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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妄图抓住西方科学的片段来掩饰佛教的非科学性。前者著有《佛教活论》，后者著有《宗教哲学骸骨》。
至明治后期，开始介绍西方哲学原著，如木村鹰太郎的《柏拉图全集》五卷等。还出现了专著，如波多野精一的《斯宾塞研究》等，同时由于哲学逐渐成为知识分子的一种教养，出成了许多哲学概论书，如桑木严翼的《哲学概论》（明治35）。有一部分人不满足于西方哲学，潜心研究印度哲学和宗教学，于是出现了村上专精的《日本佛教史纲》（明治31年，有商务印书馆的中译本，）、境野黄样的《印度宗教史》（明治38）、高额武次郎的《老庄哲学》（明治42）、姊崎正治的《宗教学概论》（明治33）、加藤玄智的《东西比较宗教教史〉（明治36）等。此时儒教思想特别受到尊重，恢复了德川时代的释奠（祭孔），设立了孔子祭典会。这个时期心理学和美学从哲学中独立出来，出现了日本最早的心理学家元良勇次郎（1858—1912）和美学家森林太郎（鸥外）、高山林次郎（梧牛）。
二、经济学
随着日本的开国，出现了贸易通商问题。当时除本多利明那样指出贸易重要性外，一般人都抱着历来的贸易有害无用论，认为日本是能够自给自足的富国，外国都是穷国，到日本贸易是想掠夺日本的有用之财。针对这种思想，首先是福泽渝吉做了许多启蒙工作，后来他的同学神田孝平写了《农商辨》（1861），竭力主张商工立国。神田还译了埃利斯（w．Ellis）的《经济小学》，这是日本最早的经济学入门。
明治政府成立后，日本人对贸易的反感还没有消除。于是加藤弘之写了《交易问答》（明治2），起到了启蒙的作用。当时信奉正统学派经济学的交换论，即交换是互相得利，若自由竞争，双方生产最得意的产品，双方均能以最低的价格购进最好的东西。这是自然的规律，既是国内交换也是国际交换即贸易的真理。主张自由贸易的美国人韦兰特（Wayland，1795—1865）的《经济学要论》首先被介绍过来，福泽渝吉的《收税论》（明治2，收于《西洋事情》卷一）和福地源一郎的《官版会社辩》（明治4）是抄译此书的。＇注13＇其次美国经济学家佩里（A．L．Perry，1830—1905）的《理财原论》被绪方正、川本清一等分别翻译过来。此外，福赛特夫人（Millicent Garret Fawcett1833—1884）的著作被林正明译为《经济学入门》出版（明治6年），后又被水田健助译为《宝氏经济学》出版（明治10）。被翻译过来的著作大多是正统学派的，而且还停留在启蒙的或教科书的阶段。
至明治10年代，自由主义经济学所起到的启蒙作用已经结束，现在认为经济学在于发现自然规律的人也不得不认为经济学的规律因时间和地点而异了。早在1971年（明治4年），若山仪一发表了《保护税说》，非难自由贸易。1974年（明治7）杉亨二在《明六杂志》发表了《贸易改正论》，主张在入超和金银外流的情况下，应该采取保护贸易。1977年（明治10）保护贸易论的先驱若山仪一出版了《自由交易穴探》一书，列举自由贸易的缺点加以攻击。接着犬养毅（1855—1932）创办《东海经济新报》，主张保护主义。与此同时，美国保护贸易论者凯里（H．C．carey）的著作被译为《圭氏经济学》出版。
至明治中期，保护贸易论占压倒的优势。此时正统经济学的介绍逐渐趋向专门化，亚当。斯密的名著《因富论》被译成日文（明治17—21）。现在日本人自己的经济学也成长起来，天野为之（18660…1938）写了《经济原论》（明治19）。此书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不断再版。这个时期财政学也发达起来，出现了日本财政学的先驱田尻稻次郎（1852——1923）。
明治后期日本资本主义形成，甲午战争后日本经济出现了所谓战争景气，但同时出现了许多经济问题（如农业问题、工人问题）。对于新的问题，自由主义经济学不能解决，于是移植德国新历史学派的经济学＇注14＇。和田垣谦三（1860——1919）是第一个介绍这一派经济学的人。其次是金井延（1865—1933）。他们面对现实，关心社会问题，模仿德国组织了日本的“社会政策学会”，企图利用德国的方法来解决劳资对立问题。当时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说被称为新经济学，和正统学派的理论对抗。金井延用这一学派的方法论写了《社会经济学》（明治35），福田德三（1874—1930）写了《日本经济史论》（明治33）。福田还和其师布连塔诺（L．Brentano；1844…1931）合著《劳动经济论》，主张制定工厂法。
明治末期至大正时代，由于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给其本身提供了许多经济问题，还因欧美各国经济理论的发展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展开，给经济学带来新的课题。1902年（明治35）金井延发表了《经济学研究方法》，主张站在社会政策的立场上来研究经济，要重视按照人类意志的改革，不要把重点放在历史研究上。这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出现了月本的西方经济学者研究日本的经济论著，如河上肇的《论德川时代的经济学说》（明治36）等。关于社会主义的研究，日俄战争前后蓬勃开展起来，出版了许多著作。如安部矾雄的《社会主义论》（明治36），片山潜的《日本的劳动运动》（明治34），西川光次郎的《卡尔？马克思》（明治35）和《社会主义全集》（明治35年），幸德正水的《社会主义神髓》（明治36年）。其中《社会主义神髓》最为杰出，它没有详述马克思经济学，只从剩余价值这方面来阐述社会主义的必然性。
三、法 学
德川时代日本的律法大致是习惯法，基本上是道德法，而明治政府的律法基本上采用自然法（基于人性之法）。最早将自然法介绍到日本的是文久年间（1861—1863）留学荷兰的西周和津田真造，然而对自然法学说移植到日本最有贡献的却是巴黎大学教授鲍杀那德（G．E．Boisspmade，1825—1910）。以1870年（明治3）箕作膀
详的《法兰西六法》为始，许多法国法学派的书籍被介绍过来。与此同时，英国法学派的著作也被介绍过来，该派奥斯丁（J．Austin，1790—1859）著作被大岛贞益译作《豪氏法学讲义节约》出版（明治13年）。明治初期，司法省法学校的法国法学派和东京大学的英国法学派对立，它具体表现在著名的商法延期实施的争论。当时法国人编的民法和德国人编的法国式商法公布后，商业界对千余条的商法不满，提出延期实施。英国法学家主张延期，法国法学家主张坚决实施。结果帝国议会决定，商法民法一律延期实施。
明治中期，法国法学派的学者发表了许多著作，如深野达的《法国民法约说》（明20年）等。英国法学派的学者也不示弱，土方宁发表了《英国契约法》（明治20年），增岛六一郎发表了《英国诉讼法》（明治20年）。正在两派对峙之间，出现了德国法学派，德国法学权威狄伦堡（H．Dernburs，1829—1907）的著作被副岛义一等译作《德国民法论》出版（明治32）。由于德国的政治制度与日本相似，明治政府当然抛弃英国法和法国法，而采用德国法了。德国法成了日本法学的规范。＇注15＇1893年（明26年）成立的法典调查会所编纂的法典，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是德国法。钦定大日本帝国宪法模仿德国宪法是其一例。新民法和商法既不采用法国法也不掺入英国法，纯粹是德国法的继承。
明治后期德国法学占压倒的优势。当时统治德国法学界的所谓注释法学和概论法学也在日本法学界流行起来，同时还想探索法制的渊源，对罗马法和日耳曼法进行研究。1913年（大正2年）帝国学士院出版了《查士丁尼皇帝钦定罗马法学提要》（末松谦澄翻译）。日本最早研究罗马法的是春木一郎（1870一1944），研究日耳曼法的是中田蒸。由于国家主义的兴起，此时日本法制史和中国法制史的研究也发达起来，出版了许多著作，如中田嚣的《日本庄园的系统》和浅井虎夫的《中国法制史》等。日俄战争以后，国际法也被重视起来。当时国际法专家是京都帝大教授千贺鹤太郎（1857…1929）和东京帝大教授立作太郎（1874—1943）。前者著有《国际公法要义》（明治42），后者著有《内乱和国际法》（明治45年）。
四、史 学
明治初期的文学界仍是封建史学占统治地位。1869年（明治2年）明治天皇效令三条实美太政大臣复兴修史事业；同年设史料编辑国史校正局。1877年（明治10）设立修史馆，决定编纂《大日本编年史》，同时编修以天皇为中心的《复古记》、《皇亲谱》等。但此时所编的史书，无论观点和体裁仍都是封建史学那一套，所不同的，过去是以武家为中心的历史，现在是以皇室为中心的历史。然而，在文明开化的浪潮中，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也受西方文学的影响。明治初年翻译了许多欧洲通俗历史著作，满足了启蒙运动的需要。后来基佐（G．Guizout，1768—1874）〈欧洲文明史》、波克尔（H？T？Buckle，1821—1863）的《英国文明史》和米涅（F？A？M？Mignet；1796—1884）的《法国革命史》等西方史学的著作被翻译过来。西方文明史学是英法资产阶级的进步史学，它认为人类历史是从未开化、野蛮到文明的无限进步的历史过程，摆脱了宗教对历史的束缚。在西方文明史学的影响下，日本史学界已不满足旧式编年体或列传体的封建史学，而试图用史论体的文明史观来实证人类的展和文化的进步了。于是日本的文明史学应运而出，出现了以西方文明史论来写日本历史的著作，开拓了新的历史领域。明治10年以后出版的文明史或开化史有：田口卯吉的《日本开化小史》（明治10）、北川藤太的《日本文明史》（明治11）、渡边修次郎的《明治开化史》（明治13）、藤田茂吉的《文明东渐史》（明治17）、福田久松的〈大日本文明史略》（明治24）等，其中《日本开化小史》特别著名，田口卯吉在该书序言中说：“史家之辛苦不在于收集历代的许多情状，仅在于究其情状之本源。”
1886年（明治19）德国人利斯（L？R？Riess，1861—1929）来日创设东京帝大文学院史学科。利斯将兰克（L？Von？Ranke，1795…1886）忠于史实的方法论传到日本，从而日本史学界接受了兰克派的德国史学，强调历史的客观研究，主张通过原始史料的考证来究明历史的具体面貌。德国历史学派的这种考证主义与明治政府的政治思想相吻合，便以它作为官方史学的目标，并决定停止编撰〈大日本编年史》，以东京帝国大学国史科和史料编纂所为中心，进进编辑史料。结果编成《大日本史料》、《大日本古文书》、《国史大系〉、《续国史大系》等大部头资料性著作。终于实证史学压倒文明史学，成为日本史学的主流和正统。
至明治20年代，史学界不满足于以前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史研究，开展了文化史和经济史的研究。于是出现了文化史学和社会经济史学。文化史学是把历史研究的对象从政治扩大到社会和文化，探索人类的精神世界。津田左右吉的《神代史的新研究》是文化史学的代表作。它否定神代史，认为是后世人伪造的，粉碎了天皇制的传说。社会经济史学则以经济为研究对象，满足了当时日本经济发展的需要。社会经济史学比较接近客观历史本来面貌，以丰富的社会经济资料证实人类社会的共同规律，为无产阶级文学的诞生创造条件。当时出版的经济史学著作很多，著名的有栗田宽的《庄圆考》（明治21）、滨田健次郎的《日本古代通货考》（明治21）、获野 由之的《日本财政史》（明治23）、苦沼贞风的《大日本商业史〉（明治25）等。
甲午战争以后，东洋史研究发达起来。日本人开始用西方史学方法论来研究中国史，并取得一定的成果。田口卯吉的《中国开化小史》（明治21）是抛弃旧的儒学史学观，用文明开化史观来叙述中国历史的先驱作品。那河通世的《中国通史》（明治21）也是用近代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史概论的名著。此外，白鸟库吉对中国北方民族及东西交通史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注16＇
明治后期，日本史学界为配合政府侵略大陆的政策，对东洋史进行广泛研究，出版了许多著作。在概论方面，有高桑驹吉的《东洋大历史》（明治38）、市村成次郎的《东洋史要》（明治45）等；在专题史方面，有林泰辅的《朝鲜通史》（明治45）、白乌库吉的《满洲的过去及将来》（明38）和《肃慎考》、那河通世的《台湾、朝鲜、满洲史研究入门》（明治33）等；关于蒙古史，有白鸟的《蒙古民族起源》（明治40）、内藤虎次郎的《蒙文元朝秘史》（明治42）、多桑（Dohsson；1780一1855）的《蒙古史》（明治24，田中萃一郎译）；关于中亚史，有白鸟的《乌孙考》（明治33）等。第三节 文学艺术
一、文 学
明治时代是日本旧文学向近代新文学转换的时代。明治初期流行的翻译小说，为其后新文艺理论的介绍作好准备。从翻译到创作，出现了政治小说；如说明白由民权真话的寓言《蝴蝶纪谈》（田秀成，1882），以友以立宪政治确立为理想的《雪中梅》和《花间莺》（末广铁肠，1886—1888）。这种写实风强烈的小说形式，代表了文学革新思想的一个方面。翻译小说和政治小说的出现，可以说是日本近代新文学的前奏。
1885年（明治18）出版了坪内逍遥的《小说神髓》。此书题名虽为小说，实际内容却是一部系统的文学理论著作。＇注17＇为明治新文学的理论奠定基础，促进了明治新文学作品的诞生。此时还出现了长谷川如是闲、二叶亭四迷的〈别林斯基艺术论》等文艺理论作品。至20年代，坪内逍遥所提倡的写实主义，由以尾崎红叶为核心的砚友社一派的作品表现出来。砚友社的著名成员有尾崎红叶、石桥思案、山田美妙等。红叶的作表作有《二个比丘尼的色仟悔》，思案有〈处女女〉，美妙有《武藏野》。这个时期除砚友社的写实主义作品外，还有幸田露伴的理想主义作品（如《风流佛》）和森鸥外的浪漫主义作品（如《舞姬》）。明治中期是新诗或新体诗的成立期，出现了最早的新诗《新体诗抄》（1882）。当时由于国粹主义兴起，出现了和歌的改良和诽句的革新运动。
明治30年代，以《文学界》杂志为中心，浪漫主义文学论兴起。其代表人物为北村透谷和高山得牛。他们反对砚友社一派等脱离人生的、享乐的艺术至上主义和低级的功利主义文学观，倡导文学的人生意义。与此同时，法国左拉的自然主义被介绍过来，岛村抱月是日本最早从理论上阐明白然主义的人。此时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进一步发展，杰出的浪漫主义作品有：泉镜花的《夜行巡查》（明治26）和〈外科室〉（明治26），川上眉山的《雪折竹》（明治23）和〈书记官〉（明治28），广津柳浪的《变目传》（明治28）和《黑蜥蜴》（明治28）。杰出的写实主义作品有：尾崎红叶的《心之涸》（明治27）和《金色夜叉》（明治30），幸田露伴的《风流微尘藏》。这个时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主义小说的出现。矢野龙溪的《新社会》，白柳秀湖的《黄昏》和《泽夫日记》，以及小川煌村的《劳动问题》都是反映社会主义运动的作品。当时杰出的社会主义小说代表作家木下尚江，用热血沸腾之笔，以日本初期社会主义运动的苦斗为背景，描写当时青年的苦闷和呼声，在明治文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尚江的代表作是《火柱》（1904）和《良人的自白》（1904），前者阶
级斗争意识强烈，后者反映着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如妇女解放、财富罪恶、土地私有等。30年代是日本新诗和短歌的繁荣时期，诗坛出现了许多有才华的新秀，浪漫抒情的诗风成为诗坛的主流。
日俄战争前后开始大量介绍欧洲近代文学，翻译了许多西方文学名著，特别俄罗斯文学作品，如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秋骨译，明治42），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内田不知庵译，明治26），托尔斯泰的《复活》（内田译，明治39）等。此时自然主义文学兴起，产生了小栗风叶、国木田独步、德田秋声、田山花袋等自然主义作家。明治末年自然主义衰落，新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白桦派取而代之。新理想主义的代表作家是夏目漱石（著有《吾辈是猫》、《伦敦塔》、《矿工》等）。白彬派的代表作家是武者小路实驾（著有《实心眼的人》、《芳子》等），志贺直哉（著有《到网走》、《和解》等）等。
大正后期，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产生了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详见本卷第十一章第四节《两次大战之间的日本文化》。
二、音 乐
近代日本音乐分为国乐和洋乐。国乐即日本的传统音乐，洋乐即近代西方音乐。明治后的近代日本音乐，最重要的是洋乐的移植。它不是出于音乐本身的要求，只是为了军事和政治的需要。洋乐传来后，国乐和洋乐在感觉上发生根本的矛盾。日本近代音乐史就是这种矛盾的扩大和克服的历史。
洋乐早在德川时代以前就随着天主教传到日本，那时的洋乐是教会音乐。1853年（嘉永6）美国舰队司令培理来日时，军舰上有二组军乐队，日本人首次听到了军乐。当初传入日本的军乐队不是吹奏乐队，而是鼓笛队。明治维新时，大藩几乎都用鼓笛队，至1869年才变成吹奏乐队。基督教使用的赞美歌对洋乐的普及也起
了很大作用。
1872年（明治5）文部省颁布学制，规定小学要唱歌，中学要奏乐。东京女子师范学校最早实行唱歌教育。该校设音．乐科，培养音乐师资。1878年（明治11）留美的伊泽修二（1851—1917）任东京师范学校校长，致力于音乐教育。1879年（明治14）文部省内设置“音乐取调挂”（即音乐调查课，东京音乐学校的前身），伊泽任课长。1880年（明治13）音乐取调挂正式招收传习生，学习洋乐和国乐。1887年（明治20）音乐取调挂改为东京音乐学校，直属文部省。1881年（明治14）出版了《小学唱歌集初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