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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分配，有一个表：所得税 34。5％
福利费 15％
公积金 30％
资方红利 20。5％
总计 100。0％
（9）需要继续在资本家中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此需要有计划地培养一部分眼光远大的、愿意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靠近的、先进的资本家，以便经过他们去说服大部分资本家。
（10）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但要根据需要和可能（《共同纲领》），而且要出于资本家自愿，因为这是合作的事业，既是合作就不能强迫，这和对地主不同。
（11）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在过去几年中已有很大的进步，相信再有三年至五年，这种进步将更大，所以三年至五年内基本上完成将私营工商业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是有可能的。国营企业的优胜，则是完成这一任务在物质方面的保证。
（12）至于完成整个过渡时期，即包括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基本上完成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则不是三五年所能办到的，而需要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既要反对遥遥无期的思想，又要反对急躁冒进的思想。
（13）一个是领导者，一个是被领导者，一个是不谋私利者，一个是还要谋一部分私利者， 等等，这些是不相同的。但私营工商业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就利润分配上说，约占四分之三左右），因此可以和应当说服工人，和国营企业一样，实行增产节约、劳动竞赛，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提高数量质量，这样对公私、劳资都有利。
注释
（1）共同纲领第三十一条规定：“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例如为国家企业加工，或与国家合营，或用租借形式经营国家的企业，开发国家的富源等。”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98…100页）
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二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
抗美援朝，经过三年，取得了伟大胜利，现在已经告一个段落。
抗美援朝的胜利是靠什么得来的呢？刚才各位先生说，是由于领导的正确。领导是一个因素，没有正确的领导，事情是做不好的。但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战争是人民战争，全国人民支援，中朝两国人民并肩战斗。
我们同美帝国主义这样的敌人作战，他们的武器比我们强许多倍，而我们能够打胜，迫使他们不能不和下来。为什么能够和下来呢？
第一，军事方面，美国侵略者处于不利状态，挨打状态。如果不和，它的整个战线就要被打破，汉城就可能落入朝鲜人民之手。这种形势，去年夏季就已经开始看出来了。
作战的双方，都把自己的战线称为铜墙铁壁。在我们这方面，确实是铜墙铁壁。我们的战士和干部机智，勇敢，不怕死。而美国侵略军却怕死，他们的军官也比较呆板，不那么灵活。他们的战线不巩固，并不是铜墙铁壁。
我们方面发生的问题，最初是能不能打，后来是能不能守，再后是能不能保证给养，最后是能不能打破细菌战。这四个问题，一个接着一个，都解决了。我们的军队是越战越强。今年夏天，我们已经能够在一小时内打破敌人正面二十一公里的阵地，能够集中发射几十万发炮弹，能够打进去十八公里。如果照这样打下去，再打它两次、三次、四次，敌人的整个战线就会被打破。
第二，政治方面，敌人内部有许多不能解决的矛盾，全世界人民要求和下来。
第三，经济方面，敌人在侵朝战争中用钱很多，它的预算收支不平衡。
这几个原因合起来，使敌人不得不和。而第一个原因是主要的原因，没有这一条，同他们讲和是不容易的。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是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
在朝鲜战争中，敌人伤亡了一百零九万人。当然，我们也付了代价。但是我们的伤亡比原来预料的要少得多，有了坑道以后，伤亡就更少了。我们越打越强。美国人攻不动我们的阵地，相反，他们总是被我们吃掉。
刚才大家讲到领导这个因素，我说领导是一个因素，而最主要的因素是群众想办法。我们的干部和战士想出了各种打仗的办法。我讲一个例子。战争的头一个月，我们的汽车损失很大。怎么办呢？除了领导想办法以外，主要是靠群众想办法。在汽车路两旁用一万多人站岗，飞机来了就打信号枪，司机听到就躲着走，或者找个地方把汽车藏起来。同时，把汽车路加宽，又修了许多新汽车路，汽车开过来开过去，畅行无阻。这样，汽车的损失就由开始时的百分之四十，减少到百分之零点几。后来，地下仓库修起来了，地下礼堂也修起来了，敌人在上面丢炸弹，我们在下面开大会。我们住在北京的一些人，一想到朝鲜战场，就感到相当危险。当然，危险是有的，但只要大家想办法，并不是那么了不起。
我们的经验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的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伟大的，是有很重要意义的。
第一，和朝鲜人民一起，打回到三八线，守住了三八线。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不打回三八线，前线仍在鸭绿江和图们江，沈阳、鞍山、抚顺这些地方的人民就不能安心生产。
第二，取得了军事经验。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陆军、空军、海军，步兵、炮兵、工兵、坦克兵、铁道兵、防空兵、通信兵，还有卫生部队、后勤部队等等，取得了对美国侵略军队实际作战的经验。这一次，我们摸了一下美国军队的底。对美国军队，如果不接触它，就会怕它。我们跟它打了三十三个月，把它的底摸熟了。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就是那么一回事。我们取得了这一条经验，这是一条了不起的经验。
第三，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
由于以上三条，就产生了第四条：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今后，敌人还可能打，就是不打，也一定要用各种办法来捣乱，比如派遣特务进行破坏。他们在台湾、香港和日本这些地方，都设有庞大的特务机构。可是，我们在抗美援朝中得到了经验，只要发动群众，依靠人民，我们是有办法来对付他们的。
我们现在的情况，同一九五○年冬季的情况不同了。那时候，美国侵略者是不是在三八线那边呢？不是，他们是在鸭绿江、图们江那边。我们有没有对美国侵略者作战的经验呢？没有。对于美国军队熟悉不熟悉呢？不熟悉。现在这些情况都变了。如果美帝国主义不推迟新的侵略战争，他说，我要打！我们就用前三条对付他。如果他说，我不打了！那末我们就有了第四条。这也证明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优越性。
我们是不是去侵略别人呢？任何地方我们都不去侵略。但是，人家侵略来了，我们就一定要打，而且要打到底。
中国人民有这么一条：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两样都可以干。我们有人民的支持。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人民踊跃报名参军。对报名参军的人挑得很严，百里挑一，人们说比挑女婿还严。如果美帝国主义要再打，我们就跟它再打下去。
打仗要用钱。可是，抗美援朝战争用的钱也不十分多。打了这几年，用了还不到一年的工商业税。当然，能够不打仗，不用这些钱，那就更好。因为现在建设方面要用钱，农民的生活也还有困难。去年、前年收的农业税重了一点，于是有一部分朋友就说话了。他们要求“施仁政”，好象他们代表农民利益似的。我们赞成不赞成这种意见呢？我们是不赞成的。当时，必须尽一切努力来争取抗美援朝的胜利。对农民说来，对全国人民说来，是生活暂时困难一点，争取胜利对他们有利，还是不抗美援朝，不用这几个钱对他们有利呢？当然，争取抗美援朝的胜利对他们有利。去年和前年，我们多收了一点农业税，就是因为抗美援朝要用钱。今年就不同了，农业税没有增加，我们把税额稳定下来了。
说到“施仁政”，我们是要施仁政的。但是，什么是最大的仁政呢？是抗美援朝。要施这个最大的仁政，就要有牺牲，就要用钱，就要多收些农业税。多收一些农业税，有些人就哇哇叫，还说什么他们是代表农民利益。我就不赞成这种意见。
抗美援朝是施仁政，现在发展工业建设也是施仁政。
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末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
有的朋友现在片面强调小仁政，其实就是要抗美援朝战争别打了，重工业建设别干了。我们必须批评这种错误思想。这种思想共产党里边也有，在延安就碰到过。一九四一年，陕甘宁边区征了二十万石公粮，一些人就哇哇叫，说共产党不体贴农民。共产党的个别领导干部也提出所谓施仁政问题。那时我就批评了这种思想。当时最大的仁政是什么呢？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如果少征公粮，就要缩小八路军、新四军，那是对日本帝国主义有利的。所以，这种意见，实际上是代表日本帝国主义、帮日本帝国主义忙的。
现在，抗美援朝已经告一段落，如果美国还要打，我们还是打。要打就要征粮，就要在农民中做工作，说服农民出点东西。这才是真正代表农民的利益。哇哇叫，实际上是代表美帝国主义。
道理有大道理，有小道理。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每年应当提高一步，但是不能提得太高。如果提得过多，抗美援朝战争就不能打了，或者不能那样认真地打。我们是彻底地认真地全力地打，只要我们有，朝鲜前线要什么就给什么。这几年，我们就是这样干的。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101…106页）
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六日——十八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期间对梁漱溟的批判的主要部分。这次会议于一九五三年九月十六日至十八日在北京举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在京委员列席了这次会议。
（一）梁漱溟先生是不是“有骨气的人”？他在和平谈判中演了什么角色？
梁先生自称是“有骨气的人” ， 香港的反动报纸也说梁先生是大陆上“最有骨气的人”，台湾的广播也对你大捧。你究竟有没有“骨气”？如果你是一个有“骨气”的人，那就把你的历史，过去怎样反共反人民，怎样用笔杆子杀人，跟韩复渠、张东荪、陈立夫、张群究竟是什么关系，向大家交代交代嘛！他们都是你的密切朋友，我就没有这么多朋友。他们那样高兴你，骂我是“土匪”，称你是先生！我就怀疑，你这个人是那一党那一派！不仅我怀疑，还有许多人怀疑。
从周总理刚才的发言中，大家可以看出，在我们同国民党两次和平谈判的紧要关头，梁先生的立场是完全帮助蒋介石的。蒋介石同意和平谈判是假的。今天在座的还有来北京和谈的代表，他们都知道蒋介石的“和平”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讲老实话，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杀人有两种，一种是用枪杆子杀人，一种是用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杀人。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
梁漱溟反动透顶，他就是不承认，他说他美得很。他跟傅作义先生不同。傅先生公开承认自己反动透顶，但是傅先生在和平解放北京时为人民立了功。你梁漱溟的功在那里？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而你却把自己描写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
（二）梁漱溟提出所谓“九天九地”，“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工人有工会可靠，农会却靠不住，党、团、妇联等也靠不住，质、量都不行，比工商联也差，因此无信心”。这是“赞成总路线”吗？否！完全的彻底的反动思想，这是反动化的建议，不是合理化建议，人民政府是否能采纳这种建议呢？我认为是不能的。
（三）梁先生“要求多知道一些计划的内容”。我也不赞成。相反，对于梁先生这种人，应当使他少知道一些机密，越少越好。
梁漱溟这个人是不可信任的。可以让别人多知道一点机密，对你就不行。召集比较小型的民主党派的会议，也用不到你梁漱溟参加。
（四）梁先生又要求我们不要把他划入不进步的一类，相反，他是属于进步一类的人。对于这一点怎么办呢？我以为应当谨慎，不可轻易答应。否则就要上当。
（五）梁先生把他自己的像画得很美，他是在几十年前就有计划建国的伟大梦想，据他自己说，很接近于新民主主义，或社会主义。
果然这样美吗？不见得。我同他比较熟，没有一次见面我不批评他的错误思想。我曾当面向他说过，我是从不相信你那一套的。什么“中国没有阶级” ，什么“中国的问题是一个文化失调的问题”，什么“无色透明政府”＇1＇，什么“中国革命只有外来原因没有内在原因”，这回又听见什么“九天九地”的高论，什么“共产党丢了农民”，“共产党不如工商联可靠”等等高论，这一切能使我相信吗？不能。我对他说过：中国的特点是半殖民地和半封建，你不承认这点，你就帮助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所以，什么人也不相信你那一套，人民都相信了共产党，你的书没有人看，你的话没有人听，除非反动分子，或者一些头脑糊涂的人们。他好象也不反蒋，究竟梁先生有没有公开表明过反对蒋介石及其反动的国民党，我没有看过或听过他的所有文章和谈话，请大家研究。
对于这样的人，有资格要求人民的国家让他与闻更多的计划和机密吗？我看是没有这种资格的。我们应当允许他的这个要求吗？我看是不应当允许的。
（六）梁先生又提出要求，要我们把他划入进步派或革命派一类，而不要把他划入不进步派，或者反动派一类。这是一个“划成份”的问题，怎么处理呢？在上述那种情形之下，我们能够把他划入进步或革命类型吗？他的进步在那里？他那一年参加过革命？因此，这个要求也不宜轻易答应，看一看再讲。
（七）几年来，我接到一些人民来信，也听到一些谈论，提出了一个问题：共产党为什么和反动分子合作呢？他们所谓反动分子，是指那些从来不愿意在报纸上和公开场所表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蒋介石及其反动国民党，没有当一个国家工作人员的起码的立场的人。这些人特别不愿意反对蒋介石，所以台湾的广播和香港的报纸对于这些人特别表示好感，从来不骂，而且说是在大陆上“最有骨气的人”，其中就有梁漱溟。而对有些朋友则放肆地污蔑谩骂。被台湾不骂，或者吹捧的人，当然是少数，但是很值得注意。
有一些人，直到现在，反对帝国主义的话他还可以说，反对蒋介石的话，死也不肯说出来。在报纸上，在公开的言论中，他就不敢讲过去，对于过去还有一面之情。这样的人，我看相当有几个。
爱国主义有三种：一种是真爱国主义，一种是假爱国主义，一种是半真半假、动摇的爱国主义。各人心中有数，梁漱溟的心中也是有数的。真正同帝国主义和台湾方面断绝关系的，不管他怎样落后，我们也欢迎。这一类是真爱国主义。假爱国主义，外面装得那么隐蔽，里头是另一套。还有一种，是动摇分子，半真半假，看势办事。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不打，蒋介石不来，那末，就跟共产党走下去。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他就另打主意。多数人是那一种呢？多数人是真爱国主义。几年来，真爱国主义多了起来；半真半假的，有一小部分；假爱国主义是很少的，但是有。这个分析究竟恰当不恰当，大家可以研究。
（八）我认为梁漱溟应当做一件工作。这件工作不是由他“代表农民”向人民政府“呼吁解放”，而是由他交代清楚他的反人民的反动思想的历史发展过程。他过去是怎样代表地主反共反人民的，现在又如何由代表地主的立场转到“代表农民”的立场上来了，他能说明这个变化过程，并使人们信服，那时方能确定究竟应当把他归入那一类。他给我的印象是：他是从来不考虑改变他的反动立场的。但我建议，为着治病救人，应当给他一个反省的时间，并把这件事移交给政协去做。此次不做结论。
（九）“羞恶之心，人皆有之”＇2＇，人不害羞，事情就难办了。说梁先生对于农民问题的见解比共产党还高明，有谁相信呢？班门弄斧。比如说，“毛泽东比梅兰芳先生还会做戏，比志愿军还会挖坑道，或者说比空军英雄赵宝桐还会驾飞机”，这岂不是不识羞耻到了极点吗？所以梁先生提出的问题，是一个正经的问题，又是一个不正经的问题，很有些滑稽意味。他说他比共产党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