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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黑正岩《农民起义年表》统计；天保14年时间，农民起义每年平均为11．21次，其中1833年56次，1836年67次。规模大者有：天保2年（公元1831年）长州藩农民反对“国产会所”＇注53＇的暴动；天保4年（公元1833年）姬路藩7000农民反对米价高涨的暴动；天保5年（公元1834年）陆中、陆奥的八户领6000农民要求减轻租税反对重税的斗争（强诉）；天保7年（公元1836年）甲州郡内因歉收米价高涨，农民掀起暴动。暴动从7月开始，起义农民手持武器，捣毁粮店、典当、绸缎庄、布庄等500所，参加起义的农民达1．8万至1．9万人。
天保13年（公元1842年）近江起义规模最大，4万农民反对清丈土地，手持竹枪、镰刀进行战斗。幕府勘定（财务官）市野茂三郎最后被迫答应延期清丈。当统治者质问农民为什么暴动时，农民答道：“为免遭非命……披星戴月，日夜勤耕，还不足以养父母妻子。几年来，一再丈地，更陷于穷困，今又来清丈，若听之任之，只有饿死一途。”＇注54＇可见农民对官府的掠夺，已到无法忍受的地步。
四、大盐平八郎的暴动
在城镇，市民的斗争也高涨起来，其中最重要的是天保8年（公元1837年）大坂大盐平八郎领导的暴动。
公元1836年饥荒时，大坂因粮荒米价飞涨。幕府不仅不采取措施，反与奸商勾结，鱼肉人民。原为大板东町奉行所“与力”＇注55＇的大盐平八郎（公元1793年—公元1837年）挺身发动了震撼全国的市民暴动。大盐是当时著名的阳明学者，曾设“洗心洞”塾，以知行合一说授徒；天保元年（公元1830年）辞“与力”职，著述《古本大学刮目》及《洗心洞记》。
天保7年（1836）饥荒时，大盐不忍睹人民痛苦，曾建议大阪东町奉行迹部良粥采取措施救济贫民，道拒绝；又劝说富豪鸿池等，都无反应。愤慨之余，决心发动起义。
公元1837年2月，为救济贫民，大盐尽售藏书，赈济大扳附近33个村1万户贫民，每户1朱＇注56＇。同时要求农民看到天满（大盐住地）起火时，立即来援。在这之前，大盐还曾在粮荒时给渡边村部落民小头目50两救济金，约他在天满起火时，立即率村民来援。
大盐于1836年底草拟一篇檄文，用木版印刷，准备起义时散发、檄文以“四海穷困，天禄将终，小人治国，灾害并至”开始，揭发幕藩苛敛诛求，官吏腐败，人民涂炭。特别在天灾时，不推坐视不救，反而将粮食运往江户，并操纵米价，大扳府尹滥捕购米升斗之民，纵容奸商贪官挥霍无度。“为天下计，我辈甘冒灭族之祸，结集合志，诛殃民之官吏，戮骄奢之富商，发其窝藏之金银粮米，散于无田少田之人。”并号召各地农民“火速来板，起用有才能者入伍，共惩无道，减轻租役，重建纪纲”。最后号召农民尽毁记录贡役账册，以救穷困。檄文末尾是：“致摄（律）、河（内）、（和）泉、播（磨）各村庄屋、年寄、百姓及小前百姓”＇注57＇等下层村全及贫农们。封皮上写“发至上天降生的各村小前百姓”。他们都是受压迫最深的阶层。大盐
要求摄津葱生村和大扳渡边村的部落民（贱民）参加起义，充分说明起义是一次下级武士领导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联合的反封建斗争。
起义原定于天保8年（公元1837年）2月19日下午4时举行；但大盐弟子平山助次郎竟在17日夜半向东町奉行所告密，大盐得知，决定立即起义。当时形势显然不利于发动，如：檄文尚未发出，近郊农民不能赶到，但大盐只有这条路可走。
19日清晨，大盐在院内树立“救民”大旗，放火烧毁自宅，向近郊农民发出烽火信号，率队冲向街头。这时，起义队伍约百余人，大部分是洗心洞塾生和一部分农民。当队伍到达大阪繁华区船场时，已增加到五、六百人。
起义者沿途放火，捣毁素为人民痛恨的“与力”、“同心”的家宅和巨商、粮商如鸿池、天王寺屋、平野屋、三井、岩城升屋等的店宅，钱谷散满街道，任贫民取走。大火烧到余二天夜晚，毁房3000多家，占全市居民区面积的五分之一。午后，起义队伍与东町奉行迹部良弼、西町奉行喾利坚率领的镇压军展开巷战。这时，近郊农民既无法联系，起义队伍孤军作战，到下午4点，终于失败。志士们大部分被捕或自杀。40天后，潜伏在大阪商人家的大盐父子也被发现。3月28日，在捕吏包围中放火自杀。＇注58＇
暴动后，各地斗争蜂起，公元1937年4月．备后国（广岛县）三原郡爆发了起义。起义者打着大盐弟子的旗号，跟广岛藩军激战。同年6月，越后国（新泻县）柏崎又有自称大盐弟子的国学者生田万，散发檄文，掀起暴动，攻打幕府代官的邸宅。7月，摄津能势、川边、丰岛三郡2000农民发动起义。这些暴动都对准了幕府官吏和特权商人。只是由于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前朗无产者还不成熟，反封建的意识处于朦胧状态，没有明确的政治理想和行动纲领，因而起义仅一天内被镇压。但由于事件发生在全国商业中心大坂，下层人民的领导者又是负责维持幕藩体制的原任与力和阳明学者，暴动后各地还不断起义响应，所以提高了运动的政治意义。它敲响了幕府统治的丧钟。
五、水野忠邦的幕政改革
以大盐起义为最高潮，公元1830年以来的农民起义和市民暴东，动摇了幕府的统治基础。天保12年（公元1841年），浜松藩主水野忠邦任幕府老中首席，为挽救危局，于天保12至14年（公元1841年—公元1843年），对
幕政进行了改革——天保改革。天保改革的主要内容是：
1．厉行节约，禁止奢侈。命令节减经费，取缔着用贵重服饰，买卖高级食品。虽然也要求大名、旗本和商人，其实主要为对付农民，住房三餐也迫令遵守农家古俗。在城市借口矫正风俗，审查出版物，处罚文艺作者柳亭种彦、为永春水等。对武士奖励武艺，振作士气。
2．控制城市人口，下“归农令”。由于饥荒流入江户的农民，几占总人口30％。为此，规定除经常营业和有妻子者外，一律回乡。限制农民充当工人，降低雇农工资，其目的在加强自然经济，巩固小农经营。农村阶级分化已难抑制，法令只在阻止失地贫农转向工资劳动者，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
3．解散特权行会（“株仲间”）。各地物产运往江户，不必通过特权行商，承认村吏、地主等兼营商品生产者的批发行自由买卖，把农民的商品经济重新纳入自己的封建统治下。
4、整顿财政。幕府因奢侈浪费，每年财政赤字达50万两，只靠铸劣币弥补。同时，折半减免大名、旗本欠幕府的债款，或重新借钱给他们还札差的债。另一方面，对町人课重税，以挽救政府财政。
5．上知令。天保14年（1843），为加强幕府统治，下令大名与旗本在江户四周10里、大板5里方圆的领地（知行地），收归幕府直辖。这一范围内的诸侯，转封他地。
嘉永4年（公元1851年）；幕府下令恢复特权行会，这是新兴商人也可加入，性质也变化了。他们已不专靠封建权力保护，而根据本身经济要求，改变政治结构。由此，为维新的经济准备了条件。
天保改革完全是按照享保、宽政改革，实行违反经济发展规律的复古保守政策，因而都不能达到目的。反之，同一时期采取了现实主义路线的萨、长等西南各藩的改革则获得成功。
六、藩政改革和强藩的兴起
和幕府的天保改革相反，一些经济先进地区的大名，统制并利用领内农村商品生产的收益，加强藩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此后，活跃于幕末维新时期的强藩，就是以这种改革的成果为背景的。
长州藩。天保2年（公元1831年），长州的防府（山口县东南部）地方爆发了10万多人的大起义，波及全藩。他们反对国产会所，要求生产和经营自由，改革农村自治，具有反封建的倾向。起义者捣毁富商、材吏的住宅，斗争不断向各地展开。公元1837年受大盐暴动影响，又爆发大起义。公元1832年藩主起用村田清风（公元1783年—公元1855年），他为补救藩财政亏累，公元1840年利用獭户内海活跃的贸易，设“驳船货站”于下关，用高利贷给通过的商船作资金，以牟取利润。组织特权行会，垄断藩内生产。为救济贫困武士，其债务由藩承担，采取37年分期归还的强硬措施。因此，村田改革仅2年多，他就在商人强烈反对声中辞职（公元1843年）。但长州藩得以脱离困境是由于以后藩政仍继承村田的方针进行之故。＇注59＇
萨摩藩。全藩武士多达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大部分是直接统治农民的乡士，封建势力在西南强藩中最占优势。萨摩（今鹿儿岛县西部）地多火山，农产缺乏。调所广乡（公元1776年—公元1848年）进行改革，首先将欠三都商人的500万两以每年千两还4两，分250年还清，实行和赖债一样的手段。欠藩内富豪的债务，则将他们提升为武士，使放弃债权。在整理债务的同时，积极增加收入。萨摩藩早就强迫琉球、奄美三岛农民种甘蔗，专卖产品中，以糖获利最大。琉球贸易构成萨摩藩特殊的财源，同时参加以大坂为中心的全国市场，使封建经济有了适应新经济形势的一面。
佐贺藩。藩主锅岛正直（公元1814年—公元1871年）早就加强西式军备，登用人才，奖励文武，励行俭约，限制商品流通，制止豪农与高利贷的中间剥削，加强藩的商业活动。为防止农民分化，田租3年问只许收
三分之一。藩领则停付佃租债息。
土佐藩，紧缩财政，下令降物价2至5成，解散了影响涨价的特权行会13种。禁止农民商人化及商人的地主化，不准商人置地，并征收町人富农的土地，分给贫农，实行类似均田的制度，显然是维持自耕农的政策。
综观以上天保年问西南诸藩的改革，凡是成功的，都是提高商品生产，加强专卖制，统一藩内市场的。而只采取封建守旧、剥削农民政策的水户等藩就失败。当时被迫依赖三都中央市场，本藩市场又为三都特权商人所掌握的藩，由于厉行藩的专卖制，便能对中央市场采取独立行动，显示领主在幕藩体制中的自主性。有些藩则实行各藩问的贸易。这些藩国经济的独立是通过应付民族危机进行的军事改革即富国强兵政策、加强政治地位而取得的。为实现这些改革，上级武士显已不能发挥作用，必须起用长于理财和近代军技术的先进人才。由此下级武士和豪农出身、熟谙经济的知识分子，逐渐参与藩政。藩的封建专制强化成为与幕府独立的新势力，幕府的势力削弱。这就是西南强藩在维新运动中日益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的原因。
第五节 德川后期的文化
一、德川时代的教育
德川时代以前，学校教育衰落，武士只能在家庭或寺院里受教育。如前所述，德川中期以后学术思想昌盛，学派林立，学校教育也随着发达起来。不用说武士受高水平的教育，就是平民识字也越来越多。据不完全统计，德川末期在男子中有40—50％的人识字，女子中有15％的人识字。＇注60＇
因身份等级制的关系，武士和平民所受的教育不同，学校也异。武士的学校教育可分为幕府直辖的学校和各藩设立的藩校。整个德川时代幕府直辖学校有21所，藩校有219所（其中187所是公元1751年—公元1867年设立）。幕府直辖学校以昌平簧（也称昌平板学问所）为代表，前述五代将军纲吉命林罗山之三代孙林凤冈为大学头，后由林家世袭主持这所学校。公元1790年幕府在此发布“禁止异学令”，从此成为专门传授朱子学的最高学府。该校招生对象是幕府的家臣——旗本（上级武士）和御家人（下级武士）的子弟。教学内容有经书、历史、诗文，教科书指定为孝经、四书、五经。不过至幕府末年，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昌平板学问所的课程也进行改革，改为经科、中国史科、日本史科、刑政史科，学生可以自选。昌平簧除江户本校外，幕府直辖领地还设有分校，教育在各地任官的幕臣子弟，如长崎的明伦堂、甲府的征典馆、骏府的明新馆、佐渡的修教馆、日光的学问所等。分校也都以儒学教育为主，由本校派遣教官授课。
当初藩校较少，而且大部分是利用儒家的私塾和藩主的圣堂（孔庙）改建的。德川中期以后各藩竞相设立藩校，为本藩改革培养人才。从而教学内容和方法都和幕府直辖的昌平坂学问所有所不同，进行了许多改革。如萨摩、长州等西南诸藩重视实学，除经、史、诗文外还增设算术、医学、天文等学科，而且打破身份等级制，准许平民子弟入学。
平民的学校教育可分为寺子屋、乡校和私塾。寺于屋是平民子弟的初等学校。镰仓时代由来寺院兼有教育机关的作用，吸收武士、平民子弟入学（“入寺”），学生称为“寺子”。室町末期寺院多教平民子弟。德川中期除寺院外，儒家、浪人、医生、神官、僧侣等也设塾，仍沿用旧名“寺子屋”。寺子屋的课程主要是习字、读书、珠算，教科书用训蒙读物、“往来物”（尺椟文）等，按内容可分为教训、社会、地理、实业等科。寺子屋的开设管理者和教师（师匠），大多数为农、工、商或医生等平民百姓：农村中大多数为村长（庄屋）、村吏等上层分子。寺子屋普及时全国达1．5万所，维新后大部分改为私立学校，成为近代学校的前身。
乡校是农村里的初等教育机关，它和寺子屋不同的是幕府和诸藩直接计划监督设置，或由藩内有权势的人出钱设立，或经幕府藩厅批淮由民间有志之士设立。教育对象是平民子弟，不招收武士子弟。乡校重视道德教育，教学内容主要是读、写、算等日常生活必需的知识。因乡校是公费开办的，开设不多，天保年间（公元1829年—公元1843年）只有13所，寺子屋部有1987所。
私塾大部分是学者出资在私宅开设的高等专门教育设施，因而得名。这里不问身份出身，只要自愿都可以入学，学生年龄一般较大。德川中期以后私塾非常发达。这是由于时人势力兴起，打破了文化教育由领主、豪商垄断的局面。私塾里学风自由，不受拘束，所以极为昌盛，如伊藤仁斋的古义堂有学生3000名。私塾传授的高等专科有儒学、国学、洋学和医学等，按老师的专长和兴趣而设，且培养目标有所不同。如伊藤仁斋在京都开设的古义堂以道德教育为主，以培养“圣人”为理想；获生祖株的蒙园塾以文章为主，培养从事实际研究的学者。此外三宅石庵和中井（上秋下瓦）庵在大阪开设的怀德堂培养町人学者，绪方洪底在大坂开设的适适斋培养西医和各种洋学家，石田梅吉的弟子手岛堵庵在京都开设的明伦舍则培养工商业者，吉田松阴在长州开设的松下村塾多出维新志士。私塾在日本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明治维新后成立的高等学校许多是在私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福泽渝吉在江户设立的庆应义塾，后来发展为庆应大学。
二、德川后期文学艺术的繁荣
元禄时期文艺以京都（上方）为中心，以町人为其主角。享保（公元1716年—公元1735年）时期起，江户日趋繁荣，文艺中心移到江户，市民的享乐气氛吏浓厚起来。作品的文学水平不高，多数是庸俗趣味，但冲破封建理学的束缚，敢于说出人性和市民的心情。甚至把古圣贤和教祖当作讽刺对象＇注62＇，说明时代的转变和历史的进展。
小说方面，前代已见萌芽的风流小说、传奇小说、滑稽小说、言情小说及连环画合订本等，到文化、文政年间（公元1804年—公元1829年）日见繁荣。风流小说＇注63＇，代表作有山东京传（公元1761年—公元1816年）的《倾城买四十八手》（嫖娼四十八着）、《通言总篱》（描写江户吉原名为“总篱”的大妓院街）等，言辞淫秽，没有文学价值。传奇小说＇注64＇，代表作有上由秋成（公元1734年—公元1809年）的《雨月物语》（描写鬼怪）。滑稽小说＇注65＇，描写卑俗，有的也奚落孔孟之道。代表作有十返舍一九（公元1765年—公元1831年）的《东海道中膝栗毛》（《东海道上行脚》）、式亭三马（公元1776年—公元1822年）的《浮世澡堂》和《浮世理发馆》，都以江户时代平民生活为对象。连环画合订本＇注6＇，代表作有柳亭种彦的《邯郸诸国物语》、彦
柴田舍源氏》。言情小说＇注67＇，迎合社会淫靡之风，格调鄙俗。代表作有为永春水（公元1789年—公元1843年）的《春色梅历》、《风月花情春告鸟》。
诗歌方面，自松尾芭蕉之后，诽谐日趋庸俗。到与谢芜村（公元1716年—公元1283年）时，以画家的才能，使徘偕具有诗中有画的风格，虽没有恢复芭蕉的朴素情调，却带有幻想空间。19世纪初，农民出身的小林一茶（公元1763年—公元1827年）在流浪的生涯中，表露了对弱者的同情。
川柳＇注68＇，形似徘句，风格自由，以柄井川柳（公元1718年—公元1790年）的《柳榔》为知名。
狂歌＇注69＇，和以前文雅而好讲理的京都狂歌不同，此时是轻妙洒脱的江户狂歌。代表作家有唐衣桔州、四方赤良、朱乐营江等所谓“三大家”。
戏剧方面，室町时代兴起的能乐，到德川时代已固定化，成为武家的一种仪式，与市民生活隔绝。德川前期流行的歌舞伎，这时在江户更隆盛。著名的伶人有市川团十郎、泽村宗十郎、尾上菊五郎等；关西则有泽村长十郎、中村歌右卫门、濑川菊之丞等。其中卧十郎及歌右卫门的称号，以后成为世袭，直至今天。剧本作者，以这时流行的历史剧作家及伶人鹤屋南北四世（公元1755年—公元1829年）最著名/净琉璃剧本，在竹田出云（公元1691年—公元1756年）以后衰落，近松半二（公元1726年—公元1783年）是净琉璃剧本最后的名作家。
绘画方面，有浮世绘（风俗画）、写生画、文入画（南画）几种。浮世绘是德川后期代御用画派（狩野、土佐）而起的，以町人生活为题材的多彩而写实的浮世绘彩色版画（锦绘、江户绘），创始