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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剥削关系中潜在地具有占有剩余价值的有利位置，实现这种有利位置的机制主要是技能和专门技术在劳动力市场上常常是稀缺的，这不仅仅是因为供不应求，而且还因为符合用人组织要求的专业技术的增长存在着系统性障碍，这种障碍的一个重要形式是文凭，而有才干的人在提供特殊形式的劳动力的时候，很少能同时具有符合这种持续性限制的基本条件。
研究理论（6）
第二， 新马克思主义一致认为中产阶级具有如下特点：职业构成以脑力劳动职业为主要成分；形成了一个由“靠工资谋生”的雇佣劳动者组成的集团；经济地位和政治待遇一般明显优于体力劳动者，都程度不同地或拥有对劳动过程的直接控制权，或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拥有一定的发言权及影响力；政治态度、生活习惯、文化教养以及价值观念，不仅和普通的体力劳动者有着明显的区别，并且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社会意识形态。而新马克思主义者对中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及其社会功能等认识却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并形成了“新小资产阶级论”、“新中间阶级论”、“矛盾的阶级地位论”、“专业—管理阶级论”和“阶级两极分化论”等5大阶级理论流派。
5。新韦伯主义的社会分层理论
韦伯主义传统对阶级划分的主要依据是人们在市场中的能力。二战后，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弗兰克·帕金和戈德索普是坚持韦伯主义传统的重要代表人物。
吉登斯是一位积极进取的多面手，他在《社会的构成》、《发达社会中的阶级结构》等论著中区分了阶级分化社会（如封建社会）和阶级社会（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以此表明不能一概用阶级分析作为基础，来辨别社会组织过程的根本结构原则
杨善华主编：《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237页。
。他对权力作了独特的解释：权力在功能主义那里是系统的产物，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是财产所有权的结果与原因，而他认为权力是在支配结构之中生成的行动的普遍性质，即在既有的权力关系中，权力的弱势方无论居于多么不利的地位，都可以借助某种操纵资源的方式，对权力强势方实施一定程度的控制。他还对人们的市场能力作了分析，认为市场能力包括3方面的因素：一是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二是教育和技能资历的拥有状况；三是体力劳动能力。但是，他并没有对阶级划分提出一个系统的分类框架。
帕金则从职业位置的角度来分析人们在市场中获取资源的能力。他认为，职业是阶级结构的支柱，虽然其他经济与符号资源的分配与职业秩序同时存在，但是与职业秩序相比处于从属地位。根据这一解释，他提出了一个根据职业标准划分的包括6个职业阶层的阶层结构模式。在对待阶层划分与不平等之间的关系时，他着重解释的是不同职业阶层之间的报酬不平等问题。那些在市场上适销对路的专业技能是职业报酬的最重要的单一决定因素，因此是阶级不平等体系中的一个关键因素。某种职业所需的专业技术或知识越多，市场上提供这种技术或知识的人就越少，在专业技术序列中处于较高职位者总是倾向于维持或加强这种专业技术的稀有性，从而通过种种制度方式来维护他们获取较高报酬的权力
郑杭生等：《转型加速期城市社会分层结构的划分》，《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2期。
。
英国牛津大学的戈德索普教授以不同的劳动方式为标准，提出了阶层结构中的一个重大的分界线，即体力劳动与非体力劳动之间的分野：“白领”是脑力劳动者，“蓝领”则是体力劳动者。为了进行社会流动的经验研究，他运用韦伯关于阶级理论的一些原则，设计了一个以职业为标准的分类框架，力图体现一种职业阶级与社会阶级、等级阶级与关系阶级的结合。他构建的工业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主要分为3大部分，即公务人员阶级、工人阶级以及由低层非体力雇员和小业主组成的中间阶级。
（二）中国学者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大规模的变迁。从那时起，中国学者对社会分层的研究就不绝如缕，其演进可分以下4个阶段：
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前后至1957年）： 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经过毛泽东的进一步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学术界认识社会问题的一个最基本指导思想和方法，研究的特点是我国的社会分层表现出阶级分层的特征。
第二阶段（1957～1978年）：主要根据人们的家庭出身、政治身份、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将人们按照主观意识形态进行了政治分层
李强等：《我国社会分层理论的演进》，《学海》2002年第4期
。
第三个阶段（1978年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研究的特点是，主观的政治分层体系向客观的阶级结构回归。
第四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今）：中国学者对社会分层的研究掀开了新的一页。市场机制的引入引起了中国社会的大分化， 以贫富差距、收入差距为基础所形成的新的社会分层机制正在逐步取代过去的以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和行政身份为依据的政治分层机制。急剧的社会分化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应，阶级阶层问题开始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研究热点。纵观第四个阶段20余年的历程， 可以说这是中国对社会分层研究空前繁荣时期，是理论研究热点不断涌现，各种理论探索不断深化，理论研究的方式与特点也发生了深刻变化的时期。其特点是：
研究理论（7）
第一，对理论取向反思的深入。中国学者对社会分层的理论研究经历了由开始的引进模仿到反思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后，应该如何从理论上对分层机制进行新的概括？是继续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框架中来从事分层研究，还是引入韦伯的多元分析模型？为此，学术界举办了多场有关分层的理论研讨会，出现了颇具代表性的4种理论取向：第一种取向是在进行阶级分析时，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而在进行阶层研究时，则可以吸收西方社会分层理论的合理成分。第二种取向认为，传统的阶级分析方法在中国现阶段已不适用或有局限性，而西方分层理论更具有现实意义。第三种取向是，任何一个社会都在利益和权力分配等方面存在着不平等的社会群体差异，中国也不例外，因此也应将利益群体作为社会分层研究的基本单位，并参照西方社会分层理论方法进行研究。第四种取向是调和论，认为阶级概念应该大于阶层概念，在阶层概念之下又可划分更小的利益群体，即阶级、阶层、利益、群体之间是一种由大到小的涵盖关系。这样，在具体研究中， 存在着许多种社会分层的标准和方法。郑杭生的分层以韦伯的分层理论为基础（郑杭生，2004），李强从政治分层和经济分层两个角度对转型期中国的阶层结构进行了考察（李强，2002），陆学艺依据各个阶层对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占有情况，对当代中国阶层结构进行了分析（陆学艺，2001）。尽管众说纷纭，但大都数学者形成的理论共识是，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比较复杂，并且明显具有多元特征，这就决定了仅用生产资料占有这一指标来解释社会分化是不充分的；要准确把握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特征，就要重新认识传统的阶级分析理论，并加以科学的发展。
第二，形成了一个更加符合变化的、现实的多元分类标准框架。在多元分层观点的指导下，学者们多角度多层面地探讨社会分层问题：第一个角度是从当前的社会资源配置关系动态地研究中国人的地位获得机制和社会分层结构，力图勾画出中国独特的社会流动规律；第二个角度从利益群体来分析中国社会群体利益关系的得与失，认为当今中国各个社会利益群体正在分化与重组，不主张将中国社会结构硬性、简单地分层，主张以利益群体结构来置换分层结构，提出了社会结构的同心圆模式及不同的利益群体类型；第三个角度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分层研究中应强调国家和政治机制的重要性，认为政治过程可以直接改变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本性和价值；第四个角度是从市场社会的兴起过程来看待中国社会分层机制的变迁，从自由市场转型和产权结构变化来深入研究中国中心群体和边缘群体问题，脑体收入差距问题和中间阶层的代际更替问题等；第五个角度提出应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来划分中国社会阶层的理论框架，提出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由10大社会阶层和5种社会经济地位等级组成。
第三，理论研究热点不断涌现 。国际社会学中有关社会分层和流动的不同理论观点和模式，在中国学者的研究中都有所反应，现择其要者述之。
关于中国社会利益结构特征研究。由于社会利益结构在现实层面反映的是一个特定社会最基本的、最核心社会关系及制度性的演变，对社会利益结构特征的研究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学最具攻坚性的难点。有人认为改革前社会利益结构有3大特征：一是在收入、权力、声望等社会资源占有及分配中获益最大的是领导官员；二是社会成员的地位差异是由身份制、单位制、行政制等三种最基本的次级制度结构所分割的结果；三是城镇居民的社会地位普遍高于农村居民，并产生城乡二元分化。对改革开放后社会群体地位分化及利益关系，一种有影响的观点是，工人群体的经济地位下降，内部层次分化，劳动生产能力被弱化了的那部分职工利益保障被忽视，农民群体是改革以来分化最显著的一个群体，干部群体的分层结构与中国的行政分层结构基本上是一致的
张宛丽：《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研究20年》，《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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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及其特点的研究。 对改革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及其特点的研究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一是运用关系式社会分层和等级式社会分层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将改革前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分别称之为三分式结构（工人阶级、农民阶层和知识分子）和三级式结构（干部、工人、农民） 。二是运用社会分层机制研究，认为改革前人们社会地位是通过国家强制性分配资源而获得的，是一种权力分配机制。对现阶段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有3种总体描述：一是以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为标准进行划分，有将社会阶层划分为两阶级一阶层的：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工人阶级，以家庭联产承包为特征的农民阶级，以个体经营为特征的小资产阶层；有将社会成员划分为3个阶级一个阶层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半资产阶级和流民阶层；还有将社会成员划分为7个阶层的。二是以人们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存在的状况进行划分：如将社会成员划分基本阶级（ 科层官员阶级、工人阶级、私有资本阶级、雇佣阶级 ）、中间阶级（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基层管理人员阶级、小资产阶级）、过渡阶级（ 企业家阶级、农民工、城市贫民、跨国资产阶级社会 ）和亚阶级群体。三是以社会分工和职业标准进行划分：如将社会成员分为物质生产劳动者阶层、知识劳动者阶层、服务劳动者阶层、管理劳动者阶层、安全保卫劳动者阶层。
研究理论（8）
对中国现阶段阶层分化的主要特征的研究有代表性的观点是：社会资源配置方式日趋多元化，市场机制逐步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渠道，国家权力仍然发挥重要作用，非制度因素仍在产生重要影响；社会阶层分化过程中，社会地位变动的非整合性，影响个人社会地位的重要经济社会因素之间出现了不一致性；社会阶层分化的不平衡性，不同行业、部门、单位之间收入差距迅速拉大，但在其内部平均主义盛行；社会阶层分化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失控现象，阶层分化缺乏应有的规范约束，政府对阶层分化调控乏力
赵喜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理论界对我国社会结构变迁的研究（上、下）》，《成都市委党校学报》2002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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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一些特殊阶层的研究。对中产阶级、私营企业主和农民工等特殊阶层的研究，是分层研究主题上的又一拓展。特别是近年来有关“中产阶级”的话题，正成为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一个焦点和亮点。中国学者对中国中产阶层进行了界定，认为中产阶层是我们建设小康社会的“小康大众”，并在中产阶层社会整合功能之上对社会结构整合新机制进行了探索。李春玲在《2004年：中国社会形势与分析》一书中指出：培育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意义重大。除了经济收入比较殷实以外，中产阶级还具有受教育程度较高，讲文明，重诚信遵纪守法的特点。他们趋向温和的改良主义和道德的相对主义，主张渐进式的改革方式，对新生事物和新变化采取开放、宽容的态度，是现代民主的基石。陆学艺认为中国社会的中间阶层正在迅速扩张，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开始由原先的“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化。
根据李路路的研究，中国学者对社会分层的理论研究还有以下不足：第一，研究主题不全。一些社会分层研究中的基本主题未被涉及。第二，“问题”意识不强。在理论层面上，相当部分的研究比较缺乏“问题”意识，即研究者常常没有将自己的特定研究置于理论发展的线索中去，或者将一个具体的研究与一个普遍的理论问题联系起来。第三，理论逻辑不太清晰。在理论视角上，研究者更多地去分析没有被研究过的现象，较少考虑在理论上能够提供什么新的解释，同时由于理论视角上的模糊，导致在研究中理论概念使用上的随意性和逻辑上的混乱。第四，独立的理论模型尚未建立。对于同一个研究对象，应该允许存在多种理论模型的解释，对于中国的研究者来说，建立独立的理论模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 社会流动理论
社会流动作为社会分层的动态体现，在解释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上有很强的解释力，所以，在中外学者眼里，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层是等量齐观的。不同的是，社会流动研究是从分层研究中派生出来的，先有社会分层研究，后来才出现社会流动研究。
（一）外国学者的研究
1。社会流动研究的奠基人索罗金
西方对社会流动的研究始于19世纪末，当时的社会学家帕累托等人的研究都涉及到流动问题。但是，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美国社会学家索罗金（P。A。Sorokin，1889～1968）是社会流动研究的奠基人
罗教讲：《我国的社会流动与流动研究》，《武汉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
。他于1927年出版的《社会流动》一书，依据大量的跨越国界的历史学和人种学资料，勾画了社会流动的历史，系统阐述了社会流动的定义、类型和机制。
社会流动作为社会分层研究中一个重要学术范畴，最早是由索罗金提出的。在他看来，“社会流动意味着……由人类活动所创造的或改变的一切事物从一个社会位置向其他的社会位置的移动”。不难看出，在索罗金的定义中社会流动主体的涵义是非常广泛的，造成社会流动的原因是人口特质、环境的改变——主要是技术变迁、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天生能力的不一致。
他提出了两种基本的社会流动类型：垂直流动和水平流动。前者指的是在社会分层体系中个人或群体跨越等级界限的位置移动，根据移动的方向，又可进一步分为上向流动和下向流动； 垂直流动具有一种稳定的影响，可以给处于较低地位的人提供破坏现行制度的动机，较高的社会流动率可以作为一种安全阀，释放较低阶层的不满。后者指的是个人或群体在同一等级的不同位置之间的横向移动，这种流动不会造成人们在社会等级序列中所处地位的改变。他认为在社会流动与社会发展之间存在一种正相关关系，即社会越发展，社会流动率越高。
2。利普赛特和本迪克斯的工业社会流动研究
索罗金以后一段时期，对社会流动的研究曾一度青黄不接。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变迁的速度加快，社会流动率提高，引起许多社会学家的兴趣，出现了一支专门从事社会流动的学术队伍，发表了一大批高质量的社会流动研究成果， 形成了社会流动研究中的美国传统和欧洲大陆传统。美国传统认为现代的“自由社会”是“机会平等”的社会，因而每个人都有成功的可能，导致社会流动的主要因素是个人的态度和行为；社会位置的不同是由于个人素质的不同，特别是教育和技能的差别。欧洲大陆传统则由于其长远的争取公民权的民主化历史而更加强调法律平等和社会结构的作用，认为社会结构在工业化过程中从“礼俗社会”网络向“法理社会”网络”转变，或从“机械团结”网络向“有机团结”网络的转变，是造成社会流动的主要原因，而人们社会位置和社会地位的不同主要是一种超越个人选择的结构性安排。
研究理论（9）
在美国传统中，可圈可点的是利普赛特和本迪克斯合著的《工业社会的社会流动》（1959）。他们的理论特色是，运用大量通过调查获得的经验资料进行统计分析和比较研究，探讨现代工业社会流动的特点和规律，试图说明社会结构变迁与社会流动之间的关系。
对社会流动结果的分析是他们的研究重点。他们通过父亲职业与本人职业的交互表以及本人初职与现职的交互表分析，对流动过程、流动方向和流动量的大小作出判断，由此展开关于工业社会中社会流动资源的决定、社会继承、流动趋势与社会结构特征之间关系等问题的讨论。第一，工业化水平对社会流动的影响。针对当时流行的工业化程度的增加会使社会流动降低的观点，他们认为，社会流动与城市化、工业化以及阶层化等过程密切相关，即使在工业化达到一定的水平后，社会流动仍将维持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