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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三十年的最高成就。阅读这些作品的时候，感动是从心底里涌出来的；鲁迅的《阿Ｑ正传》、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沈从文的《长河》、许地山的《春桃》、艾芜的《南行记》、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生死场》、老舍的《骆驼祥子》、路翎的《饥饿的郭素娥》……只有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的作家，才有可能写出“活的中国”来。胡风在为“生死场”所作的后记中，用这样的几句话概括“农民底命运”：“蚊子似地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存，乱七八糟地死亡，用自己底血汗自己底生命肥沃了大地，种出粮食，养出畜类，勤勤苦苦地蠕动在自然的暴君和两只脚的暴君底威力下面。”这段话我读了无数遍，每次都有一种切肤之痛。
其实，当代作家中，来自社会底层的比例较现代作家要高得多。但表现底层的作品却大大减少了。这是一个难解的悖论。一位陕西的农民出身的作家，在笔会上洋洋自得地说：“靠俺一支笔，把一家老小都从农村写到城市里来了。”上面的悖论在这句话里迎刃而解了。当昔日的底层体验成为他们向更高的目标爬升的障碍时，他们理所当然地将活生生的底层体验放逐出心灵家园。当连陈忠实这样的作家也被指派去某地挂职体验“生活”的时候，当连贾平凹这样的作家也刻意雕琢美文、培养“文化情趣”的时候，他们作品的价值也就沦为零或负数了。八十年代曾有过几点星星之火，如方方的《风景》、张承志的《黑骏马》、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但到九十年代之后连这样的星星之火也熄灭了。
我所说的“中国当代文化语境”，除了文学之外，还包括报刊、影视、音乐、绘画等各个方面。多米诺骨牌的倒塌是连锁性的。我曾在四川西部的大渡河上看到逆流拉纤的纤夫，那是真正的血肉之旅。然而这样的血肉之旅在流行歌曲中却被置换成《纤夫的爱》。拍摄精美的ＭＴＶ展示了美丽的山水，肥头大耳的男歌手与甜得发腻的女歌手。画面柔和、饱满、热烈、温馨。我无法听完这首歌和看完这部ＭＴＶ。我想起俄罗斯画家列宾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没有这样真诚、痛切与深沉的艺术。我们的艺术家们还有什么资格触动“艺术”二字呢？
我的童年是在四川乐山一个叫“新华”的矿山上度过的。穷山恶水间，一排排简陋的棚户，几千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工人。在一个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国度里，工人在缺乏起码的安全措施的情况下到井上作业。我也曾被父亲装在斗车里带到井下，昏暗的瓦斯灯、长长的隧道、水流声和脚步声，成为我对童年最初的记忆。事故不断发生，有时一个月发生几次，死亡几个人。尸体被挖出来平放在宿舍区前的空地上，家属们赶去围观，亲人嚎哭，旁人无语，嚎哭淹没在无边的沉默中。四川多雨，天空总是阴沉沉的；山中多雾，凉风习习。这种体验至今萦绕在我的心中。七八十年代之交的这段经历，使我的感觉与同龄人“艳阳天”式的描述迥然不同。我相信，那个叫“新华”的矿山在中国有着普遍的代表性。几年前，我去过太行山深处的井陉煤矿。那里，时间似乎凝滞在六十年代；灰旧低矮的住宅区、井下的强体力劳动以及难以糊口的工资。一位劳模在会上慷慨激昂地作报告，有一句话是“献了青春献子孙”，这句话像一把利刃一样刺痛了我。果然，会后的一个私下场合，这位五十多岁的汉子涕泪并下：“我们这辈子算过去了，可苦了孩子……”矿区教学条件差，能考上大学的矿工子女只有百分之一二。而这是他们唯一的能够逃离矿区的途径。孩子们小小年纪就酗酒抽烟打架，因为他们没有希望，他们的命运已经被父辈“献”了。
这就是我所说的底层和底层体验的一部分。需要我们去体验的底层，遍及大城市、中小城市和广袤的乡村。他们就在我们的身边。知识分子们都生活在自己的“岛”上，譬如生活在中国最高学府的我。我是怀着对“灵魂的圣地”的向往来到这里的，我却发现这里已然是一处丧失了生机和活力的“小世界”，小得可怜的世界。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们在一个个的岛屿上忙碌着，进行着知识的加工和生产，就像一个断绝源头活水的湖，“知识在发臭”——我想起一部名字叫《生活在发臭》的美国影片来。一位研究高深莫测的西方文化的女教授在课堂上说：“我已经有几年没坐过北京的公共汽车了，不知道还有没有以前那么挤？”她掩饰不住对自已地位的得意：我是私车族。一位法学教授、跨世纪学术骨干，强暴卖艺不卖身的少女，被对方挥刀杀死泄愤。这当然不是学术界的全部。但学术良知的泯灭和底层体验的匮乏却是相当普遍的现象。英国作家毛姆曾毫不客气地批评“学院派”的自欺与欺人：“最好哲学家们在得到学位、向年轻人灌输智慧之前，先在某个大城市的贫民区里做一年社会工作，或者从事体力劳动以维持生计。只要他们看见过一个小孩怎样患脑膜炎死去，他们就会用另外的眼光对待与他们有关的种种问题了。”他还尖刻地讽剌文艺鉴赏家和批评家：“他们自命不凡，沾沾自喜。他们在实际生活中碌碌无能，却瞧不起别人谦卑地干着命运驱使他们干的平凡的工作。因为他们阅读过许多书或者观赏过许多画，他们就自以为高人一等。他们用艺术来逃避生活现实，愚昧无知地鄙夷平常事物，否认人类各种主要活动的价值。他们实在不比瘾君子们高明些，应该说是更坏，因为无论如何瘾君子并不把自己高高地置于台座之上，看低别人。”
泡沫学术、泡沫文学的泛滥已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生活在别处”的知识阶层，连起码的“人”的同情心都不复存在了。作为社会转型期的既得利益群休，他们不禁“顾影自喜”。鲁迅曾讽刺古代士大夫装模作样地写“悯农诗”，其实他们跟农民的生活是隔膜的。但今天的文人学者们是连“锄和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样的诗句也写不出来的，他们的心灵已冷却到冰点以下。文学界闹“题材荒”，学术界嚷缺乏“问题意识”——真的找不到值得写的题材、值得研究的问题吗？我们所处的是社会大转折、大变动、大重组的世纪之交，两极的分化愈来愈剧烈，命运每天都在把人推向陌生的境地。现实提供了如此丰富的素材，即使从前巴尔扎克、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得到的也不过如此。然而，掌握着“话语权力”的人们却保持了一致的沉默、不可饶恕的沉默。胡适当年坐上人力车时还有“我心惨凄”的感受，今日那些学问远不如他的知识者们大概会心安理得吧。
带着对当下泡沫学术的厌恶与轻蔑，我在北大图书馆发现了一个宝库——燕京大学学位论文文库。燕大是美国教会办的大学，被讥为“贵族学校”。但“贵族学生”们所写的毕业论文却令今日的“平民学生”为之汗颜。试举几例：农科学生韩直章之《中国历史上的蝗患记录》，在前言中写道：“华北诸省旱蝗为灾，饥馑之余继以疫疠，死亡载道，于农民生计上受一重创……数百万灾民不得不弃家流亡，远适异土。然黄河下流，富庶之区，将变不毛之野，一发而不可收拾耶！”因此他以历史上的蝗患为研究课题，力图对政府的救灾工作有所补益。他明确批评政府：“进步缓慢、缺乏根本的方策、缺乏普及的工作。”一九二八年的论文，仍然能吸引我反复阅读。社会学系麦倩曾之《北平娼妓调查》，内容极为丰富，如妓院数目及开设机关、组织及营业状况、人数及籍贯分配、年龄与营业之关系，均有详细的统计分析。妓女疾病一章记录患病妓女高达一万一千八百六十一人，其中梅毒九百二十四人、下疳二百九十四人、淋病九千七百六十人、其他疾病八百七十三人。作者目睹惨无人道之刑罚如“用火绕红的通条来打、用猫放在妓女的裤裆中然后打”。论文中还有数十名妓女的“口述实录”，的确是斑斑血泪。教育学系王文华之《西冉村的农民生活与教育》，后记中写道，作者在村里与农民同吃同住两个月，交上了朋友，得到了第一手的材料。他感叹道，“我们可以看到乡下人的苦况，一年里终日工作不停，所得的报酬，是那样的微薄。乡下人是人，我们也是人。”最后一句话显然不是故作姿态。论文前附有不少照片，三十年代的长袍大学生与各色农民交谈，音容笑貌，栩栩如生。教育学系杨树声之《学徒之教育》，调查了北京的各类学徒，遍及银号、广货店、钟表行、手饰店、手工作坊、土场、梨园、杂技团等。尤其关注受剥削、受凌辱、受压迫最深重的女学徒和童工。论文指出，“童工在工头统治下，威吓压厉，劳动不休，每日工作竟在十二小时以上，而所收入者亦不过数角而已，设备欠缺、温度空气不调节，睡眠亦无所定，摧残其身心之发育。”经济学系杨静予之《抗战期中四川农村主要物品价值及农民购买力与生活指数之分析》，统计了农民售出产品：水稻、小麦、玉米、红苕、油菜籽、猪；购进产品：犁头、锄头、肥料、水牛、黄牛、食用品、衣着类的价格及变动，描绘出农民困苦的生活，指出：“抗战时期川省农村经济之凋蔽现象，政治制度之不善为其主要原因之一。”作者还提出若干改进农民生活的措施，如改革农业租佃制度、实行农业工业化、畅通交通运输等。以上仅举五例，篇篇都令我手不释卷。阅读燕大学生论文，反思当代学术困境，症结之所在昭然若揭。
近年学界国学与后学齐热，标举“学统”的呼声颇高。我想，除了乾嘉学统之外还有顾亭林、黄梨洲之学；除了清学之外还有二十世纪二十——四十年代的学术。可惜的是，今日学人既不愿作顾亭林、黄梨洲的思考，又不愿作费孝通、陈瀚笙的实践。在真空中能做出怎样的学问来呢？他们所走的是一条死胡同。
我所说的体验，包括思考、实践、沟通。
王岳川这样论述体验本体：“人生是一个永远体验着自思着的过程，知识和知性乃至逻辑推理并不给我们提供现成的人生困境的答案，答案只在每个人的寻求和探索之中，在于我们把握那震撼我们灵魂的人生重大困境和对生存处境的深切洞悉。我们只是人生最高问题的提问者，答案在生命的真切体验中，在亲身的经历、直接的感受、心灵的痛苦、危机和唤醒中。”王岳川重视体验的内向性，我则关注体验的外向性，即以他人的体验为自己的体验，在对底层的、赤裸的、蛮性的、黑暗的、残酷的生命状态的体验中，使知识者自身苍白的、文弱的、虚伪的、中庸的、温情的体验得以丰富、扩展和升华。也就是鲁迅所说的，认识到“外面的人”跟“我”息息相关。
这个问题解决了，学术何为、文学何为、人生何为的问题，也就是王晓明所说的“认同”的问题也就能迎刃而解了。
我在《纽约时报》读到一篇文章，题目是《新型的社会改革家》，副题《专业人员放弃高位报酬，矢志扶贫济困》。文章写道，美国有许多专业人士放弃了权大薪高的职务，把全部时间用于济困扶贫。这种职业上的变动已经使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社会联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华尔街大公司的财务经理巴特·哈维，在巴尔的摩郊区有宽敞的住宅，闲时便到欧洲去度假，哈佛大学的学历还使他置身于哈佛校友的关系网中。按传统的看法，他这大半生已经功成名就：声望、金钱和随之而来的权势样样都有。但是，两年前他更换工作，到一家低薪的基金会，从事振兴日益衰败的内城区的工作。哈维说：“以前我过于注重金钱，价值观念太狭隘。”他回忆过去他本人偶尔到纽约市哈勒姆区和东村用餐或消遣，目睹这些充满犯罪、腐朽不堪的社区与他所生活的富足世界竟是如此悬殊，使他心里感到十分不安。他说：“看到人们在这种令人难以忍受的条件下生活，我总想，应该有人来管管这类事！后来我慢慢明白了，我实际上与其他人一样，正是该来管这种事的‘人’中的一员。”
玛丽亚·福斯卡里尼斯放弃了律师事务所的工作，去救助无家可归的人。唐纳德·马丁医生放弃了在马里兰州行医十九年的职业生涯，到一家为穷人治病的诊所工作。梅里尔·克拉克放弃了他在管理咨询方面的专业工作，去帮助失足青年和不知所措的未成年父母。他们希望用他们的技术，用他们在美国名牌大学受到的教育，以及他们与美国企业界的广泛联系，去推动他们为之献身的事业。他们转换工作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些人对他们所从事的高度专业化的工作及其所供职的官僚机构的寡情薄义深感厌倦和绝望。有些人认为，有必要按照长期受宗教信念熏陶而形成的社会价值观，或者说应该按照根深蒂固的关心穷人疾苦的信念行事。他们的行为引起了他们的家庭、朋友和同事们的怀疑、批评和夹杂着内疚感的饮佩之情；而他们自己则认为，他们正在从事更有意义的工作，从中得到很大的满足感。
对于这些从事专业工作的、曾经手头阔绰、一切都唾手可得的人来说，投身于新的领域不但耗费大、工资低、工作时间长，而且往往是请求别人帮助而非给予别人帮助，这一切都绝非易事。这样的人在美国高级白领中也许还不到百分之五，但记者尼克斯动情地写道：“在年轻的专业人员都一心向上爬，而关注社会的积极性正日益消亡的时代，居然有一批人，放弃自己在广告界、医学界、法律界、金融界和戏剧界等部门的高收入、高地位和受人尊敬的工作，终日为穷人、无家可归者、失业者和被剥夺公权的人四处奔波，尽管他们为数不多，但确实令人惊讶。”
要求中国目前的利益分享者（包括相当一部分知识阶层）像这样“纡尊降贵”，无疑是缘木求鱼。但我仍然坚持认为，以金钱和权力作为成功的唯一标志的社会是不义的社会。一个社会需要一批知识人，他们不应仅仅是专业人士，而是某种价值观的承载者。他们是微量元素，不可或缺的微量元素。当中国知识界放弃体验底层生态、激活民间资源的使命的时候，当代文化的雪崩也就降临了。首先抛弃“沉默的大多数”的知识群休，必然遭到“沉默的大多数”的抑制甚至敌对。“无机知识分子”所创造的“无机文化”，到头来不过是自言自语而已。
我保存着我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底层体验，而且不间断地去体验底层。我清醒地知道这仅仅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我的底层体验和我所体验到的底层，是我开始思考、写作的起点与支点；如果我的思考与写作跟那些文坛学界的名人有一点不同，那么我要感谢它们。记得福克纳说过：“我很难理解，一个人既然热爱上帝，又怎么能够不同样地热爱自己的邻居，尤其是一个受压迫的邻居呢！”
我也如是想：一个人既然热爱中国、热爱真理，又怎么能够忽视甚至蔑视跟自己在同一块天空下艰难地生活的中国同胞呢？
这是我写得最困难的一篇文字——不仅因为文章的题目，还因为我自己选择的写作状态。
第四辑 火与冰
一
没有嘘声的北大是残疾的北大。
今天，北大最多的不是学生，也不是教授，而是栅栏。一个同学因发出嘘声而受到严厉的惩罚，而旁人不过发些“太不走运”的感想而已。然而，防民之口，如同防川一样，是靠不住的。
齐克果：一个嘘自己的人，一个以嘘自己为乐的人。这正是齐克果的伟大之处。在嘘别人之前，先嘘自己，这是我想对朋友们说的话。
二
世界上最不能容忍的垃圾——文字垃圾。
所以我每次提起笔时，不禁心惊胆战。
三
在三教上完某节课，还没有来得及收拾桌上的书本，门口便如潮水般地涌进一大群学生。他们如狼似虎地抢占座位，我欲出而不能。很钦佩他们强烈的求知欲望。同时为自己的懒惰而惭愧。一问，才知道下一节是日语课。忽然想起五十多年以前，一群同样以“北大人”自命的青年，在枪炮声中唱着宏亮的《义勇军进行曲》，从北平一直步行到昆明，宁死也不愿在那群矮脚猪猡的统治下生活。
西南联大的校歌已经没有几个人记得了。西校门一侧的抗日烈士纪念碑寂寞地立着，校友们的名字依旧清晰。我常常在暮色中来到碑前，为这些真正的校友们燃一柱心香。
报纸上登载，日本殡仪馆里背死人的工作大部分由中国青年承担。而东京红灯区的妓女里支那女子的比例也日渐上升。彼岸，“中华民国”的“总统先生”自豪地说：“我算是半个日本人。”
我不是民族主义者。向仇人学习，也没有什么不对。但我依然无话可说，总觉得愧对纪念碑上那一排排名字。
这就是历史？
四
朋友警告我：你的思想太偏激，要是生活在中世纪宗教裁判盛行的年代里，你一定会被捆在火堆上烧死。
我笑着回答朋友：你也太高估我了。那时，我大概已经堕落成为一名虔诚的教徙。
五
堕落。
这是一个朋友对当下大学生阶层的精辟评价。我却宁愿使用这样一组比喻：如果说当代人的堕落如同坐在一架猛然向山头撞去的飞机里，爆炸之后尸骨荡然无存；那么大学生的堕落则是从机舱里跳出来后作自由落体运动，可得一副全尸。北大人呢？北大人只不过多了一把布满破洞的降落伞而已，照样摔个半死不活。
堕落：程度的不同，仅仅是降落速度的不同。堕落，具有相同的性质。我们没有资格沾沾自喜。北大，已经不是过去的“北大”。
六
国庆节，骑车经过海淀路，一瞥之下，觉得那家金碧辉煌的“肯德鸡”连锁店有些异样。走近了，原来门口挂出一幅红色的标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标语下面，是那个加州老头笑眯眯的肖像。
觉得老美倒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