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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已分封土地给其侍从和臣下，到戒日王统治时，玄奘记载说：“王田之内，大分为四：一充国用，祭祀粢盛（古代供祭祀的谷物）；二以封建辅佐宰臣；三赏聪睿硕学高才；四树福田，给诸异道。”“宰牧、辅臣、庶官、僚、佐各有分地，自食封邑。”“种王旧六税其一”，而且国家把大量土地捐赠给佛寺，佛教中心那烂陀寺，因“国王钦重，舍百余邑，充其供养，邑二百户，日进秫米酥乳数百万。”这些记载说明，这时土地虽仍属“王田”，名义上归国王所有，但已实行了分封，一方面培植教俗封建主阶级，另方面又把农民附属在土地上，连同土地一起封赐官僚和寺院，迫使农民向他们交纳租税。当时封授土地，是国王把整个村社土地连同农民一起封赐给僧、俗领主。这使得村社农民集体变成了贵族的依附农民，村社也失去了原来的独立性，行政、司法等权归于封建主之手。因此 这时的村社土地关系也就变成了封建制的土地关系。随着次大陆封建社会的形成和确立，古代的种姓制度也有了新发展。玄奘的记载证明，当时四种姓已与古代有些不同，有了变化，婆罗门和刹帝利依然是统治的等级。原来包括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的吠舍等级。由于农民变为依附农及手工业者地位下降，这时的吠舍只指商人和高利贷者。这时的依附农民却与上古的首陀罗地位相差无几，而那些手工业者，也大多下降到“杂姓”之中。中古时的次大陆种姓制度更加严格，除婆罗门、刹帝利外，在吠舍和首陀罗等级以下，都按行业组成各种迦提，迦提之间互不通婚，职业世袭，互相隔绝，迦提内部有管理机构，监督其成员遵守规章习俗。次大陆的居民不论城乡，都被组织在各种迦提中，而所有的迦提又都隶属于封建主的统治之下。南亚次大陆的种姓制度，使劳动人民之间处于互相隔绝，排斥状态。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它有利于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奴役，不利于人民的团结，削弱了他们抵御外来入侵敌人的力量。现今印度还有3500多种姓，几千万的贱民，尽管1950年印度宪法中废除了种姓制度，但在实际社会生活中，仍留有它的阴影。二、印度教的兴起。四世纪以后，随着次大陆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佛教同先前的婆罗门教一样已开始因不适应新的需要而衰败，代之而起的是一些新兴的教派，它们被泛称为印度教。印度教是为适应封建化过程的要求而产生的。是旧的婆罗门教和佛教被改造的混合物。教义中又掺杂了吠檀多派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吠檀多派形成于笈多王朝时，它以古代吠陀为经典，认为认识的唯一源泉是神的启示，自然万物和人类社会都由梵天创造。只有求得梵我一致，人类才能得救，这种思想成为印度教起义的基础。），印度教的经典，包括史诗、赞歌、神话、传说、哲学及伦理方面的著作，往往经若干世纪通过许多人之手编纂而成，内容庞杂且互相矛盾。印度教基本上继承了婆罗门教的多神崇拜，但在众神之中有三大主神，即婆罗摩（大梵天）、湿婆（大自在天）、毗湿奴（遍入天）、婆罗摩是世界的创造者，湿婆是降魔除暴的毁灭之神，毗湿奴是能赐福于人的保护神。印度教宣扬各个神都有许多化身，他们都能下凡济世，赐福拯民，佛祖就是毗湿奴的化身，因此而被列入印度教众神之中。总之，印度教既保存了婆罗门教严格的种姓制度，双吸取了佛教不抵抗、禁欲、造业和轮回等说教。它一方面向低级种姓的人宣扬要虔敬神灵，守分安命，另一方面又向统治阶级宣扬人身官能上的享受，说这也是人生迫求的目的之一。从而为统治阶级恣意享乐大开方便之门，湿婆既是苦行之神，又是舞蹈之神，就反映了印度教的这种二重性。因而马克思指出：“这个宗教即是纵欲享乐的宗教，又是自我折磨的禁欲主义的宗教。”
三、德里苏丹国家。戒日王死后，从七世纪中叶一直到十二世纪末，次大陆长期处于分裂割据状态。十世纪中叶，阿富汗兴起的突厥人国家伽色尼王朝乘机多次入侵次大陆西北部。1186年，伽色尼王朝被古尔王朝所代替，古尔王朝继续向恒河流域用兵。1206年，古尔王朝瓦解，其驻德里的总督、出身于奴隶的库特卜乌丁自立为苏丹，以德里为中心建立了苏丹国家（1206—1526年）。德里苏丹国家的统治很不稳定，共经历了五个朝代，即奴隶王朝（1206—1290年）、卡尔基王朝（1290—1320年）、图格拉王朝（1320—1414年）、塞义德王朝（1414—1451年）、罗第王朝（1451—1526年）。德里苏丹国共320年的历史，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前130年是由小到大、不断扩张的过程，后190年是分崩离析、逐渐衰亡的过程，十四世纪是其发展的顶点，版图西起印度河流域，东到孟加拉，北抵喜马拉雅山脚下，南至科佛里河流域。
德里苏丹国家时期，自始自终，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错综复杂的交织在一起，斗争非常激烈。苏丹国家的政权是由突厥人、波斯人、阿富汗人组成的军事贵族集团，他们争权夺利，屡屡发动宫廷政变或地方叛乱，320年共换了35个苏丹，平均每个苏丹在位只有9年。苏丹国家中，外来的信奉伊斯兰教的军事贵族与土著的信奉印度教的封建主也处于尖锐对立状态。苏丹国家没收了土著封建主的一切土地，归国家所有，在国家政权中，所有高级军、政官职，全部由穆斯林担任，印度教徒只能充任下级官吏，而且国家对非伊斯兰教徒进行歧视和迫害，征收人头税，这些措施使得土著居民的反抗和起义从未间断。此外，苏丹国家一开始就面临着来自次大陆外部强敌入侵的威胁，1398年帖木尔率军由中亚侵入次大陆，攻陷德里，烧杀抢掠，这次入侵结束了图格拉王朝，德里苏丹也从此一蹶不振。图格拉王朝崩溃后，代之而起的后两个王朝局势更加恶化，各地封建主纷纷拥兵自立，苏丹的有效统治范围仅限于德里周围和旁遮普，权力形同于地方上的土邦王侯。到十五世纪初，次大陆北部分裂为五个独立部分：德里苏丹国、孟加拉、马尔瓦、古吉拉特和克什米尔。国家的分裂削弱了抵抗外族入侵的力量。
四、莫卧尔帝国。1、帝国的形成。十六世纪初，帖木尔的五世孙巴布尔，被乌兹别克人赶出了中亚，遂率军南下，攻占了阿富汗。巴布尔以喀布尔为基地，乘次大陆混乱之机，于1526年消灭了罗第王朝，占领了德里，建立了莫卧尔帝国（莫卧尔一词系蒙古蒙兀尔的音转，因巴布尔自称为蒙古人＇即莫卧尔人＇，故史称其国家为莫卧尔帝国。巴布尔本是突厥人，母系可能有蒙古人的血统，他的队伍由突厥人、波斯人和阿富汗人组成，帝国以波斯语为官方语言。）巴布尔死后，国内发生分裂，后其孙阿克巴即位后，立即着手重建帝国。他首先击败次大陆北部各大封建主的反抗，随后迅速把版图扩展到除次大陆南部以外的其余地方，形成了一个真正的大帝国。2、阿克巴的改革。阿克巴为了巩固其取得的胜利成果，加强整个封建主阶级的国家机器，对帝国的内政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采用了一系列新措施。（1）为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地方割据，在中央设置了宰相、财务、宗教事务等大臣，全国分为15个省，设总督专理军务，另设财政、司法官，直辖中央，印度教王公虽在其领地内自治，但由总督控制，他们还须把女儿送入宫中作为人质。（2）为确保国家财政收入，实行了新的税收制度，阿克巴下令重新丈量全国土地，按产量分别等级，作为征收租税标准，税额为产量的三分之一。同时阿克巴还废除了土地税交人承包的制度，以减少中间剥削。（3）为调和民族矛盾，对土著统治阶级改用怀柔政策，阿克巴在选用人才方面，各级官员兼用伊斯兰教徒和印度教徒，他还利用和亲拉拢拉其普特王公和他们的骑兵，扩大帝国的阶级统治基础。（4）为调和帝国内部的宗教矛盾，对非伊斯兰教徒改用宽容政策，废除了对异教徒的不合理税收，允许被迫改信伊斯兰教的印度教徒恢复先前的宗教信仰。阿克巴晚年还自创了一种揉杂各种宗教的“神圣宗教”，自任教长。但这些措施引起了伊斯兰教徒的不满。（5）采取了一些有利于发展经济的措施，阿克巴注意支持工商业经营，统一了货币和度量衡，在全国范围内修筑公路，扩大商业交通网，奖励对外贸易，同时也十分注意农业生产和水利灌溉。（6）阿克巴对印度教的某些陋习陈规实行了某些改革，例如，禁止寡夫殉夫、杀婴、童婚等，承认寡妇再嫁为合法。 阿克巴改革，他的出发点无疑是为了加强封建国家，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着想，那么首先得到好处的也正是他们，但是他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起了缓和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宗教矛盾的作用，客观上使人民也过上了比德里苏丹时代稍为安定的生活，促进了次大陆社会经济的发展，从阿克巴统治时期开始，莫卧儿帝国发展到了“黄金时代”。
3、帝国的衰落。阿克巴死后的几代帝王，坐享其成，大肆挥霍，穷奢极欲，入不敷出，为增加收入，只好恢复了包税制。沙杰罕（1627－1658年）时为了给其死去的皇后泰姬？玛哈尔建造一座陵园，花了二十年时间和大量财物。其豪华壮丽至今仍让人惊叹不已。在这种极度压榨下，各地、各族的人民起义连续不断，动摇了帝国的统治基础。同时，帝国内部屡屡发生宫廷政变和内战，各地总督割据独立。十八世纪后，莫卧儿帝国只有德里及其近郊。1739年，波斯入侵军攻陷德里并洗劫了该城，1761年，阿富汗军队也侵入次大陆，击溃了马拉提人的军队。不久阿富汗人又被锡克教派起义军赶走，正当这样混战的时候，不列颠人闯了进来，把所有的人都征服了。1764年，莫卧儿沙阿兰姆投降了英国人，从此南亚次大陆成为英国的殖民地。 第二节 ？ 日 本
一、七世纪以前的日本社会。距今约七、八千年前，日本开始进入新石器时代，反映其文化的代表文物是具有绳纹式花纹的陶器，故称为绳纹式文化，它延续几千年，直到公元前三世纪末，遗迹遍布日本各地，出土陶俑多为女性，因此绳纹时代是日本母系氏族公社的繁荣时期。
公元前三世纪末，随着秦汉帝国相继兴起，中国的金属文化和农业技术通过朝鲜传到日本，从此日本进入金石并用时代。这个时代的陶器是用陶轮生产形式简洁的素纹陶器，因最先在东京弥生町发现，故称之为“弥生式文化”，这是一种以种植水稻为基础的农业文化，男子在生产中的主导地位，使得父权制氏族公社取代了母权制氏族公社。一世纪，受大陆文化影响较早的北九州地区社会发展较快，出现了百余国（部落或部落联盟）。国家的产生直到三世纪，当时九州有个大国邪马台国，其女王卑弥呼曾向北魏进贡，得到了“亲魏倭王”的封号和金印。
三世纪前后，以京都为中心的地区的发展开始超过北九州，部落国家大量出现。三世纪中叶以后，在大和（奈良）平原兴起的大和国逐渐强盛，开始走向统一的过程，四世纪时它已经征服九州和本州的大部分地区，并把势力扩张到朝鲜半岛南部，占领任那，以此为据点，不断侵掠半岛。到五世纪，统一过程基本完成。大和国在征服各地氏族、部落时，除把一部分壮劳力和美女当作奴隶带回大和外，一般不破坏当地的氏族组织，使其仍居住在原地，以“部”的形式集体地隶属于王室或贵族，部民在氏族长的统帅下进行生产劳动，向所属主人缴纳年贡，并服劳役，农业生产者编为田部，手工业生产者按专业分别编部，如土师部（陶工）、织锦部（织工）等等。这种部民制社会，迅速提高了生产力技术水平，为大和政权的统一和统治全国奠定了物质基础。部民主要在朝廷和贵族的领地里耕作，他们的来源和地位比较复杂，总的来看，他们近似奴隶，他们没有人身自由，不能随意迁徙，主人对部民可任意转让，全部剩余产品被主人剥夺，主人只给他们一点产品作为生活资料，几乎一无所有，因此，部民实际上是一种“日本式奴隶”，大和国家实质上是奴隶制国家。
大和国的最高首脑为大王（后改称天皇），是世袭的专制君主，但他没有像天皇那样的绝对权力，实际上是氏族贵族联合政权的共主。中央朝廷由几个最有势力的氏族族长、大王的亲信来分掌政务，大伴氏、物部氏掌军事，苏我氏掌财政。地方设国造、县主、稻置等各级官职，都由地方有势力的氏族长充任。中央和地方各级官职是世袭的，并由大王授予特殊的姓，如臣、连、造（表示中央贵族）、君、直（表示地方贵族）等，这些具有世袭尊姓和世袭官位特权的氏族豪强，也称为氏姓贵族（古代日本只有贵族才能有氏、有姓，平民只有名而无姓。氏表示家族血缘关系，姓表示门第尊卑），大和国家就是以大王为首的氏姓贵族统治的奴隶主专制国家。
二、大化革新。1、革新的背景。（1）五、六世纪以来，日本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提高，铁器农具的广泛使用，使农业生产显著发展，于是个别父家长制大家族逐渐脱离氏族集团而独立进行生产，氏族制度开始瓦解，旧的氏族制度（部民制度）已越来越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2）统治阶级内部为争夺私地和私民的斗争十分激烈。王室和中央贵族依仗特权独占全国最好的土地和具有先进技术的劳动者，引起地方豪族的不满，因此双方矛盾和斗争十分尖锐。527年，九州筑紫国造盘井举行了暴动，反抗中央，天皇费时15个月才平息了“盘井之乱”。这次事件使大和政府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到处建立田庄，役使部民。田庄和部民制的发展，进一步加深了阶级矛盾和斗争。
（3）六、七世纪东亚大陆政治形势的发展对大和国的统治发生了强烈影响。新罗的崛起，隋唐大帝国的出现以及新罗与唐的联合，不但给日本振兴国家树立了榜样，并且还给日本造成巨大压力，朝鲜的强大使其侵夺朝鲜的图谋彻底失败，无法再从朝鲜获得先进技术和劳动力。
（4）六世纪中叶，中央贵族就是否接受佛教问题展开争论，以苏我氏为首的主张接受，企图以此来统一贵族思想，提高国家观念，而以物部氏为首的保守派坚决反对，后苏我氏获胜。593年他将外甥女拥为天皇（推古），以圣德太子为摄政。圣德太子主张革新，他制定的官位十二级和宪法十七条，目的就是为提高王权，他提倡佛教，鼓励修建寺院，对外同中国交好，派留学生和使节学习中国先进文化，为后来大化革新做了思想准备，也为革新培养了主力军。但622年圣德太子死后，苏我氏专权跋扈，豪强争夺土地和部民的斗争更加激烈，人民生产和生活受到严重破坏，社会严重不安，日本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认识到，只有实行必要的改革，才能继续维持和巩固他们的统治。
2、大化革新。645年6月12日，中大兄皇子联合大贵族中臣镰足发动宫廷政变，一举消灭苏我氏，拥立孝德天皇，中大兄为太子兼摄政，年号大化，次年正月颁布革新诏书，仿效隋唐制度，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史称大化革新。
改革的主要内容有：（1）废除王室和一切贵族的私有领地和部民，全国土地和人民都作为天皇（国家）的公地和公民。（2）制定班田收受法，国家对公民班给口分田，六年一次，死后归还，受田者要负担租庸调，租为田租，交稻米，庸为徭役，每人每年十天，也可以绢代替，调为贡物，交纳各种土特产品，一般交纳绢布。（3）改革官制，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机构，各级官吏由国家任免，废除世袭制，中央设二官八省，分掌各部事务，地方设国（省）、郡、里（乡）等行政组织，国司、郡司由中央任命，里长由当地族长担任。
以上措施在经过反复斗争后才最终在天武天皇（中大兄之弟）时确立，天皇制订了成文法来巩固大化革新的成果。
3、意义。（1）革新使广大部民摆脱了大贵族的直接占有，他们和从前的自由民一起成为国家的公民（良民），公民脱离了从前的氏族集团或部的组织形式，以户为单位直接隶属于国家，班田制就是按口分田，以户耕种，农民负担较固定的租税劳役，地位得到改善，提高了生产积极性，而实行土地国有和中央集权，则抑制了贵族豪强的势力，有利于经济和文化的发展。（2）革新虽然是一次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但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日本部民奴隶制的基本终结和封建生产关系的开始形成，也标志着日本从古代奴隶制到中世纪封建制的过渡。
三、庄园制与幕府政治。1、庄园制的形成。八世纪，日本为增加耕地而鼓励人民垦荒，于是，贵族和寺社就驱使奴隶和依附农民大量垦荒，同时利用各种手段兼并农民的土地，这样，私有土地越来越多，公地却越来越少，土地私有制的发展，破坏了土地国有制的原则，国家无地可班，班田制到九世纪后期基本废弛。在班田制破坏的同时，贵族、寺社领地上形成了庄园，并逐渐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结构，也成了封建主剥削农民的基本组织单位。庄园的基本生产者是庄民，庄民原为国家公民因破产而成为庄园领主的依附农民，庄民以户为单位进行生产，主要耕种水田，向领主交纳实物地租和负担各种劳役，庄民的另一项任务是必须无偿为领主耕种直辖地，庄民不经领主许可不能迁移或改业，其实际地位等于农奴。2、幕府政治的产生与早期幕府。地方行政长官也利用手中的权力极力侵占公家或别人的土地，增辟庄园，从而形成地方豪强势力。十一世纪，许多有势力的庄园获得“不输”、“不入”的特权，即不向国家交纳租税和不准政府官员进入庄园干预内部事务。地方豪强势力的日益强大，逐渐形成脱离中央控制的割据势力，天皇权力则日益削弱。九世纪中叶后二百余年间，大贵族藤原氏（即中臣氏）专权，政治腐败，贵族经常为争占土地互相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