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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情有可原的因素足以减轻被告应得的惩罚。相比之下，愤慨的受试者则不负责任地忽视这些因素，有失偏颇地坚持所谓的正义判断。
然而，因怒火中烧所引起的道德判断偏差并非不可避免。在做出道德判断之前，某些愤慨的受试者被事先告知，某位研究人员随后将询问他们据以形成判断的理由。这些受试者了解到他们必须为自己的判断提出合理的解释，因此在衡量被告的责任时，其判断同冷静的受试者给予被告的惩罚相去不远。
我们能在明白必须为自己的道德判断负责时，尽力避免冲动情绪的干扰效应，这令人感到欣慰。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只有在了解到自己的名声可能受损时，才能将情绪排除在道德判断之外，这也着实令人担忧。
我们的道德判断还受到了〃世界是正义的〃这一坚定信念的影响。表面看来，我们会同情世上无数的无辜受害者的不幸遭遇。但是，我们面对这些无辜受害者时实际抱持的态度，却戳破了我们道德高尚的面具。当我的大儿子还是个婴儿时，我带他外出散步时遇到一位邻居，她已是3个孙儿的祖母。如果她的孙女未在3年前因白血病夭折的话，那天本是她孙女的10岁生日。这位邻居对我们诉说着有关她孙女的伤心往事，包括病魔的折磨、癌症治疗过程中的痛苦，和孩子去世前的最后几个月里孩子母亲的绝望。在聆听这段悲伤的往事时，针对那位失去爱女的母亲的责难不断从我的脑海里冒出，并强烈地冲击着我的意识：〃她绝对没有让小孩吃母乳〃〃她一定是喂小孩吃垃圾食品〃甚至〃她肯定让小孩靠电视太近〃……尽管我知道这些想法毫无依据而且毫不理性，但它们仍然不断袭来。这位母亲的伤痛背后所隐含的不祥暗示——〃你的小孩也有可能遭遇同样的命运〃实在令人焦虑不安，我那不道德的大脑，因此以责备那位母亲为手段，来应付这个威胁。〃这都是她的错〃〃她自作自受〃〃她没有尽到为人母应尽的义务〃……在这些毁谤里，最能让我得到安慰的，当然就是：〃我不必担心，这样的不幸绝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第三部分 3。双重标准
面对被命运捉弄的苦命人，我们挣扎着拒绝接受〃人生是残忍的〃这一定论。如果我们不能为无辜的受害者伸张正义，没办法替他们寻求补偿，或不能帮助他们卸下重担，那么我们只好屈服在另一个易于接受的信念之下。我们只能说服自己，这些人的不幸都是自作自受。我们迫切希望世界是正义公平的（因为若不如此，我们也可能会莫名地失去我们的工作、家庭、健康、理智和小孩），并因此创造出〃恶有恶报〃这种抚慰人心的妄想与臆测。
一系列研究我们对他人的观感如何因为目击他人遭遇苦难而发生转变的实验，证实了我们深信世界必然存在正义。在这个实验里，研究人员带领受试者鱼贯进入大厅，并告知他们将在闭路电视上观看另一位受试者的学习实验过程，他们的任务是评量这位受试者的行为。
一位被称为史都华医生的研究人员随后到达现场，他将某位受试者带离观众席，同时告知所有受试者，下个阶段的学习实验将会采用强力的电击来惩罚学习中出现失误的受试者。这位不幸的受试者于是有如待宰羔羊般地被带离大厅，不久后旁观的受试者即在电视上看见刚被带离的受试者身上接满了电极。每当这位受试者在学习实验的过程里出了错，实验者即以电击来督促她学习。
也许你已经猜到了，事实上这位不幸的受试者是研究人员的助手，旁观者看到的电视影像则是来自预先录好的录影带。研究人员真正关心的并不是受试者的学习情况，那只是用来骗取旁观者观看他人受苦的手段。在旁观者观看录影带之前，实验者向旁观者介绍了第一轮电击后受害者将面对的情况。例如，旁观者被告知受害者将得到（依可容忍的程度排列）零报酬、微薄的报酬或丰厚的报酬，作为参与实验的奖励。而在另一个更令人不快的版本里，旁观者被告知受害者将在第二阶段的实验中遭受更多的电击。在最极端的版本里，旁观者被告知受试者必须接受电击，才能领取到奖金。受试者在得知自己将遭受电击时，表示她感到害怕，并请求退出实验。一丝不苟的史都华医生并不为所动，还告诉她如果她退出实验，旁观的受试者将不能领取参与实验的奖金。最后，受害者因为旁观者的缘故，只好勉为其难地答应继续参与接下来的实验。
在观看学习实验的影片后（对同情受害者的旁观者来说，这显然是一段相当痛苦的经历），旁观者必须评价受害者的人格。所有旁观者看的都是同一部受害者参与学习实验的影片。但令人感到惊讶的是，他们对受害者人格的判定，会随着受害者的假定命运而改变。值得注意并让人感到可怕的是，受害者拿到的奖赏越少（换句话说，实验越不符合正义），旁观者越不同情受害者，并更加鄙视将继续接受第二轮电击的受害者。那么，那位牺牲自己成全他人的烈女呢？我只能很遗憾地说，她是最被瞧不起的一位。
这个实验的结论是一个人的不幸会因不应得的谴责而变得更加不幸，这的确令人不寒而栗。可以证明这个结论的证据顺手拈来，我们不需花费太多功夫即可找到。为什么在卡特里娜飓风重创美国新奥尔良市之后，四处流传着众多毫无事实根据的暴力和犯罪谣言？这是因为相信善恶报应更容易接受吗？没有人愿意想象老弱妇孺被困在废弃城市的景象——假设被遗弃在城里的都是些地痞流氓，这才不至于触伤我们脆弱的心弦。
不道德的大脑不仅满足了我们这种〃人生是公正而安全的〃怯懦心理的需求，它还能协助维持我们的道德优越感。充当业余心理学家的大脑，时刻留意是否需要采用双重标准揣测他人行为背后的缘由。例如，我们倾向于谴责他人的人格来解释其过错。这乍看之下十分合理，但不妨回顾一下我们以各种借口粉饰过失的频率。我们并非因为欠缺周全的计划安排而拖延工作，一切都是因为意外或急事。我们算不得粗鲁且易怒——唯有圣人才不会因为累人的漫漫长日而心浮气躁。同时，我们也不是因为自私和冷漠才迟迟未将钱捐给慈善机构，只是因为其他需要花钱的地方实在太多了。当我们的表现不如预期时，以客观环境不允许为由来敷衍搪塞，可以让我们免于得出自己其实既无能又无情的残酷结论。
我们是否也会以同等宽容的态度对待他人？答案是否定的。当我们审视自己的缺失时，总会发现客观环境不利于我们展现无穷的潜力、端正的品格和高尚的情操。奇怪的是，我们却往往忽略他人的处境对其行为可能造成的影响。我们对自己的处境极为关注，对他人的处境却漠不关心。
正如我们在第一章所见，当受试者被要求预测何时可完成实验者交付的作业时，往往未将过去未能准时完成作业的因素一并纳入考虑范围。我们习惯将过去未能准时完成作业归咎于无法预料或不可抗的因素，这种倾向让我们满怀自信，确信自己这次必定可以准时完成任务。但换做预测他人何时可完成任务时，过去的失败经历则突然变得不容忽视。
在同一个实验里，已经知道其他学生之前未能准时完成作业的受试者，对这些学生这次何时能完成作业的预测显得较为保守谨慎。受试者把这些学生视为积习难改之辈，因而纷纷延长了他们完成作业所需的时间。总而言之，我们的货轮晚点是因为情境之浪，他人的邮轮则是出于怠慢之心而迟迟不入港。
在这种种以自欺和伪善为研究主题的实验里，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人性的光明面：我们愿意将仅适于解释自我行为的宽容心态，沿用到我们所爱的人身上。事实上，大多数时候我们都能以比对待自己更为宽容的态度，包容伴侣的行为（这也许正如某位爱挖苦人的两性专家所言：〃爱上不寻常的人永远比爱上不正常的人有面子〃）。这种对伴侣的体贴入微，似乎是维持幸福关系的关键。相比之下，在离婚边缘徘徊的夫妻，不但认为自己比另一半更有道德，而且还以最苛刻的怀疑态度看待另一半的举动。不论对方再怎么体贴，他们也会无理地予以斥责。即便夫妻双方对其婚姻尚属满意，也有可能在某一特定的瞬间关系变得紧张。例如，当夫妻双方分开接受以婚姻中的冲突为主题的访谈时，他们会各自提出有利于自己的辩解，通过描述争执发生时的情境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正如在学校操场四处皆是〃老师，他先打我〃的哭叫声一般，尽管夫妻二人争辩的是同一件事情，但几乎每个人都宣称错在对方。我们完全忽视了足以证明对方清白的证据，夫妻见面犹如冤家碰头。
我们评价他人时，亦如评价自己一般带着善意。研究人员要求受试者将手臂伸入装有冰水的桶子里，并告知受试者只要持续把手臂浸在冰水里，每过一分钟研究人员就会捐出5角美金。受试者随后必须评估自己对慈善事业所做的贡献。受试者一面擦干冻僵的手臂，一面依据他们对协助慈善机构的期望程度，而非为慈善机构赚来的实际金额，衡量他们的贡献。受试者依据自己预期完成的目标，而非自己实际完成的结果，高估了自己的贡献。虽然我们非常清楚自己心中的善意，但我们却无法看清他人心中的意图，因此容易在评价他人的行为时忽略了其行为背后的意图。对我们而言，自己的善意总是比他人的善意更具价值。上述实验里的另一组受试者只需在一旁观看其他受试者为慈善事业牺牲奉献，而对其动机毫无兴趣。当被要求评判其他受试者的慈善贡献时，这些旁观者对做出奉献的受试者的善意毫不关心，完全依据结果进行判断。而即使是接受过主的祝福的夫妻也难以将彼此的动机纳入各自的看法中。上述接受访谈的夫妻，强调自己善意的几率比强调对方善意的几率，高出4倍之多。
第三部分 4。服从权威
我们沉溺于沾沾自喜，习惯了忽视他人，并由此创造出〃我比你优秀〃这种让自己备感愉悦的假象。正如社会心理学家设计的种种实验所示，道德准则在权威的面前其实不堪一击。作为心理学研究史上最著名的里程碑之一的米尔格伦服从研究（MilgramObedienceStudies），即向我们证实了社会权威对行为的控制力。
在最初的米尔格伦服从研究里，40位普通的男性（包括老师、工程师和工人等）在耶鲁大学参加有关记忆和学习的实验。受试者被告知在这个以〃惩罚对学习所产生的影响〃为研究主题的实验里，他们将与另一位受试者配对，分别扮演教学者和学习者的角色。通过动了手脚的抽签过程，毫不知情的受试者被指派为教学者，而另一位受试者（实验共谋者）则被指派为学习者。
这个丑恶的实验所设计的用于蒙骗旁观的受试者的种种细节令人瞠目结舌。首先，实验共谋者被绑在电椅上（旁观的受试者被告知这是为了防止逃跑），手腕接上电极，电极下再涂上导电膏（以防止水泡和烧伤）。随后，真正的受试者被带进另一个房间，并被告知其任务就是当学习者在文字配对学习实验中犯错时，就用逐渐增强的电流惩罚学习者。
这个实验中所使用的电击机（在控制面板上很专业地刻着〃电击机〃〃ZLB型〃〃戴森仪器公司〃〃功率：15仭�450瓦〃等字样）的控制板上装有30个由15仭�450伏特、以15伏特为增减单位的电源开关。控制板上也清楚地标示出不同程度的电击强度。
例如，15仭�60伏特的开关被指明〃轻微电击〃，而375仭�420伏特的开关上则标示着〃危险：严重电击〃，最后两个开关，435和450伏特，仅简单地写着〃XXX〃。
为了让整个实验更为逼真，在实验正式开始之前，每位受试者皆需体验电击机45瓦的电击，而这些受试者不知道的是，电击所需的电力并非真的源自电击机，而是来自隐藏在电击机内的电池。
一切准备就绪后，学习实验随即展开。教学者被告知每当学习者犯错即调高15瓦电力。当电力调到300伏特时，学习者开始大声地敲打着房间墙壁，并且拒绝回答教学者所提出的问题。
通常情况下，扮演教学者的受试者此时会询问实验者该如何处置这种情况，而实验者则会告诉他们须将拒绝回答视为回答错误，把电击强度调高15伏特。当电力强度调到315伏特时，学习者的房间又传出一阵绝望的敲墙声，随后学习者就不再发出任何声响，连那狂乱的敲击声也消失了。
在另一个房间里，受试者表现得极端不安：流汗不止、全身颤抖、说话结巴、紧闭双唇、低声呻吟、将指甲戳入肉里等。许多受试者询问实验者他们是否应该继续，并对学习者所受到的伤害表示关切。为了舒缓受试者的情绪，实验者以越发坚定的语气，告知受试者实验继续。
米尔格伦的发现是，大约2/3的人会顺从地，对另一个人施加高达450伏特的危险电击，只因某位身穿实验袍的科学家的指示。而在最初的米尔格伦服从研究里，几乎90％的受试者会在听到学习者的敲墙声后，至少再施加一次电击。
实验者并没有采取任何特殊方法要求受试者强行执行其指令，受试者也不会因拒绝服从实验者而遭受任何惩罚。但即使这样，大部分受试者对于权威的强制力量，仍然表现出无法抗拒的态度，他们看到学习者显然是在痛苦反抗的情形下接受电击，却仍然执行实验者的指令。由此可见，〃绝不伤害他人〃这个道德规范在权威面前遭到了重创。
身处〃权威梯度〃（AuthorityGradient）底层的人，为此在道德上形成的抑制效应的确令人匪夷所思。据统计，在20％的坠机空难里，副驾驶不愿挺身指出机长的判断有误是导致灾难发生的主要因素之一。
社会等级制度形成的强大心理压力，足以让副驾驶宁愿牺牲自己、乘客和其他同事的性命，也不愿挑战机长的权威。1993年12月1日，快捷第二航空／西北航联5719号飞往美国明尼苏达州希宾市（Hibbing）的班机，由于下降角度过大，致使飞机完全偏离了跑道，机上所有人员无一幸免。
机舱录音显示副驾驶警觉到飞机降落时飞行高度偏高，但他仅小心地试图提醒机长：〃嗯……你是不是要一直维持在这个高度？〃即使在飞机坠毁的前一刻，副驾驶仍毕恭毕敬地回答着机长的问题。
好撒马利亚人
在另一个研究外在环境对道德的影响的实验里，研究人员达利和贝特生将不知情的神学院学生推入尴尬的境地。受试者被告知研究人员对神学院学生即席演说的能力十分感兴趣。在另一栋大楼里，研究助理正等候受试者的到来，以便记录他们的演讲。其中一半受试者被要求就〃神学教育对传道以外的职业有何助益〃这一题目进行演说，另一半受试者则被要求以〃好撒马利亚人〃（就是乐于帮助路边陌生人的那位好人）这个圣经人物为主题进行演讲。实验者接着分别告知不同的受试者他们处于〃尚有准备时间〃〃演讲时间已到〃或〃已经迟到〃三个不同的情境，以此对情境的时间急迫度进行操控。接着，受试者在通往另一栋大楼的走道上，将遇见某个奄奄一息地倒在墙角边的人。为了达到社会心理学实验所需的完美戏剧效果，研究人员甚至要求这位可怜人在学生陆续经过时故意咳嗽（连续两次），并发出呻吟声。
研究人员真正要调查的是哪位神学院学生会停下脚步，前去帮助这位可怜的路人。研究人员以问卷的方式调查这些学生信仰宗教的动机和原因，并研究这是否会对学生恪遵圣经里的教诲带来影响。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研究人员的发现令人十分难堪。能够让学生停下脚步提供帮助的唯一因素就是时间：时间尚属充裕的学生，一般说来皆会停下脚步提供协助，但时间已不足的学生经过时几乎全都视若无睹。更讽刺的是，即使在路上忙着思考好撒马利亚人内涵的神学院学生，停下脚步提供帮助的几率也不高。研究人员挖苦说，好几位以〃好撒马利亚人〃为演讲主题的学生，甚至在匆忙之中跨过那位急需帮助的路人扬长而去。
上述研究对揭露我们脆弱的道德观深具启发意义。然而，不道德的大脑总有办法说服我们，以致我们从来都不善于从他人的道德缺憾里汲取教训。研究人员对学习心理学的学生描述米尔格伦的实验，并请他们扪心自问自己如果身处类似的情境将会如何反应。部分学生在校期间已对米尔格伦的实验颇为了解，然而事实证明学校对这些学生的教育完全失败，因为他们认为自己能比其他学生更早对实验者的指令提出质疑并加以抵制。虽然这些学生非常清楚人人皆有自欺的倾向，但当他们设想自己身为米尔格伦实验里的教学者时，其自我刻画的形象并不比对米尔格伦实验或是大脑的自恋倾向一无所知的学生来得谦逊。
我们也许明白道德观会随着情境不断变换。我们也许已被（而且现在就被）巨细靡遗地告知人类的大脑具有自恋倾向，但我们却无法将这些知识应用到自己身上。这些知识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我们的自我印象。你可以想象自己正对着费力挣扎的受试者施加强烈且痛苦的电击吗？当然不行。我猜本书的读者中肯定有人会认为自己不可能做出如此残忍的事。事实却是，如果你是米尔格伦实验中的众多教学者之一，你的行为必定会和其他人如出一辙（或许直到现在你还无法承认，还认为自己一定是少数几个勇于违抗实验者的人之一）。
不幸的是，拒绝接受〃若非天主恩典我亦将去也〃这句训诫所带来的危害更甚于为自己的高尚道德情操自鸣得意。我们往往错误地以他人的人格特质评价其过失，以便维护我们自认为理应遵守的理想道德标准，我们也仍会以这种所谓的〃对应偏差〃（CorrespondenceBias）评断他人的行为。观看以米尔格伦实验为主题的影片《服从》的学生就犯了这种错误。他们不但未能认识到实验者的权威所产生的影响力，更误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