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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另一些例子中，一种在幻想层面上对性的迷恋式专注（这被一位女性描述为“一种充满恐惧的对性的专注”）夏洛特·卡苏：《女人、性和瘾》，第58页，曼德里恩出版社，伦敦，1990。则是主要特征。就许多人而言，性行为类似于饮食失调中的那种循环。一段时间的性亢奋状态之后，性似乎变得令人厌恶了，以致个人几乎不再想有更进一步的性接触。大多数这样的女性似乎都可以达到性高潮。性高潮既是身体和情绪放松的时刻，也是胜利的时刻；但许多人在性前夕阶段就达到了高潮，在此阶段她们感到特别活跃甚至狂喜。
男性性行为的强迫性往往不同。在形容男性的词中没有荡妇这个词的对应词，而且寻花问柳的男人常常受到钦佩，尤其是其他男人的钦佩。据卡苏记录，当她在一次聚会上向一个男人提到她正在写一本有关女性性瘾的书时，他的反应后来变得众所周知：“你的意思是有些女人对性上瘾？嗨，我真想见见她们。”夏洛特·卡苏：《女人、性和瘾》，第279页，曼德里恩出版社，伦敦，1990。然而有许多证据证明好色的男人并不找放荡的女人，事实上还往往厌恶她们。就这些男人的性交往所及的范围而言，女人历来被分成两类：那些必须被“追逐”因而可以被征服的，和那些在某种意义上超出道德界限因而“无关紧要”的。查普利和泰尔伯特：《燃烧的欲望》，第1章。
男性中的性瘾并不完全与对多样性的执迷相联系。就像女性的情况那样，它可以表现为强迫性的手淫，往往与渗透于个人从事的几乎所有其他行为的性幻想相联系。有时，“性瘾”的发泄只集中于一个人身上。据苏珊·福华德所作的一项研究所述，查理报告说他每天必须与其性伙伴性交数次。他对自己行为的描述是老练的反射，而且自觉地运用了有关瘾的语言：“那星期我们本可以性交10次，但如果第11次她说‘不’，我会觉得遭到了拒绝，因而会对她恼火。我现在知道这是不公平的，但当时我所想到的就是我的‘自我沉醉’正在离我而去。”苏珊·福华德：《恨女人的男人与爱他们的女人》，第68页，班坦出版社，纽约，1988。
性的含义（2）
那些朝三暮四，最为花心的花花公子，把对性追求的热衷与对他们的欲望对象的几乎无隐蔽的轻蔑结合在一起。正如一位作者所指出的：“他们追逐女性的那种急切和一心一意使普通的求爱显得草率和随意，而那种不顾一切的劲头常常会危害到他们的婚姻、事业和健康。”彼特·特拉克登伯格：《卡萨诺瓦情结》，第17页，袖珍本图书公司，纽约，1988。那些被不遗余力地追逐的女人，一旦到手便渐渐淡漠了——尽管与此同时也有许多这样的男人试图通过保持一种持续关系而在他们的逢场作戏之外寻求稳定性。这样他们就常常必须施展最狡猾的欺骗和掩盖手段。
追求性征服所引起的无非是那种为其他的瘾所表明的绝望和幻灭的恶性循环。下面是上面所引的那位作者所谈到的自己的经验，这最终使他加入了一个性瘾自助团体：
我认识到我一直用来避开痛苦的那些措施本身已变得使人感到极度痛苦：追逐女色对我来说不再“奏效”。为追求自己的瘾我已失去了很多，如今在我最后一次征服后不到几分钟，我的内心充满了空虚感。除了射精那种身体上的释放外，性不再给予我任何东西；我常常完全不能达到性高潮。女人们不再是爱的对象，甚或不再是欲望的对象。我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甚至当我进入她们的身体时，我仍然厌恶我的那些性伙伴，而且由于知道我是多么需要她们，我的厌恶就更甚。彼特·特拉克登伯格：《卡萨诺瓦情结》，第289页，袖珍本图书公司；纽约，1988。
他继续补充道，某些花花公子声称他们的行为对他们不是一个问题，这是很难从表面上来加以认可的。一个男人这样回答他的质询：“发现女人可以，但追逐女色则不行。”然而，在这位作者对这些男人进行访谈时，他们对女人的担忧和畏惧之情很快就溢于言表；他们谈及自己的风流韵事时的平静与这种事本身的狂乱性质恰成对照；而且颇似其他的瘾所特有的那种自我克制。他们用以掩饰自己行为的那些话颇类似于嗜酒者用以证明自己酗酒正当所说的那些话：“就这一次”，“这并不伤害任何人”，“我的妻子是绝不会发现的。”彼特·特拉克登伯格：《卡萨诺瓦情结》，第283～284页，袖珍本图书公司，纽约；1988。
廓清这种讨论的要旨是重要的。不应该将追逐女色与一夫一妻制的固有模式对立起来，好像“忠诚”是可以根据性关系专一来界定似的。追逐女色当然与我后面所称谓的插曲式性行为有关，但二者并不是一回事。它们之间的联系是强迫性。
性与勾引（1）
我们可以假定，男性强迫性的性行为只是从其传统束缚中被解脱出来的男性性行为。毕竟，不是一直都存在着多种有钱男人可以娶三妻四妾的文化么？卡萨诺瓦不就是这种男性英雄原型——他也受到许多女性的赞美——和今天的詹姆斯·邦德的祖先么？
不过，在前现代文化的语境中，娶两个或更多的妻子一般与性征服本身没有多大的关系。事实上，所有的一夫多妻制社会都有盲婚制度。娶几个妻子需要有物质财富和社会声望，而且前者是后者的一种表征；纳妾也同样如此，这是一种公认的风俗。卡萨诺瓦在前现代的文化中没有位置：他是来自一个处于现代性开端的社会的人物。他对妻妾成群没有兴趣，即使这种事情是可能的。对于他来说，性是一种永无休止的寻求，使其结束的不是由于达到了自我满足或由于明智，而仅仅是由于年老体衰。男人需要爱吗？噢，他们当然需要，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恰恰是卡萨诺瓦的生活的目的。他是第一位“好对女人献殷勤的男人”，这是一个有效的措词，因为与表面意思相反，它表明了谁从属于谁。
这样的男人爱女人，尽管他们不可能只爱一个女人。毫无疑问，这是一种部分导源于恐惧的爱，但有趣的是，就我们所知，卡萨诺瓦并没有那种对女性的赤裸裸的轻蔑，而这种轻蔑似乎非常接近于今天的花花公子，以及至少是某些男同性恋者表面显示出的态度。他决不是一个值得模仿的人物：在晚年时他竟以强奸来作为延续自己的性生活的手段。不过，在他比较年轻的时候，他试图照顾他曾爱过并离弃的那些女人，而且常常积极地为她们物色合适的丈夫。哈夫洛克·埃利斯这样谈到他：“他爱过许多女人，但没有伤害过几颗心”哈夫洛克·埃利斯：《性心理学》，第189页，黑尼曼恩出版社，伦敦，1946。，不过这一评价肯定过于宽容了。与众不同的是，卡萨诺瓦在其《回忆录》中谄媚地写到了与他有过风流史的那些女人，他的许多在事情发生很久以后、至少是按照他自己的人生哲学而作的评论中对她们是不惜笔墨地大加奉承。
卡萨诺瓦是一个勾引者。他到处拈花惹草的时代背景是：其时未婚小姐被认为应该保持自己的贞洁，而且在除了贵族以外的大多数群体中，已婚妇女通奸如果被发现会有灾难性的后果。他的勾引行动不得不倍加小心，而且常常要付出比较长期的努力，因为必须要做许多准备。即使目的达到了，这个过程也并不一定就此完结，因为他还常得确保在事后不使小姐的陪媪、保护人或？属生疑。
今天的花花公子是他们表面上似乎予以最强烈抵制的那种个人生活变革的产物。他们是这样一个时代的勾引者，在这个时代中，勾引实际上已经过时了，而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他们的被迫性。在一个与女人发生性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容易（尽管这只是由于男女地位更加平等——而这一点至关重要）的社会里，“勾引”失去了许多意义。追逐女色这一行为在自相矛盾的同时反映了这种根本的变化。彼特·特拉克登伯格：《卡萨诺瓦情结》，第241页，袖珍本图书公司，纽约，1988。
当今的好色之徒可能显得像是来自上一个时代的守旧者，只带上青霉素、避孕套（这是我们所希望的）并做好了面对艾滋病危险的准备，大胆地靠近他们的猎物。然而，如果我前面的论证不错的话，那么追逐女色之徒就是当今性世界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他们是勾引者，是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首先关注的是性征服和权力的行使。但是，如果胜利得来是如此容易，那么胜利还有什么价值呢？如果对方不但是愿意，而且也许同样急于发生性关系，那么还有什么可体味的呢？
当一个男人面对一个坚持自己的平等权利的女人时，维护勾引的权力（凭此可以征服女人或象征性地把她们“干掉”）表面上似乎更具有挑战性。但正如格雷厄姆·亨德里克所发现的，女性性权利的平等消解了在贞洁的和淫荡的或堕落的女人之间所作的古老区分。既然勾引者的“得手”取决于对贞操的破坏，那么这种追求便失去了其最主要的动力。勾引者试图夺取或支配的那种“真诚”与性方面的贞洁不再是一回事，而且它也不再会产生了。在纯粹关系的语境中，真诚仍起着一种基本的作用，但变成了一种每一个伙伴都指望对方具有的伦理品质。
在比较传统的时代，我行我素的勾引者是真正的冒险家，他不仅向每一个女人挑战，而且向整个性规则系统挑战。他是贞操的破坏者，而且还骑马执矛冲向别的风车，因为勾引意味着挑战性保护和性控制的男性秩序。今天的花花公子不是追求肉体快乐之辈，而是在一个性开放的世界里寻求刺激之徒。这种追求的刺激提供了某种高峰体验——不过这种高峰体验后来往往变成了自我沉醉。花花公子们与其说是放荡的浪子，倒不如说是在一个其中性与？密关系前所未有地紧紧结合在一起的环境中的不自觉的反革命。融合之爱意味着？密关系：如果达不到这种爱，那么个人就准备离去。花花公子们通过耍手段而不是对性伙伴的尊重来维持那个必要的“潜在空间”。他们期待着下一次可能的艳遇，因而使出浑身解数以求“脱身”。他们常常是浪漫爱情修辞学的行家，但却不能由之造就一个情感连续的自我叙事。因此，一个在进行勾引时游刃有余、信心十足的男人，一旦性事结束，便感到自己笨手笨脚、张口结舌，从而不顾一切地溜之大吉。他其实是处在卡尔·克罗斯的恋物欲者的地位上，后者渴望的只是一个女人的鞋，而他则必须以得到整个人为满足。
性与勾引（2）
某些这样的男人一年中与上百个女人发生过性关系，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说他们“需要爱”？在一种特别急切的意义上。他们对女人的依赖是十分明显的，实际上这对他们的生活有着支配性的影响。从前，勾引无疑可以等同于男性取得成功和排除障碍的领域——即男性的现代性领域本身。但是，一旦勾引失去它的早期意义，这一定位便成为空洞的了。花花公子不可能像卡萨诺瓦那样——既作为贞操的剥夺者，但也作为性隔离生活的潜在的拯救者——对每个性伙伴都“特别？密”。现代的性冒险者已经抛弃了浪漫之爱，或者只把它的语言用来作为劝诱的修辞。因此，他对女人的依赖只能通过性征服机制来予以确认。可以认为，花花公子比其他男人更能看出性、？密关系和自我—认同的反射建构之间的联系；但是他受缚于女人而不能把她们作为有能力给予和接受爱的独立的人来对待。花花公子似乎是“既爱她们又离开她们”的人。其实，他根本不能“离开她们”；每一次离去都只不过是另一次相遇的序幕。
相互依赖的社会学意义
花花公子通常具有与浪漫之爱情结密切相关的一些品性，这些男人可以让女人情不自禁六神无主，也可以在女人面前献尽殷勤死乞白赖，或许还会成为精于此道的情场老手。一些对这套把戏心领神会的女人尽可以顺势捞一个露水性伴，以寻求昙花一现的兴奋和欢乐。一碰到这种女人，男人身上那些使女人神魂颠倒的魅力就会立刻黯然失色，或者会被她们精明的察觉所控制。
大多数被上述男人追逐的女人根本不像上面提到的那样。彼特·特拉克登伯格：《卡萨诺瓦情结》，第244～248页，袖珍本图书出版社，纽约，1988。卡萨诺瓦（Casanova；1725～1798），意大利冒险家和作家，浪荡公子，当过间谍和外交官。“卡萨诺瓦”指那些像卡萨诺瓦那样乱搞男女关系的浪荡公子。相反，一旦与男人开始建立关系，她们很可能就会深陷其中（而难以自拔）。这种女人的生活会被一些灾难性的罗曼史所点缀，或者会陷入一些与男人没完没了、痛苦不堪的感情纠葛当中，而那些男人却用这样或那样的手段虐待她们。简而言之，这些女人具有相互依赖性，这已经成了治疗文学的老生常谈：即尽管相互依赖性绝不仅仅限于女性，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它已成为描述那种曾被称为普通“女性角色”的术语。参见考莱特·多林：《灰姑娘情结》；第34页，袖珍本图书出版社；纽约，1981。
互相依赖型的女性是些操碎了心的人，她们需要养育别人，但在一种完全或部分无意识的层次上，她们又预感到自己的付出会遭到拒绝。这是一个多么令人痛心的反讽啊！相互依赖型女性恰恰最有可能卷入与一个花花公子的关系漩涡。她准备着，也许渴望着去“解救”男人；而男人则需要这种宽容，因为除非他彻底的口是心非，而且完全隐藏了自己的真实态度，否则其他的女人也会拒绝他。
相互依赖的本质（1）
“相互依赖性”一词是这个时代普遍存在的“逆向反射性”的范例。这一术语不是专家创造出来的，而是从那些与自身的酒瘾作斗争的人中产生的。在早年的嗜酒者自助小组，嗜酒被认为是人沾染上的一种人格缺点。人们以为，嗜酒者离开家庭环境，与染有同样毛病的人在一起会康复得最好。后来，人们认识到，嗜酒者可以感染与他经常接触的他人；但大多数人还是相信，嗜酒者只有在治愈之后才能成功地重新融入家庭环境。然而，人们最终明白：如果嗜酒者重新返回那种其他家庭成员都依然如故的关系或家庭，他们几乎不可能保持冷静；整个关系也都经常围绕嗜酒者的酒瘾打转转。
其他人的生活，通常以一种微妙的，有时甚至以巨大的破坏性方式，依赖于嗜酒者的依赖性。为了解释这种情境，人们首先创用的一个术语是“认可者”，指一个人，通常是性伙伴或配偶，最常见的是妇女，她自觉或不自觉地支持了某个人的嗜酒行为。当这些人忍受的痛苦等同或超过了那些靠酒精生活的人的痛苦时，认可者的观念就被“相互依赖性”的观念所取代。安尼·威尔逊·沙伊夫：《互相依赖，误解—误待》；第11页，哈珀与罗出版社，旧金山，1986。
“互相依赖”这一术语一旦变得如此普遍化，就会引起某种误解。它是在一种具体的语境中发展起来的，这个语境里有一个明显的“上瘾者”，而其他人对他的行为产生反应。这一概念倾向于暗示一种在谁依赖谁方面的优先权；它似乎指产生的一种继发性上瘾，即面对嗜酒者的认可者。当这样使用这一概念时，它便混杂了两种事情：一种是一个人的酒瘾折光到另一个人身上，后者围绕嗜酒者建构自己的行为；另一种是关系的相互影响特征。说得更复杂些，相互依赖性常常不是与某个具体的关系相联系，而是与一种人格类型相联系。这正如一位著者所说：
互相依赖型的人从她所实际接触到的任何一个人身上寻求赞同。她不是围绕某一个人建构她的生活，而可能围绕好几年“黄金搭档”跳舞，除了她的情人之外，也许还会有她的父母、女友、老板和超市的雇员等。她围绕别人的需要而安排自己的生活。乔迪·海伊斯：《精明的爱》，第31页，艾罗出版社，伦敦，1990。
让我用以下的方式来简洁地陈述我们正在讨论的概念。相互依赖型的人是这么一种人，为了保持一种基本的安全感，需要另一个人或另一组人界定他（她）的需求；如果不对他人的需要作奉献，他（她）就无法感到自信。相互依赖性关系是这样一种关系，在其中个体在心理上维系于自己的伙伴，而伙伴的行为受某种强迫力所控制。我将用固定化关系一词来表示这么一种关系，在其中关系本身成了迷恋的对象。在固定化关系中，个体不是围绕先在的他人的酒瘾来建构自己的生活；而毋宁说，他们需要那种关系来满足一种非此无法满足的安全感。固定化关系以其最温和的方式占据在习惯当中。当相关各方以互相敌对的方式联系起来的时候，这类关系就更易变得难以驾驭，他们无法使自己从中摆脱出来。
我们可以假定，固定化关系在任何一种本质性的形式上都比相互依赖性关系更普遍。固定化关系建立在强制性的依赖之上，而不是相互依赖性之上。任何一方显然都不是成瘾者，然而双方都依赖于一条联系的纽带，它或者是一种日常化的义务，或者是一种实际上对关系双方有破坏性的东西。固定化关系通常假定了角色的分离。每个人都依赖于其伙伴提供的“变相”；但谁也无法完全认识，或完全屈从于自己对他人的这种依赖本性。男人们倾向于进入这种固定化关系，以至于深深卷入与他人的联系之中，但是对这种联系性要么不理解，要么主动地否认它。而对于女人们来说，强制的依赖性更经常地与家庭角色联系在一起，后者已经成为一种物恋——仪式性地卷入诸如家务琐事和孩子的需求之中。
那些设法在治疗水平上帮助他人摆脱迷恋关系的人所做的工作，再次提供了一些影响那些关系的有关结构转化的线索。在此我们又一次碰到了纯粹关系呈现的中立性，以及与自我反射目标和融会之爱模式之间的密切关系。依恋的纽带：①不允许将对自我和他者的监视看成纯粹关系的核心；②将自我—认同隐藏于他人或固定化的惯例之中；③防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