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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铁戈家只见大门紧闭，屋里隐隐传出哭声，这哭声又把何田田的眼泪勾出来，她掏出手绢一边擦眼泪一边敲门。
铁戈妈汪寿龄闻声把门打开一条小缝，看见何田田，问道：“你找谁？”
何田田只说了一句：“阿姨，我叫何田田，是铁戈的女朋友……”便再也说不下去了。
两人相拥而泣，痛哭失声：“阿姨，我受不了！”
汪寿龄让何田田坐下，问：“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昨天请了探亲假，就因为铁戈出事了，所以我才赶回来看看您和铁伯伯。阿姨，家里啥时候知道铁戈被捕的？”
“下午公安局来人通知的。”
“铁戈是前天下午一点钟被捕的，晚上十点才押走，不知现在关在哪儿？”
“公安局说关在红州看守所。”
“二十八号晚上我还去看了铁戈，我才不怕他们说什么，我就不信铁戈是反革命。”
“公安局还是把他抓了。”铁夫扔掉烟蒂，没好气的说道。
“铁伯伯，被公安局抓的不见得都是坏人。就说刘少奇、彭德怀这些人，中国有几个人相信他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他们可都是打江山的人，不都被整死了吗？”
“田田，这话不能乱说！”汪寿龄制止道。
“你让她说，这屋里又没有外人。”铁夫说。
何田田继续说道：“不说那些大人物。铁戈被打成反革命实际上是得罪了王为仁，他早就想整铁戈，一直找不到机会。就因为郎超雄、辛建他们在七四年搞了一个红州地区批林批孔座谈会，得罪了地委领导，这些人和铁戈又是好朋友，王为仁借这个机会夹带私货，硬是把铁戈塞进了这个案子，这才是根本原因。王为仁整人有功，因此被提为党委副书记。”
“仅凭得罪领导就能抓人吗？”铁夫问。
“别的事我不知道，五九年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就是得罪毛主席才被整倒的，这一点铁伯伯应该比我更清楚。如果铁戈不参加批林批孔，没有写王为仁的大字报，怎么可能会被捕呢？”
“单就铁戈一个人而言，我相信他绝对不会干反革命的事，他是我儿子，我比你清楚。铁戈二十二年来受党的教育，二十二年来我也教育铁戈要拥护共产党，热爱毛主席。他这个人很单纯，我不相信他会反党。但铁戈的被捕据说是个集团案，那些人到底说了什么，干了什么？铁戈会不会被人利用？目前还说不清楚，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结论。”
“铁伯伯的意思是坐以待毙？”
“还能有啥其他的办法？咱们总不能像梁山好汉那样去劫牢劫法场吧？七五年七月铁戈被关进学习班以后我就向政法委的有关人员打听过情况，他们说了两点：第一、这个案子不是我们地区破获的，是咸宁地委通报给红州地委的，所以逮捕郎超雄、辛建，办铁戈的学习班都是地委的意思，不是我们政法系统的意思。七五年九月开始评《水浒》，七六年二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红州地区造反派头头王石泰、谢能富、俞一方、肖国雄等人组织过声势浩大的声援活动，地委就是不放人，这就说明地委是铁了心要把郎超雄这些人拿下；第二、这个案子是被当成集团案来办的。我知道集团案最可怕的就是组织形式，一旦被发觉有组织形式那就糟了，再找几句反动言论那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这年头干什么事都难，唯独找别人的碴比什么都容易，然后再给你无限上纲，整不死你才怪！这种事我在红州地区文革大事件办公室工作时见得太多了。我的一个老部下叫周永定的小青年参加了一次武斗，对方的头头已经被人打死了，他又上去砸了两砖头，好，这笔帐就算到他头上去了。我审问他时他哭着告诉我，当时对方已经死了一个多钟头，难道打死人也犯法？我知道他说的是真话，因为有几个人已经证明他的话，我也很想救他，毕竟他是我调来的。对方的死因是很多人造成的，很难落实到某一个人身上。但是这个案子必须结案，我向地委汇报以后，地委把最后致死的原因定在他身上，结果他被判了十年。郎超雄、铁戈这些人犯了大忌，批林批孔时惹恼了地委，所以郎超雄这些人是肯定要判刑的，铁戈也是在劫难逃。”
铁夫的分析使何田田和汪寿龄顿时坠入了绝望的深渊。
铁夫继续说：“想当年毛主席号召青年人要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他们就跳起来猛打猛冲，你别以为他们看了不少书，实际上并他们不知道政治斗争到底是咋回事。我是过来人，三反五反、五七年反右、五九年反右倾、四清运动、社教运动我都参加过。文革初期我被打成走资派，不光是在红州挨批斗，还被楸到原来四清社教蹲点的地方批斗。后来电影公司的造反派认为我成分好，又是部队转业的，派人做我的思想工作，要我出来亮相当革委会主任，我坚决不淌这浑水。我既不当造反派，也不当保皇派，我就当一个逍遥派，十年文革我就这样平安的过来了。假如我当时关心一把政治，在造反派请我出山时当了革委会主任，现在会落得一个什么下场？北京红卫兵的五大领袖当时都是叱咤风云的人物，现在怎么样了？黄吴李邱，五五年的上将中将，现在怎么样了？辽宁省的毛远新，省委书记，毛泽东的亲侄儿，现在怎么样了？江青，毛主席的老婆，现在又怎么样了？一句话，玩政治就等于穿着蓑衣救火——引火烧身！批林批孔时我一再叫他不要参加，他就是不听，偏要搞，现在可倒好，整到牢里去了！”
铁夫越说越激动，嗓门越说越大。
“铁伯伯，您知道铁戈为什么要参加批林批孔吗？”何田田问道。
“为什么？造反当官，这还用问吗？”这样的问题铁夫认为太好笑了，简直不值一提。
“铁伯伯，尽管铁戈是您的儿子，可您并不真正了解他，我知道铁戈为什么要参加批林批孔。七零年铁戈参加工作，这年冬季征兵好几个部队都要他，结果三个名额一个给了地位副书记的儿子，一个给了县长的儿子，还有一个给了政治处副主任王为仁的侄子，铁戈没有走成。七一年林彪事件没有征兵，七二年冬季征兵他又报了名，当时他被湖北省军区、南京军区和巴水县中队看中，三个部队抢着要铁戈，都私下找他谈了话，铁戈满以为这次一定走得成，谁知还是被别人挤下来，这中间做手脚的就是刚刚升为政治处主任的王为仁。七三年邓小平复出后要恢复高考，搞了一个考试加推荐的办法，这一年真的在全国搞了一次入学考试。铁戈同时考上了湖艺和武汉体院，但是王为仁就是不让他去，还对招生老师说铁戈是个流氓，思想也很反动，不是唱‘九九艳阳天’，就是唱‘洪湖赤卫队’，吓得招生老师不敢要铁戈，当天就走了。”
“你咋知道这些情况呢？”铁夫心存疑虑地问。
“这事是李黑哥和辛建张罗的，他们和铁戈一样都在等湖艺的录取通知书，后来李黑哥等不及了亲自到武汉去找他大哥。他大哥说你们那个白菂河设备厂的政治处主任把你那个同学说得一塌糊涂，又是流氓又很反动。我们当老师的都是臭老九，自己本身就已经是泥菩萨过河，为了自保宁可放弃有才华的学生也不能把自己陷进去，气得李黑哥大骂。铁戈的前途就这样被王为仁给毁了。七四年厂里搞批林批孔刚开始铁戈并没有参加，因为当时中央要求在党委的领导下搞运动，并不是像六六年那样各人自愿参加。厂里这时候由党委出面组织了一个批林批孔学习班，您的老熟人苟复礼私下里亲自动员铁戈参加批林批孔运动，当然陈达说的话起了关键作用。”
“苟复礼怎么能这样干呢？”铁夫问。
“后来我们分析，第一、上面要求各级党委领导批林批孔运动，厂党委书记李麻子本来只是想装装门面，所以搞了一个学习班，实际上就是读读文件、报纸；第二、苟复礼动员铁戈参加运动，事实上是因为厂里的老干部都不喜欢王为仁，发动大家搞一搞王为仁也并非不可以。这个厂里的干部除了王为仁以外，其余的全都是红州地区调过去的。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厂里的党委正副书记、厂长、工会主任这些老干部没有人批判，全厂集中火力写王为仁的大字报，可见王为仁的政治品质极为龌龊。铁戈想起当兵走不了大学没念成，气就不打一处来，就这样从厂党委组织的御用学习班跑回到车间写王为仁的大字报，这才是事情的真相！至于您说铁戈造反是为了当官，这更不可能。有一次厂里十个批林批孔召集人开会，谈到毛主席说‘掺沙子’的话，铁戈当场表态：‘要掺沙子那是你们的事，我没那个瘾。这里太闭塞了，我只想早点离开这个鬼不生蛋的夹皮沟。’所以说他参加批林批孔运动并不是要当官，而是要报王为仁的一箭之仇。”
“喔，原来是这么回事，他从来都不跟我说这些事。”铁夫听了何田田的一番话，才知道铁戈参加批林批孔运动的动机。
“铁戈还说七三年地区商业局车队回了几十台日产大卡车，您当时想调他回红州，厂里不放人，有这事吗？”何田田问道。
“有有有，”铁夫一叠连声地说：“当时他大妹妹和弟弟正读高二，马上就要下放了。我又有高血压和冠心病，想调他回来照顾一下我，你们厂不放人，说怕影响生产。”
“这都是些鬼话，什么影响生产？两个地委副书记的儿子都当兵走了，七二年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第一个被推荐的就是地委书记古良才的儿子，高干的儿子走了就不影响生产，什么逻辑？！实际上从七零年建厂开始只要有关系有路子的都能离开白菂河，他们有的参军，有的上大学，也有开后门直接调走的。七四年我出师了，我爷爷要调我回红州，因为铁戈的原因我没有走。我这次回来就是为了调出白菂河，那里再也没有什么可留念的了。”说着又伤感地哭起来。
“田田哪，早点调回来也好，你爷爷和奶奶都七十多了，身边也要有个人服侍。”汪寿龄说。
“阿姨，我调回来了也可以常常来看看您和铁伯伯。铁戈不在家，我替他孝敬二老，我生是铁戈的人，死是铁戈地鬼……”
“不行啊田田！我们能理解你的想法，但这要耽误你的呀！”汪寿龄把何田田抱在怀里放声大哭：“你千万不要感情用事，铁戈这一去是凶多吉少，不能再搭上你！”
临了，何田田揩干眼泪说：“伯伯，阿姨，如果有铁戈的任何消息请您二老一定要告诉我，我会等他回来，哪怕是他判刑坐牢我也要等！”
七七年春节前，何田田调回红州。
有分教：
昔年依柳白河边，携手相偎笑语绵。
最是离人凄绝处，月弓桥下水如烟。
正是：老铁夫不知就里，何田田翻说往事。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84。…第八十四回 勤学苦练铁戈打赌
第八十四回
勤学苦练铁戈打赌
鬼使神差龚瑾巧遇
话说初三一大早，铁戈所在的五队又轮到上白班。带铁戈的郭喜生再有一个多月就要刑满释放。铁戈必须尽快掌握挡车技术，所以他很认真地学打羊角结。现在他不像第一次上夜班那样心浮气躁，在刘武汉的的指导下他很快学会打羊角结，过了挡车的第一关。然后他时常帮郭喜生分经打蜡，当郭喜生处理断头时他会帮忙看另外一台车。他还利用了机（经线织完叫了机）时练习打单梭和连梭，翻纹板，拼档，因为这时不怕出现轧梭的事故，可以大胆地练习基本功，他很满意自己想出来的这个主意。
刘武汉知道后竖起大拇指说：“伙计，你硬是聪明得很！要是你在了机之前练习打单梭、连梭，出了事故那就把我害死了，我又要处理事故，搞得不好还要扣分，那就叫被鬼日了。”
有一次铁戈问郭喜生：“郭师傅……”
郭喜生马上打断他：“监狱不准叫师傅！”
“那我叫你什么？”
“叫名字。监狱不准叫师傅叫哥们，你在入监组学过。”
“那好，郭喜生，你学了多长时间就能独立挡车？”
“半个月挡一台车，一个月挡两台车，这是指完全独立挡车，不要别人帮忙。”郭喜生颇为自豪的说。
“那我就七天挡一台，半个月挡两台车。”
“吹牛！你有那样聪明？这不是打篮球。”
“打篮球又怎么样？没有人教我，我就凭自己的悟性四年打到了县代表队。你以为打篮球容易呀，打篮球既要体力又要脑力，你当是个人就能打好球？就我看这挡车不过是个熟练工种。”
“那也不可能七天就独立挡车，我们中队还没有这个记录。”
“那我就创造一个记录。知道林彪说过一句话吗？”
“什么话？”郭喜生很好奇。
“林彪说：‘我这脑子灵光，是爹妈给的。’记不记得批林批孔时批判过这句话？”
“记得，报纸上是有这句话。”
“老铁我这聪明的脑袋也是爹妈给的嘛。我七天挡一台车，赌不赌？”
“赌就赌！赌什么？”
“我要是七天能独立挡一台车，你刑满出去后给我买两包烟。我要是做不到，等哪天吃肉我把肉输给你，怎么样？”
郭喜生一听笑道：“要得，哪个耍赖哪个是乖乖儿！”
仅用了六天铁戈就基本掌握了挡车技术，第七天铁戈真的独立挡一台车，一切问题都是自己处理，虽然速度慢一点，但这已经表明他基本上掌握了纺织蜡线绨的技术。半个月不到他就能独力挡两台车，这是五中队有史以来的一个记录。对此中队干部很满意，在全中队政治学习会上表扬了铁戈。但是铁戈并不在乎这表扬，表扬有个屁用，能给我减一天刑吗？他心里就只有一个想法：不管在哪里干活我都是为国家尽力，为人民做事，这就是他既单纯又实在的想法。
一九七七年全国还没有从十年浩劫中恢复过来，电力供应严重不足，省模范监狱也经常拉闸限电，为的是保证武钢等几个大厂的生产。
五月下旬的一天又是五中队上白班，上午九点多突然停电，车间里一片寂静，不用干活这是犯人们最高兴的事，大家三个一群五个一伙胡吹乱侃。铁戈到三工段找大脑壳、余友新、曹矮子等人聊天。
十点多钟朱峰带了一个一米七左右白白净净书生模样的人进了车间。
铁戈问道：“伙计，带徒弟了？”
“嗯。”朱峰这人话不多，只是用鼻子哼了一声。
“新来的，哪里人？”铁戈以老犯子的身份问。
“通山人。”
“通山来的，认不认识一个叫龚瑾的？”
“我就是龚瑾。”那白面书生说一口略带南方口音的东北话。
这倒是铁戈始料不及的：“你就是龚瑾？哈哈，久闻大名，如雷贯耳。我原来以为你跟武松一样一长二大，谁知却是个白衣秀士。”他打着哈哈肆无忌惮地开起玩笑。
“你认识我？”轮到龚瑾诧异了。
“要不是你们出了事，我怎么会被打成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第四号人物？”
一闻此言，龚瑾走到铁戈身边说：“借一步说话。”俩人遂走到一边谈起来。
龚瑾问：“你和郎超雄、辛建是一个案子？”
“没错。”铁戈改说东北话：“你们那边到底是怎么回事？”
“批林批孔时我们通山的形势很好，我把通山原来势不两立的造反派和保守派团结在一起造反，所以通山县委和咸宁地委对我恨之入骨，结果就对我下手了。七五年六月他们把我密捕后单独关在一个号子里，一进去就是脚镣手铐，刑讯逼供。还给我们取了个反革命集团的名字，叫共产革命派。并说我们有一个‘红十字计划’，污蔑我们把京广线和长江看成是一个十字，这个十字的交汇点在武汉，说我们企图控制武汉，纯属无稽之谈。红州法院对你们是怎么判的？”
铁戈把情况详细介绍了一番，又问道：“你们那个所谓的集团叫什么名称？”
“哪有什么名称，就叫反革命阴谋集团。”
“我操他祖姥姥，怎么连这都一样？你搞了几下？你们那个所谓的反革命集团有几个人？”
“连我一共三个人，我判了无期，我们是被咸宁地区强行判决的。你们那个案子判了几个？”
“你们才判了三个，咸宁地区算是仁慈的，我们那边一下子逮捕了十个，判了八个，还有两个另案处理。郎超雄也说我们是红州地委强行判决的，这样看来估计是两个地委之间串通好了，事先有预谋。”
“不是估计，是肯定。我的一个连案乔小平的爸爸原来是通山县公安局长，我们判了以后他来看乔小平，说先抓我，搜查我的住处以后发现辛建给我的信，咸宁地委就向红州地委通报，然后再抓你们。”
“乔小平七四年到辛建家去玩我跟他见过一面，那次什么也没谈，就是打赌吃东西，他吃黄石港饼我抽烟，这是我唯一一次和咸宁地区那边的人接触。七五年在学习班借这件事硬说我和你们早有联系，他们说我七四年就参加了反革命集团的活动，就是指这件事。我说如果要说我从认识辛建起就算是参加了反革命集团活动，那么时间就应该提前到一九六四年，我们是那一年认识的。如果说以辛建跟韦新雨认识为标准，那么他们搞反革命集团的时间还要提前，应该是一九五三年，因为他俩从小就在一大院子里长大的。那帮人说我狡辩，我说我现在是扯着和尚叫姐夫——没有办法了。你们随便选一个时间认定我参加反革命集团都行，我无非就是签字画押，把那帮人气得不行。”
龚瑾笑道：“从修辞学上讲你用的是‘扩谬法’，把本来就不符合逻辑的事加以扩大，扩大到更加荒唐的程度，让别人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不可能的‘事实’，诬陷之词就不攻自破了。”
铁戈笑道：“哈哈，我也是这样想的。”
“说了半天，还没有请教你的尊姓大名。”
“我叫铁戈。”
“从来没有听说过你呀！”
“冤哉枉也！”铁戈故作痛苦状：“连你这个‘反革命集团’的一号头头都没有听说我，何谈七四年我就参加了反革命集团的活动？郎超雄、石庵村、叶一彪你认不认识？”
“不认识，也是前些天在分配站才听乔小平说起过。”
铁戈大惊：“怎么？你们是这两个案子的头头，难道你们也不认识？”
“不说认识，以前听也没听说过。只有乔小平的同学韦新雨我听说过，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