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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又回到“资产阶级右派”这个名称。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前面说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这是科学的合乎实际情况的说明。这是一小撮人,民主党派、知识分子、资本家、青年学生里都有,共产党、青年团里面也有,在这次大风浪中表现出来了。他们人数极少,在民主党派中,特别在某几个民主党派中却有力量,不可轻视。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他们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是不是要办罪呢?现在看来,可以不必。因为人民的国家很巩固, 他们中许多又是一些头面人物。 可以宽大为怀,不予办罪。一般称呼“右派分子”也就可以了,不必称为反动派。只在一种情况下除外,就是累戒不戒,继续进行破坏活动,触犯刑律,那就要办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些原则,对他们还是适用。另有一种右派,有言论,无行动。言论同上述那种右派相仿,但无破坏性行动。对这种人,那就更要宽大些了。错误的言论一定要批判干净,这是不能留情的,但应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所有上述各种人,仍然允许有言论自由。一个伟大的巩固的国家,保存这样一小批人,在广大群众了解了他们的错误以后,不会有什么害处。要知道,右派是从反面教导我们的人。在这点上,毒草有功劳。毒草的功劳就是它们有毒,并且散发出来害过人民。
共产党继续整风,各民主党派也已开始整风。在猖狂进攻的右派被人民打退以后,整风就可以顺利进行了。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434439页)
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
(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三月间,我在这个地方同党内的一些干部讲过一次话。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一百天了。这一百天,时局有很大的变化。我们同资产阶级右派打了一仗,人民的觉悟有所提高,而且是相当大的提高。当时我们就料到这些事情了。比如,我在这里说过,人家批评起来,就是说火一烧起来,岂不是疼吗?要硬着头皮顶住。人这个地方叫头,头有一张皮,叫头皮。硬着头皮顶住,就是你批评我,我就硬着头皮听,听一个时期,然后加以分析,加以答复,说得对的就接受,说得不对的加以批评。
我们总要相信,全世界也好,我们中国也好,多数人是好人。所谓多数人,不是百分之五十一的人,而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在我国六亿人口中,工人、农民是我们的基本群众。共产党里,青年团里,民主党派里,学生和知识分子里,多数人总是好人。他们的心总是善良的,是诚实的,不是狡猾的,不是别有用心的。应当承认这一点。这是每一次运动都证明了的。比如这一次,拿学生来说,北京大学有七千多人,右派只有百分之一、二、三。什么叫百分之一、二、三呢?就是坚决的骨干分子,经常闹的,闹得天翻地覆的,始终只有五十几个人,不到百分之一。另外百分之一、二的人,是为他们拍掌的,拥护他们的。
放火烧身可不容易。现在听说你们这个地方有些同志后悔了,感到没有放得厉害。我看上海放得差不多了,就是有点不够,有点不过痛,早知这么妙,何不大放特放呢?让那些毒草长嘛,让那些牛鬼蛇神出台嘛,你怕他干什么呢?三月份那个时候我就讲不要怕。我们党里头有些同志,就是怕天下大乱。我说,这些同志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就是没有看见大局面,就是没有估计到大多数人,即百分之九十几的人是好人。不要怕群众,他们是跟我们一块的。他们可以骂我们,但是他们不用拳头打我们。右派只有极少数,象刚才讲的北京大学,只有百分之一、二、三。这是讲学生。讲到教授、副教授,那就不同一些,大概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右派。左派也有百分之十左右。这两方面旗鼓相当。中间派占百分之八十左右。有什么可怕呢?我们有些同志, 就有那么一些怕, 又怕房子塌下来,又怕天塌下来。从古以来,只有“杞人忧天”'1',就是那个河南人怕天塌下来。除了他以外,从来就没有人怕天塌下来的。至于房子,我看这个房子不会塌下来,刚刚砌了不好久嘛,怎么那么容易塌下来呢?
总而言之,无论什么地方,百分之九十几的人是我们的朋友、同志,不要怕。怎么怕群众呢?怕群众是没有道理的。什么叫领导人物呢?小组长、班长、支部书记、学校里头的校长、党委书记,都是领导人物,还有柯庆施同志,我也算一个。我们这些人总是有那么一点政治资本,就是替人民多少做了一点事。现在把火放起来烧,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是希望把我们的同志烧好。我们每一个同志,都有一点毛病,那有没有毛病的呢?“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总要讲错一点话,办错一点事,就是什么官僚主义之类。这些东西往往是不自觉的。
要定期“放火”。以后怎么搞呀?你们觉得以后是一年烧一次,还是三年烧一次?我看至少是象闰年、闰月一样,三年一闯,五年再闯,一个五年计划里头至少搞两次。孙悟空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头一锻炼就更好了。孙悟空不是很厉害的人物吗?人家说是“齐天大圣”呀,还要在八卦炉里头烧一烧。不是讲锻炼吗?锻者就是锤打,炼就是在高炉里头炼铁,平炉里头炼钢。钢炼出来要锻。现在锻要拿汽锤锻。那个锻可厉害哩!我们人也要锻炼。有些同志,你问他赞成不赞成锻炼,那他是很赞成的,“啊,我有缺点,很想去锻炼一下”。人人都说要锻炼一番。平常讲锻炼,那舒服得很,真正要锻炼了,真正要拿汽锤给他一锻,他就不干了,吓倒了。这一回就是一次锻炼。一个时期天昏地黑,日月无光。就是两股风来吹:一是大多数好人,他们贴大字报,讲共产党有缺点,要改;另外是极少数右派,他们是攻击我们的。两方面进攻的是一个方向。但是多数人的进攻是应当的,攻得对。这对我们是一种锻炼。右派的进攻,对我们也是一种锻炼。真正讲锻炼,这一回还是要感谢右派。对我们党,对广大群众,对工人阶级、农民、青年学生以及民主党派,右派给的教育最大。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些右派,这些右派是要打倒我们的。对这些右派,现在我们正在围剿。
我们的革命是人民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六亿人民的革命,是人民的事业。民主革命是人民的事业,社会主义革命是人民的事业,社会主义建设是人民的事业。那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好不好?有没有成绩?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右派否定人民事业的成绩。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走那一个方向呢?走这边就是社会主义,走那边就是资本主义。右派就是要倒转这个方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三条,要搞社会主义,谁人来领导?是无产阶级领导,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是共产党领导,还是那些资产阶级右派来领导?右派说不要共产党领导。我看这一回是一次大辩论,就是在这三个问题上的大辩论。辩论一次好。这些问题没有辩论过。
民主革命是经过长期辩论的。从清朝末年起,到辛亥革命、反袁世凯、北伐战争、抗日战争,都是经过辩论的。要不要抗日?一派人是唯武器论,说中国的枪不够,不能抗;另外一派人说不怕,还是人为主,武器不如人,还是可以打。后头接着来的解放战争,也是经过辩论的。重庆的谈判,重庆的旧政协,南京的谈判,都是辩论。蒋介石对我们的意见,对人民的意见,一概都不听,他要打仗。打的结果,他打输了。所以,那一场民主革命是经过辩论的,经过长时期精神准备的。
社会主义革命来得急促。在六、七年之内,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小生产者个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就基本上完成了。但是人的改造,虽然也改造了一些,那就还差。社会主义改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制度的改造,一方面是人的改造。制度不单是所有制,而且有上层建筑,主要是政权机关、意识形态。比如报纸,这是属于意识形态范围的。有人说,报纸没有阶级性,报纸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种话就讲得不对了。至少在帝国主义消灭以前,报纸,各种意识形态的东西,都是要反映阶级关系的。学校教育,文学艺术,都是意识形态,都是上层建筑,都是有阶级性的。自然科学分两个方面,就自然科学本身来说,是没有阶级性的,但是谁人去研究和利用自然科学,是有阶级性的。大学里,一个中文系,一个历史系,唯心论最多。办报纸的,唯心论最多。你们不要以为只是社会科学方面唯心论多,自然科学方面也有许多唯心论。搞自然科学的许多人,世界观是唯心论的。你要说水是什么东西构成的,那他们是唯物论,水是两种元素构成的,他们是照那个实际情形办事的。你要讲社会怎么改造,那他们是唯心论。我们说整风是要整好共产党,他们中间一些人说要消灭共产党。这一回暴露了这么一些情形。
右派进攻的时候,我们的政策是这样,就是只听不说。有那么几个星期,硬着头皮,把耳朵扯长一点,就听,话是一句不说。而且不通知团员,不通知党员,也不通知支部书记,不通知支部委员会,让他们混战一场,各人自己打主意。学校的党委、总支里头混进来一些敌人,清华大学党委的委员里就有敌人。你这里一开会,他就告诉敌人了,这叫做“起义分子”。不是有起义将军吗?这是“起义文人”。这一件事,敌人和我们两方面都高兴。在敌人方面,看见共产党员“起义”了,共产党要“崩溃”了,他们很高兴。这一回崩溃了多少呀?上海不晓得,北京学校的党员大概是崩溃了百分之五,团员崩溃得多一点,也许百分之十,或者还多一点。这种崩溃,我说是天公地道。百分之十也好,百分之二十也好,百分之三十也好,百分之四十也好,总而言之,崩溃了我就高兴得很。你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满脑子唯心论,你钻进共产党、青年团里头,名为共产主义,实际上是反共产主义,或者是动摇分子。所以,在我们方面,看见“起义”的,我们也高兴。那一年清党、清团清得这么干净呀?他自己跑出去了,不要我们清理。但是,现在的情况变了,反过来了。我们把右派一包围,许多跟右派有联系但并非右派的人起来一揭露,他不“起义”了。现在右派不好混了,有一些右派起义了。我三月在这里讲话以后,一百天工夫,时局起了这样大的变化。
这次反右派斗争的性质,主要是政治斗争。阶级斗争有各种形式,这次主要是政治斗争,不是军事斗争,不是经济斗争。思想斗争的成份有没有呢?有,但是我看政治斗争占主要成份。思想斗争主要还在下一阶段,那要和风细雨。共产党整风,青年团整风,是思想斗争。要提高一步,真正学点马克思主义。要真正互相帮助。有什么缺点,主观主义有一点没有呀?官僚主义有一点没有呀?我们要真正用脑筋想一想,写一点笔记,搞那么几个月,把马克思主义水平、政治水平和思想水平提高一步。
反击右派也许还要几十天,还要个把月。右派言论尽这样在报纸上登,今年登一年,明年登一年,后年登一年,那也不好办事。右派就那么多,右派言论登的差不多了,也没有那么多东西登嘛。以后就阴登一点,阳登一点,有就登一点,没有就不登。我看七月还是反击右派紧张的一个月。右派最喜欢急风暴雨,最不喜欢和风细雨。我们不是提倡和风细雨吗?他们说,和风细雨,黄梅雨天天下,秧烂掉,就要闹饥荒,不如急风暴雨。你们上海不是有那么一个人写了一篇文章叫《乌“昼”啼》吗?那个“乌鸦”他提此一议。他们还说,你们共产党就不公道,你们从前整我们就是急风暴雨,现在你们整自己就和风细雨了。其实,我们从前搞思想改造,包括批评胡适、梁漱溟,我们党内下的指示都是要和风细雨的。世界上的事情总是曲折的。比如走路,总是这么弯弯曲曲走的。莫干山你们去过没有呀?上下都是一十八盘。社会的运动总是采取螺旋形前进的。现在,右派还要挖,不能松劲,还是急风暴雨。因为他们来了个急风暴雨,这好象是我们报复他们。这个时候,右派才晓得和风细雨的好处。他看见那里有一根草就想抓,因为他要沉下去了。好比黄浦江里将要淹死的人一样, 那怕是一根稻草, 他都想抓。我看,那个“乌鸦”现在是很欢迎和风细雨了。现在是暴雨天,过了七月,到了八月那个时候就可以和风细雨了,因为没有多少东西挖了嘛。
右派是很好的反面教员。我们中国历来如此,有正面的教员,有反面的教员。人需要正反两方面的教育。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第一个大好的反面教员。从前还有清政府,有袁世凯,有北洋军阀,后头有蒋介石,都是我们很好的反面教员。没有他们,中国人民教育不过来,单是共产党来当正面教员还不够。现在也是一样。我们有许多话他们不听。所谓不听,是什么人不听呢?是许多中间人士不听,特别是右派不听。中间人士将信将疑。右派根本不听,许多话我们都跟他们讲了的,但是他们不听,另外搞一套。比如我们主张“团结——批评——团结”,他们就不听。我们说肃反成绩是主要的,他们又不听。我们讲要民主集中制,要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他们又不听。我们讲要联合社会主义各国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他们也不听。总而言之,这些东西都讲过的,他们都不听。还有一条他们特别不听的,就是说毒草要锄掉。牛鬼蛇神让它出来,然后展览,展览之后,大家说牛鬼蛇神不好,要打倒。毒草让它出来,然后锄掉,锄倒可以作肥料。这些话讲过没有呢?还不是讲过吗?毒草还是要出来。农民每年都跟那些草讲,就是每年都要锄它几次,那个草根本不听,它还要长。锄了一万年,草还要长,一万万年,还是要长。右派不怕锄,因为我讲话那个时候,不过是讲要锄草,并没有动手锄;而且他们认为自己并非毒草,是香花,我们这些人是毒草,他们并不是应当锄掉的,而要把我们锄掉。他们就没有想到,他们正是那些应当锄掉的东西。
现在就是辩论我上边讲过的那三个问题。社会主义革命来得急促,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没有经过充分辩论,党内没有充分辩论,社会上也没有充分辩论。象牛吃草一样,先是呼噜呼噜吞下去,有个袋子装起来,然后又回过头来慢慢嚼。我们在制度方面,首先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第二是上层建筑,政治制度也好,意识形态也好,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但是没有展开充分辩论。这回经过报纸,经过座谈会,经过大会,经过大字报,就是展开辩论。
大字报是个好东西,我看要传下去。孔夫子的《论语》传下来了,“五经”、“十三经”传下来了,“二十四史”都传下来了。这个大字报不传下去呀?我看一定要传下去。比如将来工厂里头整风要不要大字报呀?我看用大字报好,越多越好。大字报是没有阶级性的,等于语言没有阶级性一样。白话没有阶级性,我们这些人演说讲白话,蒋介石也讲白话。现在都不讲文言了,不是讲“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无产阶级讲白话,资产阶级也讲白话。无产阶级可以用大字报,资产阶级也可以用大字报。我们相信,多数人是站在无产阶级这一边的。因此,大字报这个工具有利于无产阶级,不利于资产阶级。一个时候,两三个星期,天昏地黑,日月无光,好象是利于资产阶级。我们讲硬着头皮顶住,也就是那两三个星期,睡不着觉,吃不下饭。你们不是讲锻炼吗?有几个星期睡不着觉,吃不下饭,这就是锻炼,并非要把你塞到高炉里头去烧。
有许多中间人士动摇一下,这也很好。动摇一下,他们得到了经验。中间派的特点就是动摇,不然为什么叫中间派?这一头是无产阶级,那一头是资产阶级,还有许多中间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