样地笑笑走出去，把何清一个人留在办公室。
何清坐在靠背椅中，好一会儿才猛然站起，重重一掌拍在桌面上，口中骂出一句：“妈的，你们这帮我八蛋，我……”
他骂了半截就收口了，无力地坐回椅子中。
他慢慢拉开抽屉，从里边拿出一封信，捧在手里默默地读起来。
“清儿见字如面：
自你担任平峦县委书记以来，为父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你终于有一个施展才华的舞台，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担心的是你经不住权力腐蚀，走上邪路。这些日子我看了几本省纪检委的刊物，看到那些腐败分子的所作所为，担心更为强烈，就拿起笔来给你写了这封信。
清儿，你千万要记住，你手中的权力是人民给的，你只有为人民服务的权力，没有谋私利的特权。否则，必然没有好下场。为父是一个老党员，退休多年，如果儿子成为腐败分子，我将无颜见家乡父老，更无法忍受别人背后指着我的脊梁骨说我的儿子是腐败分子。如果那样，为父将引咎自尽。
不过，为父也知如今不比当初，社会风气变化很大，官场上迎来送往的事太多，水至清无鱼，人至清无朋。考虑到你应酬过多，仅靠个人工资难以应付，故将我多年存下的退休金八仟元寄去，供你做养廉银。如不够来信，今后我将再节俭一些，多给你寄些钱去。我一切皆好，你勿担心，尽心竭力供职为是。只希望听到平峦民声谓我儿是个清官，此生足矣。即使有一天溘然而逝，也将含笑九泉。如果你有违父训，成为人所不齿的腐败分子，为父也没有你这个儿子，我死后，不准你到我灵前……”
“爸爸……”
泪水终于流出来，何清的眼睛模糊了。泪眼中，他看到了自己走过的道路。
实事求是地说，何清原来并不是这样。在学校时努力学习，无论小学中学，成绩都很好，后来考上了大学，不但以优异成绩毕业，还练出一手好文章，毕业后参加工作，由于严格要求自己，工作努力，再加上文笔出色，被调到地委调研室，并一点一点从普通干部熬上了调研室的副主任，后来又调到地委办公室当副主任，直到两年前当上了平峦县委书记。
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似乎难以断定，是一点一滴、不知不觉的。参加工作最初几年，他想得不多，就是一门心思干好工作，后来，心思就多起来。同事们在一起谈论最多的是官场上的人事变动，哪个人提拔了，哪个人调到实权部门了，哪个失宠了等等，在商言商，在官言官，这对他不可能没有影响，特别是本单位一些能力平平的上去了，自己却原地踏步时，更觉不平。因此，他开始往这方面用心思，很快发现，当官的秘诀并不完全取决于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是不是有人，或者说有没有后台。如果没有，那就靠你自己努力了。而这种努力往往又不取决于工作，而是多和领导靠近，建立私人感情，赢得领导好感，并要舍得投入，也就是人们通常戏称的“政治经济学”。然而，他没有人，钱也不厚，除了工作上加倍努力，给领导留下深刻印象外，还开始借款投入。还好，一个有钱的表哥理解他，给予他大力资助，经过近二年的“努力”，他终于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平峦县委书记。当然，这些，已经退休的父亲并不知道。
平心而论，他往上爬的动机并不完全是为捞好处，也不想当什么腐败分子，当然，也不能说是为人民服务，那太假了。更多的，是为了自我价值的实现。在机关工作多年，他已经看出，那些拿笔杆的，即使能力出类拔萃，提拔了你，也多安排到一些没有实权的虚职上，什么调研室了、科协了、史志办了等等，而一些平庸之辈甚至口碑不佳之徒，却堂而皇之地掌握起一方大权，这让他心里很不平衡。他不想写一辈子官样文章，不想一辈子当替人捉刀的角色，很想亲身干一番实实在在的事业。他觉得，和那些平庸之辈乃至素质极差却掌握着大权的一些家伙比，怎么也能比他们干得好，一定能干出成绩来。他有这个信心。因此，他雄心勃勃地到平峦上任了，要大显身手，干一番事业。
就在他赴任之前，父亲与他进行了长谈，谈了自己的过去，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