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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终结”大概是讽刺美国学者福山的著作《历史的终结》，所谓“告别”大概是讽刺李泽厚、刘再复的对话录《告别革命》。这两部著作的观点是否正确，我们当然可以讨论，但是胡乱攻击别人的人品，难道是一个“诗人”的特权吗？这只能是一种继续玩弄“文革”时期的金箍棒的文痞行径。
这首所谓的“词”的“艺术性”究竟如何姑且不论，这首“词”究竟与海涅有没有关系也姑且不论（海涅大概做梦也没有想象到自己会成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单是那“扶天倾，补地裂”的万丈豪情，就直追领袖的《沁园春·雪》。不过。诗人的大话与政治家的大话是不一样的，政治家的大话一句也能让百万人饿死，而诗人的大话一万句也吹不出一个气球来。且让诗人手淫吧，我们不去看他。
回家的时候，一条小狗在繁华的大街上拼命地叫着，但匆匆来去的人们没有一个停下来关心它叫得是否好听。
二百五十六
费孝通在回忆文革经历时说：“我们都是战斗剧中的演员，都在扮演角色，有些人比其他人会演，但是都扮演角色。有时我也扮演批判别人的坏角色，谴责和写大字报反对别人！我们不得不演……我变成了旁观者，那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在观察别人的过程中，也有机会观察自己。我想，经过那些年我的确懂得做人应当超脱些，境界要高一些。”
我想起杨绛的《洗澡》，叙述的笔调跟费老一样轻松自如。鲁迅有个精辟的概括，中国人都是“会做戏的虚无党”，中国的大知识分子们则更是“清醒的做戏者”。他们有本领把巨大的痛若转化成一场滑稽的游戏。“做人应当超脱些，境界要高一些”，这是他们在浩劫之后所得到的“收获”。最大的智慧乃是遗忘的智慧和将“重”转化为“轻”的智慧。
二百五十七
看与被看是相对的。梁启超云，“静观人我成双遣”。然而，意识到这种相对性的有几人呢？沿长江而下，人人都在看青山之妩媚，殊不知青山却在看人之丑陋——多少垃圾被不假思索地拥进“滚滚长江东逝水”之中！
二百五十八
“做作”成了当代文化的母题，即令汪曾祺、张中行等世外高人辈亦受其害，谁还能免俗呢？
北大装模作样的教授太多了。学生也学会了。
二百五十九
史铁生把生命的终极价值和意义看作是“美”。他说，活着就意味着接受差别，忍受苦难，又在苦难中去寻找一片温馨与寂寥，寻找一份安详与豁达。
我还要在“接受”后面加上“反抗”，在“忍受”后面加上“改变”。
二百六十
漫步书店，我发现那些只有书的形式而不配叫作书的东西竟是如此之多。
书店演变成一处高级的垃圾场。
二百六十一
伯特·兰特在《关于刮脸的道理》中写道：“当剃刀触到我的脸上，我不免有这样的疑惧：
假如理发匠忽然疯狂了呢？”这是休谟式的怀疑主义人生观。
宋代诗人黄庭坚却赋诗云：“养性霜刀在，阅人清镜中。”写理发师如写大侠。这是纯粹审美的人生观。中国士大夫比西方知识分子过得潇洒快乐多了。
二百六十二
在石家庄陆军学院里，政治学习是一项重要的内容，连周末的时间也被塞进去。盛行绕口令：“你学习，我读报；学什么，都知道。先国内，后国外；老一套，新一套。两手抓，两手硬；安定团结，形势大好。”
二百六十三
钱钟书先生的著作中引了大量中外典籍，把上帝、君王、最高统治者的统治术比喻为：伏鼠、窃贼、夜行人、神出者、鬼没者、红云掩其面者、潜藏者、深居简出者、处于阴暗角落的伺机者、藏刀匿器者……然而，史书和报纸上全都堂而皇之地写着：太阳、旗手、拯救者、诗人、思想家、先驱者、父亲、舵手、万寿无疆者。
二百六十四
受到压迫必然会感觉到痛苦。对这种痛苦一般有两种对策：一种是笨人，为摆脱痛苦奋起抗击压迫，结果挣脱手铐，迎来枷锁。另一种是聪明人，想方设法努力让自己相信，这些压迫是必要的，对自己善意的。
我是个学不聪明的笨人。
二百六十五
被我视为小希特勒、小斯大林的红色高棉领袖波尔布特终于众叛亲离，被捕入狱。他对采访他的美国记者泰耶说：“你不知道我每天受的是什么罪！”反复抱怨自己被囚在满是蚊虫的监狱里。当对方问级三百万柬埔寨人民被杀害的事时，波尔布特瞪大眼睛说：“你可以看着我的眼睛，我是一个野蛮人吗？一直到现在，我的心都是清白的。”大恶人是不会忏悔的，波尔布特希望能够“平静地死去”。对于宋成事件，被杀的宋成及其十四个家属，波尔布特说：“那个人，那些孩子，我没有下令杀他们。那是我们将计划付诸实施时犯的一个小错误。”
终于看到了波尔布特的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左半边身上瘫痪、左眼失明、满头白发、满脸浮肿的老人。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要是不知道他是波尔布特，我也差点要动恻隐之心了。
走投无路的独裁者比无家可归的丧家犬还不如。与波尔布特一样嚣张的家伙们，真该欣赏一下同僚的照片。
二百六十六
袁中郎曰：“今东坡之可爱者，多其小文小说。其高文大册，人固不深爱也。使尽去之，而独存其高文大册，岂复有东坡哉？”
没有一部长篇小说的鲁迅依然是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作家。懂得此理，可少写少看学术论文和长篇小说也。
二百六十七
契诃夫《第六病室》中的医生，仅仅因为喜欢“思想”，想逃出无从脱逃的生活牢笼，却被看作有精神病，关进病室之中。
我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我没被关进第六病室，我太幸运了。
二百六十八
食物与自由既相对立又相似。食物既可以使人感到肚子饱，又可以使人感到精神上不满足。因此“拿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是正常的现象。
拥有的时候你不觉得它们的可贵，失去时才发现必不可少。
二百六十九
在北京，掌握真理的不是深宫大院里的高官显贵，不是胸有万卷书的文人学者，而是出租汽车司机。出租汽车司机是一个流动的原子，与形形色色的人物交谈、契合或对峙。了解、观众、品评与体味，此后反刍而出的必然是真理。
想了解世界，其实并不难，上街与出租司机聊聊就行了。
二百七十
胡建学在泰安推出《胡建学选集》。不愧为孔子故里的地方长官，比别的贪官污吏站得高看得远，由“武功”上升到“文治”的境界。
这是令热爱“传统文化”的人们欣慰的事情：孔子思想，光芒万丈，照得贪官也形象高大。
别的地儿，能孕育出这样高层次的贪官来吗？
二百七十一
一旦爱情进入公众领域，它立刻沉重起来，成为包袱。
二百七十二
号召取消娼妓现象的政治家往往是嫖妓次数最多的政治家。
正如呼吁驱赶民工的“高级华人”，往往是那些最大限度地享用着民工劳动成果的“买办”们。
很喜北大的“勺海”。巴掌大的湖，也敢称“海”！“勺”与“海”之间的差距形成巨大的张力，使这个词具有了“动如脱兔，静如处子”的魅力。
一勺水，何妨存烟波万顷之想？
二百七十三
人性中的首恶，莫过于对同类的残忍。
知识分子最大的罪恶，便是用“真理”来解释残忍。
二百七十四
中国的道德是以不承认人的弱点为前提的。
这样的道德最终成为杀人的利器。
二百七十五
不强迫每一个学子都成为思想斗士，但决不能扼杀那一两个想成为思想斗士的学子。这是一个健康多元的社会应当遵循的一条原则。只有梁山泊才强迫每个人都入伙革命，只有法西斯才扼住每张想呼喊的口。
尊重别人的选择，也坚定自己的选择。
二百七十六
想约师兄沈灏写篇稿，纪念北大百年校庆。但他在回信中说，“作为记者，我可能会去采访，但作为学生，我没有任何喜悦。年纪大并不能说明什么，有过自由思想更不说明什么，事实证明：往往是懂得自由的人在压制别人的时候就特别的起劲，因为他能从中获得别人不能理解的愉悦。”
把这样揪心的话写出来，需要怎样的勇气呢？跟我一起在石家庄陆军学院接受军政训练的一名国政系学生，本科毕业后在某系当上了团委书记，顿时摇身一变，从当年痛恨教官管制的青年变成了趾高气扬的官员，而且对付学生的手段比他的年过中年的前任要厉害百倍。鲁迅说得好：“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青年急着升官发财自然会不顾一切的。自由早已是昨日黄花，不仅自己不要自由，还不惜剥夺别人的自由。除了沈灏兄所说的“愉悦”外，我想更重要的还是“顶子”——从古以来顶子都是需要用鲜血来染红的。
学术圣地向官场堕落，是社会整体堕落的最后一步。
二百七十七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的晚上，钱端升教授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前草坪兴行的时事论坛上，慷慨陈辞，反对内战，反对个人独裁。这时，国民党军队在围墙外打机关枪相威胁。钱氏仍然高声演讲，与枪声相应和。
这一幕，理应是西南联大校史上最令人神往的一夜，它让我懂得了什么是人的尊严，什么得知识分子的尊严。
二百七十八
思考死亡问题，对我这样的青年来说不太恰当。
当我读到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句子：“我看见我的生命，你的死亡。我那在继续的生命，你那在继续的死亡”的时候，我惊呆了。生命和死亡都同时在继续着，“我”很快就变成“你”了。
我第一次感到了死亡恐惧。
二百七十九
因《自由中国》事件，主编雷震被判“煽动叛乱罪”，此罪可致死刑。此时，主要撰稿人夏道平、殷海光、宋文明三人挺身而出，共同发表声明，对于他们在《自由中国》上写的社论和文章自负其责，而被控为“鼓动暴动”、“动摇人心”的文字多半是他们写的。在那人人自危、软骨症盛行的时代里，那种做人的嶙峋风骨令人震憾。
久违了，有尊严的中国知识分子！久违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尊严！
今天，知识分子正在普遍爬虫化，回首当年孤岛上的“三座大山”，恍若隔世。
二百八十
文人都想当诸葛亮，于是刘备便成了旷代圣主。
二百八十一
宋徽宗、李后主当皇帝的时候，是文人学士、画家乐师日子过得最舒服的时候。
然而国也亡得快。
二百八十二
《二十四孝图》公然刻在白云观里，是为儒家的道家化。儒家高贵的学说，通过道家这个庸俗的宗教，深入千家万户。
二百八十三
等到贝克特得到诺贝尔奖的时候，六十年代也接近尾声了，梦想与光荣、鲜血与鲜花，随风而逝，随水而流。贝克特的一生不是在等待，就是在被等待。他最终没有出席颁奖典礼，我很难想象《等待戈多》的作者在典礼上会有怎样的言行。但他也没有拒绝奖金，否则他就成了萨特。
用不着把诺贝尔奖看得如此重要——为什么我们不能拥有让诺贝尔奖惭愧的伟大作家呢？
二百八十四
《西游补》是一本比《西游记》还要奇怪的书。有一节写孙行者审秦桧，高总判有一段禀告：“爷，如今天下有两样待宰相的：一样是吃饭穿衣、娱妻弄子的臭人，他待宰相到身，以为华藻自身之地，以为惊耀乡里之地，以为奴仆诈人之地；一样是卖国倾朝，谨具平天冠，奉申白玉玺，他待宰相到身，以为揽政事之地，以为制天子之地，以为恣刑赏之地。”
千朝百代以来，除了王安石等三两个书呆子外，宰相全是以上两类人，要么是昏蛋，要么是奸佞。不信，列个名单数将下来，大一统的太平盛世多是前者，偏安一隅的小朝廷多是后者。
二百八十五
这是什么——无德而尊，无势而热，无翼而飞，无足而走，无远不往，无幽不至。上可以通神，下可以使鬼。系斯人之生命，关一生之荣辱，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故人之忿恨，非这个不胜；幽滞，非这个不拔；怨仇，非这个不解；令闻，非这个不发。
这是金钱。作为一名贫困的学生，我在情感上对上面这段话表示认同；作为一名清醒的思想者，我又不得不对这样的愤怒表示质疑。仇恨金钱的原因大抵是得不到金钱。在贫困中，保持对金钱的平常心，则是对一个人理智力量的检验。
二百八十六
“老”是一个可怕的词，如爱滋病一样，沾到别的词，别的词便倒大霉。如，“处女”本来是个让人感到“纯洁”的词，但添上“老”成为“老处女”以后，便立时有了阴森、扭曲、变态的含义；“学生”本来是个让人感受到“天真”的词，但添上“老”成为“老学生”以后，便立刻有了迂腐、愚笨、拙劣的含义。
二百八十七
不要忽视年轻时感动过你的东西。
不要相信年老时你坚持着的东西。
前者是纯真，后者是僵化。
二百八十九
李鸿章晚年总结一生事业，抚膺叹息：“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亲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流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又何术能负其责？”
李鸿章把自己定位在“裱糊匠”的位置上，倒也有些自知之明。然而，老大帝国仅有裱糊匠是不够的——外边已是暴风骤雨，茅屋随时倾覆，这时需要一名大建筑师。
梁启超之《李鸿章传》曰：“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可谓的评。李鸿章身上的优长皆是“支那人之性”的典范，如陆奥宗光概括的几条：凉血类动物、事大主义、容忍力强、硬脑硬面皮、词令巧妙、狡狯有城府、自信自大。谚所谓“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中国朝野上下之人心，莫不皆然，而李亦其代表人物也。
李鸿章总算还是一个把“钟”撞好的人，而大多数出将入相的大人物却连“钟”也撞不好。难怪梁任公要感叹“念中国之前途，不禁毛发栗起，而未知其所终极也。”要是梁任公生在今天呢？
二百九十
窦镇《师竹庐随笔》有一则“玻璃罩”记载叶名琛事：“咸丰六年，广东私盐船用外国旗号，粤督叶名琛办理不善。明年冬，英法两国攻陷广州，叶制军被掳至印度，令穿公服，红顶花翎，外用玻璃罩，沿途敛钱。至九年三月，死于西夷。”
我的感觉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不过，让清政府的封疆大吏充当被人观看的“猴子”，对一贯把别人称为“夷”的天朝大臣来说，亦是一个响亮的回应。
二百九十一
有的人以自己像个知识分子而骄傲。出租汽车的司机对我说：“您像个读书人。”我并不为之而高兴。我想起著名记者布札梯对加缪所说的话，那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感谢上帝，您不像知识分子，倒像个运动员，头脑清晰，——一副普通人模样，稳重，爱说善意的讥讽话，长相有点像汽车修理工。”
二百九十二
西南联大著名教授张溪若，早年参加同盟会，坐过清朝的牢。一九一三年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原想学土木工程，后改念政治学。这一改，改出了他后半生的坎坷。
四十年代，国民政府的国民参议会寄给他路费，请他到重庆开会。他将路费退回，并附上八字电报：“无政可参，路费退回。”当时他还有退回路费的权力，还能像他崇拜的卢梭一样呐喊几声。十多年之后，这位治“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大学者却被熟读《资治通鉴》的领袖玩弄于股掌之上，如猫捉老鼠。
这是政治学的悲剧，还是中国的悲剧？这是“政治学”在“中国”这一特定时空内的悲剧。
二百九十三
天下兴亡，跟匹夫没有什么关系。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顾炎武老夫子一相情愿的想法。
二百九十四
哈维尔就任捷克总统的时候，说过这样一番话：“我都已经变得习惯于极权主义体制，把它作为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来接受，并保持它的运行……没有谁是它纯粹的牺牲者，因为我们都一起创造了它。”
就连哈维尔这样承担过牢狱之灾的自由知识分子，也勇于把自己跟极权主义“挂勾”而不是“一刀两断”。那么，谁有资格心安理得呢？
二百九十五
严复译的《天演论》中有一句名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生存下来的都是优秀分子吗？
犹太作家皮利磨·拉维说过：“敢于承认一个基本的事实，这个事实便是——最坏的、能适应的活下来了；最好的都死去了……我们这些还能逃生的，作不了真正的见证。我们不但是少数的少数，例外的例外：我们实在只是由于扯谎、幸运或者没有办法沉下去而已。”奥斯威辛是这样，“文革”也是这样。傅雷死了，老舍死了，遇罗克死了，张志新死了……在他们的毁灭面前，谁不低下高贵的头颅？当然，我无权苛责活下来的人，活着并不都是苟活。但是，活下来的人已然丧失了承接历史的权利。那么，再相信那些白纸黑字的历史未免是一种虚妄。绝大多数写历史的人，目的不过是为换取他们短暂的生存。
哈姆莱特说：“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一个问题。”当我们拥有选择的自由的时候，这还能成其为一个问题吗？
二百九十六
萨达姆。
伊拉克电视台晚间新闻播出前，必定先奏乐，歌唱他们的伟大领袖萨达姆，最精彩的歌词是：“萨达姆，萨达姆啊，您有无数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