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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弥补这些制度成本、规避交易风险，人们不得不格外勤奋、一天多工作几小时、少拿些收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周七天都不分白天黑夜地在工作，晚上十一二点还在通工作电话，这是我们为制度成本必须付出的代价。按照茅于轼先生的说法，我们中国人比世界其他民族都更勤奋，但我们却还是那么穷，道理也在这里。苦力和众多的廉价劳动力可以在经济增长初期弥补制度资本的不足，这是中国经济得以增长的重要原因。
经济增长靠什么？
在制度资本欠缺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仍能增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增长所依赖的行业，也就是，制造业的发展和服务业的发展对制度环境有着截然不同的要求。众所周知，中国这些年主要靠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吸收外资、发展经济，使中国逐步成为世界工厂。这种政策选择不仅发挥了中国的劳动力优势，让众多廉价劳动力能够如上所说的那样弥补制度成本，而且在目前和当年的市场制度架构下也差不多是唯一可行的发展政策选择。
任何市场交易所需要的制度支持包括两方面：第一是消费者权益或买方权益的保护机制。如果买方事后发现所买东西并非如卖方所说或者是次品，那么买方可以诉诸正式司法。虽然在商品交易中往往除了收据外并无正式合同，但至少有某种隐性合约（在你决定买那样“东西”时，你和卖方对所买的“东西”是什么当然有起码的共识），因此由产品质量或产品规格引起的纠纷也属于合约纠纷的一种。第二是交易双方的信息披露机制，可信的信息披露是帮助买方准确评估交易产品的价值的必要条件。对这两类制度机制的要求程度会因各行业自身的特征而有所差异，有的行业对这两类制度的依赖性弱，而另一些行业则会很强。
以汽车制造业为例，在汽车买方（消费者）和卖方（制造商）之间交易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它有式样、颜色，买方可打开汽车查看各部件的设计、做工、组装，也可自己试开一次或多次。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3）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 作者：陈志武 2008…10…29 03：15
按照前面谈到的两类制度要求看，正因为汽车是有形物，也可以让买方多次试开，等等，这种商品交易市场对信息披露的要求相对较低。就产品责任、消费者权益保护而言，汽车交易对正式司法的依赖性也较低，因为即使正式司法不可靠，即使产品责任与消费者权益得不到可靠保障，张三们、李四们或许可以在交钱买车之前多试开几次、多找几个懂车的朋友帮助检查几次，这些举措可以大大降低买方被骗的可能性，是规避交易风险的手段（于是，“即使正式司法不可靠，也还行”）。这里的关键是交易的客体是有形、有色的物品。
服务业（第三产业）则不同。以证券市场为例，深发展卖给股民们的东西是一种金融合同，是一份写在纸上的许诺。交易的东西没有形状、没有颜色、没有味道、也没有声音，这种合同所保证的权益可以值很多钱，也可以一文不值，关键在于上面讲到的两类制度保证是否可靠。第一，投资者能否得到关于深发展的公正可靠的信息？这不仅要求上市公司经常披露相关的信息，更重要的是要有不受控制的新闻媒体去独立地验证信息、挖掘有损股东权益的内幕，因此新闻自由、信息自由至关重要。第二，是否有保护投资者权益的法律及相匹配的司法体系与诉讼程序？这也是一种特殊的产权保护、合约权益保护问题。如果没有可靠的保护合约权益的制度机制，那么股票所代表的金融合同就没有意义，当然就一文不值。
从上面的比较中我们看到，制造业远比第三产业特别是金融业容易发展，前者所依赖的交易市场相对于后者不容易被骗（尽管在绝对意义上任何产品交易中都会有欺骗的空间），因此制造业市场的发展对制度机制的依赖性较低。而第三产业所交易的是一些看不见、摸不着的无形的“服务”或“许诺”，道德风险和阿克洛夫（Akerlof）所讲的“逆向选择”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在制度资本欠缺的社会里，这种市场、行业更容易停滞甚至关闭。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的阿克洛夫，其最主要贡献是他在1970年发表的《柠檬市场理论》一文①。他的基本论点是，如果旧车交易市场的信息混浊，让买方无法分辨“好车”和“坏车”的话，那么在旧车市场上不管是好车还是坏车，买方愿意出的价格就只能基本一样。如果长此以往，那些有“好车”的人自然就不再愿意参加这种混浊市场上的交易，会选择退出市场，使市场上剩下的旧车只能越来越差。看到这一局面后，买方愿出的价格当然只能越来越低，迫使那些有“较好车”出售的卖方也选择退出市场。依此下去，到最后旧车市场就会无人光顾。这种“逆向选择”过程最后只会促使市场关闭，而不是促使其发展。
汽车市场与证券市场相比，虽然都面对着信息混浊和“逆向选择”的可能性，但前者的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程度远较后者的要低，因此对制度机制的要求也低。这就是为什么制造业在中国也可以发展（更何况制造业能最好地发挥中国的劳动力优势），而证券市场在中国则发展艰难。
下面我们重点分析第三产业的发展是否真的对新闻媒体的自由度、对法治有这么强的依赖性。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首先在图2–7中把107个国家按其1990年的新闻自由程度分成三等份组②。之所以根据新闻自由程度将这107个国家分组，是因为媒体报道的自由度最终决定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市场信息环境的可信度、客观度和完全度。一般来讲，媒体言论权受到的限制越多，它们就越会只报喜不报忧，愿意收集信息的程度和范围也都将大打折扣。结果是，一方面市场参与者能得到的信息的失真度与片面性就越大、客观性就越低；另一方面虚假信息的可能性也越大，那种社会里市场信息的混浊程度只能越高，到头来，以无形产品（服务）为交易对象的第三产业在那种国度里就越难发展。
图2–7 第三产业的发展程度依赖于开放的新闻媒体
图2–7给出在2002年时三组国家的第三产业占其GDP的平均比重①。一般讲，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越高，说明该国的第三产业越发达。由图2–7可见，新闻媒体最自由的国家其第三产业也最发达（平均占GDP的62。39％），媒体最不自由的国家其第三产业最不发达（占GDP的48。49％）。
为了进一步依靠107个国家的数据验证我们的命题，我们再以1990年的新闻自由评分、1990年的人均GDP以及那时候的法治水平作为起点解释变量，然后用这些变量来解释从1990~2002年间不同国家的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工业）年均增长率之差。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的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在这12年间的增长速度有差别，那么，我们想知道这两个产业的增长速度差到底跟起初的制度因素和人均GDP有无关系。这种回归分析比图2–7中所作的相关性分析更能帮助我们得到关于因果关系的结论。回归分析的结果是：1990年新闻媒体越自由的国家（或者是越富的国家），？随后的年度中其服务产业相对于工业增长得越快。因此，一个基本的实证结论是：如果一国的新闻媒体不开放，那么其制度环境相对更适合发展制造业工业，而不利于发展第三产业。这一实证结果跟我们的理论命题完全一致。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4）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 作者：陈志武 2008…10…29 03：15
除了新闻媒体这一制度机制外，我们也可以分析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与产权保护的关系。根据一国对产权保护的程度我们先把各国分成三等份组，然后将每组国家在2002年第三产业占GDP的平均比重放在图2–8中。图2–8表明，产权保护最好的国家，其第三产业也最发达（占GDP的64。90％）；而产权保护不好的国家，其第三产业最不发达（占GDP的52。47％）。前面谈到，制造业与第三产业对产权和合约权益保护有着不同程度的依赖性，制度资本欠缺的国家不利于第三产业发展，图2–8从产权保护的角度也证实了这一结论。
图2–8 产权保护与第三产业的发达程度
最后，图2–9比较中国与印度的第三产业发展情况。在1980年，印度第三产业占GDP的36。6％，中国第三产业占GDP 的23。8％。但到了2002年，这两个比重分别为50。7％和27。5％。同一期间，印度的第三产业在其经济中的分量增加了14。1％，而中国的只增加了3。7％。一方面，这说明中国并没利用制造业的发展最大限度地带动第三产业的同步或更快步地增长，没能发挥出更大的内生增长潜能；另一方面，中国与印度在同是人口众多、劳动力廉价的条件下，各自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发展相应的行业：中国选择了制造业，而印度则利用其相对的制度资本优势发展服务业。
图2–9 中国与印度的第三产业历年占GDP比例
为什么强调第三产业？
说到这里，一个自然的问题是：为什么在第三产业对制度机制的依赖性这么强的情况下还要推动制度改革来促进第三产业发展？答案在于两个方面：首先，制造业的经济增加值低、利润率低，是“硬苦力”活，而服务业的增加值和利润率相对要高。其次，第三产业是经济持续增长、市场经济进一步深化的关键点所在，靠“硬苦力”的制造业是无法在国际竞争中获取更大份额的。而且，在当今世界上决定一国竞争优势的已不再是自然资源的多少、土地是否肥沃宽广，而是取决于你的制度机制是否最有利于市场交易的发生、使交易成本最低。在现代运输技术、通讯技术出现之前的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早期，跨地区经济市场还没完全形成，那时的市场交易可能依赖道德规范、习惯法即可，有没有新闻媒体（更不用说开放的新闻媒体）、有没有可靠的正规司法可能并不决定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经济竞争优势，那时“地大物博”决定竞争优势。但今天不行了，在全球化的国际市场交易中与你交易的不再只是熟人、本地人，而越来越多的是外地陌生人和外国商人。道德规范、习惯法已不够用了，只有可靠的正规司法和开放畅通的新闻媒体才能促进交易更高效地进行。
通过以上的讨论以及所看到的多国综合经验，我们不仅认识到中国改革的下一步应该是什么，而且也说明了为什么中国过去二十几年的改革成功不但没有挑战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命题，反倒更加显示出制度经济学对于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指导意义所在。
什么妨碍我们创业？（1）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 作者：陈志武 2008…10…29 03：15
个人创业在哪里都艰难，在中国做“民营”创业则更难。一方面，各种融资途径对民营企业基本都是关着的，银行贷款优先给国企，上市融资首先让国企，时下升温的企业债券融资也是只允许国企。在民营企业以高价受让国有股、法人股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后，它们又被指责占了“便宜”；另一方面，民营企业面对着众多难以逾越的行政审批壁垒。据最近的报道，国务院清理出现有各类行政审批项目共4 159项，第一批将被取消的有800余项，但还会剩下3 300余项。按照茅于轼教授的话说，我们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不怕苦、最不怕脏、最勤奋的民族之一，可我们还是这么穷。为什么？“因为人们的劳动没有用在生产上，甚至用在了抵消别人劳动成果的努力上；更因为各式各样的浪费普遍存在，耗掉了社会巨大财富，可是每个人对此又无能为力（茅于轼语）。”
那么，在中国创业为什么这么难？中国的创业生态环境到底如何？这里我们不妨以公司注册、开业手续为例，来证实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差别，说明中国的创业环境。从这种比较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为了使中国企业具有国际竞争力，企业家们和公司首先不应该受到比“国际标准”更多的束缚。如果中国企业被行政管制捆得紧紧的，而其他国家的竞争对手又不受那么多的管制，它们怎么能有更好的竞争力呢？
公司注册与审批程序
创业的第一步是注册一个公司以及走过所需要的行业准入和审批程序，得到各种执照和审批后才可正式开业。在不同国家，开业后受到的行政管制差别也非常大。在法治好的国家，除非政府行政部门能证明你有违规行为，否则无权在到期前吊销你的营业执照；在法治差的国家，即使你拿到了营业执照，公司也会始终面临被不清不白地吊销营业执照的可能，在那里，行政审批和被随意的管制是一场“持久战”。
由于不易收集各国对已经开业经营后的公司的行政管制数据，我们还是主要以公司注册、审批程序的过程为比较对象，因为如果一个国家的注册审批程序很长、费用很高，那么它对一个公司开业后的行政管制通常也会很多。正是由于这种正相关性，我们基本上可以从公司注册审批的难易看出在一个国家创业的难易。
在2001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哈佛大学的LaPorta与Shleifer、耶鲁大学的Lopez…de…Silanes和世界银行的Djankov 4位教授对85个国家的情况作了系统统计，算出在每一国家从开始注册公司到可正式营业之间平均必须走过的审批步骤数、完成全过程需要的天数以及注册申请费用。为方便比较，我们只挑选出其中步骤最少和最多两个极端的国家（地区），再加上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
图2–13给出11个国家和地区从注册一个公司到开业平均所必经的审批步骤数，以加拿大最少（2步）、意大利最多（11步），中国内地则需要走过7道关。当然，对于一个申办中的公司，这些步骤具体多少跟所开业的行业和地区有关，有的会多于平均数，有的会少些。此外，这些步骤数是根据官方正式文件确定的，不包括那些随意增加的行政审批要求。从这些官方公布的注册审批程序看，在中国的开业步骤似乎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图2–13 从公司注册到开业所需经过的审批步骤数
可是，审批步骤数仅反映了书面文件的要求，实际运作的过程可能会长短不一，尤其是不同国家的政府机构效率千差万别，同样内容的审批在不同国家所需的时间会大相径庭。图2–14给出在这些国家（地区）从申请注册公司到开业平均需经历的工作日天数，加拿大最快（只需2天）、意大利最长（121天），在中国内地需111天。按每年250个工作日计算，在中国内地和意大利的创业者平均要等待半年左右才可注册好一个公司并开业。当然，这些时间也是根据一般情况估算的，在具体个案中会因各种原因拖延、重复提供资料等使审批程序可能更长。
图2–14 从开始申请注册到开业，新公司所需等待的天数
判断在一国创业难易的另一指标是得到各种审批、执照所需支付的费用。这个数字很难精确计算，因为执照审批正是许多腐败、“寻租”活跃的地方，创业者为此支付的成本通常以多种形式出现，难以找到公开数据。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腐败越严重，隐性创业成本就越高。由于这些隐性成本无法估算，这4位教授只好根据官方公布的各种注册、执照申请与审批费用等作粗略判断。图2–15给出11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这些显性的注册审批费用在美国、中国台湾、英国、加拿大均不到其人均年薪的1％，而在中国内地这些显性费用占人均年薪的11％，在意大利占25％。
什么妨碍我们创业？（2）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 作者：陈志武 2008…10…29 03：15
图2–15 为完成公司注册和各审批步骤，所需支付的官方费用相对人均年薪之比
从这些官方公布的注册审批费用和需要等待的天数看，我们可能觉得这些都是小数目，更何况公司注册开业只是一次性的行为，并非重复性的活动。但这种跨国比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简单的视角，从中看到不同国家的人所面临的创业环境差别之大。
上面的数据表明，意大利在3项指标中都最差，说明它所提供的创业环境是这些国家中最差的。或许，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为什么20世纪上半叶意大利人往美国移民最多，使纽约等美国大城市出现一个个的“小意大利”城。为什么意大利人宁可放弃自己的家乡到美国去谋职业？到了美国后因不能适应美国文化而相聚在“小意大利”城中，甚至组成举世闻名的黑手帮派“Mafia”以维系本族的利益呢？没有利民的创业环境，意大利人只好选择移民他国。
新公司的注册资金
注册资金的要求是最重要的，也可能是影响最深远的创业壁垒之一。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一个国家要求的公司注册资金越高，那些有好的创业理念但无资金的人就越不能进入创业者行列，穷人的子弟越是世世代代都成不了富人，这是维系贫民与贵族之间鸿沟的主要壁垒之一。
在中国成立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资金底线为1 000万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八条），日本大约为82万元，在美国的注册资金底线为零，英国约为64万元，其他欧盟国家约为20万元，见图2–16。
图2–16 成立新公司的注册资金底线
这种创业壁垒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