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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秀文存》是本世纪中国最有魅力的文集之一。一九三九年，周恩来等劝陈去延安，当时中共中央想把陈弄到延安养起来，不让他在外边胡闹。但陈拒绝了。他说，大钊死了，延年死了，党中央里没有他可靠的人了，“他们开会，我怎么办呢？”结果不欢而散。中共领袖们没有读过《独秀文存》，他们没有看透陈独秀：谁也无法把他“养起来”。同样的道理，今天成千上万的被“养起来”的文人们，能指望他们写出什么样的文字来呢？
晚年在江津的生活是凄苦的，但却是自由的。蒋介石的资助被他拒绝，胡适建议他去美国写自传也被拒绝，他只接受北大同事和学生的帮助，晚年陈氏所做的有两件事：一是重估一切价值，“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老人一般都是知错不改的，陈独秀却截然相反。他对早年所信奉的“主义”进行了全盘的反思和清理。这种否定自己的勇气是最可贵的。
另一项工作是语言文字学研究。陈氏最后一本著作是《古阴阳入互用倒表》。热性的陈氏为何偏偏选择这一冷性的学问？我不是语言学家，无法评定陈氏一系列语言文字方面著作的学术价值，但直觉告诉我：陈氏的选择绝非偶然。二十世纪后半叶，语言学在人文科学中成为显学，思想的突破首先在语言学中实现，若干思想巨匠都是语言学家，如维持根斯坦、海德格尔、福柯、罗兰·巴特、哈贝马斯……陈独秀选择语言学，并非陶渊明式的、寻找一条自适之路、一处温馨的桃花源，而是与他登上新世界的屋顶散发传单的行为一样——高屋建瓴。天地大气的分合汹涌，只有真正的“龙”才能体验到。整个二十世纪，中国人过的都是“虫”的生活，有几个称得上“龙”的人呢？
“除却文章无嗜好，世无朋友更凄凉。诗人枉向汩罗去，不及刘伶老醉乡。”后两句是牢骚，当不得真；前两句则是心里话，令他的朋友们汗颜。
作为一名享受着文科学长盗来的火种的后辈学子，我在一个特殊的日子里——一九九七年五月二十七日，陈独秀逝世五十五周年——写下我的纪念文字，也写下我对民主和光明的敬意。
流亡者
一
文学与流亡结下了不解之缘。
文学家与流亡者也结下了不解之缘。
丹麦杰出的文学批评家勃兰克斯的巨著《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开篇便是“流亡文学”。他对在卢梭启发下产生的法国流亡文学及其代表作家，如夏多布里安、勒奈、史南古、诺底叶、斯塔尔夫人等都给予高度的评价。勃兰克斯这样写道：“我们仿佛看到流亡文学的作家和作品出现在一道颤动的亮光之中。这些人站立在新世纪的曙光中；十九世纪的晨曦照在他们身上，慢慢驱散笼罩着他们的奥西安式的雾气和维持式的忧郁。我们感到他们经历了一个恐怖的流血的夜，他们脸色苍白而严肃。但他们的悲痛带有诗意，他们的忧郁引人同情；他们不能继续前一天的工作，而不得不怀着疑虑看待那一天打下的基础，而且得把一夜的浩劫留下的碎片收拢起来。为此他们想到屈辱，他们的感情的迸发表露了这种情绪，在这里面人们可以感受到激发人心的力量。”
从天性上讲，勃兰兑斯首先是一位诗人，其次才是一位批评家。否则，他就不可能超越“进步／反动”的辩证思维模式，直接进入文学的内核——文学之所以产生，源于人类灵魂深处有一种对现实的强烈的不满足感。与芸芸众生相比，文学家的这种不满足感体现得如暴风骤雨般强烈。与现世维系的纽带往往承受不了这样巨大的强力，终于断裂了。最后，文学家含泪告别他们熟悉的世界，踏上了漫漫流亡路。
被勃兰克斯称为“天真得像一个孩子，渊博得像一位老人”的诗人诺底叶，是一个天生的流亡者。他的父亲是革命法庭的首席法官，有一次准备处死一名资助保皇军的贵妇人。十三岁的诺底叶百般恳求父亲豁免贵妇人。但是没有用。他便宣布，如果对贵妇人判处死刑自己就自杀。在最后一刻，担心失去儿子的父亲不得不让步。诗人说：“我没有什么政治信念，我只是热爱自由。”因此，他成为永远的反对派——既反对共和国，也反对帝国。在刺刀破门而入之前，他匆匆离开自己赞美过并将继续赞美的土地。
诗人选择流亡，政治家选择坚守。这是诗人与政治家之间最大的区别。罗伯斯庇尔即将签发丹东的逮捕令时，丹东的朋友向他通风报信，劝他逃往英国。丹东却平静地说：“我能把共和国的土地带在我的鞋底上么？”丹东宁可上断头台也不愿流亡，他心甘情愿为了某种理念和信仰而牺牲。诗人却不同，诗人什么也不信，除了自由与独立。为了拥有自由与独立，他们可以放弃国籍和家庭、名誉和财产，背上“叛徒”的恶名。为了拥有自由与独立，他们有勇气对抗任何强大的政权，在极端的孤独中消解命运的残酷。
流亡者是思想者、回忆者、写作者，是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是统治者不共戴天的敌人。
流亡本身便已显示出流亡者所具备的内在力量，以及令统治者杯弓蛇影的恐惧。在历史的天平上，柔弱的斯塔尔夫人并不比强大的拿破仑轻。“自然赋予我的各种能力中，我唯一充分发展的就是忍受痛苦的能力。”她出版的书被宪兵毁掉，警察总监告诉她：“你的流放是你过去几年所坚持的行为造成的自然结果。看来这个国家的空气对你不合适……你最近的作品是不忠于法国的。”斯塔尔夫人便戴着这样的“高帽子”开始了她遍及欧洲大陆的流亡生涯。第一次出国之时，“驿马每前进一步就给我增添一分苦痛，当赶车人问是否车没赶好时，我想到他们给我干的可悲的差事，禁不住哭了起来。”以后，她逐渐对流亡安之若素，甚至对拿破仑主动表示的和解也不屑一顾。拿破仑悻悻地说，任何人在和斯塔尔夫人谈过话之后，对他的看法就差了一大截。占领整个欧洲的法国皇帝却不能征服女流亡者的心，这对他来说多少是一种讽刺。
“流亡文学是一种表现出深刻不安的文学。”勃兰克斯的这一结论意昧深长，他个人的隐痛亦浓缩其中。丹麦的教会与政府十分讨厌这名“不信神的犹太人”，他们撤销了他在哥本哈根大学的教席，并采用其他卑鄙的手段继续对他进行迫害。一八七七年，勃兰克斯不得不移居柏林，开始了六年漫长的流亡生活。结果，敌人弄巧成拙，将自身置于更加不安的境况中，勃兰兑斯的影响力比他在国内时更大了。
十九世纪中期，欧洲的三个主要国家都分别流放了他们最伟大的作家：英国流放了拜伦，德国流放了海涅，法国流放了雨果。但流放并没有使他们任何一个失掉他的任何文化影响。作为“祖国的异邦人”，他们用自己的流亡为“祖国”构建了巨大的精神财富。
二
流亡是人类文化的一个维度，一个独特的话语形式以至人的生存方式或临界状态。流亡者是人类文化的承载者，他是最容易受到伤害，却又最不容易被伤害所摧毁的人。
“如果我们造了一个孩子／就叫他安德烈，叫她安娜／使我们的俄罗斯语／烙印在孩他皱褶的小脸上／我们的字母／第一个音只是一声延长的叹息／屹立在未来。”这是一九八七年诺贝尔奖得主、被驱逐出俄罗斯的俄罗斯人布罗茨基痛楚的诗句。如果说法国的流亡者仍然保持着他们热情浪漫的情怀与放荡张扬的个性，那么俄国的流亡者则以他们广博的心胸包孕故土，以他们坚韧的神经承受咫尺天涯的辛酸。
从天寒地冻的西伯利亚到楼高车挤的美国，都有俄国流亡者的踪迹。几代俄罗斯作家都逃避不了流亡的命运：沙皇时代的屠格涅夫、赫尔岑、陀思妥耶夫斯基，苏维埃时代的高尔基、布宁、阿·托尔斯泰，一直到斯大林时代的索尔仁尼琴、辛尼亚夫斯基、艾克萧洛夫。有的作家虽然没有走上这条荆棘之路，但精神早已流亡——这中间，既有得志的法捷耶夫（他用自杀来宣布流亡），也有遭贬斥的帕斯捷尔纳克。
俄罗斯的土地有一种神奇的魅力，俄罗斯人的家园是生活艰苦、视野空旷的乡村原野。俄罗斯人在富饶而贫瘠的土地上吃苦耐劳，并用宿命的观点看待自己的不幸，为自己忍受苦难的能力感到自豪。他们的精神缺乏均衡感，时而激情迸发，时而郁悒沮丧。俄罗斯文学的传统是在这样的河床上形成的——如果说西方人在认识真理时是通过个体去研究人身上的宇宙，那么俄罗斯人的意识要认识的对象首先是在宇宙中的人。这样，悲剧的因素便蕴含在其中了：极权统治的秘密在于蔑视“人”、遮蔽“人”、迷惑“人”，将人“锁定”在某一位置上；而文学家的使命在于发现“人”，拯救“人”，张扬“人”，让人按自己的意愿活活泼泼地生存。两者之间必然展开一场不可调和的战争。
一九一九年，少年纳博科夫随同父亲离开动荡的祖国。船匆匆起锚时，岸上响起的机枪声是他关于故国最后的回忆。“孤独意谓自由与发现，一片广阔无垠的沙漠，会比一座城市还令人兴奋。”这位贵族后裔漂泊于德、英、法、美、瑞诸国，不仅疏离于新政权，还疏离于形形色色的流亡组织。“我一直过着独立清醒的日子，我从不附属于任何党派团体，因为我并没有在哪个公司商号当过白领阶级，更不曾在矿坑里干过普罗阶级。任何党纲或信条都不会影响我的创作。”对于纳博科夫来说，流亡既是被迫的，也是自我选择的。绝对的流亡带来绝对自由，而自由是创作的源泉。从旅馆到客栈，他只携带一只小小的行李箱，箱子里是一叠叠的文稿；从轮船到火车，他只携带一颗俄罗斯的心脏，心脏的博动宛如俄罗斯森林中霍霍的风声。
斯大林时代表面上万马齐喑，爱伦堡却说：“你可以用沥青覆盖世界，但是总有几株青草能自隙缝中萌芽滋生。”艾克萧洛夫便是这样一株青草。他的童年在“人民之敌后裔收容教养所”度过，如同置身于一堆人的废躯残体中，如同零落在战场或屠场上。几本破旧的古典名著拯救了他即将沉沦的心灵。他开始思考，写作，被捕，坐牢，最后流亡。
一九七九年，艾克萧洛夫在美国出版轰动一时的长篇小说《钢鸟》。小说主要叙述一个背覆金属外壳、非人非鸟的怪物，强行住进大楼的公共电梯。不久，他便用暴力控制了全栋大厦和公寓里的居民。因为钢鸟日日夜夜肆意破坏，大厦溃塌了，只留下钢鸟依旧意气风发，昂首挺胸站在电梯顶端，冷漠地俯瞰大楼的断坦残壁。苏联当局恼羞成怒，将艾克萧洛夫定义为“人民公敌”。有趣的是，几乎所有的流亡者都是“人民公敌”。其实呢，流亡者就像一只跳蚤，活跃在统治者的床头，使服了过量安眠药的统治者仍然无法安眠。
布罗茨基把自己形容为“一条残存于沙滩的鱼”。他的案头贴着一句中国的古语“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然而，归乡之途老是跨不出足下这一步，千里即意味着“严禁你回首望故乡”。回去了又能怎样呢？结果是无须猜测的——暴政时代，女诗人阿赫玛托娃的遭遇是，“诗自然不可能发表，甚至不能用笔或打字机写出来。只能保存在作者的记忆里。有人因为比一张写了几行字的纸更小的东西失踪过”。为了防止遗忘，女诗人只好请密友低声朗诵。另一位诗人曼捷施塔姆去世后，他的寡妻在占地球表面六分之一的土地上东躲西藏，将一只暗藏他诗卷的平底锅紧握在手中，夜深人静时默默背诵那些诗句，时刻提防执搜查证的便衣闯入内室。
民主时代应该没有问题了吧？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多次电请流亡美国的索尔仁尼琴返国。索尔仁尼琴确实也回过祖国，可最终还是走了。为什么呢？他坦白地说：“在长达十五年的岁月里，我一直小心翼翼地潜匿于深处。而现在我刚露出地面就一夜成名，就好像一条惯于生存在高气压的深海鱼，浮出水面就死亡，因为这条鱼无法适应突然的低气压。”作家发现他面对的是一个已然陌生的国度，他的讲演言不及意，形形色色的政治团体都企图利用他。古拉格群岛已经成为过去，民众也把他看作过去。他自己则已适应了流亡的生涯；流亡像一条大毒蛇，紧紧裹住了他。在一个不需要流亡的时代，索尔仁尼琴依然流亡。
流亡者生活在一个破碎的时空中，流亡者在这个时空中捍卫着他们自己的道德标准。土地与历史在他们的笔下倔强地延伸。“流亡”是一个极为生动的词语。逝者如斯的大川，标识着这群人动态的生存。除了他们之外，还有乾坤在日夜流转。“流亡”成了不可终结的神话。
三
地球上，有一个民族，全部都是流亡者。《圣经·耶利米哀歌》第二节中有这样的话：“你们一切赶路的人哪！这事你们不介意么？你们喜欢看，有像这临到我的痛苦没有？”痛苦像盐一样深在水中，而水在永恒地流动。
这个民族便是犹太民族。他们流亡了整整两千年，足迹遍布世界。他们曾经拥有家，拥有财富，拥有知识，但转瞬之间就可能丧失一切，包括生命。他们的自由是以丧失任何生存空间为代价的自由，是被抛弃、被杀戮、被追踪的自由。
我最喜欢读的是斯·茨威格的书。心灵的焦灼既是书中主人公的，也是作者自己的。当流亡并不是作为上帝考验人的手段，而是作为一种本体而存在的时候，茨威格开始动摇了。他的书被从书店和图书馆里取出来，汇集到广场上付之一炬。这对写书的人来说，是一种近于原罪般的痛苦。面对这种痛苦，人天性中的脆弱最终都将暴露无遗。
茨威格一直在思索“托尔斯泰为什么要出走”的问题。在《茫茫苍天》中，他试图解答，却未能真正解答。茨威格本人是个不情愿流亡的人。他是个水晶一样脆弱的人——他常常希望得到爱、怜悯和尊重，而这些领域恰恰都具有脆弱的本性，它们需要周围的人无微不至的呵护。流亡生涯带来的却是冷漠与苛待，在陌生的环境里，绝望像爬墙草一样疯狂地滋长。
茨威格越走越远，告别了欧洲的心脏奥地利，告别了欧洲大陆，甚至不得不告别大陆之外的英伦，来到彼岸的巴西。他终于痛切地体验到：流亡并不是人生的某个阶段，也不是历史特定时期的特定现象。那在记忆中美不胜收的“昨日的世界”是不存在的。流亡不是一条通向胜利与光明的征途，而是自己终身承载的负荷。精神敏感、心灵脆弱的茨威格不可能向普罗米修斯那样，日复一日地忍受被苍鹰叼走心脏的痛苦。听到日军侵占新加坡的消息后，他静静地喝完最后一杯酒，向妻子微笑，相互告别。
那天，阳光灿烂，枪声清脆，流亡到此为止。
与茨威格对流亡的拒斥相反，同为犹太人的索尔·贝娄却选择了自觉的流亡——在他的作品中。贝娄一生在芝加哥大学里过着平静而优越的学院生活，但他笔下的主人公个个都是不折不扣的流亡者。在浪荡与漂泊中，这些志高运坏、事与愿违的人物坚韧地忍受折磨，嘲笑着自己接二连三的挫败。
《雨王汉德逊》塑造了一个既成世界的背离者的形象。贝娄认为，根深蒂固的位移感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明显的表征，“谁也不能真正在生活中占有一个地位，人们都觉得占据了正当的属于旁人的地位，到处都是离开原位而被取代的人。”拥有亿万家私、美满家庭的汉德逊应当满足了，可他仍然不满足。他的灵魂被贪得无厌的声音“我要！我要”所咬啮着。他对自己目前的生活烦得要命，他是千千万万正在萎缩的灵魂中的一个。他离开美国，走向非洲，走向原始森林中的狮子与酋长。汉德逊的流亡不同于此前所有人的流亡——没有人迫害他，他也不缺少自由。流亡的原因只有一个：有诗人气质的人不可能适应散文的世界。
在实用主义泛滥的美国，当一个诗人，要干学者的事，女人的事，教会的事。俄狄甫斯感动了木石，然而诗人们却不会做子宫切除手术，也无法把飞船送出太阳系。奇迹和威力不再属于诗人。诗人之所以受到“爱戴”，正因为他们在这方面无能为力。诗人的存在，仅仅是为某些人的玩世不恭辩护。那些人说：“如果我不是一个寡廉鲜耻的下流胚，不是一个讨厌鬼，不是一个贼和贪得无厌的人，那么我就不会取得成功。看看那些善良温顺的人吧，他们虽然堪称我们中间的精华，但他们却都被挫败了。可怜的傻瓜们！”汉德逊是个成功者，但诗性仍然顽强地与他的成功作对。他是犹太人，他也是诗人，这就注定了他不可能是一名“完美”的成功者。他孤独得可怕，而且恐惧，他对行为缺乏信任，对自命为英雄的行径表示怀疑。他想实现尊严，并给生命加上一种道德的量度。这一切，只有在疏离于“文明”的流亡中才有实现的可能性。
贝娄笔下的流亡者都是“受苦和受辱的学徒”。作为一名心灵敏感的犹太人，贝娄保持了一种在盛世中的末日感。他看到，一般公民已经获得自由，不再像兽类似的每日劳役，天天都有奢侈的生活供人们享受，可是每个人都发现自己悬空吊在新的安适之中，看不出应该享有此类生活的权力或理由。这样便导致了具有反讽意味的结果：新获得的自由反而使人们更加孤立，更加受制于权力。“人不能单独地生活，而应兄弟般地生活。”流亡的汉德逊们终于悟出这样的道理。回荡在他耳边的声音“我要！我要！”变成了“他要，她要，他们要”。生命的意义在艰苦卓绝的流亡的过程中凸现出来，我们都有一个“值得为之奔波的命运”。流亡是渺小的人与命运所作的最后一搏。流亡的动因各不相同，流亡导致的结果却大致相同——那就是具有金刚石般的品质、文化与思想的诞生。伟大的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