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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任自由，但不像楚吉洛，他对个人财富毫不关心。用他的话来说：“贪污到我办公室门口就止住了。”
最后，让一位曾被监禁酷打的多米尼加人的话来做总结：“巴拉格尔是一个恶魔，但对多米尼加历史的那个阶段而言，是一个必要的恶魔。”对这段话，我的理解是1961年楚吉洛遭到暗杀后，多米尼加国内外有许多具有远大抱负的人，但没有一个人的政治实务经验比得上巴拉格尔。他用行动巩固了多米尼加中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使这个国家得以存在至今，并且完成了多米尼加经济的重大飞跃，这些成就又使许多多米尼加人得以忍受他的恶魔特质。
至于巴拉格尔为什么施行环境保护主义者政策，我遇到更多众说纷纭的看法。一些多米尼加人告诉我这不过是一个幌子，不是为拉选票就是为了装点自己的国际形象。有人认为巴拉格尔从国家公园驱逐垦荒者其实不过是将农民从偏远的森林赶出来以杜绝卡斯特罗那样的起义，稳固自己与军队之间的关系。
尽管这些猜测的动机可能属实，但巴拉格尔在环境保护上的大动作和大手笔并没有赢得全部的民心，这使我很难认同他的环境政策是一个幌子。他的一些环境保护举措，尤其是动用军事力量迁置垦荒者，使他的形象大大受损，并影响到选票（虽然用舞弊行为加以弥补），更是失去了权贵精英与军队的支持。（虽然他的其他一些政策又赢回了那些支持。）在我所列举的巴拉格尔的许多环境保护举措中，我看不出它与打击富有的度假区开发商、反叛变措施或是讨好军队之间有什么可能的联系。恰恰相反，巴拉格尔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政客，只要不会失去太多选票、有影响的支持者，以及激起军队叛变，他都会大刀阔斧地推行环境保护政策。
还有一些我采访过的多米尼加人认为巴拉格尔的环境保护政策是带选择性的，有时并不见成效，甚至还有些盲点。他容许自己的支持者们做一些有损于环境的事情，比如采掘石头、沙砾、沙子等建筑材料造成河床破坏；他推行的一些法律，例如反对狩猎、空气污染和木材做篱并不奏效；有时遇到政策受阻，他也会抽身退步。作为一个环境保护主义者，他的一个特别严重的缺点是忽略了农民需求与环境问题之间的调和，在培养大众的环境保护意识上他还应该做得更多。但是，比起多米尼加的其他政客或是我所知道的近代的大多数其他国家的政客，巴拉格尔在推动环境保护行动上还是更为多样性和激进些。
经过考虑，我认为对巴拉格尔的政策最有可能的解释是如他所声称的真正地在乎环境保护。几乎在每一次演讲中，他都会提及这一点。他说保护森林、河流和山脉是他自小以来的梦想，并在1966年、1986年和最后一次连任（1994年）的总统就职演说中反复重申这一点。当费南德兹总统表示全国32％的国土都被划为保护区实属过火时，巴拉格尔反击道，整个国家都应该成为保护区。然而，就他保护环境的观点如何形成这一问题，没有人给我相同的看法。有人说巴拉格尔早年在欧洲生活时可能受到环境保护主义者的影响；也有人认为他是一个坚决的反海地者，所以企图通过改进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绿化景观来凸显海地的荒芜。有人说巴拉格尔的姊妹们对楚吉洛时代造成的滥伐森林和河流淤积倍感惊恐，使巴拉格尔深受与他关系密切的姊妹们的影响。还有人认为巴拉格尔在后楚吉洛时代登上总统宝座时年已60岁，一直到90岁才退位，因此可能受到漫长的一生中发生在他身边种种变化的推动。
我不知道这些关于巴拉格尔问题的答案在哪。难以摸透他的部分原因可能是在于我们不切实际的期待。我们也许在潜意识里将人归为“好”或者“坏”，就像如果有人具有某种美德，这一美德似乎就会在他的任何行为处闪光。若我们看到一个人高尚美好的一面，那么将会很难发现他不光彩的一面。对我们而言，很难意识到人性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常常由各种毫不相关的经验拼组起来的马赛克。
如果我们真的认同巴拉格尔是一位环境保护主义者，那么他的恶魔特性会不公平地损害到环境保护主义。但是，就像我的一个朋友对我说的：“阿道夫·希特勒爱狗也爱刷牙，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恨狗且停止刷牙。”我又想起1979年至1996年我在军事独裁统治下的印度尼西亚工作时的那段经历。我厌恶且恐惧军事独裁，既因为它的政策，也有个人因素： 特别是对我许多新几内亚朋友们的所作所为，我自己也差点被那里的士兵杀死，因此我对独裁政权在印度尼西亚属新几内亚设立复杂且有效的国家公园系统感到非常吃惊。当时我在民主国家巴布亚新几内亚待了几年后去的印度尼西亚属新几内亚，我以为民主政权下的环境保护政策会比独裁政权的更先进，而事实却恰恰相反。
所有我采访过的多米尼加人都不承认自己了解巴拉格尔。谈起他的时候，他们会用诸如“充满了矛盾”、“有争议的”或“谜一般”之类的词。有人甚至引用了丘吉尔形容俄国的一句话：“包裹在神秘谜团里的一个谜。”了解巴拉格尔所遇到的重重困难使我意识到历史和生活本身都是错综复杂的，无论历史或是人生都非简单如一。
多米尼加今日的环境
鉴于上述环境保护对多米尼加共和国历史的冲击影响，那么这个国家环境问题的现状与自然保护系统又是怎样呢？它当前的主要问题可纳入我们在第十六章会总结的12类环境问题中的8类： 森林、海洋资源、土壤、水、有毒物质、外来物种、人口增长以及人口冲击。
在楚吉洛时代，松树林滥砍滥伐现象日益严重，而他遇害后的五年中，更是变本加厉。巴拉格尔的禁伐令到了其他总统的任期又松懈下来。虽然多米尼加的农村人口迁向城市与海外从而减轻了对森林的压力，但滥伐现象仍在持续发生。尤其是在靠近海地的边境地区，疯狂的海地人经常从光秃秃的海地穿过国界线砍树制炭或烧林耕地，在多米尼加做垦荒者。2000年，环境保护任务由军队改为环境部来实施，后者的执行能力相对软弱，且经费不足，因此森林保护不及1967年至2000年来得有成效。
多米尼加的海岸线、海洋栖息地和珊瑚礁已经被严重破坏，同时也遭到过度捕捞的威胁。
滥伐引发大量的土壤流失。有人担心土壤流失会造成水坝后面水库的沉淀物堆积，从而影响水力发电。在一些灌溉地区，土壤盐渍化程度也在加剧，例如巴拉奥纳甘蔗种植园。
由于土壤流失造成沉淀物堆积，以及有毒污染和废物倾倒，多米尼加河流的水质如今变得极差。几十年前，多米尼加的河流还是干净的，可以放心地游泳；现在黄浪滔天，根本没法游泳。工厂以及那些住在废物处理设施尚未建设好的城市居民把垃圾和废物倒在河中，河床也因大量采掘建筑材料而遭到严重的破坏。
1970年代起，有毒的农药、杀虫剂和除草剂在西保谷这样富有的农业区被大量地使用。海外的那些生产国已经禁用很久了，多米尼加共和国却还在继续使用这类毒剂。由于多米尼加农业的收入相当丰润，因此政府对这些毒剂的使用也就睁只眼闭只眼。农民们喷洒农药时一般对头和手都不加保护，甚至小孩也是如此。现在，农药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已经有很多详细记载。在西保谷这块富庶的农业地带鸟类几乎绝迹，这一发现让我大受震惊： 如果毒质对鸟类危害极大，那么对人类也会如此。其他的有毒物质来自巨大的鹰桥铁镍矿，它们排放到空中的烟雾在这个国家最大两个城市（圣多明各和圣地亚哥）之间的高速公路上飘移。由于缺乏处理氰化物和酸性废水的技术能力，罗萨里奥金矿不得不暂时关闭。圣多明各和圣地亚哥这两大城市旧车过多，导致能源消耗增加，公共电力系统经常停电，为此许多家庭和企业都备有私人发电机，所以这两个城市终日被烟雾笼罩。（我在圣多明各时，每天都会碰上几次停电。等我回国后，那些多米尼加朋友们写信告诉我这次他们停电长达21小时。）
关于外来物种，近十几年来，多米尼加共和国为了在遭到砍伐和被飓风摧毁的土地上重新造林，引进了一些生长速度比本土的松树林要快捷的外来树种。其中我见到的大都是洪都拉斯松树、木麻黄、几种刺槐树和柚木。有些外来物种长势良好，而有些则没能存活下来。因为部分外来树种很容易得病，不像本土的多米尼加松那样具有免疫力。因此那些重新造林的山坡很可能因为病树再次失去植被。
尽管多米尼加的人口增长率开始下降，但仍预计保持在每年16％左右。
比人口增长更严重的问题是加剧的人均环境冲击力。（这一名词在本书的后面章节还会提及，意指平均每人的资源消耗和废物生产： 第一世界人民的人均环境冲击力要高于现代第三世界或过去社会的人民。一个社会的总环境冲击力等于平均环境冲击力乘以人口数。）境外旅游、国内观光和电视使多米尼加人明显体会到波多黎各和美国的高生活标准。在多米尼加，商品广告牌比比皆是，城里热闹的十字路口到处可见卖手机配件和唱片的街头小贩。多米尼加正在加速成为一个消费主义盛行的国家，但这并没有得到本国当前的经济和资源的支持，而是部分依靠在国外工作的多米尼加人寄回国的收入。所有那些买入大量消费品的人同时也在丢弃大量的废物，从而使城里的废物处置系统难以负担。你可以看到河里堆满了垃圾，还有公路、街道和乡村也惨不忍睹。一个多米尼加人对我说：“这里的世界末日不是地震或飓风，而是被埋在垃圾下。”
多米尼加的自然保护系统能够对上述威胁进行直接防御，除了人口增长和消费冲击以外。这是一个综合全面的系统，包括74个保护种类（国家公园、海洋保护区等），覆盖三分之一的陆地面积。对于一个小型的人口稠密的，平均收入只占美国的十分之一的穷国而言，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壮举。此外，保护系统这一成就并非由国际环境保护组织促成谋划的，而是多米尼加非政府组织完成的。
我与多米尼加三个这样的非政府组织交谈过，它们是圣多明各科学院、莫斯克索佩罗基金会和大自然保护协会圣多明各分部（我接触到的组织机构中只有最后一个国际组织的分支机构，而非土生土长的产物）。这些组织的工作人员毫无例外都是多米尼加人。相形之下，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印度尼西亚、所罗门群岛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我通常看到都是由国外科学家处于重要位置，担任访问顾问。
未来
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未来会是怎样一幅景象呢？保护系统是否能挺过当前的种种压力？这个国家有希望吗？
许多人包括我的多米尼加朋友们对这些问题又是众说纷纭。环境悲观主义者的论据是保护系统无法再回到巴拉格尔的铁腕保护之下，这几年资金投入不足、政策力度不够，总统们也鲜有关注，有几个还试图缩减保护区范围或将土地拍卖。大学里在这一领域成就杰出的科学家屈指可数，因此无法培育出未来的栋梁。另外，政府对科学研究的资金投入也相当少。我的好几个朋友担忧多米尼加的自然保护系统很可能只是纸上谈兵。
然而，环境乐观主义者的主要论据是国内不断增长的、组织完善且由下至上的环境保护运动，这在发展中国家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他们愿意也有能力向政府挑战，我有几个在非政府组织工作的朋友因此被投入监狱，释放后愈战愈勇。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环境保护运动与我所了解的其他国家一样坚定有效。因此多米尼加与其他国家的环境保护系统命运最终如何，可用我一位朋友的话来形容：“赛马奔跑如风驰电掣，后果无法判断。”在多米尼加，无论是环境所面临的威胁还是环境保护运动的反威胁都在不断壮大，我们无法预测最终的结果。
同样地，大家对多米尼加经济和社会的前景意见不一。五位多米尼加朋友对此持极度悲观的态度，认为完全没有希望。他们对近几任政府的所作所为倍感失望，腐败无能，一味朋党勾结，近年来出现数次经济倒退的现象。这些现象包括原先占主要地位的蔗糖出口市场全面崩溃、货币贬值、自由贸易区出口商品的竞争优势不敌其他低劳工成本的国家、两家主要银行倒闭、政府一面债台高筑一面又花费无数。消费主义盛行，但远超过国家能够支持的程度。我的一位最消极的朋友认为，多米尼加共和国正朝着绝望的海地向下坡滑去，速度甚至比海地当年还要快： 海地的经济衰退持续了一个半世纪，而多米尼加共和国却在几十年里就面临崩溃的威胁。如此一来，多米尼加的首都圣多明各将会和海地的首都太子港一样穷困潦倒。在太子港，大多数人居住在生活标准低于贫困线的贫民窟，缺乏公共设施；而有钱人却在城外的别墅里饮葡萄酒。
这是多米尼加最糟糕的景象。其他朋友则认为40年来他们看着各届政府如走马灯样地变换，当前政府确实腐败无能，但到下次选举他们肯定会下台，所有下届总统的候选人看上去似乎都比本届来得强（事实上，在这次交谈的几个月后，当前政府确实落选了）。认为多米尼加拥有美好前景的最主要事实是这是一个小国，环境问题人人都看得见。同时这也是一个“面对面的社会”，政府外有知识的私人个体如果有想法可以找政府官员，这点与美国大不一样。最重要的可能是多米尼加是一个具有弹性的国家，在比当前更严峻的历史形势下都生存了下来。它承受过海地22年的占领，其后从1844年到1916年、从1924年到1930年接连不断地被腐败无能的各届总统统治，此外从1916年到1924年和1965年到1966年又被美国军事占领。随后由世界近代史上最邪恶最具破坏性的独裁者之一楚吉洛领导重建达31年。从1900年到2000年，多米尼加共和国所遭遇的社会经济变迁比新大陆任何国家都更大起大落。
由于全球化，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未来趋势不仅影响到多米尼加人，还将涉及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600英里外已成为100多万多米尼加人家园的美国。纽约目前拥有世界上第二多的多米尼加人，仅次于多米尼加的首都圣多明各。加拿大、荷兰、西班牙和委内瑞拉也有大量的多米尼加人。1962年，美国已经尝过伊斯帕尼奥拉岛以西加勒比海国家古巴所带来的威胁，因此多米尼加共和国能否成功地解决这些问题对美国而言尤为重要。
海地的未来又是如何呢？它已是新大陆最贫穷、人口最多的国家，但人口仍以每年接近3％的速度增长，整个国家在变得更贫穷，人口问题更为严重。海地不但贫穷，自然和人力资源也极端匮乏，很难看到有任何改善的迹象。如果有人想通过外部世界，借助国外援助、非政府组织的行动和私人的努力，但海地甚至缺乏有效利用外部援助的能力。例如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在海地投入的资金是多米尼加共和国的7倍，但海地由于缺乏人才和有能力的组织，因此所获甚微。我问每个熟知海地的人关于这个国家的前景状况，答案千篇一律为“没有希望”。其中大多数人是的的确确看不到一丝曙光，小部分认为还有点希望的人也承认他们只是少数群体，这些人的理由是海地目前的森林保护区虽然很小，但还是有重新造林、扩大森林面积的可能，以及国内两大农业带所生产的粮食至少还有剩余用以供应首都太子港和北部海岸旅游区的游客。另外，海地最可观的成就是废除军队，却没有陷入分裂叛变和地方武装运动的沼泽中。
就像全球化使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未来与其他国家的利益息息相关一样，海地的一举一动也影响着世界各国。其中包括对生活在美国、古巴、墨西哥、南美、加拿大、巴哈马群岛、小安的列斯群岛和法国的海地人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伊斯帕尼奥拉岛上的“全球化”，两个国家休戚相关。在国界线附近，海地人们都去多米尼加打工，至少能填饱肚子，并带回几块柴火。还有一些海地的垦荒者试图滞留在多米尼加边境务农谋生，哪怕土地贫瘠到多米尼加的农民根本不屑一顾。在多米尼加的海地人有100多万，大都为非法移民，前来追求更好的经济条件和土地资源，尽管多米尼加本身也是一个穷国。因此100多万在国外的多米尼加人正好与这100多万在多米尼加的海地人相抵。如今，多米尼加境内的海地人已经占人口数的12％，从事着许多多米尼加人不愿意做的低工资高强度的工作，特别是当建筑工人，还有就是做天天弯腰砍甘蔗的农民、在旅游景点当门卫或者骑自行车送货。多米尼加的经济利用了这些廉价的海地人，但无法为他们提供教育、医疗保健和住房。在多米尼加的海地人和多米尼加人不仅经济条件不同，文化也不一样： 讲不同的语言、穿不同的衣服、吃不同的食物，从外表看上去也不一样（海地人的肤色更黑，更像非洲人）。
听完多米尼加朋友对海地人在多米尼加处境的形容后，我不禁惊讶他们与在美国的墨西哥等南美国家非法移民处境上的相似性。我听到许多这样的话：“多米尼加人不愿做的工作”、“工资少，但怎样都强过在他们自己的国家”、“这些海地人把艾滋病、肺结核和疟疾都带来了”、“他们讲的话和我们不一样，看起来也比较黑”，以及“我们没有义务也没有能力为非法移民提供医疗保健、教育和住房。”在这些话语中，我只要把“海地”和“多米尼加”换成“拉美移民”与“美国人”，就变成典型的美国人对拉美移民的态度。
照目前来看，多米尼加人离开本国前往美国和波多黎各发展，而海地人则到多米尼加来。在多米尼加的海地人正在成为不断壮大的少数群体，就像美国许多地方“讲西班牙语的人”（例如拉美人）在不断增多。这对多米尼加来说，海地能否解决自身问题变得尤为重要，就像拉美能否解决自身问题对美国息息相关一样。对多米尼加共和国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