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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笛一声别新桥，我的火车要出发……”
——这是内藤十分熟悉、至今有时还哼在嘴边的《铁道之歌》。它被编进小学课本后，其昂奋的旋律在列岛上空广泛传扬。以颂歌献给这个由工业革命里轰隆隆开出来的巨无霸，这就是日本国民的态度。
在中国，早在1865年，在北京的英商集团在宣武门外修筑了一条1华里长的试验性铁路，以此向朝廷推销修筑铁路的好处。英明的清廷洞察了洋人欲操我江山命脉掠我大清资源的险恶用心，严词予以拒绝。
1876年，日本有了第一条铁路的三年后，英国怡和商行修建了一条从上海到吴淞、长约15公里的营业性铁路。仅仅跑了一年，清廷以28。5万两白银赎回并拆除。其理由是未经当局批准擅自修建，而且火车头竟敢妄称“天朝号”。
又过了五年，1881年，在北洋大臣李鸿章的支持下，又在他老人家的地盘上，修建了一条唐山至胥各庄的铁路，为的是运输煤炭。这次既有当局批准，又是国人自己修建的，该是一路畅通了吧，岂料仍遭到沿线从乡绅到卖浆引车者流一片反对。火车震天撼地，吞云吐雾，面目可憎，一看便是善者不来，来者不善，必然要搅了地下先人们几千年的大梦，坏了地上庇佑商贾农工的一派风水。无奈之下，蒸汽机车被大卸八块，换上一大群咴咴叫唤的骡子来拉车皮……
中国真正活下来的第一条铁路，竟是在远离大陆的孤岛——台湾。
1887年，台湾巡抚刘铭传获朝廷恩准修建由基隆经台北到新竹的铁路。披荆斩棘，一路艰辛，终于在1893年竣工。仅为中国人跑了两年，台湾即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在与严复、文廷式、张元济、罗振玉等维新志士的交谈中，内藤湖南深感为中国前途计，这个国家必须再上维新变法之途。同时，他心里也有了一个日愈清晰的结论——
近代中国倡言改革以来，维新志士们关于改革的言论，不可谓不多、不透彻，“他们并非不明数百年来的政治积弊，也并非不晓应采用西法，然而，举之行于中国人民之上，则是否能收其功，实为一大疑问。”可见“中国的改革，谈何容易？”（内藤湖南《支那改革之难易》，见《内藤湖南全集》第二卷《燕山楚水·禹域论纂》）
如果说，在戊戌变法之后，内藤湖南对中国变革的前景持悲观态度的话，那么，在戊戌变法的十三年之前，日本就已经有人将中国视为虎落平阳，拔毛凤凰，或者说是一只曾经拉过大阳线、但如今已是彻头彻尾的垃圾股。此人还不是一般人，他是被视为日本近代思想教父，有着“日本伏尔泰”之称的福泽谕吉。
1885年，福泽谕吉发表《脱亚论》一文。随后，日本思想界掀起一股“脱亚”的风潮。
“忍者”，“恶友”（3）
“脱亚论”的基本思路是：日本要追随西方国家，步入西方文明阵营，就要毫不犹豫地摆脱亚洲，唾弃中国、朝鲜这样的落后的“恶友”——
我日本国土地处亚洲之东陲……然不幸之有邻国，一曰支那，一曰朝鲜……此二国者，不知改进之道，其恋古风旧俗，千百年无异。在此文明日进之活舞台上，论教育则云儒教主义，论教旨则曰仁义礼智，由一至于十，仅以虚饰为其事。其于实际，则不唯无视真理原则，且极不廉耻，傲然而不自省。以吾辈视此二国，在今文明东渐之风潮中，此非维护独立之道。若不思改革，于今不出数年，必亡其国，其国土必为世界文明诸国分割无疑。
古人云“辅车唇齿”，以喻邻国相助。今支那、朝鲜于我日本无一毫之援助，且以西洋文明礼貌人之眼观之，三国地理相接，时或视为同一。其影响之事实已现，成为我外交上之故障甚夥，此可谓我日本国之一大不幸也。
如上所述，为今之谋，与其待邻国开明而兴亚洲之不可得，则宁可其伍而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亲恶友者不能免其恶名，吾之心则谢绝亚洲东方之恶友。
1894年的甲午一战，开始应证福泽谕吉关于中国的预言。
据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说，当时宫廷半月之费，即可买吉野级巡洋舰一艘，两月之费，可购一超级主力舰，一年之费，至少可以装备一支排行全球第六、七位的海军舰队；而一个为了让老佛爷乐不思蜀的颐和园改建工程的初期预算即为白银１亿两，可用以组建10支“北洋舰队”而有余。皇室如此穷奢极欲，大清国的海军却自光绪十四年（1888年）以后，正当日本海军全力西进之时，竟然未购一舰！不仅如此，就在1892年，黄海、东海海面上已满是火药味了，大清的朝廷上上下下仍在忙着筹备老佛爷的六十大寿，户部以太后万寿庆典需筹款为由，让海军停购舰艇二年。眼见快舰买不成了，李鸿章只好退而求其次，请海军衙门拨款60万两，购快炮20尊，以替换各主要舰艇上之慢炮，但户部和海军衙门两处，仍一毛不拔。李鸿章不得已，只有从海军日常粮饷给养之中，挤出20万两，聊购次等快炮12尊，以平息舰上官兵之积愤……
而日本倾全国之力，克勤克俭，来打这一场战争，据说连天皇娘子的脂粉钱都捐出来了，很多鸡皮鹤发的老武士都请缨要上战场。
福泽谕吉更是一个狂热的主战派，他在自己创办的《时事新报》上发表倡导筹措军费的社论，并带头捐款一万日元。此举深得军方的赏识，《时事新报》也因此成了海军的御用报纸。他还发表了《日清战争乃文野之战》一文，把中日之间的这场战争界定成是“文明”与“野蛮”之战，是日本的文明进步与中国的反文明进步之间的战争。
昔日口吐莲花般的盛谢，转而为罡风烈雨式的冷酷。
首相伊藤博文指名要李鸿章担任议和代表到日本马关议和。在谈判桌上，伊氏宣布：“只准说答应和不答应两句话。”
李鸿章问：“难道不准分辨吗？”
伊氏答：“不能减少”。
李鸿章被逼在屈辱的《马关条约》上签字。按照该条约，日本除取得对朝鲜的控制外，还迫使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和澎湖列岛给日本，又从中国索取到2。3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包括1895年11月得到的“赎辽费”3000万两），这相当于日本全国四年多的财政收入。1896年，伊藤博文内阁制定的十年扩军计划，其扩军经费的40％以上直接来源于中国的战争赔款。日本一夜之间成了战争暴发户，靠着这笔钱，加上在战争中夺占的3。6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资源，大大加速了国家的近代化和军队的现代化。
在甲午一战胜利后列岛的举国狂奋中，伊藤博文往常总是睿智、谦和的脸上却是抑制不住的不可一世。
我们实在可以察觉，对大和民族来说，这是一次反叛的节日，一个乱伦的盛宴。
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今，乱伦是日本色情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媒体上常见到有关乱伦案件的报道和介绍，色情书刊中充斥着许多赤裸裸的近亲乱伦内容，父女、母子、兄妹乱伦似乎是日本色情成人读物的永恒主题。在出租色情录象带和激光碟的成人店里，更是大量表现乱伦的影象，“血缘亲人不伦之恋”、“母子通奸大战”等等，一个个片名看得人心惊肉跳。日本漫画作品中也有一些包含暴力、裸体与性、乱伦乱交的内容，尽管是面向中小学生的作品也不例外。
即使在一些比较严肃、在日本社会广受欢迎的文艺作品里，也不时闪现着乱伦的影子。
上世纪80年代，有一部名为《血疑》的电视连续剧，曾引进中国播出，几乎家喻户晓：一对青年男女谈了几十集恋爱，最后男青年发现爱上的是自己的妹妹，但怕引起妹妹的病情恶化，只好怀着复杂的心情继续维持着恋爱关系，直到妹妹病逝，方才了断这种已经处于乱伦边缘的兄妹之恋。
几年前，在日本热播的电视连续剧《女教授东乡和她的助手》，说的是某医学院里有一个高傲漂亮、作风严谨且又独身的女外科教授东乡，她需要一名助手，很多年轻人都因敬畏她不敢去应聘。一个刚从美国回来的小伙子石川不知内情，贸然报名当了她的助手。不苟言笑的女教授对他的要求非常苛刻，但小伙子非常大度，他用日本式的勤奋和美国式的热情改变着女教授的看法，工作之外还领着东乡去唱卡拉OK、游泳、滑雪……结果两人成了忘却年龄差距的情侣。一次疯狂的欢愉后，东乡在他的肚皮上发现了几块胎记，石川竟是她的私生子——她18岁赴美留学，遭一个日裔科学家引诱失真。石川出生了，对方却不愿意娶她。她带着孩子艰苦地念完学业，为了能在日本名牌医学院立足，回国前她忍痛将孩子送了人。情人突然变成了妈妈，虽抱着寻母的目的来到日本，石川却不能接受这个现实。他悲愤交加，几度轻生，最终登上返美国的飞机。东乡眼含热泪偷偷目送儿子，从机场回来，她一下病倒了……
“忍者”，“恶友”（4）
日本法律制止乱伦。官方舆论对乱伦行为是严厉谴责和极力反对的，对父亲强奸女儿或儿子强奸母亲的要处以重刑。
但乱伦已成为日本文化中无法回避的突出现象。现实生活里人们也喜欢议论涉及乱伦的消息，不少日本人都认为乱伦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两相情愿就等同于一般的男女偷情。在议论别人的乱伦行为时，总有些人不以为耻，甚至带着有些艳羡的语气。
是否可以这样说，乱伦——作为现实生活里不可能冠冕堂皇实现的一种心理补偿，它可能成了大和民族的神经的兴奋元之一。其潜意识可归结于列岛的创世纪神话，在神话里日本本来就是兄妹乱伦下的产物。
如果说，血缘上的乱伦可以让人有冲决禁区的巨大刺激，如服海洛因一般的强烈兴奋；
那么，文化上的乱伦，即“逢蒙学射于羿”，又终杀羿——学生反叛了老师，从长期以来对中国文化的压迫感下解脱出来，并对其施以乱暴地践踏，在大和民族的深层心理上多半会有快畅地发泄……
民国前，章太炎先生旅居东京。常有人上门求字，他则常抄《孟子·离娄下》的数语与之——
逢蒙学射于羿，尽羿之道，思天下惟羿为愈己，于是杀羿。
第三章 为师年代
一场被忽略的启蒙（2）
一个时期的出版物，总是可以反映出社会的文化走向。1896年—1911年，是日文书被翻译成中文的高潮，共有956本日文书被译成中文，1912—1937年间则有1759种；相比之下，在1896—1911年间，日本从汉文译过去的书只有16本而已。而在明治维新之前，仅在中国国内印了一两版的魏源的《海国图志》，传到日本后被大量地翻印，一共印刷了15版，价钱一路走高。日本开始了解西方，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本书，明治维新的不少重要人物就是在它的影响下提出“开国论”，反对“锁国论”，终使维新取得了成功。
在大量翻译过来的书籍中，以大中小学校的教科书为大宗。这些新教材铺天盖地，铺向不久前仍在被读“四书”“五经”之声缭绕的中国的城市、乡镇。1904年1月，清政府颁布了著名的“癸卯学制”，它模仿的是日本的教育体制，这是中国近代史上首次实施的正式学制。规定初等小学堂为五年制，高等小学堂四年，中学堂为四年，高等学堂及大学预科三年，大学四年，自进小学到大学毕业，共需二十一年。此外，初等小学堂之下有蒙养院，大学堂之上有通儒院。当时，各地常为使用旧式教材或新译教科书起争执，使用何种教材便成了新学与旧学的标志之一。
教科书外，中译书里还有不少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它们大大抬高了中国学者的学术视野，一些新的颇为科学的学术规范得以形成。
以历史写作为例，中国传统的写法是一朝接着一朝写下去，貌似断代精确，实则社会演化难以河清海晏，泾渭分明。日本学者桑原紫藏的《东洋史要》却不是这样，它取西洋“上古”、“中古”、“近古”、“近世”四期来分中国历史，第一期断至秦皇一统，称之为汉族缔造时代；第二期自秦皇一统至唐亡，称之为汉族极盛时代；第三期自五代至明亡，称之为汉族渐衰，蒙古族代兴时代；第四期括满清一代，称之为欧人东渐时代。此书翻译出版后，一时间学术界如上层楼，耳目一新。后来许多研究中国历史的人便有意用这种大眼光，下笔之际，纷纷以四期来分。一位留心观察中国史教科书的人发现：“近年出版历史教科书，概以桑原氏为准，未有变更其纲者”。
翻译工作，主要是由留日学生们完成的。
甲午战争失败后，开始有中国学生去日本留学。当时，在主张派留学生赴日本的权柄中，湖广总督张之洞被认为是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他在1898年所著的《劝学篇》中提出了一系列推进教育近代化的具体措施，其中对提倡留学日本的论述尤为强调——
至于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路近省费可多遣；去华近，易考察；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劝学篇》下 ）
日本在接受中国留学生的态度上也表现出了相当的热情，大概是做了千年的学生，一旦做起先生来，那脚下便立马垫起了高高的优越感。
1898年冬，日本驻华使臣矢野文雄以日本国的名义，通知大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即今日之外交部，称该国政府愿意接受中国留学生并支付经费。日本人愿出这笔银子，并非出于侠骨柔情，日后我们就可以看出这当然不是为着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而且这笔钱在清朝的巨额赔款里只是一个很小的数目。
以清国留学生会馆在1903年所作的调查为例，当时的留日学生共来自19个省，其中居前列者为江苏175人，浙江154人，湖南130人，湖北126人，广东108人、直隶77人等省。奉天、山西、陕西、河南、广西、贵州、云南等省的留日学生均寥寥无几。这除了反映出当时各省间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外，亦有地理和人为等方面的因素。仅仅过了三年，1906年赴日本的留学生达到了8600人。增长的原因，主要是上一年里日本战胜了俄国，黄种人第一次打败了白种人，更进一步震动了中国的热血青年；以及中国废除了科举考试，出国留学成了一条新的出路。以后几年，留学日本的学生人数都超过了8000人。
如此大的数字，是到当时为止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留学运动。
三分之一以上的留学生，来自于士官学校的士官生，他们在国内投考士官学校，就是为着日后进入日本军事学院作准备。有趣的是，其他的留日学生大部分人的目的不是学习日本文化，而是学习西洋文化，准确地说是学习日本人学习西洋文化的方法，当然也包括从日本转手得到的、已打上浓厚的日本色彩的西方知识。在这方面，较早接受中国留学生的是早稻田大学，1905年，该校便开设了“清国留学生部”，三年间共培养了2000多名中国留学生，其中就包括了李大钊、廖承志。
留日学生成立了许多译书团体，如译书汇编社、教科书译辑社、湖南编译社等等。并在日本掀起了一个兴办华文报刊杂志的螅保髦直ǹ缬旰蟠核癜愕孛俺隼础Ｔ�1900年至1911年短短的10来年时间里，由中国留学生和流亡知识分子在日本创办的报纸刊物达70多种，在唤起民众、启迪民智、救国图强方面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勾勒了当时的盛况：“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辄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
一场被忽略的启蒙（3）
他还注意到，英美留学生在戊戌变法前后这一场大规模引介西方思想文化的运动中几乎不扮演什么角色，反倒是一群不通西洋语言文字者（主要指留日学生）担当最重要性的角色，这种情形一直要到民国初年英美留学生取得思想文化上的优势后，才出现了所谓“镀金派”——英美留学生与“镀银派”——日本留学生的分别。最后“镀金派”压倒了“镀银派”，成为思想文化界的骄子。
总而言之，这场运动堪称是提早于“五四运动”的一次伟大的启蒙。
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当时又称白话文运动，前面提到的来自于日语的大量新名词的涌入，对于冲击文言文这一古老、凝滞的文体，给予化蛹为蝶般地改造，无疑发挥了直接的作用。
而且，有论者注意到：现代中国许多杰出的知识分子，都是从翻译日文著作开始了解现代学科的。章太炎、蔡元培、王国维、梁启超和鲁迅先后翻译了日本近代以来的重要知识分子福泽谕吉、加藤弘之、中村正直、中江兆民、幸德秋水等人的著作。中国的新小说、新诗、新戏剧，在很大程度上也受益于日本文学的启迪。“郭沫若的第一本诗集《女神》是在日本写成；郁达夫的《沉沦》里看得出日本私小说的印痕；周作人的散文明显带有日本茶道的形式之美；鲁迅的杂文里则总有一个黑黑瘦瘦的影子，那就是藤野先生”……
近代中国的启蒙是一个连续体，它不是在一次发动中完成的。晚清这一笔由日本引入的思想资源，虽然不像日后由“五四运动”标志的新文化运动那样轰轰烈烈，光辉彪炳，但它在中国的大地上，无疑是孕育后者躁动不已的母腹，船帆已经升上地平线的桅杆，只不过很长时间被中国近代史论者给有意无意忽略了。
历史的吊诡（1）
旧瓶装新酒的改良，拷贝自日本——
康有为在维新期间，向光绪皇帝进呈了关于俄、日、波兰、法、德、英六国改革变法的著作。其中以《日本变政考》一书尤为重要，称是这些“变政记”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