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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建国的基础，是使民众得以安居乐业的唯一途径”。
在三千年专制主义的酱缸里泡熟的中国知识传统，渗透到中国文人的血液里。许多中国文人身上都有“周作人”气，知识仅仅是一种格调，一种情趣，一种摆设，一杯茶，一件书法，而不是自由的屏障、解放的动力。他们不是通过知识洞察当下的生存困境，而把知识作为消解个人责任的面具。认为自己拥有知识，便拥有了超脱于俗世之上的权力，是掩耳盗铃的做法。加缪说过：“作家是不可能有希望为了追求自己宝贵的思想和形象而远离尘嚣的。”爱默生也认为：“学者理应成为思想的人。其责任可以归纳为‘自信’。学者的职责是去鼓舞、提高和指引众人，命令他们看到表象之下的事实。”中国读书人，缺乏的正是这样一种对知识和世界的态度。
今天，学者文人们为贫困或受轻蔑而愤愤不平。我想，与其毫无意义地跟别人赌气，不如老老实实地想想：我在做些什么？那些难以为继的学术刊物上的论文，有几篇不是为了混稿费、混职称而拼凑出来的垃圾？许多教授已然蜕变得跟卡内提的杰作《迷惘》中的老学者差不多了——终日生活在由抽象的知识建构的世界里，喃喃自语。通晓几种语言文字，写下满书架的著作，却被女佣人玩弄于股掌之上。最后，女佣成了主人，他被赶到大街上。有一次，有位我十分尊敬的、在学界地位如泰山北斗的教授问我：“回家坐火车没有过去那么挤了吧？”我感谢他的关心，却对他真空包装式的生活感到悲哀：他真不知道中国春节时有几千万民工运动在铁路动脉上？他真的对外面的生活隔膜到了这样的程度？知识让他丧失了获得那些对我们来说仅仅是常识的信息的能力。
爱默生是个背着十字架的学者和作家。他在黑暗的夜晚，举着火炬，他说这才是知识分子的价值，“我不愿把我与这个充满行动的世界隔开，不愿意把一棵橡树栽在花盆里，让它在那儿挨饿、憔悴。学者不是独立于世的，他是现今这个灵魂萎靡的队伍里，一个执旗的人。”
这是不是一记警钟呢？
黑色阅读
阅读是我们藉以反抗人世急促的最好武器。我们的人生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之内，常常被界定为一种凝固的状态。在阴暗狭窄的舞台上，我们不得不接受现时价值观念的多重约束——渴求荣庞，恐惧屈辱，成败萦怀，得失惊心。这种时候，我们不得不借助阅读来缓解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压力。如果我们把自己比喻成鱼缸里的小金鱼，那么阅读则给我们提供了一片浩瀚无涯的大海。在绝大多数人的阅读视野里，所选择的都是灿烂的“亮色”——金庸笔下纵横四海、快意恩仇的英雄，琼瑶书中缠绵动人、至善至纯的爱侣，梁实秋雅舍里冲淡平和、事理通达的智者闲谈，汪曾祺山水间知足常乐、情趣盎然的生活姿态……这一个又一个流光溢彩的世界，与现实中昏暗的生活状态形成鲜明的对照，仿佛是屋顶天窗上透下来的一缕缕“亮色”，充满梦想与迷幻的魅力。但我却放弃了“亮色”阅读的欣悦，选择了“黑色阅读”的方式，冷峻地切入现实人生——人生既已如此昏暗，何不投身于对更深沉的黑暗的阅读，使自己面临的困境相形见绌，使自己承担的苦楚轻若鸿毛。然后将失望转化为希望，将忧愤转化为高亢，不就能够水到渠成了么？
漫长的黑色阅读的旅途，就像穿越一段一段的隧道。
第一段隧道是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氏是真正用心灵拥抱黑暗的天才。一八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他被一队士兵带到彼得堡谢苗诺夫斯基广场执行枪决。眼睛已被蒙上，眼前是漆黑一片。士兵的子弹已经上膛，就在手指即将触动扳机的一刹那，一个军官骑着快马疾驰而来，宣读了沙皇的免死手谕。此时此刻，陀氏跌倒在地，面部抽搐，口吐白沫。在这一秒钟里，他正如千年之前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一样，在死神痛苦的一吻之后，又不得不为受苦难去爱生活。
黎明如夜半，人世间处处是瘟疫、战争、死亡、饥馑，“我现在明白像我这类人需要打击，命运的打击，用套索套住自己，雷声响了，我承受了一切，我将通过受苦来洗净自己。”沙皇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恶毒的惩罚却使这位精神脆弱的天才变成黑暗里的漫游者和黑暗本身的掘墓人。《白夜》，人世间可有惨白的夜色，这“白”难道不是“黑”的？我在自己的斗室里，一次次地阅读《死屋手记》、《白痴》、《卡拉玛佐夫兄弟》，让陀氏这位精神上的父亲把苦难结晶成的冰山猛地推向我，砸得我头破血流。“在我们的地球上，我们确实只能带着痛苦的心情去爱，只能在苦难中去爱！我渴望流着眼泪去亲吻我离开的那个地球，我不愿在另一个地球上死而复生。”
是的，无论是谁，如果活着的时候应付不了生活，就应该用一只手挡开笼罩自己命运的绝望，同时用另一只手草草记下在废墟中看到的一切。即使在有生之年死去，却已经获得真正的拯救。
第二段隧道是帕斯捷尔纳克。
《日瓦格医生》讲述了一个知识分子在暗夜里一边默默地舔伤口，一边跌跌撞撞地寻找自己的光明的故事。茨威格说过：“在精神方面的论战中，最优秀的并不是那些毫不犹豫地投入纷争的人，而是那些长时间犹豫不决的人们。那些最难决定战斗的人，一旦决定了，就是真正的战士。”日瓦格是最伟大也最卑劣的时代里的哈姆莱特，柔弱的人固执地把同时代人都认可的光明定义为黑暗。“夜色就像千百只望远镜／一齐对准了我／亚伯天父啊，如果可以的话／免去我这杯苦酒吧”——只有他感受到了遥远的痛苦。“我珍视你既定的意图／甘愿担当这样一个角色／但现在演出的是另一场戏／求你豁免我这一回”。只有他发现了历史错位的真相，但历史不容他缺席。“然而戏的场次已经安排好／最后的结局已经决定了／我孤零零地，渐渐沉没在假仁假义里／人生一世实在不易”。最后一句实在是透骨悲凉：哪个时代真诚、善良、崇高不被无法忍受却不得不忍受的黑暗吞没呢？
在自传性随笔《人与事》中，帕氏谈到了马雅可夫斯基，那位一辈子歌唱阳光、白云、鲜花、欢笑，却用手枪击穿自己头部的诗人。为什么“光明的化身”却被黑暗吞没了呢？帕氏认为，“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被迫经常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言不由衷，赞美自己厌恶的东西，称颂带来不幸的东西，日复一日，对健康不会没有影响……我们的灵魂像口中的牙齿一样，不可能没完没了地向它施加压力而不受惩罚。”马雅可夫斯基一贯真诚地拥抱光明，最后发现怀中的却是一具丑陋的腐尸时，他便再也没有生活的勇气了，“对自己表示绝望，抛弃了过去，宣告自己破产，认为自己的回忆已经无用，这些回忆已经不能接近这个人，已经不能拯救他，也不能支持他。内在的连续性遭到了破坏，个人结束了。”读至此处，我毛骨悚然，凛然惊出一身冷汗。思前思后，扪心自问：等待自己的将是怎样的宣判？
第三段隧道是鲁迅。
鲁迅自己说：“我的思想太黑暗，发表一点，酷爱温暖的人物已经觉得冷酷了。如果全部露出我的血肉来，末路真不知要怎样。我有时也想就此驱除旁人，到那时还不唾弃我的，即使是枭蛇鬼怪，也是我的朋友。倘使连这个也没有，则就是我一个人也行。”鲁迅好像是不带一点干粮饮水进沙漠的旅人，早已抱定九死而不悔的决心；又好像是播种煮过的种子的园丁，只留下在黑暗中惊心动魄的呐喊。“于浩歌狂热之际寒，于天上见深渊。”《祝福》里连彼岸世界也是黑漆漆的，《药》里的人血馒头和坟头也是黑色的。而把白昼当作黑夜的狂人，恰恰是先生的自况。美国内科名医对他说过：“如果先生是西方人，十多年前就该去见上帝了。”从染上不治的肺病的那天起，鲁迅这位深味非人间黑暗的东方哲人就昂首与黑衣的死神眈眈相向，吓得横行无忌的死神几十年不敢轻举妄动，这是怎样一种大勇！
我习惯在夏夜里燥热的时候读鲁迅。没有一丝风，室内像个蒸笼。翻开书后，黑色的方块字一行比一行凉，如水一般凉入骨髓里；一行比一行苦，如黄连般，要治病就得慢慢咀嚼。渐渐觉得灵魂被掏空了一般，欲笑却又无可笑，欲哭亦觉无所可哭。合书熄灯后，在床上辗转反侧，这一夜怕又要失眠了。在迷迷糊糊的梦中，鲁迅先生一个人坐在黑暗中，点燃一支纸烟，烟上的火花在黑暗里一闪一闪的。
第四段隧道是张爱玲。
我一直无法理解，那么年轻的张爱玲，怎么写得出如此黑暗、苍凉、冷漠的故事来。这位在风衰俗怨、离散丧乱的时代中成长的女子，对人性中非神性的一面保持着冰凉的眼神。她冷冷地注视着她的士大夫家庭由盛而衰，也注视着大上海的矛盾冲突中破碎的城市历史。
“活在中国就有这样可爱：脏与乱与忧伤之中，到处会发现珍贵的东西。”在乱世的黑暗里，没有哪个人不是千疮百孔的：爱欲幻灭了，只留下张爱玲冷冽、幽黯的文字。我喜欢感受《倾城之恋》中那在黑暗里伸出手去想握住点什么的愿望，也有勇气体验《金锁记》中那用黑色的利刃缓缓刺入人的肌肤时的残酷。还是傅雷评论得好：“梦中老是霪雨连绵的秋天，潮腻腻、灰暗、肮脏、窒息的腐烂的气味，像是病人临终的房间。烦恼、焦急、挣扎，全无结果，梦没有边际，也就无从逃避。零星的折磨，生死的苦难，在此只是无名的浪费。青春、热情、幻想、希望，都没有存生的地方。一切之上，还有一双不及的巨手张开着，不知从哪儿重重地压下来，压痛每个人的心房。”在时代与人性的双重错乱中，人生在世，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呢？张爱玲文学的可贵，正在于她从一个艰难时世里女子的内心感受出发，看透了所有温情脉脉的面纱，触及了人性笼罩在阴影里的那一面。
推而广之，“黑色阅读”可以扩展到人类文化的一切领域。光明是古希腊戏剧中所有人物面对命运发出的呼喊。然而，正因为我们生活在黑暗中，我们才会一代代地祈求光明。有一次，我在画册中翻看到了伦勃朗的杰作《基督治病》。画面笼罩在贫穷、愁苦、微光闪烁的阴暗气氛里。衣衫褴褛的乞丐，横在手推车上的瘫子，救济院里的寡妇……到处是七穿八洞的破烂衣服，风吹雨打，颜色褪尽。生满瘰疬的或残废的四脚，苍白的脸不是憔悴不堪就是如白痴般茫然，一大堆丑恶和病弱伤残的景象简直是人间地狱的写照。而仁慈的基督却伸出手来替穷人治病，人的光辉一直照在潮湿的城市上。我的情绪深深地沉浸在这幅画里。这幅画传达给人类的不仅仅是一个宗教的故事，更是明暗的斗争，是快要熄灭的，散乱摇晃的光线被阴暗不断吞噬的悲剧。这就是绘画艺术所能达到的极点。在这幅画中，人类发现了自己爱与美的干渴，虽然今天的我们学会了用电脑统治世界，但这两种干渴依然无时无刻不困惑着日益傲慢的我们。
“黑色阅读”也可以移植到音乐之中——用耳朵去阅读。只可惜塞满流行音乐的现代人的耳朵，已经无法阅读出那些“黑色音乐”的高妙了。贝多芬被克莱德曼置换成轻柔恬美的抒情曲，这是一种令人哭笑不得的歪曲。真正的贝多芬像夜晚的海啸，沉郁悲怆，汪洋恣肆。贝多芬让我们不得不习惯黑夜，因为白天的美丽仅仅是短促的回忆。潮涨潮落，多少年的愤怒和黑暗都融进了《命运》里。一曲终了，我在薄薄的晨曦中仿佛看见了海岸线上伤痕累累的石头的轮廓，这就是贝多芬的命运，也是我们的命运。往往是在隆冬的时候，我们才能感觉到自己心灵的深处拥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同样的道理，只有贝多芬这位最丑陋的聋子才能创造出最伟大的音乐。来到那金碧辉煌的朝廷之中，一切都如过眼烟云。而在那孤独的小屋里，一条真正的道路向我们敞开。
人生之旅宛如坐火车过秦岭，隧道一个接一个，数也数不清。在咬着牙进行的黑色阅读中，我不停地与“黑色天才”们猝然相遇；荷尔德林和他的挽歌，米开朗基罗和他十字架上的圣·彼得，莫扎特和他的安魂曲，卡夫卡和他的城堡，萨特和他的墙，海明威和他海里的老人……是的，无论古希腊悲剧里俄狄甫斯无法抗拒的罪孽，还是犹太人《圣经》中约伯撕心裂肺的呼号，都象征着人类在命运转角处的黑暗。这种黑暗，作为人类的本体而永恒存在，它不是一条能通向光明与解放的坦途，而是与生俱来的重荷。回避黑暗，我们只能可惜地“生活在别处”。
少年气盛说文章
中国不是少年的国度。连写文章，少年人都比不过老年。市面上流行的散文随笔集子，十有八九是老人写的，七八十岁的老人写的。相反，二三十岁的青年的作品却十分罕见。
按理说，最好的文章是少年人作的。本世纪写散文写得最好的，梁遇春该算一个。梁遇春最好的散文都是二十多岁的时候写的，那时他只是北大的一名学生，但他的文章几乎比所有的老师及老师的老师都写得好。“通常情侣正同博士论文一样平淡无奇，为着要得博士而写的论文同为着结婚而发生的恋爱大概是一样没有道理罢。”什么是才气？什么是智慧？什么是好文章？这就是才气，这就是智慧，这就是好文章。
我翻了好些本老人写的文章，实在觉得不怎么样。中华民族有敬老的传统，这我知道，但我更爱真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老先生们的文章，我只喜欢金克木一个人，喜欢里面的智慧和幽默，生机和顽皮，金先生该是老顽童一流的人物，故老来仍能作好文章。其他诸老就不行了，年纪一大才思衰退，偏偏不肯承认，打肿脸充胖子，写不出来依然“硬写”。我佩服他们不服老、不偷懒的精神，但他们的文字确实让我无法卒读。
张中行先生有不少好文章，但大多数马马虎虎。当然，先生不是张狂之辈，他给自己的文章定位为“琐话”，也就是细碎的闲话。说闲话，当然是无话也得找些来说，有两三句话，便尽量拉长聊上两三个钟头。文章水分重了，但有水分方能显出“闲适”的氛围来。张先生的文章，佳处在于平等，缺憾也在于平等。他不倚老卖老、不板着面孔教训人，使人如坐春风，如沐秋阳，这种平等是一种了不起的境界，比起得理不饶人，自以为是得道圣人的韩愈来，要亲切得多。但是，文章毕竟不能等同于讲故事，“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老和尚给小和尚讲故事，讲的是什么故事……”这样一来，读张先生的文章跟看电视、看球赛、听音乐、打扑克没有什么两样了，都是为了消磨时光。第一流的文章，还需要有智慧的光芒，有“为有源头活水来”的“活水”——张老的文章中，这两者多多少少有些缺乏。
旧事掌故，是中国文人的拿手好戏，以致明清两代笔记泛滥成灾，简直像决口的黄河一样滔滔不绝。张中行先生阅事多、读书多，识人亦多，一回忆自然是让逝去的人与事走马灯似地登场。《负暄琐话》倒还可读，到了《续话》、《三话》就给人以“挤牙膏”的感觉。张爱玲小说的开头，最爱写那把哑哑的老胡琴，刚一听到，还颇有韵味，听久了，老是那个调子，便让人生厌了。麦克有一段中肯的批评：“张先生的清供有三样：大老玉米一穗，香瓜一枚，葫芦一只，各有各的来历，各有各的故事，拉拉杂杂，也就敷衍成一篇好文章。”
张中行先生的文章倒还有几分味道，老喜欢给别人写序言的季羡林先生的文章就更等而下之了。张文如酸梅汤，季文如白开水。我并没有侮辱季老的意思，白菜萝卜各有所爱，我有不喜欢季老文章的自由，也有提出我的看法的自由，想必学界泰斗的季老本人看了，也不会怪罪下来。作为翻译家、语言学家的季老，我是打心底是佩服的，但说到散文，我则认为，季老算不得好的散文家。
不少人称赞季老的文章“平淡”。什么是平淡？周作人的文章、俞平伯的文章，那才叫平淡，能让你反复咀嚼、体味。平淡不是没有味道，周作人、俞平伯的文章有回味悠长的“涩味”。相比之下，季文只能算是文从字顺而已，一张薄纸，看得到背面，背面没有什么东西。佛家有所谓“黄龙三关”之说，曰：第一境界是“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第二境界是“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第三境界是“见山又是山，见水又是水”。第三境界与第一境界看似一样，实则有天壤之别。如果说知堂散文真是第三种境界，那么季老的文章确实只有第一种境界。做文章与做学问不一样，做学问最重要的是勤勉，做文章最重要的是才气，季老学问做得好，但做文章的才气明显不够。
其他如张岱年、钟敬文、南怀瑾等老先生，文章与张、季老相似，没能避免遗老气、方巾气、布头气。到底是老了，虽不至于江郎才尽，也难有昔日的意气风发，这是自然规律使然，任何人都无法抗拒。如鲁迅，五十多岁时写的大部分文章就远远不如《灯下漫笔》、《热风》和《坟》的时代；如海明威，到了“写不出来”的时候，烈性汉子居然举枪自戕！所以，我并不是要苛责诸位老人。我想说的是后半句话：我们这个时代，为什么没有梁遇春和梁遇春的文章？
三十岁的梁启超作《少年中国说》，纵谈人之老少，气吞长鲸，好不痛快！我引申之，人有老少，文章亦有老少。少年之文章，如烈酒，使人有拔剑斫地不可一世之慨，有引吭高歌怒发冲冠之气；老年之文章，如清茶，使人有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之感，有手挥五弦目送鸿之致。少年之文章，使人忧，使人怒，使人热血沸腾；老年文章，使人闲，使人静，使人冷眼旁观。少年之文章是流出来的，老年之文章是挤出来的。少年之文章可舒张万物，老年之文章则无可奈何。少年之文章如“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老年之文章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