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三、墨翟、宋钘——
1。“不知壹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俭约，而僈（无）差等，不
足以容辨（别）异，县（悬）君臣。”（非十二子）
按：这段话比较适合于墨子的思想，因为“兼以易别”是墨子的平等思
想，荀子站在儒家立场非难墨子的阶级论。
2。“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有齐而无畸，则政令不施。”（天
论）
3。“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由用谓之，道尽利矣。”（解蔽）
4。“人不能不乐，乐则不能无形，形而不为导，则不能无乱。先王恶其
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导）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
（别）而不諰（息），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使夫邪汙
之气无由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而墨子非之，奈何？。。先王之道，
礼乐正其盛者也；而墨子非之。故曰：墨子之于道也，犹瞽之于白黑也，犹
聋之于清浊也，犹欲之楚而北求之也。”（乐论）
5。“夫天地之生万物也，固有馀足以食人矣；麻葛茧丝鸟兽之羽毛齿革
也，固有馀足以衣人矣。夫（有馀）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忧
过计也。天下之公患，乱伤之也。。。我以墨子之非乐也，则使天下乱；墨
子之节用也，则使天下贫；非将墮（毁）之也，说不免焉。墨子，大有天下，
小有一国，将感然衣粗食恶忧戚而非乐，若是则瘠，瘠则不足欲，不足欲则
赏不行。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国，将少人徒，省官职，上功劳苦，与百
姓均事业、齐功劳。若是则不威，不威则罚不行。。。墨术诚行，则天下尚
俭而弥贫，非斗而日争，劳苦顿萃（悴）而愈无功，愀然忧戚非乐而日不和。”
（富国）
6。“大有天下，小有一国，必自为之然后可，则劳苦秏悴莫甚焉。如是，
则虽臧获不肯与天子易埶（势）业。以是县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为之？
为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说也。”（王霸）
以上五则（二——六）专评墨子，大旨不出非十二子篇所论的范围。从
此可以看出儒墨到了最后还是对立的，特别在政治思想方面。
7。“宋子有见于少，无见于多。。。有少而无多，则群众不化。”（天
论）
8。“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由欲谓之，道尽嗛（慊）矣。”（解蔽）
9。“子宋子曰：‘明见侮之不辱，使人不斗。人皆以见侮为辱，故门也；
知见侮之为不辱，则不斗矣。’应之曰：‘然则亦以人之情为不恶侮乎？’
曰：‘恶而不辱也。’曰：‘若是，则必不得所求焉。凡人之斗也，必以其
恶之为说，非以其辱之为故也。今俳优侏儒狎徒詈侮而不斗者，是岂钜知见
侮之为不辱哉！然而不斗者，不恶故也。今人或入其央渎，窃其猪彘，则援
剑戟而逐之，不避死伤，是岂以丧猪为辱也哉！然而不惮斗者，恶之故也。
虽以见侮为辱也，不恶则不斗；虽知见侮而不辱，恶之则必斗。然则斗与不
斗邪（也），亡于辱之与不辱也，乃在于恶之与不恶也。’。。”（正论）
10。“子宋子曰：‘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为欲多；是过也。’
故率其群徒，辨其谈说，明其譬称，将使人知情之欲寡也。应之曰：‘然则
亦以人之情为（欲）目不欲綦色，耳不欲綦声，口不欲綦味，鼻不欲綦臭，
形不欲綦佚；此五綦者，亦以人之情为不欲乎？’曰：‘人之情欲是已。’
曰：‘若是，则说必不行矣。以人之情为欲此五綦者而不欲多，譬之是犹以
人之情为欲富贵而不欲货也，好美而恶西施也。古之人为之不然：以人之情
为欲多而不欲寡，故赏以富厚而罚以杀损也，是百王之所同也。故上贤禄天
下，次贤禄一国，下贤禄田邑，愿悫之民完衣食。今子宋子以是之情为欲寡
而不欲多也，然则先王以人之所不欲者赏，而以人之所欲者罚邪？乱莫大
焉。’”（同上）以上四则（7—10），专评宋子。集中批判以下二点：
“见侮不辱”和“情欲寡少”是宋子的学旨。9 项评前者，7、8、10 三
项评后者。前者与“禁攻寝兵”有关，所以荀子把墨、宋放在一起，非墨子
必非宋子。后者即天下篇所谓“以情欲寡少为内”，是宋子的根本主张之一，
故荀子也用全力对此加以批评。10 项后半指出，如果人之情真要寡少，则赏
罚便失其效用，“乱莫大焉”。这和他对于陈仲、史鰌的批判一样，都是从
同一的政治立场出发，而且同样以性恶论为其理论的根据。正名篇还有这样
一段话：“凡语治而待去欲者，无以道（导）欲而困于有欲者也。凡语治而
待寡欲者，无以节（适）欲而困于多欲者也。有欲无欲异类也，生死也，非
治乱也。欲之多寡异类也，情之数也，非治乱也。欲不待可得，而求者从所
可。欲不待可得，所受乎天也；求者从所可，受乎心也。。。心之所可中理，
则欲虽多奚伤于治；。。心之所可失理，则欲虽寡奚止于乱。故治乱在于心
之所可，亡于情之所欲，不求之其所在而求之其所亡，虽曰我得之，失之矣。”
这虽没有明白表示批判谁，好像是一般的评论，实则“凡语治而待寡欲者，
无以适欲而困于多欲者也”云云，分明是批判宋子。因为这一大段“欲”“求”
论，正是“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的详释。
四、慎到、田骈——
1。“尚法而无法，下脩（不循）而好作，上则取听于上，下则取从于俗，
终日言，成文典，反紃察之则倜然无所归宿，不可以经国定分。”（非十二
子）
2。“慎子有见于后，无见于先。。。有后而无先，则群众无门。”（天
论）
3。“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由法谓之，道尽数矣。”（解蔽）
五、申不害——
“申子蔽于埶（势）而不知知（智）。。。由势谓之，道尽便矣。”（解
蔽）
这些话是批判法家的思想，所谓先后的分别正是儒法不同道的一重要环
节。
六、惠施、邓析——
1。“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琦（奇）辞，甚察而不惠（急），
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网纪。”（非十二子）
2。“山渊平，无地比，齐、秦袭，入乎耳，出乎口，钩有须，卵有毛，
是说之难持者也，而惠施、邓析能之；然而君子不贵者，非礼义之中也。”
（不苟）
3。“不恤是非然不（否）（然）之情，以相荐撙，以相耻怍，君子不如
惠施、邓析。”（儒效）荀子批评名家的话多中肯，特别他提出了邓析，值
得注意。
七、子思、孟轲——
1。“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然而犹（依宋本）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
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
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
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
子思、孟轲之罪也。”（非十二子）
八、子张、子夏、子游——
1。“弟佗其冠，祌禫其辞，禹行而舜趋，是子张氏之贱儒也。”（非十
二子）
2。“正其衣冠，齐其颜色，嗛然而终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贱儒也。”（同
上）
3。“偷儒惮事，无廉耻而耆饮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
贱儒也。”（同上）
荀子对儒家的批判，除了仲尼、子弓而外，都不能幸免，在解蔽篇对于
曾子有微辞。本篇（非十二子篇）对于子张、子夏、子游，都斥之为“贱儒”；
儒效篇讥斥“俗儒”颇有具体的形容，虽没有指名，似乎也是指他们。性恶
篇讥孟子之言“性善”，为“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人之性、伪之分者”，因
为荀子是以继承儒家正统自任的，他虽盛称孔子，但他和孔子也有颇大的距
离。
九、老子、庄子——
1。“老子有见于诎（屈），无见于信（伸）。。。有诎而无信，则贵贱
不分。”（天论）
2。“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由天谓之，道尽因矣。”（解蔽）
荀子虽然吸取了道家的自然天道观，但他对于道家、特别是庄子的天人
思想的批判是有分寸的。
以上九点，是荀子对于诸子的批判的梗概。诸子之学“有见”之处，他
都相对地予以接受，而有蔽之处，也都遭到他的反对。他在批判诸子时所作
的分析虽然因其阶级立场而有时代的限制，甚至有曲解的缺点，但是在当时
说来是精密的。因此，他的批判的总结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这里，我们不
但可以看出思想发展的痕迹，而且也可以知道学说继承的条贯。
第十六章 法家的悲剧历史和韩非子的思想
第一节 前期法家及其历史的觉醒（上）
在希腊、罗马，“法”是随着氏族灭亡、显族土地私有者的出现而发生
的；在中国的古代，没有典型地形成梭伦式的变法，最初只是在氏族血缘纽
带中出现了区别贵贱的礼制，所谓“礼不下庶人”。“一之于法”的制度，
在土地非私有的条件之下既难出现，在氏族贵族专政的政体上，也不容出现。
到了春秋时代，郑国的刑书，才出现对于氏族贵族专政的一个改革运动。
“礼”是古代的法权形式，“法”也是古代的法权形式，二者所显示的
财产所有关系和阶级关系的形式则有性质上的区别。郑铸刑书，晋叔向曾贻
书于子产，表示反对。他所反对的就是财产关系和阶级地位的变革。因为“礼”
是讲上下尊贱之别的，是不能在所谓一个标准之下来“齐”的，然而“法”
却不然，“法”是要讲一个标准的，所谓“范天下之不一，而归之于一”（说
文）。所以，礼在于“别”，而法在于“齐”。中国古代社会的刑是与礼对
立的；而古代末期的法与其说是对于贵族“刻薄少恩”，毋宁说把贵族的“别”、
“分”降低了。因为“礼，国之干也。。礼不行则上下昏，何以长世？”（左
传僖十一年）以法代礼，岂不是把氏族贵族置于与国民同等的地位了么？
叔向所争的在于前者之“别”，所以他说“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
而“惧民之有争心也，。。严断刑罚，以威其淫”，“民于是乎可任使也，。。
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有了刑书则上下不别，“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
徵于书（刑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乱狱滋丰，贿赂并行。。。国将亡，
必多制”。所谓“多制”，即指区别上下的礼以外，又有上下无别的“刑书”。
左传正义这样写道：“古者分地建国，作邑命家（即国家的起源），诸侯则
奕世相承，大夫亦子孙不绝。皆知国为我土，众实我民，。。故得设法以待
刑，临事而议罪。。。自令常怀怖惧。”这确实说明了叔向之所以必争的阶
级成见。
子产答复叔向的书，承认了这个道理，对于公族子孙有点抱歉，他说他
只是想“救世”，通过妥协的政策使将要没落的贵族世祀不能一旦而亡罢了！
他说：
“若吾子之言。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
惠？”（左传昭六年）
这可与叔向别处的话相证：“晋之公族尽矣。肸闻之，公室将卑，其宗
族枝叶先落，则公从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无子，公室
无度，幸而得死，岂其获祀！”（左传昭三年）
但是，客观的形势发展是阻挡不住的。历史总是走着自己的路，才经过
二十三年，叔向自己的祖国——晋国，也铸起刑鼎来了。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晋赵鞅、荀寅“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
宣子所为刑书”，孔子也曾表示反对，孔子说：
“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唐诰），以经纬
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
谓度也。。。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
贵贱无序，何以为国？”
这话是非常明白的，指出了礼是以氏族组织为标准来区别贵贱的，如果
以法与刑“齐之”，便破坏了古旧的阶级制度。
到了战国，土地财产关系已由公有向私有转化，因而发生了财产法上的
身分平等的思想。这是和商品生产的发展相适应的。法家的法的定义即借用
商品等价交换的术语，例如慎到说：“有权衡者不可欺以轻重，有尺寸者不
可差以长短，有法度者不可巧以诈伪。”（意林卷二引）由此看来，法的平
均观念是商品等价交换关系在权利义务关系上的反映，法家可以说是中国古
代商品关系的理论完成者，他们和亚里士多德的商品论有同等的价值。
一、李悝据说曾为魏文侯相（汉书艺文志），一说为文侯师（晋书刑法
志），或许兼而为之。他的生平事迹已不可详悉。汉书艺文志法家类，首列
李子三十二篇，注云：“名悝，相魏文侯，富国强兵”；儒家类著录李克七
篇，注云：“子夏弟子，为魏文侯相”；又史记货殖列传及平准书，均记“李
克务尽地力”。故章太炎断李悝、李克“当是一人”（检论原法注）。因他
曾著法经，故列入法家，曾师子夏，故列入儒家。由儒入法，本无足奇，后
有荀、韩师弟关系可证。
现在先说他的尽地力之教：
“魏用李克，尽地力，为强君，自是之后，天下争于战国。贵诈力而贱
仁义，先富有而后推让。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万，而贫者或不厌糟糠。有国
强者或并群小以臣诸侯，而弱国或绝祀而灭世。”（史记平准书）
这说明了财产关系的变化和阶级地位的转变。汉书食货志说：“李悝为
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以为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邑居，参分去一，
为田六百万亩。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臣瓒曰：当言三斗），不勤则损亦
如之。地方百里之增减，辄为粟百八十万石矣。”这说明了生产条件的进步，
因此，分配关系也有了变化。又说：
“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
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民无伤而农益劝。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
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
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
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
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农夫所以
常困，有不劝耕之心，而令籴至于甚贵者也。是故善平籴者必谨观岁，有上
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四倍，收六百石），余四百石。中熟，自三（三
倍，收四百五十石），余三百石。下熟，自倍（收三百石），余百石。小饥，
则收百石。中饥，七十石。大饥，三十石。故大熟，则上籴三而舍一。中熟，
则籴二。下熟，则籴一。使民适足，价平则止。小饥则发小熟之所敛，中饥
则发中熟之所敛，大饥则发大熟之所敛，而籴之。故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
而民不散，取有馀以补不足也。行之魏国，国以富强。”
这几段记载，从文字看来，显然经过后人的润色，粟价恐怕也是经过汉
人换算的。但其主要内容，则颇可靠。这时上距鲁宣公十五年“初税亩”时，
已一百九十余年，下距商鞅入秦不过数十年，古代经济可能已发展到需要“尽
地力”的政策的阶段。贫富阶级已有变化，旧贵族已趋没落，法经得以产生
的物质的条件也已具备了。
李悝的书——李子三十二篇、李克七篇及法经，都已佚失。关于法经的
详细内容已不可确考，幸赖晋书刑法志的记载，还给我们保存了它的篇目：
“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以为
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网、捕二篇。
其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逾制，以为杂律一篇。又以其律‘具’
其加减。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受之以相秦。汉承秦制，
萧何定律，除参夷连坐之罪，增部主、见知之条，益事律兴、厩、户三篇，
合为九篇。”（晋书刑法志）
据唐律疏议，李悝“造法经六篇，即一盗法、二贼法、三囚法、四捕法、
五杂法、六具法”。“商鞅传受，改法为律”。“汉相萧何更加悝所造户（户
婚律）、兴（擅兴律）、厩（厩库律）三篇，谓‘九章之律’”。“魏因汉
律为一十八篇，改汉具律为刑名第一”。“晋命贾充等增损汉、魏律为二十
篇，于魏刑名律中分为法例律。”由其盗法贼法（唐律疏议原注谓：“盗法，
今贼盗律是也。”“贼法，今诈伪律是也。”）篇名所指看来，法经的主要
目的在于保护私有财产。而其杂法中包含“淫侈逾制”项目，可见“尽地力”
的结果，已有不少暴发户了。所以说：“行之魏国，国以富强。”
这样，李悝的法经，实为秦、汉以后法律的滥觞；而按照“著书定律为
法家”之说（章太炎语，见检论原法），李悝是可以当法家的开山祖而无愧
的。
因此战国时代的政治家，就不是开明的，而是革新的，不但有作有为，
而且敢作敢为。然而在这些国家，如三晋，进步的思想家虽敢作敢为，但受
制于贵族，不能为所欲为。这就表现出新旧变错的矛盾。例如韩非子评申不
害：“申不害，韩昭侯之佐也，韩者，晋之别国也。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
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
则奸多。故利在故法前令则道之，利在新法后令则道之。新故相反，前后相
悖。”（韩非子定法）
这样的矛盾便是新的和旧的相拮抗而新的束缚于旧的。大事变法的还是
秦、楚。
二、吴起和商鞅是秦、楚变法的两位主角。他们都获得君主的信任，都
敢作敢为地实行自己的主张，也都遭受法家的悲剧的运命，或被杀害，或遭
车裂。但是商鞅因用秦久而成功，吴起因用楚暂而失败，在效果上说来是不
同的。
吴起是卫国人，司马迁史记虽曾替他立传，但关于他的身世记述不详，
并有不少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